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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疏议》，是后人给与唐永徽年间开始修撰的《永徽律》及其《律疏》的名称。唐代是中国古代法发展的成熟期。仅此一朝制定了多部法典，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先后颁布有《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及其《律疏》、《开元律》及其《律疏》等。此外还有其他多种法律形式。其中《永徽律》及其《律疏》是唯一现存的唐律。
自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始，就制定了去除隋朝苛政的约法12条，至其政权初建，又制定53条新格，是唐朝立法的开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以隋朝《开皇律》为蓝本，附入其53条新格，颁布了唐朝第一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
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位）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封建法制制度，花费十年左右时间，完成《贞观律》，体例上仍延续为12篇，500条。《贞观律》仍以《开皇律》为蓝本，但其中“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其中将过去应判死刑的某些犯罪改为加役流，缩小了缘坐处死的范围；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等封建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贞观律》是唐律的定本，自此之后，唐代的律典均无大的变动。
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永徽初年（公元650年），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受命在《贞观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删定，于次年完成并颁布了《永徽律》。后为弥补《永徽律》条文过于简略的弊端，唐高宗又命“修撰律疏”。他们将全书以律文为经，按照12篇的顺序，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和疏释，剖析其内涵，并设置问答，辨异析疑，揭示要旨，以补充律文为周备之处。次年书成上报，经唐高宗批准，于永徽四年（653年）颁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在制定时原称为《律疏》，首见于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撰《律疏》三十卷”。宋代开始称为《永徽律疏》，宋元的刊本中，由于其为前朝律书，加一“故”字，都题作《故唐律疏议》。清初复刻时去掉“故”字，之后通称为《唐律疏议》。并且，后人以其所疏为唐律，文中又冠以“议曰”二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点校说明”。），故其名称除《唐律疏议》外也有作《唐律疏义》。
《唐律疏议》共有30卷，12篇，条文500条。现存的《唐律疏议》有条文502条，根据杨廷福先生的考证，史籍记载法条的数量讲求的是数字的精准，因而在《故唐律疏议》总目录中已标明“凡五百条，记三十卷”应为确准的数字。多余的两条是由于后人的刊本在传抄和刊版中出现的讹夺糅杂所致，将原先职制律、斗讼律中各多增了一条，成为502条。
《唐律疏议》12篇的篇目分别为：名例篇、卫禁篇、职制篇、户婚篇、厩库篇、擅兴篇、贼盗篇、斗讼篇、诈伪篇、杂篇、捕亡篇、断狱篇。若是按照现在对法典的理解，可以认为，第一篇名例篇大致相当于法典的总则，其余各篇则是法典的分则。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鼎盛时期，其定制的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承接了以往各个朝代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集众律之大成”，又对其进行了重大发展，成为历代“承而不废”的经典。
在法典体例结构上，自《法经》开始一直处在探索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重大的发展，隋唐则是定型时期。这种定型的法典结构，无论从约法省禁、科条简明的角度，还是从内在逻辑联系的方面，都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唐律疏议》在其各篇的开头都以“疏议”的形式回顾之前各朝发展，说明各篇大致内容和排列理由。
同时，封建法制中诸多的重要制度在《唐律疏议》中成熟、定型、完善并得以阐述。如对于刑法体系，自秦汉开始渐次确立的“五刑制”历经各个朝代的变化发展，在隋《开皇律》中得以开始定型。唐律中的“五刑制”基本上照搬隋律的规定，但是其刑罚体系在《唐律疏议》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刑罚实施的各个方面也得到具体的说明。其余的如“十恶”制度，“八议”制度，同居相为隐制度等，大都是沿袭自旧时律法，但是其内容和施用方面都得到了充实和丰富，使其对唐代以后的中国法和中国法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者，由于《唐律疏议》编纂的目的，就在于使过于简约的唐律文本得到补充和诠释，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分歧问题，以及“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的问题得以解决。因此《唐律疏议》本身就带有对原有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的基本特征。据估算，《唐律疏议》中律文与疏议的篇幅比例约为1∶4，而这占据八成篇幅的疏议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学精华的体现。
《唐律疏议》自颁布实施后，受到来自历朝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高度评价，成为五代、宋、元、明、清各朝编订和解释律例时的蓝本。直到清末编制新的法律系统之前，《唐律》都是所依据的立法传统。与此同时，当时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其繁荣经济和稳定政治为各国所羡。《唐律疏议》在此期间被广播四方，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是模仿《唐律》之作。如公元701年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自其篇目数量及次序上，与《唐律》别无二致，其内容大多也是因袭《唐律》而来。
总之，《唐律疏议》可稱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法典，其间蕴涵的思想和智慧堪比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凝结了隋唐及其之前历代法学家的智慧成果。代表了中国封建法律文化的最高水平。
栏目主持人：程新友 jcfycxy@sina.com
自开国皇帝唐高祖李渊始，就制定了去除隋朝苛政的约法12条，至其政权初建，又制定53条新格，是唐朝立法的开端。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又以隋朝《开皇律》为蓝本，附入其53条新格，颁布了唐朝第一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
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在位）继位后，进一步完善了封建法制制度，花费十年左右时间，完成《贞观律》，体例上仍延续为12篇，500条。《贞观律》仍以《开皇律》为蓝本，但其中“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其中将过去应判死刑的某些犯罪改为加役流，缩小了缘坐处死的范围；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等封建刑法的各项基本制度。《贞观律》是唐律的定本，自此之后，唐代的律典均无大的变动。
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永徽初年（公元650年），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等受命在《贞观律》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删定，于次年完成并颁布了《永徽律》。后为弥补《永徽律》条文过于简略的弊端，唐高宗又命“修撰律疏”。他们将全书以律文为经，按照12篇的顺序，对500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释和疏释，剖析其内涵，并设置问答，辨异析疑，揭示要旨，以补充律文为周备之处。次年书成上报，经唐高宗批准，于永徽四年（653年）颁行。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唐律疏议》。
《唐律疏议》在制定时原称为《律疏》，首见于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撰《律疏》三十卷”。宋代开始称为《永徽律疏》，宋元的刊本中，由于其为前朝律书，加一“故”字，都题作《故唐律疏议》。清初复刻时去掉“故”字，之后通称为《唐律疏议》。并且，后人以其所疏为唐律，文中又冠以“议曰”二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点校说明”。），故其名称除《唐律疏议》外也有作《唐律疏义》。
《唐律疏议》共有30卷，12篇，条文500条。现存的《唐律疏议》有条文502条，根据杨廷福先生的考证，史籍记载法条的数量讲求的是数字的精准，因而在《故唐律疏议》总目录中已标明“凡五百条，记三十卷”应为确准的数字。多余的两条是由于后人的刊本在传抄和刊版中出现的讹夺糅杂所致，将原先职制律、斗讼律中各多增了一条，成为502条。
《唐律疏议》12篇的篇目分别为：名例篇、卫禁篇、职制篇、户婚篇、厩库篇、擅兴篇、贼盗篇、斗讼篇、诈伪篇、杂篇、捕亡篇、断狱篇。若是按照现在对法典的理解，可以认为，第一篇名例篇大致相当于法典的总则，其余各篇则是法典的分则。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鼎盛时期，其定制的唐律具有封建法典的典型性。承接了以往各个朝代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集众律之大成”，又对其进行了重大发展，成为历代“承而不废”的经典。
在法典体例结构上，自《法经》开始一直处在探索之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过重大的发展，隋唐则是定型时期。这种定型的法典结构，无论从约法省禁、科条简明的角度，还是从内在逻辑联系的方面，都体现了高度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唐律疏议》在其各篇的开头都以“疏议”的形式回顾之前各朝发展，说明各篇大致内容和排列理由。
同时，封建法制中诸多的重要制度在《唐律疏议》中成熟、定型、完善并得以阐述。如对于刑法体系，自秦汉开始渐次确立的“五刑制”历经各个朝代的变化发展，在隋《开皇律》中得以开始定型。唐律中的“五刑制”基本上照搬隋律的规定，但是其刑罚体系在《唐律疏议》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刑罚实施的各个方面也得到具体的说明。其余的如“十恶”制度，“八议”制度，同居相为隐制度等，大都是沿袭自旧时律法，但是其内容和施用方面都得到了充实和丰富，使其对唐代以后的中国法和中国法学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再者，由于《唐律疏议》编纂的目的，就在于使过于简约的唐律文本得到补充和诠释，使其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疑难分歧问题，以及“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的问题得以解决。因此《唐律疏议》本身就带有对原有律文进行周密、系统、完整的解释的基本特征。据估算，《唐律疏议》中律文与疏议的篇幅比例约为1∶4，而这占据八成篇幅的疏议堪称为中国古代法学精华的体现。
《唐律疏议》自颁布实施后，受到来自历朝历代统治者和学者的高度评价，成为五代、宋、元、明、清各朝编订和解释律例时的蓝本。直到清末编制新的法律系统之前，《唐律》都是所依据的立法传统。与此同时，当时唐朝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与周边各国频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其繁荣经济和稳定政治为各国所羡。《唐律疏议》在此期间被广播四方，对古代亚洲各国法典亦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古代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大都是模仿《唐律》之作。如公元701年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自其篇目数量及次序上，与《唐律》别无二致，其内容大多也是因袭《唐律》而来。
总之，《唐律疏议》可稱为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法典，其间蕴涵的思想和智慧堪比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凝结了隋唐及其之前历代法学家的智慧成果。代表了中国封建法律文化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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