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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我国引进了22项大工程的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即为其中之一。
1977年元旦的晚上，冶金部部长唐克的家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刚刚到家不久的唐克接通了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熟悉的声音。
“在上海新建炼铁基地，这可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林乎加在电话里向冶金部部长唐克诉说着上海的焦急，唐克一听此事，笑着说。“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的确需要一个钢铁大项目，但此事可急不得，要规划好才行。”
半个小时的通话，双方越聊越热乎，似乎忘记了这一天还是万家团圆的节日。而更让两人预料不到的是，这次通话，为中国钢铁史上一个著名企业的出现，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两座高炉胎死腹中
1977年的中国，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钢铁业也开始了提速建设。但关于钢铁项目的选址，上海并非人们眼中的第一选择。
在原冶金部档案里，1977年上报中央的筹建钢铁厂一共有3个。其中一个在冀东，要建1000万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二基地，选址于四川某偏僻山沟中；第三个是山西省太古交钢铁基地。而上海，只是准备筹建一个为上海各铜厂提供铁水的炼铁厂。就这个炼铁厂，也是时任上海市委领导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華等多次争取的结果，
在林乎加的眼中，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十分迫切。
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铜材消耗量最大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除两三家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炼钢炉外，都是私人经营、规模偏小的轧钢企业，总产量不过几万吨，高档钢铁全部依赖进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时的上海形成了以上钢一、三、五厂为龙头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基本满足了上海工业的用铜需要。当时享誉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等，都是上海钢铁的杰作。
但是，上海钢铁业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少炼钢原料——生铁。
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铜、本铜、马钢等企业经冶金部按国家计划调拨，每年数百万吨。这无疑抢了这些企业的生意，使得这些企业的炼钢和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更受限制的还是上海，长期与兄弟企业争原料，等米下锅，不用说高产，连稳产都无法保证。
20世纪60年代，上海在400公里之外的江苏梅山建起了一座炼铁基地，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年缺口仍达300万吨左右。随着文革过后上海经济的全面恢复，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要解决上海缺铁的问题，就地建高炉是最好的选择
1977年1月下旬，以冶金部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赶赴上海。林乎加听说后，当天晚上就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一直谈到深夜。一星期后，王勋告诉林乎加，准备在上钢一厂里安排建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
消息传到上钢一厂，全厂上下一片欢腾。
4月，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原来计划中的高炉高度要在100米以上，而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场、月浦三个飞机场，尤其江湾机场距离太近，又是军用，对周围建筑物的高度有严格限制。
调查队带着一丝侥幸心理请示空军司令部。军方的答复是否定的。两座高炉就这样胎死腹中。
4000立方米高炉初步拍板
1977年6月，冶金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上海建造高炉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会上，炼铁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提了个建议：既然要搞就搞个大的，干脆上两座2500立方米高炉，彻底解决上海缺铁问题，武钢、本钢、马钢不用再往上海调钢铁了，铁路的压力也减轻了。
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但高炉增大了，需要重新考虑好多环节，如矿石、煤码头问题、水源问题、大面积征地、迁移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脱开老厂，寻找江边开阔地带。于是，规划组的目光移向了上海市北部地区。
当年7月至9月，规划小组在长江口深入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推荐宝山县浏河口到石洞口一带可作厂址。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距上钢一、五厂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公里，铁水可以热装热送，不受机场和码头限制。
方案还在多方讨论的当儿，10月14日，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为首的赴日冶金考察团回国了。一个月的考察经历让这些专家们感触极大，他们真正见识了日本大工业的气势。
一个让考察者记忆深刻的小细节是。吃饭时日本人送上了易拉罐啤酒和饮料，结果大家面面相觑一没有一个人见过，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国内厚重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菜刀和改锥才能撬开，而日本人竟然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轻薄柔韧。至于其他方面的差距，更是比比皆是。
日本钢铁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英国、法国等先进技术，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钢铁生产最前沿。粗略估计，当时中日钢铁之间的差距至少20年!
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向中央建议，全面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用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日本钢铁的距离。
考察归来的专家们看到原定的方案，大声疾呼：日本的高炉容积已到了5000立方米，我们还上2500立方米，不行!最少应该是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
于是，高炉再次加大。
11月22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具文报告：抢建上海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月浦机场或浏河口。
11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和5位相关的副总理都相继圈阅同意。上海高炉终于拍板定案。
“钢铁帝王”改变了原定计划
实际上，当时中央高层发展钢铁的思路仍是传统思维，工业基地建设偏重于三线，追求偏、远、散，建设方式主要是立足自我。然而，冶金部赴日考察之行，使得中国钢铁的命运在冥冥中改变了方向。
1977年11月28日，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一个多月后，与中国政界高层关系良好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以日中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来到北京。牵挂着钢铁建设的李先念会见了这位传奇人物。
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在日本民间被称为“钢铁帝王”和“大藏相”(财政部长)。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钢铁通才，把八幡、富士两大钢铁企业组合打造成一家庞大的新日本钢
1977年元旦的晚上，冶金部部长唐克的家中，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刚刚到家不久的唐克接通了电话，电话另一端传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熟悉的声音。
“在上海新建炼铁基地，这可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林乎加在电话里向冶金部部长唐克诉说着上海的焦急，唐克一听此事，笑着说。“刚刚恢复生机的中国的确需要一个钢铁大项目，但此事可急不得，要规划好才行。”
半个小时的通话，双方越聊越热乎，似乎忘记了这一天还是万家团圆的节日。而更让两人预料不到的是，这次通话，为中国钢铁史上一个著名企业的出现，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两座高炉胎死腹中
1977年的中国，正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各行各业百废待兴。钢铁业也开始了提速建设。但关于钢铁项目的选址，上海并非人们眼中的第一选择。
在原冶金部档案里，1977年上报中央的筹建钢铁厂一共有3个。其中一个在冀东，要建1000万吨的特大型钢铁联合企业；第二个是攀枝花第二基地，选址于四川某偏僻山沟中；第三个是山西省太古交钢铁基地。而上海，只是准备筹建一个为上海各铜厂提供铁水的炼铁厂。就这个炼铁厂，也是时任上海市委领导的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華等多次争取的结果，
在林乎加的眼中，上海新建炼铁基地十分迫切。
上世纪7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也是铜材消耗量最大的地区新中国成立前，上海除两三家日本和国民党时期的炼钢炉外，都是私人经营、规模偏小的轧钢企业，总产量不过几万吨，高档钢铁全部依赖进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当时的上海形成了以上钢一、三、五厂为龙头的全国第二大钢铁基地，基本满足了上海工业的用铜需要。当时享誉全国的“凤凰”牌自行车、“蜜蜂”牌缝纫机等，都是上海钢铁的杰作。
但是，上海钢铁业有一个最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缺少炼钢原料——生铁。
上海炼钢和铸造用的生铁主要靠武铜、本铜、马钢等企业经冶金部按国家计划调拨，每年数百万吨。这无疑抢了这些企业的生意，使得这些企业的炼钢和轧机系统长期吃不饱，更受限制的还是上海，长期与兄弟企业争原料，等米下锅，不用说高产，连稳产都无法保证。
20世纪60年代，上海在400公里之外的江苏梅山建起了一座炼铁基地，但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年缺口仍达300万吨左右。随着文革过后上海经济的全面恢复，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了。
要解决上海缺铁的问题，就地建高炉是最好的选择
1977年1月下旬，以冶金部规划院院长王勋为首的规划小组赶赴上海。林乎加听说后，当天晚上就到王勋下榻的上海大厦，一直谈到深夜。一星期后，王勋告诉林乎加，准备在上钢一厂里安排建两座1200立方米高炉。
消息传到上钢一厂，全厂上下一片欢腾。
4月，国家计委、交通部、铁道部、冶金部和上海市联合组成调查队进行实地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原来计划中的高炉高度要在100米以上，而上钢一厂附近有江湾、大场、月浦三个飞机场，尤其江湾机场距离太近，又是军用，对周围建筑物的高度有严格限制。
调查队带着一丝侥幸心理请示空军司令部。军方的答复是否定的。两座高炉就这样胎死腹中。
4000立方米高炉初步拍板
1977年6月，冶金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开会，上海建造高炉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
会上，炼铁专家、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提了个建议：既然要搞就搞个大的，干脆上两座2500立方米高炉，彻底解决上海缺铁问题，武钢、本钢、马钢不用再往上海调钢铁了，铁路的压力也减轻了。
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案。但高炉增大了，需要重新考虑好多环节，如矿石、煤码头问题、水源问题、大面积征地、迁移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脱开老厂，寻找江边开阔地带。于是，规划组的目光移向了上海市北部地区。
当年7月至9月，规划小组在长江口深入考察，经过反复比较，最后推荐宝山县浏河口到石洞口一带可作厂址。此地距上海市中心约30公里。距上钢一、五厂直线距离分别为17和15公里，铁水可以热装热送，不受机场和码头限制。
方案还在多方讨论的当儿，10月14日，以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为首的赴日冶金考察团回国了。一个月的考察经历让这些专家们感触极大，他们真正见识了日本大工业的气势。
一个让考察者记忆深刻的小细节是。吃饭时日本人送上了易拉罐啤酒和饮料，结果大家面面相觑一没有一个人见过，更不知道如何使用——国内厚重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菜刀和改锥才能撬开，而日本人竟然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轻薄柔韧。至于其他方面的差距，更是比比皆是。
日本钢铁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引进美国、英国、法国等先进技术，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已经跃居世界钢铁生产最前沿。粗略估计，当时中日钢铁之间的差距至少20年!
在回来的飞机上，大家群情激奋，一致要求向中央建议，全面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用最短的时间缩短与日本钢铁的距离。
考察归来的专家们看到原定的方案，大声疾呼：日本的高炉容积已到了5000立方米，我们还上2500立方米，不行!最少应该是3000立方米或4000立方米!
于是，高炉再次加大。
11月22日，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具文报告：抢建上海炼铁厂，年产500万吨生铁，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及相应的炼焦、烧结成套设备，厂址选在月浦机场或浏河口。
11月25日，李先念副主席批示：“原则同意。”接着华国锋、邓小平、汪东兴和5位相关的副总理都相继圈阅同意。上海高炉终于拍板定案。
“钢铁帝王”改变了原定计划
实际上，当时中央高层发展钢铁的思路仍是传统思维，工业基地建设偏重于三线，追求偏、远、散，建设方式主要是立足自我。然而，冶金部赴日考察之行，使得中国钢铁的命运在冥冥中改变了方向。
1977年11月28日，在中国冶金考察团回国一个多月后，与中国政界高层关系良好的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以日中长期贸易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来到北京。牵挂着钢铁建设的李先念会见了这位传奇人物。
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在日本民间被称为“钢铁帝王”和“大藏相”(财政部长)。这位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的钢铁通才，把八幡、富士两大钢铁企业组合打造成一家庞大的新日本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