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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于2017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90岁。很多人对余光中的印象源于上世纪后期的《乡愁》。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小小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创作《乡愁》时，余光中不过二十余岁。事实上，余先生的乡愁早已贯穿整个人生，整个诗文创作和文艺理论。
“乡愁诗人”的愁在哪？
余光中曾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旧大陆是大陆故乡，新大陆是异国，岛屿则是台湾。他21岁第一次离开旧大陆去岛屿，30岁第一次离开岛屿去美国求学。第一次离开，思念的是大陆；后来，思念的是岛屿；再往后，变成对中国文化一—汉魂唐魄的无限眷恋。
年轻时，余先生因为对外国文化的向往而选择主修外文，又屡次去往美国留学和讲学，美国文学与文化对他影响愈深，但乡愁也像魔豆般在他心底滋长。他日思夜念的故乡，是再回不去的故土，深邃的中国文化，己逝的美好，精神的栖所。
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时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而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他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外文系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余先生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研习，让余先生在中西文学界享有盛誉，往返于两岸多国，却依然从未有过“归属感”。他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守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40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一个和“的”字较劲的人
在诗歌创作之中，余光中先生自觉地探索着现代与传统融汇之路，将中国古典诗词、自由新诗体、新格律诗以及中国民歌的结构优点，与现代民谣乃至西方民谣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诗歌法式。但少为人知的是，他还关注语言、文体及翻译，这些同样构成了他恢宏文字空间的砖瓦。
余光中先生很强调汉语纯洁性，他批评现代人写文章“西化病”日益加重，走了条“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歪路，而“简洁又灵活”的地道中文的美德面目全非。
余光中先生批评最猛烈的，是一个小小的“的”字。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论的的不休》，痛陈道：“白话文中，尤其自五四来，这小小‘的’字竟然独挑大梁，几乎如影随形，变成一切形容词的语尾。时到今日，不但一般学生，就连某些知名学者，对于无孔不入的小小‘的’字，也无法摆脱。”
现代汉语中“的”字有三类主要用法。一是表示所属关系，如“我的母亲”“孔雀的尾巴”，对应古代漢语的“之”字和现代白话文的“底”，尚不在批评之列；二是用于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书写形式为“地”，比如“激动地说”“说不出口地高兴”，是余光中先生的另一类批驳对象，这里不展开细说；三是用于修饰名词性成分或构成“的”字短语，比如“斑驳的稀疏的树影”之类，则是大批特批的对象。
“白话文所以哕唆而软弱，虚字太多是一大原因，而用得最滥的虚字正是‘的’。”余光中先生批评“的”字，不是说“的”字该死，而是批评“的”字无孔不入。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也用。归纳起来，“的”字的“罪行”主要有二：一是单调，二是冗余。
先说第一点，汉语中过量使用的“的”，多数是用作修饰名词的标记。英语中的形容词词尾颇丰富，有-ed、-cal、-tive、-able、-OUS、-ful等，所以并不觉得单调；但是汉语中说得上的形容词标记只有“的”。不妨做一个对比：英语里fried、practical、native、fashionable、dangerous、joyful这几个形容词带有不同的词尾，并列来看错落有致；对译成汉语呢，分别是油炸的、实用的、本土的、时尚的、危险的、快乐的，全靠“的”字撑场面，未免势单力薄，有些单调了。
至于第二点，就更好理解了。汉语的这个“的”字，在词法句法上往往不是必需，可用可不用的情况居多，非用不可的情况是少数。余光中爱举雪莱的十四行诗为例，有一句是“An old，mad，blind，despised anddying king”，如果完全按照英语的语法对译过来，就成了“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余光中翻译成“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的”字精简到一个，意义也传达到了。
余光中批评朱自清的散文，一条理由是语言欧化，丧失了汉语的神韵。他经常举《荷塘月色》中的例句：“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句话中这么多“的”字，都是单调而生硬的重叠。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并不需要“的”字助力，意境却勾勒得足够明晰。这一点虽是一家之言，但文言白话两相对照，确也多少能呈露出汉语本身的纯粹与美。（资料来源：《北京晚报》）
“乡愁诗人”的愁在哪？
余光中曾把自己的生命划分为三个时期：旧大陆、新大陆和一个岛屿。旧大陆是大陆故乡，新大陆是异国，岛屿则是台湾。他21岁第一次离开旧大陆去岛屿，30岁第一次离开岛屿去美国求学。第一次离开，思念的是大陆；后来，思念的是岛屿；再往后，变成对中国文化一—汉魂唐魄的无限眷恋。
年轻时，余先生因为对外国文化的向往而选择主修外文，又屡次去往美国留学和讲学，美国文学与文化对他影响愈深，但乡愁也像魔豆般在他心底滋长。他日思夜念的故乡，是再回不去的故土，深邃的中国文化，己逝的美好，精神的栖所。
余光中生于南京，9岁时因战乱而逃离故乡，母亲把幼小的余光中用扁担挑在肩上一路逃到常州，后来又辗转避难于重庆。在巴山蜀水深处，余光中度过了中学时代。当时的四川战火笼罩，交通封锁，而海的那边，遥不可及，自由辽阔，充满魅力。十几岁的余光中一心向往逃离这个闭塞落后之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为了这个夙愿，他在考大学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外文系，他觉得这是自己走出去看世界的唯一路径。同时考取金陵大学外文系与北京大学外文系的余光中，因为母亲的挽留，选择留在南京。原以为可以就此驻足故乡，却没料到迎来的是人生第二次逃亡。又是因为战争，余光中辗转南下，直至定居台湾。
余先生一生漂泊，从江南到四川，从大陆到台湾，求学于美国，任教于香港，最终落脚于台湾高雄的西子湾畔。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艺术的熏陶研习，让余先生在中西文学界享有盛誉，往返于两岸多国，却依然从未有过“归属感”。他诗文的主题，多离不开“离乡”“乡愁”“孤独”“死亡”，读他的诗，迎面而来的是一种入骨的苍凉与顽强。
21岁时，余光中在台湾写下《乡愁》。正如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我十二三岁，我的底蕴还不够我写《乡愁》。正因为那时我已经21岁，古典名著、旧小说、地方戏这些我都读过，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虽然幼稚，但已经很深入，印象很深，所以我不会，也不容易抛弃这个东西，再加上，我父母的乡音都一直蛮重的。”
几次逃亡，数次离乡，一如他自己称作的“蒲公英的岁月”。诗人的寂寞，文人的孤独，余先生一人占尽。他守着自己的孤独，贯穿时空，延展开来，却在当代无处落脚。他一生思考着生命的始终，明知宿命般的结局，却依然要与永恒拔河。1966年，不到40岁的余先生写了《当我死时》。诗中，他想到生命的终结是返乡，回到最初的自己，踏上当年的故土，“这是最纵容最宽阔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
《单人床》里，“没有谁记得谁的地址/寂寞是一张单人床/向夜的四垠无限地延伸/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这种空绝冷清，仿佛失联的孩子，在黑暗中的无助无奈。去国离乡，离开加了乌托邦滤镜的美好纯净的童年，往后走再远，走到地球的任一角落，都还是怀念最初的起点，因为回不去，因为恍若隔世，都会在梦中惊醒，发现眼角的泪，为故乡而流。
一个和“的”字较劲的人
在诗歌创作之中，余光中先生自觉地探索着现代与传统融汇之路，将中国古典诗词、自由新诗体、新格律诗以及中国民歌的结构优点，与现代民谣乃至西方民谣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诗歌法式。但少为人知的是，他还关注语言、文体及翻译，这些同样构成了他恢宏文字空间的砖瓦。
余光中先生很强调汉语纯洁性，他批评现代人写文章“西化病”日益加重，走了条“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的歪路，而“简洁又灵活”的地道中文的美德面目全非。
余光中先生批评最猛烈的，是一个小小的“的”字。他甚至专门写了一篇《论的的不休》，痛陈道：“白话文中，尤其自五四来，这小小‘的’字竟然独挑大梁，几乎如影随形，变成一切形容词的语尾。时到今日，不但一般学生，就连某些知名学者，对于无孔不入的小小‘的’字，也无法摆脱。”
现代汉语中“的”字有三类主要用法。一是表示所属关系，如“我的母亲”“孔雀的尾巴”，对应古代漢语的“之”字和现代白话文的“底”，尚不在批评之列；二是用于修饰动词和形容词，书写形式为“地”，比如“激动地说”“说不出口地高兴”，是余光中先生的另一类批驳对象，这里不展开细说；三是用于修饰名词性成分或构成“的”字短语，比如“斑驳的稀疏的树影”之类，则是大批特批的对象。
“白话文所以哕唆而软弱，虚字太多是一大原因，而用得最滥的虚字正是‘的’。”余光中先生批评“的”字，不是说“的”字该死，而是批评“的”字无孔不入。该用的时候用，不该用的时候也用。归纳起来，“的”字的“罪行”主要有二：一是单调，二是冗余。
先说第一点，汉语中过量使用的“的”，多数是用作修饰名词的标记。英语中的形容词词尾颇丰富，有-ed、-cal、-tive、-able、-OUS、-ful等，所以并不觉得单调；但是汉语中说得上的形容词标记只有“的”。不妨做一个对比：英语里fried、practical、native、fashionable、dangerous、joyful这几个形容词带有不同的词尾，并列来看错落有致；对译成汉语呢，分别是油炸的、实用的、本土的、时尚的、危险的、快乐的，全靠“的”字撑场面，未免势单力薄，有些单调了。
至于第二点，就更好理解了。汉语的这个“的”字，在词法句法上往往不是必需，可用可不用的情况居多，非用不可的情况是少数。余光中爱举雪莱的十四行诗为例，有一句是“An old，mad，blind，despised anddying king”，如果完全按照英语的语法对译过来，就成了“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余光中翻译成“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的”字精简到一个，意义也传达到了。
余光中批评朱自清的散文，一条理由是语言欧化，丧失了汉语的神韵。他经常举《荷塘月色》中的例句：“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这句话中这么多“的”字，都是单调而生硬的重叠。而“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并不需要“的”字助力，意境却勾勒得足够明晰。这一点虽是一家之言，但文言白话两相对照，确也多少能呈露出汉语本身的纯粹与美。（资料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