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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归化和异化是文化翻译中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和处理翻译中文化因素的具体策略。本文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的两策略进行分析，认为译者应当认识到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别，适度地采用两种策略。
【关键词】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翻译与文化
[Abstract]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r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in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two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the culture in translation.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the two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ors should use them appropriately.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translation and culture
一、归化和异化概念的提出及各自的理由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交流就需要翻译。翻译就是要克服这些“异”来保持交流的畅通，但是同时又要显现出这些“异”。关于翻译的策略，传统的提法是直译和意译，也就是本文的归化和异化。归化派的代表任务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异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籍意大利翻译家苇努蒂。归化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主张在翻译中运用目的语文化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更通俗易懂，更适合目的语读者。奈达认为 “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Nida 1964a：159）。他用他提出的“功能对等”学说将汉语中的“雨后春笋”译为“to grow like mushroom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苇努蒂则基于德理达的解构主义学说，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他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抵抗目的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优势，从而突出语篇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Venuti：1991）。所以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提倡在翻译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更好地传递源语文化地异国情调。
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趋势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首先谈到佛经翻译上的《金刚经》，鸠摩罗什的翻译最为流畅、富于文采，是归化派的代表作。再看文学翻译，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个世纪里，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初，第二次是“五四”以后，第三次是建国后的十几年，第四次20世纪末。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文学翻译家们在翻译策略方面基本都是以归化为主。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等人才开始提倡欧化译法。鲁迅明确表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情调”。（陈福康，1992：301）可以说他的观念颇为超前。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带动下，不少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促使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当然这也致使当时很多翻译从汉语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尤为生硬。从30年代后期起，归化法再次受到译者的青睐。如30年代的文学翻译代表张若谷，他因无法接受当时流行的生硬晦涩的汉语译文之风，决心采用 “与之相反”的译法翻译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德苔丝》，获得巨大的成功，一度被香港有关评论者论为“译作的楷模”。（孙致礼，2002：41）他擅长使用汉语的习语，如四字结构，在有的译作里甚至还用中文地方方言来翻译英国英语地方方言，所以他的译作具有浓厚的“中国味”。又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但凡遇到英文中原文与中国国情不符合之处，他便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删除；但凡遇见英语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再看傅东华翻译的《飘》，他将众多人名、地名都“中国化”了。所以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作的“神韵”，多采取的是归化译法。后自改革开放到上世界末，西方翻译理论影响到了中国的翻译界，译者们才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最终使得两种翻译方法渐渐趋向平衡。刘英凯曾尖锐地批评归化译法，认为它是“翻译的歧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使其在翻译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用大量例证分析说明归化法在中文翻译里的几种表现：一、滥用四字词语；二、滥用古雅词语；三、滥用抽象法；四、滥用“替代法”；五、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话。他提出译者应尽量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形象化语言”，尽量“输入新的表现法”。（杨自检等，2003：269-282）另外，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先后针对这两种翻译方法表达各自的见解，指出应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归化和异化，应当发扬异化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度的范围里。“归化译法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孙致礼，1999：36）
三、小结
可以说归化和异化是各有所长，各具所短。现如今翻译界很推崇异化译法，其重心就是要尽量传达源语与译入语的不同因素。但从英汉语言来看，各自的文学体裁，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情节、思想、诗歌、长短句式、韵式、某些修辞手法都相差极大，有些双关、特殊词法和句法在译入语中根本无法找到对应，其中的很多原汁原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抗翻译的。如果根本就传达不过来，就根本不需要去徒劳地考虑传达原汁原味，也许更明智。（辜正坤，2004：62）在经过了长期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后，笔者认为应该译者应充分认识到目的语和源语的差别，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在适当的时候使用适度的归化，才能真正达到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自检、刘学云. 翻译新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孙致礼. 翻译：翻译理论和实践探索.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40-44.
[5]辜正坤. 翻译主体论与归化异化考辩——序孙迎春教授编著《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J〕.外语与外语研究，2004（11）. 59-63.
[6]Nida， Eugene A. （1964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作者简介：
张晓莉，1981年9月出生，女，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文学研究。
【关键词】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翻译与文化
[Abstract]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re two important concepts in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two strategies in dealing with the culture in translation. This essay tries to analyze the two strategies from the aspect of culture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ranslators should use them appropriately.
[Key Words]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translation strategy；translation and culture
一、归化和异化概念的提出及各自的理由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的人们需要交流就需要翻译。翻译就是要克服这些“异”来保持交流的畅通，但是同时又要显现出这些“异”。关于翻译的策略，传统的提法是直译和意译，也就是本文的归化和异化。归化派的代表任务是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异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籍意大利翻译家苇努蒂。归化翻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主张在翻译中运用目的语文化易于接受的表达方法，使译文更通俗易懂，更适合目的语读者。奈达认为 “译文基本上应是源语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Nida 1964a：159）。他用他提出的“功能对等”学说将汉语中的“雨后春笋”译为“to grow like mushrooms”，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苇努蒂则基于德理达的解构主义学说，提出了“反翻译”的概念。他公开宣称“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抵抗目的语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优势，从而突出语篇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Venuti：1991）。所以异化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提倡在翻译中保留原文的形式，尽力再现原文的色彩，更好地传递源语文化地异国情调。
二、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趋势
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翻译历史，首先谈到佛经翻译上的《金刚经》，鸠摩罗什的翻译最为流畅、富于文采，是归化派的代表作。再看文学翻译，从晚清时期的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一个世纪里，外国文学翻译在中国先后出现了四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纪初，第二次是“五四”以后，第三次是建国后的十几年，第四次20世纪末。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文学翻译家们在翻译策略方面基本都是以归化为主。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鲁迅等人才开始提倡欧化译法。鲁迅明确表示反对“归化”，主张“尽量保存洋气”：所谓“洋气”，就是“必须有异国情调”。（陈福康，1992：301）可以说他的观念颇为超前。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的带动下，不少翻译家有意识地采取异化译法，促使了汉语白话文的最终发展成熟。当然这也致使当时很多翻译从汉语语言文化的角度来看尤为生硬。从30年代后期起，归化法再次受到译者的青睐。如30年代的文学翻译代表张若谷，他因无法接受当时流行的生硬晦涩的汉语译文之风，决心采用 “与之相反”的译法翻译出版了哈代的《还乡》和《德伯家德苔丝》，获得巨大的成功，一度被香港有关评论者论为“译作的楷模”。（孙致礼，2002：41）他擅长使用汉语的习语，如四字结构，在有的译作里甚至还用中文地方方言来翻译英国英语地方方言，所以他的译作具有浓厚的“中国味”。又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中，但凡遇到英文中原文与中国国情不符合之处，他便加以改造，或者干脆删除；但凡遇见英语原文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显露”。再看傅东华翻译的《飘》，他将众多人名、地名都“中国化”了。所以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比较强调传达原作的“神韵”，多采取的是归化译法。后自改革开放到上世界末，西方翻译理论影响到了中国的翻译界，译者们才对异化、归化进行了重新思考，最终使得两种翻译方法渐渐趋向平衡。刘英凯曾尖锐地批评归化译法，认为它是“翻译的歧路”，并大力倡导移植法，使其在翻译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用大量例证分析说明归化法在中文翻译里的几种表现：一、滥用四字词语；二、滥用古雅词语；三、滥用抽象法；四、滥用“替代法”；五、无根据地予以形象化或典故话。他提出译者应尽量忠实地“再现原文的形象化语言”，尽量“输入新的表现法”。（杨自检等，2003：269-282）另外，刘重德、郭建中等学者也先后针对这两种翻译方法表达各自的见解，指出应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归化和异化，应当发扬异化法，并将归化法限制在适度的范围里。“归化译法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在‘文化层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孙致礼，1999：36）
三、小结
可以说归化和异化是各有所长，各具所短。现如今翻译界很推崇异化译法，其重心就是要尽量传达源语与译入语的不同因素。但从英汉语言来看，各自的文学体裁，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情节、思想、诗歌、长短句式、韵式、某些修辞手法都相差极大，有些双关、特殊词法和句法在译入语中根本无法找到对应，其中的很多原汁原味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抗翻译的。如果根本就传达不过来，就根本不需要去徒劳地考虑传达原汁原味，也许更明智。（辜正坤，2004：62）在经过了长期的归化和异化之争后，笔者认为应该译者应充分认识到目的语和源语的差别，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原汁原味，在适当的时候使用适度的归化，才能真正达到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自检、刘学云. 翻译新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孙致礼. 翻译：翻译理论和实践探索.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孙致礼. 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J〕.中国翻译，2002（1）. 40-44.
[5]辜正坤. 翻译主体论与归化异化考辩——序孙迎春教授编著《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J〕.外语与外语研究，2004（11）. 59-63.
[6]Nida， Eugene A. （1964a）： Towards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作者简介：
张晓莉，1981年9月出生，女，长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