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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大肠癌已经成为消化道头号肿瘤。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及死亡病例均为全球第一，其中大肠癌新发病人数为56万人，死亡人数为29万人，是中国第二大高发癌症，第五大高死亡癌症，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研究首席科学家丁克峰表示，在中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正以3%～5%的速度增长，早筛、早诊、早治是防治大肠癌的有力手段。
当下，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早筛工作，大众筛查意识不断提升，但还远远不够。
有数据显示，相较于美国超60%的筛查渗透率，中国大肠癌筛查渗透率仅为16%左右，85%的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期以上，甚至已到晚期。美国大规模筛查已使其大肠癌发病率下降40%，死亡率下降51%。
不同时期癌症治疗效果大不相同，越早发现就能越早进行治疗。丁克峰介绍说，大肠癌I期患者90%以上能根治，II期患者75%以上能根治，III期患者降为65%左右，IV期患者则仅为10%左右。
一旦进入中晚期，治疗难度、患者经历的痛苦将大幅增加，也将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人算过一笔账，癌前病变治疗费约为2万元，晚期治疗费则超过了25万元。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浙大二院大肠外科奠基人郑树就在主持开展大肠癌早期筛查工作，并提出中国的《大肠癌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半个世纪以来，浙大二院不断加强大肠癌早筛研究、推广工作。2020年浙江省将重点人群大肠癌筛查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为浙江省50～74周岁户籍居民提供筛查服务，浙大二院联合杭州某城区率先在三个街道针对大肠癌高风险人群进行胃肠镜筛查，筛查出大肠癌患者数十例。
放眼全国，胃肠镜筛查的侵入性、不适感及专业医生、设备不足的现状，依旧影响着筛查工作的普及。结合这一现状，去年浙大二院牵头联合八家三甲医院发布了粪便多靶点FIT-DNA联合检测技术临床试验结果，通过对近5000例肠癌高危人群开展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传统大肠癌临床筛查手段“便隐血”检测相比，这一新技术针对肠癌的检测灵敏度为95.5%，针对进展期腺瘤的检测灵敏度为63.5%，分别比“便隐血”提升约27%和两倍以上，这是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成果中“99.6%阴性预测值”，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肠癌“漏诊”的发生。丁克峰表示，在筛查应用中，若检测是阴性就不需要做肠镜，若检测是阳性则强烈建议做肠镜，可有效缩小肠癌高危人群，大大节约医疗资源。
在丁克峰看来，推动防治关口前移是癌症防治关键之举。
当前，中国的核心医院规范化治疗水平高，大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也相应很高，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但基层医院治疗理念、手术技术等还存在一定差距，也因此使大众对基层医院信任度不高。
“当前，越来越多患者集中到了大城市核心医院，造成大医院不断扩张，社区或县域级医院病人却越来越少，给基层医院带来极大压力。”丁克峰谈道。
他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导向作用，加快建立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医院发挥好防治“门哨”作用，通过提高社区管理、疾病预防、早期筛查诊断能力等，建立起防控体系，让老百姓及早发现潜在威胁;核心医院则做好疑难病种病人诊疗工作，并发展高端技术、提升先进技术、推动临床研究等。由此，形成分工协作机制。
工作中的丁克峰（左三）。
在这样的体系下，基层医院需承担肿瘤防治的健康宣教、健康管理和早筛早诊工作，通过筛查、首诊，早期患者特别是癌前病变患者可尽早得到干预治疗，而基层医院无法治疗的疑难重症患者，则可被及时转移到核心医院。这样可使不同时期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针对基层医院业务能力不足现状，即“肿瘤健康管理、早筛、早诊早治”缺乏背景知识和合理收入，“肿瘤手术和综合治疗”缺乏综合实力和被大医院挤压，丁克峰建议，政府部门在每个区域设定一到两家省级大医院牵头单位，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肿瘤疾病诊治前移和早诊早治工作指导、培训。他认为，提升基层医院诊疗水平关键在于实现“均质化”，即从术前整体评估、多学科诊疗策略、外科手术操作到术后随访等环节，都要向着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浙大二院大肠外科已主编中华医学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等多个大肠癌诊疗规范，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交流推广先进的理念经验，不断探索助力基层医院在肿瘤预防、早筛、早诊、早治方面能力提升的方法。
在丁克峰看来，医院、医生不仅要治好病，还要积极参与到防控工作中去。他呼吁，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关注癌症早筛，共同推动医疗体制向更有利于老百姓健康保健、健康维护、早诊早治、健康长寿的目标发展。
当今，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人。与此同时，老年肠癌患者也呈现增长趋势。
老年患者一直是肿瘤学领域的一个难题。老年人岁数大、病史复杂、治疗难度大，很多患者干脆放弃治疗。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健康理念也在发生转变，老年人更期待能够长寿。
“如今，80歲以上老人做手术已成常态，90岁以上也不少见。这也要求我们不断提升技术和诊疗水平。”丁克峰表示。
作为肿瘤防治核心医院，浙大二院不断攻克疑难病种病人诊疗难题。过去五年，浙大二院大肠外科成功为150多位85岁以上高龄患者实施根治性手术。该院还不断提升保功能外科治疗水平，如低位保肛、保留功能神经、保留回盲部等术式，使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前不久，丁克峰在一周内成功为三位“90后”老人实施了肠癌根治手术，从手术评估、手术进行到术后康复，外科医生发挥出了精湛的微创手术技术，麻醉手术部、护理部等多学科团队紧密配合，三位老人在一周内均如普通患者一样，按计划进食、恢复肛门排气排便、拔除引流管并顺利出院。
在大肠肿瘤临床一线“战斗”三十多年，丁克峰欣喜地看到，中国大肠癌诊疗水平不断取得突破，为患者带去信心，也使高龄患者接受治疗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他表示：“今后，各种新技术的不断赋能、微创技术和理念的不断拓展、智能化手术设备和仪器的革新使用一定能推动外科医生不断创造奇迹，造福百姓。”
目前，丁克峰还在牵头开展大肠癌患者生活方式调查，试图通过大数据寻找与中国大肠癌发病强相关的生活因素，给大众带去更多科学预防建议。癌症防治任重道远，丁克峰指出，实现“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这一健康中国战略目标，还需继续强化早筛普及，推动规范化治疗，加强对急难、风险大及晚期转移性肿瘤的攻坚治疗。他表示，将继续投身到肿瘤防治工作中，期待未来十年助力浙江乃至全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形成拐点。
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病例及死亡病例均为全球第一，其中大肠癌新发病人数为56万人，死亡人数为29万人，是中国第二大高发癌症，第五大高死亡癌症，严重威胁着国民健康。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国家“十三五”重大专项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研究首席科学家丁克峰表示，在中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每年正以3%～5%的速度增长，早筛、早诊、早治是防治大肠癌的有力手段。
当下，中国正在积极推动早筛工作，大众筛查意识不断提升，但还远远不够。
发病高但筛查率低
有数据显示，相较于美国超60%的筛查渗透率，中国大肠癌筛查渗透率仅为16%左右，85%的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期以上，甚至已到晚期。美国大规模筛查已使其大肠癌发病率下降40%，死亡率下降51%。
不同时期癌症治疗效果大不相同，越早发现就能越早进行治疗。丁克峰介绍说，大肠癌I期患者90%以上能根治，II期患者75%以上能根治，III期患者降为65%左右，IV期患者则仅为10%左右。
一旦进入中晚期，治疗难度、患者经历的痛苦将大幅增加，也将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有人算过一笔账，癌前病变治疗费约为2万元，晚期治疗费则超过了25万元。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浙大二院大肠外科奠基人郑树就在主持开展大肠癌早期筛查工作，并提出中国的《大肠癌早诊早治项目技术方案》，半个世纪以来，浙大二院不断加强大肠癌早筛研究、推广工作。2020年浙江省将重点人群大肠癌筛查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为浙江省50～74周岁户籍居民提供筛查服务，浙大二院联合杭州某城区率先在三个街道针对大肠癌高风险人群进行胃肠镜筛查，筛查出大肠癌患者数十例。
放眼全国，胃肠镜筛查的侵入性、不适感及专业医生、设备不足的现状，依旧影响着筛查工作的普及。结合这一现状，去年浙大二院牵头联合八家三甲医院发布了粪便多靶点FIT-DNA联合检测技术临床试验结果，通过对近5000例肠癌高危人群开展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传统大肠癌临床筛查手段“便隐血”检测相比，这一新技术针对肠癌的检测灵敏度为95.5%，针对进展期腺瘤的检测灵敏度为63.5%，分别比“便隐血”提升约27%和两倍以上，这是中国首个癌症早筛前瞻性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试验。
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成果中“99.6%阴性预测值”，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肠癌“漏诊”的发生。丁克峰表示，在筛查应用中，若检测是阴性就不需要做肠镜，若检测是阳性则强烈建议做肠镜，可有效缩小肠癌高危人群，大大节约医疗资源。
推动防治关口前移
在丁克峰看来，推动防治关口前移是癌症防治关键之举。
当前，中国的核心医院规范化治疗水平高，大肠癌患者5年生存率也相应很高，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但基层医院治疗理念、手术技术等还存在一定差距，也因此使大众对基层医院信任度不高。
“当前，越来越多患者集中到了大城市核心医院，造成大医院不断扩张，社区或县域级医院病人却越来越少，给基层医院带来极大压力。”丁克峰谈道。
他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导向作用，加快建立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基层医院发挥好防治“门哨”作用，通过提高社区管理、疾病预防、早期筛查诊断能力等，建立起防控体系，让老百姓及早发现潜在威胁;核心医院则做好疑难病种病人诊疗工作，并发展高端技术、提升先进技术、推动临床研究等。由此，形成分工协作机制。
在这样的体系下，基层医院需承担肿瘤防治的健康宣教、健康管理和早筛早诊工作，通过筛查、首诊，早期患者特别是癌前病变患者可尽早得到干预治疗，而基层医院无法治疗的疑难重症患者，则可被及时转移到核心医院。这样可使不同时期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针对基层医院业务能力不足现状，即“肿瘤健康管理、早筛、早诊早治”缺乏背景知识和合理收入，“肿瘤手术和综合治疗”缺乏综合实力和被大医院挤压，丁克峰建议，政府部门在每个区域设定一到两家省级大医院牵头单位，对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肿瘤疾病诊治前移和早诊早治工作指导、培训。他认为，提升基层医院诊疗水平关键在于实现“均质化”，即从术前整体评估、多学科诊疗策略、外科手术操作到术后随访等环节，都要向着规范化发展。
近年来，浙大二院大肠外科已主编中华医学会、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等多个大肠癌诊疗规范，并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交流推广先进的理念经验，不断探索助力基层医院在肿瘤预防、早筛、早诊、早治方面能力提升的方法。
在丁克峰看来，医院、医生不仅要治好病，还要积极参与到防控工作中去。他呼吁，各级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关注癌症早筛，共同推动医疗体制向更有利于老百姓健康保健、健康维护、早诊早治、健康长寿的目标发展。
让“8090后”不再放弃
当今，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60岁及以上人口超2.6亿人。与此同时，老年肠癌患者也呈现增长趋势。
老年患者一直是肿瘤学领域的一个难题。老年人岁数大、病史复杂、治疗难度大，很多患者干脆放弃治疗。但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人们的健康理念也在发生转变，老年人更期待能够长寿。
“如今，80歲以上老人做手术已成常态，90岁以上也不少见。这也要求我们不断提升技术和诊疗水平。”丁克峰表示。
作为肿瘤防治核心医院，浙大二院不断攻克疑难病种病人诊疗难题。过去五年，浙大二院大肠外科成功为150多位85岁以上高龄患者实施根治性手术。该院还不断提升保功能外科治疗水平，如低位保肛、保留功能神经、保留回盲部等术式，使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得到保障。
前不久，丁克峰在一周内成功为三位“90后”老人实施了肠癌根治手术，从手术评估、手术进行到术后康复，外科医生发挥出了精湛的微创手术技术，麻醉手术部、护理部等多学科团队紧密配合，三位老人在一周内均如普通患者一样，按计划进食、恢复肛门排气排便、拔除引流管并顺利出院。
在大肠肿瘤临床一线“战斗”三十多年，丁克峰欣喜地看到，中国大肠癌诊疗水平不断取得突破，为患者带去信心，也使高龄患者接受治疗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他表示：“今后，各种新技术的不断赋能、微创技术和理念的不断拓展、智能化手术设备和仪器的革新使用一定能推动外科医生不断创造奇迹，造福百姓。”
目前，丁克峰还在牵头开展大肠癌患者生活方式调查，试图通过大数据寻找与中国大肠癌发病强相关的生活因素，给大众带去更多科学预防建议。癌症防治任重道远，丁克峰指出，实现“到2030年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这一健康中国战略目标，还需继续强化早筛普及，推动规范化治疗，加强对急难、风险大及晚期转移性肿瘤的攻坚治疗。他表示，将继续投身到肿瘤防治工作中，期待未来十年助力浙江乃至全国大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形成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