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杨秉是东汉中期名臣，其仕宦生涯的最后二十年，是在汉桓帝时代度过的。此时期吏治极其腐败，贪贿遍地。然而，杨秉却是个奇迹。他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自任刺史“计日受奉，余禄不入私门”。一次，一位故吏拿百万钱送他，杨秉“闭门不受”。他刚正不阿，无所畏惧，贪官闻之胆寒。杨秉活了74岁，逝前曾坦言，“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那么，他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呢？
原因或许很多，但下列几点尤为重要。传承家风。杨秉的父亲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是闻名天下的“四知太守”。杨震一生俭朴，临死前还说：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用单被包裹，仅够盖住身体即可。对子女要求也极严，不准他们搞特殊化，“子孙常疏食步行”。杨震的故旧劝他趁在位时为子女留些产业，被他拒绝，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这应该是杨震留下的家训。杨秉“少传父业”，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经籍，更学习到了父亲高风亮节的品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杨秉的“为官之道”酷似其父，他就是桓帝时代的“杨震”。假如没有其父和家风家训的影响，杨秉崇高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恐怕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至少不会很快定型和如此牢固。
无欲则刚。杨秉一生，最痴迷的是读书和“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对功名利禄基本没有兴趣。他官欲很小，四十多岁才步入仕途，这还是别人硬把他拽进去的。159年，他因支持查处贪赃枉法的济阴郡太守单匡，而遭到单匡的叔叔、大宦官单超的诬陷下狱，后被赦免但却丢了官职。太山太守皇甫归等人为杨秉鸣冤，说这么忠诚正直的人，“不宜久抑不用”，后桓帝下诏用公车征召杨秉出山。杨秉不愿再做官，想做“教书匠”，故“称疾不至”。后有司弹劾其“大不敬”罪，“如遂不至，详议其罚”，无奈之下才去报到，被拜为太常。杨秉生性不喜饮酒，也不好女色，“早丧夫人，遂不复娶”。对衣食住行也是得过且过，“虽三公之子，经历州郡，尝布衣蔬食，老而不改”。更无贪财欲望，却金暮夜，臣心如水。正是这么多的“无欲”，才成就了他的“三不惑”。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使命使然。杨秉虽然不愿做官，但是一旦做起来，那可是恪尽职守，顶天立地。他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容不得好人受难坏人嚣张。延熹二年（159），刚直的白马县令李云，“忧国将危，心不能忍”，露布上书桓帝，痛斥当下“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的恶劣现象，要求朝廷改邪归正。桓帝读后大怒，诏令将李云逮捕下狱，杨秉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后被免官归田。延熹五年（162）冬，杨秉出任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竟为贪淫，朝野嗟怨”。杨秉愤怒填胸，甫一到任便重拳出击，其中一次就弹劾了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等牧守五十多人。他们或被处死，或被免职，“天下莫不肃然”。
杨秉的理想和其父一样，欲诛尽天下奸臣，这就意味着他与单匡之流不共戴天，他见“虎”必打，常常与大小“老虎”做殊死的斗争。这就要求他自身必须干净，正所谓打铁先要自身硬。杨秉选择了“打虎”事业，也就等于选择了自己必须是个“完人”。他之所以能做到“三不惑”，与其职场中所具有的崇高理想和强烈使命有一定关系。理想和使命能决定一个人的精神高度。
杨秉的“三不惑”及其原因，对于今天的吏治及做人做官，颇有启示意义。
原因或许很多，但下列几点尤为重要。传承家风。杨秉的父亲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是闻名天下的“四知太守”。杨震一生俭朴，临死前还说：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用单被包裹，仅够盖住身体即可。对子女要求也极严，不准他们搞特殊化，“子孙常疏食步行”。杨震的故旧劝他趁在位时为子女留些产业，被他拒绝，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这应该是杨震留下的家训。杨秉“少传父业”，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经籍，更学习到了父亲高风亮节的品质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杨秉的“为官之道”酷似其父，他就是桓帝时代的“杨震”。假如没有其父和家风家训的影响，杨秉崇高人格和价值观的形成，恐怕還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至少不会很快定型和如此牢固。
无欲则刚。杨秉一生，最痴迷的是读书和“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对功名利禄基本没有兴趣。他官欲很小，四十多岁才步入仕途，这还是别人硬把他拽进去的。159年，他因支持查处贪赃枉法的济阴郡太守单匡，而遭到单匡的叔叔、大宦官单超的诬陷下狱，后被赦免但却丢了官职。太山太守皇甫归等人为杨秉鸣冤，说这么忠诚正直的人，“不宜久抑不用”，后桓帝下诏用公车征召杨秉出山。杨秉不愿再做官，想做“教书匠”，故“称疾不至”。后有司弹劾其“大不敬”罪，“如遂不至，详议其罚”，无奈之下才去报到，被拜为太常。杨秉生性不喜饮酒，也不好女色，“早丧夫人，遂不复娶”。对衣食住行也是得过且过，“虽三公之子，经历州郡，尝布衣蔬食，老而不改”。更无贪财欲望，却金暮夜，臣心如水。正是这么多的“无欲”，才成就了他的“三不惑”。正所谓“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使命使然。杨秉虽然不愿做官，但是一旦做起来，那可是恪尽职守，顶天立地。他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容不得好人受难坏人嚣张。延熹二年（159），刚直的白马县令李云，“忧国将危，心不能忍”，露布上书桓帝，痛斥当下“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的恶劣现象，要求朝廷改邪归正。桓帝读后大怒，诏令将李云逮捕下狱，杨秉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后被免官归田。延熹五年（162）冬，杨秉出任太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竟为贪淫，朝野嗟怨”。杨秉愤怒填胸，甫一到任便重拳出击，其中一次就弹劾了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等牧守五十多人。他们或被处死，或被免职，“天下莫不肃然”。
杨秉的理想和其父一样，欲诛尽天下奸臣，这就意味着他与单匡之流不共戴天，他见“虎”必打，常常与大小“老虎”做殊死的斗争。这就要求他自身必须干净，正所谓打铁先要自身硬。杨秉选择了“打虎”事业，也就等于选择了自己必须是个“完人”。他之所以能做到“三不惑”，与其职场中所具有的崇高理想和强烈使命有一定关系。理想和使命能决定一个人的精神高度。
杨秉的“三不惑”及其原因，对于今天的吏治及做人做官，颇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