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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音乐源远流长,有许多特色是西方音乐所不具有的。他对笛子、唢呐、二胡、琵琶、三弦等民族乐器逐件进行深入研究。他说:“现在被认为是音色和节奏的时代。”西方所要追求的没有音高的非音乐的解放,其实中国早在远古时期(石器时代)就有了,这便是打击乐。打击乐没有调性,也没有固定音高,只是靠数字结构和色彩变化,它却在中国音乐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古代乐种中有些结构与最新的西方音乐几乎完全一致,西方费尽心思去寻找的,在我们民族音乐里早就存在。 在转到民族器乐的近十年中,钱兆熹一直是上下求索、埋头钻研。他曾多次到全国各地采风,到婺剧、瓯剧、越剧团学习,到福建学南音和高甲戏,到浙江畲族地区学民歌等,他将这些民间音乐的精华与优秀的西洋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使每部作品都有不同的韵味与表达,充满创新精神。比如,我们可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出苏南《万花灯》中大四段的结构体式,找出浙东锣鼓节奏逐渐递增、递减的手法,找出古琴曲《酒狂》中有个性的五拍子和戏曲锣鼓“乱锤”中的七拍子等等。他还向民族专业乐手们学习请教,努力发掘中国民乐非常丰富的个性特点和多变的演奏手法,充分发挥民乐中各声部的特色,扬其长、补其短,苦心探索新的演奏手法。如弹拨乐,它的长处即“丰富的色彩”,短处是“缺乏音乐的厚度”,于是作曲家在创作中着力在弹拨乐丰富的色彩性上下功夫。在《西湖梦寻》第二乐章《鱼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既有传统弹拨乐的表现手法,又有非传统的新手法,两者交融一体,呈现出或跳或跃、或穿或梭的景象,栩栩如生。还有一些乐器的运用与开发,也是非常到位的,如他用的风鼓,无论音色、力度、节奏、韵律,都是有“灵”有“神”,每一次出现就像一个神奇的小精灵,拨动听众的心弦。
钱兆熹对整理改编传统乐曲也极为重视,力求改编后的作品在保留其原来风格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意境,精练曲式,将乐曲立体化地再现出来,此类作品有《双声恨》《梅花引》《鹧鸪飞》等等。
对音乐的追求,钱先生总是力争完美。生活中,钱先生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曾经有人说,钱兆熹是个注重仪表的人,腰板挺直、神采奕奕,爱穿大红大绿的新潮服装。除穿戴讲究外,抽烟、喝酒、品茶均无兴趣,下棋、跳舞一概不会。 在钱先生故世后,我从钱师母那里才了解到钱先生并非如此。他在生活中是毫不讲究和不拘小节的,吃饭只需两小菜,最好吃烙饼,所有的服装都由舞蹈演员出身的夫人确认、采购。那件50元一件的大红夹克,夫人图的是价廉物美,不知为什么一上身,钱先生就变得标新立异。其实,钱先生骨子里爱玩、爱吃,他也喜欢抽烟,也喜欢打麻将,但他总是严格地把这种“爱”和“喜欢”放在艺术事业之后,以至成了忽略不计的小事。一直到临终前,他才几次向太太提出“把钱拿出来,我陪你,有好吃的东西去吃吃,有好玩的地方去玩玩”。可惜体力不支,终未成行。对自己,钱先生是有遗憾的。
钱先生也很率真。他平时走路像去赶火车,节奏准确,从不脱拍。上海、北京等地凡有重要音乐会,他决不会放过,宁愿自费也要赶去观摩。于是,他以为别人也是这样生活和工作的。如果排练不符合要求,钱先生会毫无顾忌地把时间拖下去,对乐手频繁看表的小动作和流露的不满表情一概熟视无睹。听他乐队的演奏员说,每次一听说要排练钱兆熹的作品,乐队的演奏员都会“头痛”,大家都“烦”他。因为他太细了,使演奏员无法忍受,以至于在排练中都会“恨”他。但一旦音乐会结束,大家对他的评价都会非常高,非常敬佩他,觉得他在音乐上的一丝不苟是应该的。
“风声声,铃声声,神秘的雷峰塔,摇塔铃,叮咚叮......”层层叠叠的和声犹如梦境一般悠远,古老传说和现代音乐相结合,西湖孩子用心灵歌唱出真善美。一首专门为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西子少年合唱团度身打造的《雷峰塔铃叮咚叮》在七月中旬举行的上海国际童声合唱比赛中,反响热烈。鲜明的西湖文化特色和纯真优美的童声为团队赢得了“小使者金像奖”。 这是钱兆熹先生在最后重病期间,忍着疾病的折磨,为浙江省少年宫合唱团认真写下的合唱曲。钱兆熹先生却没有来得及分享孩子们的喜悦就匆匆走了。获得殊荣的西子少年合唱团特意邀请钱师母聆听他们的演唱。钱师母迟疑再三,没有去。她嫁给了钱兆熹,而钱兆熹嫁给了民族音乐。最有资格去聆听孩子们天籁之音的,只有钱兆熹先生。
他,在天上能听见自己一生的绝唱。
章 峥 浙江工业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