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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的批发级菜市场外迁符合规律，但零售级市场也就是中型和小型菜市场，要尽可能贴近居民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设施，北京城不少菜市场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朝阳门内南小街菜市场却在去年12月底改造升级亮相，被称为有“艺术范”“人文气息”的菜市场，在中心城区多个知名老菜市场轰然关停的趋势下，它显得格外幸运。
如何让传统、陈旧的菜市场融入高度现代化的北京？不仅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关心的问题，还是年轻一代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的机遇。
2017年12月21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升级后亮相，顾客买菜肉和粮油副食之余，还可享受理发、洗染、家政、末端配送等服务，在无人书摊扫码支付即可拿走喜欢的书。菜市场干净整洁，视觉上设计师根据食材设计不同logo、招幌，墙上和立柱贴着菜谱、二十四节气图及宜吃食物。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菜市场是居民活动、交往的地方，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已举办过菜市场博物馆、菜市场课堂city walk活动，以后这类展览、活动会更多。”
有18年历史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前身是北京鑫京热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老厂房（下称鑫京公司），其演变历史也是城市发展和治理的一个缩影。
1996年，北京市政府按照规划要求，治理马路市场，提出城近郊区占路集贸市场“退路进厅”。鑫京公司老厂房被东城区看上，由该公司改造为菜市场，引入南竹竿早市商贩和周边散贩。北京奥运会之前，菜市场由破旧老厂房升级改造，成为规范化社区菜市场。
2017年6月，应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要求，菜市场再次升级。鑫京公司出资100万元，东城区商委补贴100万元投入改造。朝阳门街道另花费近30万元，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称“北规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团队策划设计。
北规院城市规划所规划师赵幸近年一直关注菜市场改造。2015年，她参与西城区白塔寺再生计划项目，片区内宫门口菜市场被拆除。在那前后，东西城有多个老菜市场因业态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被关停腾退，脏乱差和外来人口聚集的菜市场似乎难以在城市核心区立足。2017年5月，朝阳门街道办找到赵幸所在的北規院和创意机构熊猫慢递。
东城区要求每个街道都有便民服务综合体，李哲介绍，“有的街道新建，建成超市那种形态，老菜市场越来越少，我们有现成的菜市场，也更有文化底蕴，想把它做出来。”
赵幸觉得，借助一些公共文化或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改造，使其成为城市新的活力触媒，菜市场是社区营造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希望做出一个传统菜市场改造试点，调动居民参与，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带动城市更新”。
盛强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2005年做北京旧城商业分布的博士研究时，他曾走路、骑车“扫街”式记录三环内每家店的位置。在他看来，菜市场是最有代表性的本地小商业。
四年后为持续研究，盛强又去“扫街”。2001年武汉率先启动“农改超”改造后，全国掀起农改超热潮。2002年，北京提出加大对三环路内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力度，逐步降低社区初级农贸市场的比重。盛强发现，2005年-2009年，三环路内五个摊位及以上规模的菜市场有43个消失，新开业46个。消失的菜市场中有3个被成功升级为超市，23个因城市开发被拆除，其余转为其他城市功能。
变化趋势是批发型的大型菜市场逐渐从中心城区外移。中级别菜市场呈现出动态的稳定性，小菜市场则比较复杂。
2015年，盛强研究团队发现，批发型菜市场继续外移，大多数菜市场建筑面积不变，但摊位数在减少。
菜市场减少不乏政策影响。盛强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市场关停通知上，写明理由是落实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净化市场及周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但他发现，一些菜市场被拆后，周边会冒出新的菜市场或者曾被治理的街市复苏。劲松南路附近一个露天菜市场有340多个摊位，2015年被改造为鼎盛市场，有114个摊位，“其余200个摊位的人去哪？在周边道路上沿街摆摊”。
另外，大量社区小微菜市场降为两三个摊位，分布更加碎片化，“小微菜市场是以便利性取胜”，买菜是一个顺便行为，而老人买菜还带有一定社交性。
天陶菜市场被关停后，2016年10月变身为胡同公园。盛强曾在冬夏两季分别调研，发现使用效率并不高。
菜市场或农贸市场遭遇拆迁、取缔的现象，也引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宇琳关注。望京地区是特大城市边缘组团的典型代表，也是近年北京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2012年至2014年，陈宇琳在望京地区多处农贸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里，这一地区先后有七家农贸市场拆迁或被取缔，这些市场多数由市场经营者向房地产开发商或村集体租用土地经营。
陈宇琳对《财经》记者说，农贸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布点很密，转为私人经营后，随着城市蔓延和发展，土地使用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收回土地，农贸市场就被迫拆除或外迁，引发买菜难，“没有公开听证征求意见，也没安置商贩，这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公共配套服务不足”。这一深层次的制度背景，加上“农改超”和菜市场小型化的政策，及近年来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功能疏解举措，进一步加剧菜市场的消失。“望京这种情况，很普遍”。
1月12日下午4点，45岁的刘秀丽在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摊位张罗顾客。她不停地拿起蔬菜、称重、装袋、收钱，丈夫在一旁催促她回家休息。两人从河南来京七八年，在菜市场租有三个摊位，住在旁边的禄米仓胡同。
凌晨2点多丈夫去新发地市场进货，5点多刘秀丽起床到市场上货，给大葱剥皮、胡萝卜拧土、抖落菜里的泥。整理完后，7点迎接顾客，丈夫则又忙着给一些餐馆酒店送菜。上午迎来一阵客流高峰，然后是时不时的闲散客人，下午5点后菜市场再度热闹起来，人群涌入。晚上7点菜市场歇业，收拾完菜摊快8点，她匆匆赶回去做饭。她说自己像陀螺一样，每天如此，全年无休。 刘秀丽说，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地强。但从去年三四月份起，生意比往年明显差了，“来买菜的外地人走了不少，一些经常送菜的饭店关门”。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现有120家商户，之前有140余家商户。菜市场里的商户，多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不少是老乡、亲戚。
来自安徽的张和平，最早在胡同马路边摆摊，“每天有人收税，从5元到10元”。1999年迁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在车间大棚继续卖水果，一个摊位租金从几百元涨到1650元。张和平夫妇坚持卖水果20年，这份营生让她供应女儿大学毕业、儿子高中毕业后学习专业技能，如今一家四口都在北京。
“他们挣的是辛苦钱。”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经理尤恺说。他在菜市场值夜班时看到，凌晨三四点商户们进货回来，都在车上打盹。
对菜贩问卷调查，了解其生活状态，也是赵幸她们的研究内容。赵幸的同事刘静怡称，不少商户坚持留在北京是为了孩子上学。被问到如果菜市场腾退他们去哪，少数人说回老家，大部分人接着干或找其他营生，“一个大姐说，不管怎么着，在北京生活都比回老家强，老家太穷，有人买几块钱的菜都要赊账”。
在公益提供菜市场改造策划案同时，赵幸希望这些研究能给保留或改造老菜市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支持。“老菜市场脏乱差，管理有问题，但菜市场被关停拆除后，卖菜这些人怎么生活，住在哪里，孩子怎么上学，他们去进菜卖菜整个链条会产生诸如停车、垃圾等哪些问题，这是一个很综合的城市问题。”
陈宇琳更多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农民商户，2012年在研究望京地区农贸市场时，她曾对拆迁前的南湖大棚市场商户全样本调研，她发现，农贸市场因自主经营，相对灵活又能积累资本，是农民工就业首选之一。多数商户在农贸市场经营多年，一旦工作地遭拆除，就辗转不同农贸市场工作。
“在社会融合上，农贸市场有利于商户和居民、菜市场内部商户融合”，这与封闭的厂房工作、漂泊的建筑工人不同，是农村商户市民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近年北京、上海一些特大城市提出疏解人口、提升业态等举措。“农贸市场是外来务工者一个重要的就业场所，我想追踪研究农贸市场拆迁对被拆迁人有什么影响，那些人去留如何。”陈宇琳说，少数人走了，回家做买卖。个别人转行，做保姆、保安。多数人辗转到别的菜市场，跟着城市开发边界的外推，不断向外环搬迁。还有一些成为社区里的流动菜贩，反而变成无照经营，增加城市管理难度。
“菜市场到底怎么建、用地性质是什么、适用何种管理机制等，需要通过制度解决。”陈宇琳说。
目前，中国的菜市场设置，主要依据2016年修订后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2001年的《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前者依据每平方米千人配建菜市场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
受单个居住小区开发地块的限制， 形成了中小规模菜市场分散布置的现状，陈宇琳介绍，而一些老旧小区很难依靠硬性指标达到规范要求。
盛强的量化分析发现，菜市场分布密度其实和周围一定范围居住密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所在位置或街道能穿过多少人流有关。“大家好像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菜市场，有人提议15分钟生活圈辐射就够了，但菜市场的规划不这么简单。”他认为，大型的批发级菜市场外迁符合规律，但零售级市场也就是中型和小型菜市场，要尽可能贴近居民。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行动中，贴近市民需求、强化公共服务也逐渐引起政府重视。2015年7月北京市政府发布《提高生活性服务業品质行动计划》称，将加强社区商业网点建设和管理，健全农产品零售网点体系。北京市政府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建设提升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这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包括200家菜店和200家便利店。
“不一样的规格带给老百姓的感受完全不同。现在政府提倡小型化、微型化，小型菜站的确便利，但缺乏人文气息，不会有菜市场的文化。菜市场的一大特色是一站式服务，在那里没有你找不着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达到一定规模，菜市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论穷人、富人、老人、小孩，在这里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合。”陈宇琳说。
陈宇琳还考察研究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菜市场，总结东南亚这三地菜市场的经营模式。她建议，在城市规划中划定菜市场专门用地，依据居民需求确定菜市场设置标准，并综合考虑商贩的安置。在建筑设计上，建议将菜市场与社区中心等多种功能组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管理机制上，对作为公共服务配套的菜市场，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适当管控企业逐利导致的租金和菜价上涨。
“理想的城市由理想的社区组成，理想的社区应给各种人提供生活和共存的机会。”盛强说。
编辑/朱弢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设施，北京城不少菜市场正在消失。
与此同时，朝阳门内南小街菜市场却在去年12月底改造升级亮相，被称为有“艺术范”“人文气息”的菜市场，在中心城区多个知名老菜市场轰然关停的趋势下，它显得格外幸运。
如何让传统、陈旧的菜市场融入高度现代化的北京？不仅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居民关心的问题，还是年轻一代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的机遇。
老菜场的新探索
2017年12月21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升级后亮相，顾客买菜肉和粮油副食之余，还可享受理发、洗染、家政、末端配送等服务，在无人书摊扫码支付即可拿走喜欢的书。菜市场干净整洁，视觉上设计师根据食材设计不同logo、招幌，墙上和立柱贴着菜谱、二十四节气图及宜吃食物。
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哲说，“菜市场是居民活动、交往的地方，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已举办过菜市场博物馆、菜市场课堂city walk活动，以后这类展览、活动会更多。”
有18年历史的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前身是北京鑫京热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老厂房（下称鑫京公司），其演变历史也是城市发展和治理的一个缩影。
1996年，北京市政府按照规划要求，治理马路市场，提出城近郊区占路集贸市场“退路进厅”。鑫京公司老厂房被东城区看上，由该公司改造为菜市场，引入南竹竿早市商贩和周边散贩。北京奥运会之前，菜市场由破旧老厂房升级改造，成为规范化社区菜市场。
2017年6月，应北京市“疏解整治促提升”要求，菜市场再次升级。鑫京公司出资100万元，东城区商委补贴100万元投入改造。朝阳门街道另花费近30万元，请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下称“北规院”）、中央美术学院等团队策划设计。
北规院城市规划所规划师赵幸近年一直关注菜市场改造。2015年，她参与西城区白塔寺再生计划项目，片区内宫门口菜市场被拆除。在那前后，东西城有多个老菜市场因业态调整、疏解非首都功能被关停腾退，脏乱差和外来人口聚集的菜市场似乎难以在城市核心区立足。2017年5月，朝阳门街道办找到赵幸所在的北規院和创意机构熊猫慢递。
东城区要求每个街道都有便民服务综合体，李哲介绍，“有的街道新建，建成超市那种形态，老菜市场越来越少，我们有现成的菜市场，也更有文化底蕴，想把它做出来。”
赵幸觉得，借助一些公共文化或公共服务设施更新改造，使其成为城市新的活力触媒，菜市场是社区营造很好的切入点，“我们希望做出一个传统菜市场改造试点，调动居民参与，通过上下结合的方式带动城市更新”。
那些消失的菜市场
盛强是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2005年做北京旧城商业分布的博士研究时，他曾走路、骑车“扫街”式记录三环内每家店的位置。在他看来，菜市场是最有代表性的本地小商业。
四年后为持续研究，盛强又去“扫街”。2001年武汉率先启动“农改超”改造后，全国掀起农改超热潮。2002年，北京提出加大对三环路内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改造力度，逐步降低社区初级农贸市场的比重。盛强发现，2005年-2009年，三环路内五个摊位及以上规模的菜市场有43个消失，新开业46个。消失的菜市场中有3个被成功升级为超市，23个因城市开发被拆除，其余转为其他城市功能。
变化趋势是批发型的大型菜市场逐渐从中心城区外移。中级别菜市场呈现出动态的稳定性，小菜市场则比较复杂。
2015年，盛强研究团队发现，批发型菜市场继续外移，大多数菜市场建筑面积不变，但摊位数在减少。
菜市场减少不乏政策影响。盛强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市场关停通知上，写明理由是落实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空间布局、净化市场及周边环境、消除安全隐患。但他发现，一些菜市场被拆后，周边会冒出新的菜市场或者曾被治理的街市复苏。劲松南路附近一个露天菜市场有340多个摊位，2015年被改造为鼎盛市场，有114个摊位，“其余200个摊位的人去哪？在周边道路上沿街摆摊”。
另外，大量社区小微菜市场降为两三个摊位，分布更加碎片化，“小微菜市场是以便利性取胜”，买菜是一个顺便行为，而老人买菜还带有一定社交性。
天陶菜市场被关停后，2016年10月变身为胡同公园。盛强曾在冬夏两季分别调研，发现使用效率并不高。
菜市场或农贸市场遭遇拆迁、取缔的现象，也引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陈宇琳关注。望京地区是特大城市边缘组团的典型代表，也是近年北京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张的典型地区。2012年至2014年，陈宇琳在望京地区多处农贸市场走访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里，这一地区先后有七家农贸市场拆迁或被取缔，这些市场多数由市场经营者向房地产开发商或村集体租用土地经营。
陈宇琳对《财经》记者说，农贸市场在计划经济时代布点很密，转为私人经营后，随着城市蔓延和发展，土地使用人追求利润最大化收回土地，农贸市场就被迫拆除或外迁，引发买菜难，“没有公开听证征求意见，也没安置商贩，这是过度市场化导致的公共配套服务不足”。这一深层次的制度背景，加上“农改超”和菜市场小型化的政策，及近年来大城市人口调控和功能疏解举措，进一步加剧菜市场的消失。“望京这种情况，很普遍”。
菜市场中的人们
1月12日下午4点，45岁的刘秀丽在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的摊位张罗顾客。她不停地拿起蔬菜、称重、装袋、收钱，丈夫在一旁催促她回家休息。两人从河南来京七八年，在菜市场租有三个摊位，住在旁边的禄米仓胡同。
凌晨2点多丈夫去新发地市场进货，5点多刘秀丽起床到市场上货，给大葱剥皮、胡萝卜拧土、抖落菜里的泥。整理完后，7点迎接顾客，丈夫则又忙着给一些餐馆酒店送菜。上午迎来一阵客流高峰，然后是时不时的闲散客人，下午5点后菜市场再度热闹起来，人群涌入。晚上7点菜市场歇业，收拾完菜摊快8点，她匆匆赶回去做饭。她说自己像陀螺一样，每天如此，全年无休。 刘秀丽说，每月有七八千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地强。但从去年三四月份起，生意比往年明显差了，“来买菜的外地人走了不少，一些经常送菜的饭店关门”。
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现有120家商户，之前有140余家商户。菜市场里的商户，多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地，不少是老乡、亲戚。
来自安徽的张和平，最早在胡同马路边摆摊，“每天有人收税，从5元到10元”。1999年迁入朝内南小街菜市场，在车间大棚继续卖水果，一个摊位租金从几百元涨到1650元。张和平夫妇坚持卖水果20年，这份营生让她供应女儿大学毕业、儿子高中毕业后学习专业技能，如今一家四口都在北京。
“他们挣的是辛苦钱。”朝内南小街菜市场经理尤恺说。他在菜市场值夜班时看到，凌晨三四点商户们进货回来，都在车上打盹。
对菜贩问卷调查，了解其生活状态，也是赵幸她们的研究内容。赵幸的同事刘静怡称，不少商户坚持留在北京是为了孩子上学。被问到如果菜市场腾退他们去哪，少数人说回老家，大部分人接着干或找其他营生，“一个大姐说，不管怎么着，在北京生活都比回老家强，老家太穷，有人买几块钱的菜都要赊账”。
在公益提供菜市场改造策划案同时，赵幸希望这些研究能给保留或改造老菜市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支持。“老菜市场脏乱差，管理有问题，但菜市场被关停拆除后，卖菜这些人怎么生活，住在哪里，孩子怎么上学，他们去进菜卖菜整个链条会产生诸如停车、垃圾等哪些问题，这是一个很综合的城市问题。”
陈宇琳更多从社会学角度关注农民商户，2012年在研究望京地区农贸市场时，她曾对拆迁前的南湖大棚市场商户全样本调研，她发现，农贸市场因自主经营，相对灵活又能积累资本，是农民工就业首选之一。多数商户在农贸市场经营多年，一旦工作地遭拆除，就辗转不同农贸市场工作。
“在社会融合上，农贸市场有利于商户和居民、菜市场内部商户融合”，这与封闭的厂房工作、漂泊的建筑工人不同，是农村商户市民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近年北京、上海一些特大城市提出疏解人口、提升业态等举措。“农贸市场是外来务工者一个重要的就业场所，我想追踪研究农贸市场拆迁对被拆迁人有什么影响，那些人去留如何。”陈宇琳说，少数人走了，回家做买卖。个别人转行，做保姆、保安。多数人辗转到别的菜市场，跟着城市开发边界的外推，不断向外环搬迁。还有一些成为社区里的流动菜贩，反而变成无照经营，增加城市管理难度。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菜市场
“菜市场到底怎么建、用地性质是什么、适用何种管理机制等，需要通过制度解决。”陈宇琳说。
目前，中国的菜市场设置，主要依据2016年修订后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2001年的《标准化菜市场设置与管理规范》。前者依据每平方米千人配建菜市场在内的公共服务设施。
受单个居住小区开发地块的限制， 形成了中小规模菜市场分散布置的现状，陈宇琳介绍，而一些老旧小区很难依靠硬性指标达到规范要求。
盛强的量化分析发现，菜市场分布密度其实和周围一定范围居住密度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和所在位置或街道能穿过多少人流有关。“大家好像觉得不需要那么多菜市场，有人提议15分钟生活圈辐射就够了，但菜市场的规划不这么简单。”他认为，大型的批发级菜市场外迁符合规律，但零售级市场也就是中型和小型菜市场，要尽可能贴近居民。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的行动中，贴近市民需求、强化公共服务也逐渐引起政府重视。2015年7月北京市政府发布《提高生活性服务業品质行动计划》称，将加强社区商业网点建设和管理，健全农产品零售网点体系。北京市政府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建设提升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这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包括200家菜店和200家便利店。
“不一样的规格带给老百姓的感受完全不同。现在政府提倡小型化、微型化，小型菜站的确便利，但缺乏人文气息，不会有菜市场的文化。菜市场的一大特色是一站式服务，在那里没有你找不着的，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达到一定规模，菜市场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论穷人、富人、老人、小孩，在这里实现了充分的社会融合。”陈宇琳说。
陈宇琳还考察研究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菜市场，总结东南亚这三地菜市场的经营模式。她建议，在城市规划中划定菜市场专门用地，依据居民需求确定菜市场设置标准，并综合考虑商贩的安置。在建筑设计上，建议将菜市场与社区中心等多种功能组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管理机制上，对作为公共服务配套的菜市场，建议政府发挥主导作用，适当管控企业逐利导致的租金和菜价上涨。
“理想的城市由理想的社区组成，理想的社区应给各种人提供生活和共存的机会。”盛强说。
编辑/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