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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国吸引外资的原因除了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之外，更长远地，是为了获得随FDI一同转移到东道国的先进技术。如何使伴随跨国公司而来的技术更多地溢出和扩散到本地企业，如何提高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是当前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之一。文章从技术溢出的定义入手，分析了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途径和影响技术溢出现象产生的因素，并对前人研究的结论做了广泛总结。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文献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12-045-02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时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FDI的大量流入，除了使东道国增加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之外，对东道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影响还在于其技术溢出效应。从产业带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看，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中获得的。
1、技术溢出的定义。技术溢出，根据麦克道加(MacDougall,1960)最早的定义，是指技术提供方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方，而技术提供方享受不到任何回报的行为。科高(Kokko,1992)在其著作《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外溢》中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引致技术和生产力向东道国溢出的情况，并对技术溢出给出如下定义：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而引起的当地技术或生产力进步，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邓宁(Dunning,1993)将技术溢出定义为与跨国公司接触的国内企业所获得的直接收益。lan Ping(1996)的定义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伴随原材料的交换和东道国人才的流动扩散出去的状态。国内学者中，李平(1999)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行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何洁(2000)~将其定义为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可以发生于同一产业内或不同产业之间。
2、技术溢出的途径。根据跨国公司输入的技术是否直接导致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可将技术溢出的途径分为软途径和硬途径两种。硬途径指跨国公司输入的技术本身被东道国企业模仿、消化、吸收，从而导致的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升级换代、示范和模仿效应、对关联产业的前后波及作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软途径指的是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活动的过程中所引起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包括导入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人力资本流动、引入竞争机制和提供全球市场渠道等，它是间接的、潜在的。
3、影响技术溢出的主要因素。
(1)技术先进程度。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所转移的技术按先进程度可分为三类：先进技术、适宜技术转移和传统技术。不同等级的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是不同的。
跨国公司严格控制先进技术对当地的扩散和传播。一般来讲，先进技术的整体尤其是关键环节都掌握在外方高级技术人员手中，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均依赖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供给。这样，东道国就不能直接得到这种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传播，而只能通过间接方式零散地逐步得到，这种溢出具有滞后性。“适宜技术”是指被转移的技术能够适应东道国的环境条件的技术。与先进技术相比，它已经失去了领先性，因而技术拥有者放松了对它转移和扩散的控制。另一方面，输入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环境条件能够与被转移技术相适宜，保证了直接转移和溢出的有效性。传统技术转移对输入国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很小，只是随着技术转移会带来一些技术诀窍和生产工艺经验，对输入国劳动人员和经营人员具有知识补充的作用。
(2)投资方式。东道国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外商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不同投资形式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是不相同的。
独资企业的技术不直接向当地企业转移和扩散，或者说它正是为了严格垄断这种先进技术的控制权才不愿与东道国合资、合作，仅仅将部分技术单一地、分散地传播给当地技术工人。
合资企业转移的多属于适宜技术和传统技术。合资企业的产品中出口外销占了很大比例，这就需要双方共同保证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使其产品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为此，外方技术人员会尽快让当地技术人员掌握技术，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此外，合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还将产品的部分零部件委托给相关的当地企业加工生产，从而生产技术又转移和扩散到这些加工企业，使它们改进和提高技术水平，培训技术工人。可见，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企业多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出现，契约规定该项目由外方组织承建，有偿使用若干年后交还东道国。在企业经营中，多表现为外方全权负责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技术或产品销售。这种形式也不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
(3)人才当地化程度。跨国公司培养的大量技术与管理人才，必将随着人才流动，使硬技术与软技术同时得到扩散。因此，人才当地化程度越高，流向当地企业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大。
(4)东道国市场结构。在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里，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转移技术的新旧程度和转让速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本国市场竞争的压力，即其他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同类产品的技术先进程度以及本国同行业企业技术吸收，改进和革新能力。因此，一个介于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不仅利于先进技术的采用，同时也会加快先进技术在产业内扩散的速度与效率。
(5)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引进技术能否在所处的环境产生溢出效应，还要看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促使跨国公司转让更先进的技术，造成新一轮的技术溢出。因此，技术水平越高，与投资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溢出效应越大。
(6)产业关联度。牵头产业指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大、有极强的牵动其他产业发展能力的产业。跨国公司若投资于有较大产业关联度的牵头产业，则先进技术的前后波及作用就会越强，技术溢出和影响的范围就会越广。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因素，跨国公司方的投资理念、战略思想等也会对技术溢出产生较大的影响。
4、已有实证研究的分类总结。FDI技术溢出效应自从被提出以来，其在各国各行业的存在已經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而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的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和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效应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计量结果却不尽相同。下文对我国学者近年来的实证研究成果做了分类综述。(1)使用行业数据的分析。研究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从行业的层面考察是一个常见的切入 点。利用行业数据可以计量得出该行业内的外资企业对整个行业的溢出效应。秦晓钟等f1998)利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全部39个行业的数据，通过对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回归的方法，发现FDI产生了正面溢出效应，而且这种外溢效应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超过内资企业员工数量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Zhiqiang Liu(2002)利用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了1993～1998年间深圳特区29个制造业的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时提高，并且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行业内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就会提高大约0.5个百分点。(2)使用地区数据的分析。选定一个或多个地区，分析该地区内部的外资企业对当地的生产率是否存在促进作用，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利用该方法一来可得到各地区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具体数据，此外还能就所考察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思考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不同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该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沈坤荣等(1999)利用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可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37个单位。何洁(2000利用Moschos(1989)提出的“经济发展门槛效应”，在除海南、西藏和台湾以外的28个省中推导出决定FDI溢出效应大小的“经济发展门槛”，对研究范围内的5年共140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7个省份处于“经济发展门槛”之下，但是它们的溢出效应系数为0.0065，对应其他位于“门槛”之上的省份溢出效应系数为0.0171。这说明了无论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FDI在我国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溢出效应的作用越大。潘文(2003)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对1995～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部门引进外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的增长有积极影响，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但整体溢出效应不显著。对中、东、西部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跨国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资在该地区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而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得外商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外资的正溢出效应相对较大。此外，沈坤荣和胡凡(1999)对南京市的研究，周研(2002)对浙江省的研究，吴德进(2003)对福建省的研究等都认为FDI在当地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3)使用总体数据的分析。总体数据包括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即在全国的范围内计量历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我国内资企业产量间的关系。何洁和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做法，将整个工业经济划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利用1985～1997年我国工业部门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以产量增加表示的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提高2.3％。吴林海和陈继海(2003)利用1993～2001年的全国样本进行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同时。对比1993～1997和1998～2001两个时间区间内技术溢出效应的系数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上升。(4)使用企业数据的分析。外商企业据引资来源划分，可分为美资、日资、欧盟资本和我国港澳台资等等。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本，其技术的核心性、先进性和适用性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我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必然会有所不同。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中随即抽取的14670家企业样本，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39％，我国港澳台三资企业的技術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33％，且如果行业内国外三资企业数量所占的比重每增加1％，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而姚洋等(2001)再次从上述数据中抽取41个行业37769家企业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高11.4％，而我国港澳台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低8.2％，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不是技术引进的方式起作用的，因而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王志鹏和李子奈(2003)的采用_2000年5000家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姚洋等相反。他们的检验结果显示外资参股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国外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我国港澳台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更多地表现在行业内部而非一省内部，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总体影响为正，且该效应超过了企业因自身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好处。 许罗丹等(2004)通过对广东省华资、欧盟、日资和美资四组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数据，根据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不同途径，对比分析了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在产品水平、R&D投入、上游产品来源、员工素质和培训方面对广东省企业的技术溢出。首先，在产品的水平方面，美资企业产品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比例最高，达到42.31％，欧盟企业最低。仅为15％左右。其次，在R&D的投入上，欧盟企业远远高于另外三组外资企业，企业的年均投入研发经费接近380万元，而日资企业的数据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1/6。再次，由于各类企业的员工受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不能一概而论。华资企业的员工无论是生产线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所受教育的程度都是4组企业中最低的，因而它们向员工提供的在职培训最多；日资企业的员工具有最高和最平均的受教育程度，它们所提供的培训最少；美资企业和欧盟企业的员工素质都不低，它们对这方面也相当重视。最后，在利用本地的上游产品方面，日资企业的上游产品100％来自国外的比例最高，欧盟企业的情况也类似，美资企业的上游产品较平均地来自于中国其他地区、国外和三资企业，而华资企业上游产品来自本地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比例最多，但依然少于10％。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郑云(2005)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长三角的FDI外溢效应为0.66，而珠三角仅为0.24。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地区引资的来源结构不同。长三角引人我国港澳台资金与欧美日资金的比接近1:1，而珠江三角洲引入的我国港澳台资金与欧美日资金的比为5:1，长江三角洲的欧美日资金承担了较多的溢出效应。
(责 编 若 佳)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效应文献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8)12-045-02
FDI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时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FDI的大量流入，除了使东道国增加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以及缓解就业压力之外，对东道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影响还在于其技术溢出效应。从产业带动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来看，技术溢出对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中获得的。
1、技术溢出的定义。技术溢出，根据麦克道加(MacDougall,1960)最早的定义，是指技术提供方非自愿地提供技术给受让方，而技术提供方享受不到任何回报的行为。科高(Kokko,1992)在其著作《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特征和外溢》中分析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引致技术和生产力向东道国溢出的情况，并对技术溢出给出如下定义：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而引起的当地技术或生产力进步，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情形。邓宁(Dunning,1993)将技术溢出定义为与跨国公司接触的国内企业所获得的直接收益。lan Ping(1996)的定义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知识伴随原材料的交换和东道国人才的流动扩散出去的状态。国内学者中，李平(1999)认为，技术溢出效应是指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当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行为，是经济外在性的一种表现。何洁(2000)~将其定义为FDI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可以发生于同一产业内或不同产业之间。
2、技术溢出的途径。根据跨国公司输入的技术是否直接导致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可将技术溢出的途径分为软途径和硬途径两种。硬途径指跨国公司输入的技术本身被东道国企业模仿、消化、吸收，从而导致的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包括技术升级换代、示范和模仿效应、对关联产业的前后波及作用和产业结构调整等；软途径指的是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活动的过程中所引起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包括导入管理模式和企业精神、人力资本流动、引入竞争机制和提供全球市场渠道等，它是间接的、潜在的。
3、影响技术溢出的主要因素。
(1)技术先进程度。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所转移的技术按先进程度可分为三类：先进技术、适宜技术转移和传统技术。不同等级的技术转移溢出效应是不同的。
跨国公司严格控制先进技术对当地的扩散和传播。一般来讲，先进技术的整体尤其是关键环节都掌握在外方高级技术人员手中，技术创新和产品改进均依赖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供给。这样，东道国就不能直接得到这种先进技术的扩散和传播，而只能通过间接方式零散地逐步得到，这种溢出具有滞后性。“适宜技术”是指被转移的技术能够适应东道国的环境条件的技术。与先进技术相比，它已经失去了领先性，因而技术拥有者放松了对它转移和扩散的控制。另一方面，输入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环境条件能够与被转移技术相适宜，保证了直接转移和溢出的有效性。传统技术转移对输入国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很小，只是随着技术转移会带来一些技术诀窍和生产工艺经验，对输入国劳动人员和经营人员具有知识补充的作用。
(2)投资方式。东道国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有三种：外商独资经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不同投资形式对东道国的溢出效应是不相同的。
独资企业的技术不直接向当地企业转移和扩散，或者说它正是为了严格垄断这种先进技术的控制权才不愿与东道国合资、合作，仅仅将部分技术单一地、分散地传播给当地技术工人。
合资企业转移的多属于适宜技术和传统技术。合资企业的产品中出口外销占了很大比例，这就需要双方共同保证生产技术的先进性，使其产品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为此，外方技术人员会尽快让当地技术人员掌握技术，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此外，合资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益，还将产品的部分零部件委托给相关的当地企业加工生产，从而生产技术又转移和扩散到这些加工企业，使它们改进和提高技术水平，培训技术工人。可见，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较为理想的。合作企业多是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出现，契约规定该项目由外方组织承建，有偿使用若干年后交还东道国。在企业经营中，多表现为外方全权负责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技术或产品销售。这种形式也不利于技术转移和扩散。
(3)人才当地化程度。跨国公司培养的大量技术与管理人才，必将随着人才流动，使硬技术与软技术同时得到扩散。因此，人才当地化程度越高，流向当地企业的可能性就越大，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大。
(4)东道国市场结构。在一个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里，跨国公司向子公司转移技术的新旧程度和转让速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本国市场竞争的压力，即其他跨国公司在本国投资同类产品的技术先进程度以及本国同行业企业技术吸收，改进和革新能力。因此，一个介于完全垄断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市场结构不仅利于先进技术的采用，同时也会加快先进技术在产业内扩散的速度与效率。
(5)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引进技术能否在所处的环境产生溢出效应，还要看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和吸收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形成对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促使跨国公司转让更先进的技术，造成新一轮的技术溢出。因此，技术水平越高，与投资国的技术差距越小，溢出效应越大。
(6)产业关联度。牵头产业指与其他产业关联度大、有极强的牵动其他产业发展能力的产业。跨国公司若投资于有较大产业关联度的牵头产业，则先进技术的前后波及作用就会越强，技术溢出和影响的范围就会越广。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因素，跨国公司方的投资理念、战略思想等也会对技术溢出产生较大的影响。
4、已有实证研究的分类总结。FDI技术溢出效应自从被提出以来，其在各国各行业的存在已經在理论分析上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而历年来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的统计方法、统计指标和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效应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所得出的计量结果却不尽相同。下文对我国学者近年来的实证研究成果做了分类综述。(1)使用行业数据的分析。研究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从行业的层面考察是一个常见的切入 点。利用行业数据可以计量得出该行业内的外资企业对整个行业的溢出效应。秦晓钟等f1998)利用1995年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中全部39个行业的数据，通过对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回归的方法，发现FDI产生了正面溢出效应，而且这种外溢效应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超过内资企业员工数量对内资企业总产出的贡献。Zhiqiang Liu(2002)利用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了1993～1998年间深圳特区29个制造业的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使得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同时提高，并且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行业内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就会提高大约0.5个百分点。(2)使用地区数据的分析。选定一个或多个地区，分析该地区内部的外资企业对当地的生产率是否存在促进作用，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研究方法。利用该方法一来可得到各地区外资企业技术溢出的具体数据，此外还能就所考察的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思考各地区技术溢出效应不同的原因以及如何提高该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沈坤荣等(1999)利用1996年29个省市自治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个单位，可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37个单位。何洁(2000利用Moschos(1989)提出的“经济发展门槛效应”，在除海南、西藏和台湾以外的28个省中推导出决定FDI溢出效应大小的“经济发展门槛”，对研究范围内的5年共140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甘肃、陕西、宁夏等7个省份处于“经济发展门槛”之下，但是它们的溢出效应系数为0.0065，对应其他位于“门槛”之上的省份溢出效应系数为0.0171。这说明了无论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FDI在我国各省市的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溢出效应的作用越大。潘文(2003)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对1995～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溢出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工业部门引进外资在总体上对内资部门产出的增长有积极影响，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但整体溢出效应不显著。对中、东、西部的进一步研究显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跨国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资在该地区甚至产生了不太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而东部地区内资工业部门技术水平的提升已使得外商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变小；中部地区当前外资的正溢出效应相对较大。此外，沈坤荣和胡凡(1999)对南京市的研究，周研(2002)对浙江省的研究，吴德进(2003)对福建省的研究等都认为FDI在当地产生了显著的溢出效应。(3)使用总体数据的分析。总体数据包括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即在全国的范围内计量历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与我国内资企业产量间的关系。何洁和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的做法，将整个工业经济划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利用1985～1997年我国工业部门的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1％，以产量增加表示的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就会提高2.3％。吴林海和陈继海(2003)利用1993～2001年的全国样本进行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同时。对比1993～1997和1998～2001两个时间区间内技术溢出效应的系数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上升。(4)使用企业数据的分析。外商企业据引资来源划分，可分为美资、日资、欧盟资本和我国港澳台资等等。这些不同来源的资本，其技术的核心性、先进性和适用性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我国企业的溢出效应必然会有所不同。姚洋(1998)利用1995年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中随即抽取的14670家企业样本，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39％，我国港澳台三资企业的技術效率比国有企业要高33％，且如果行业内国外三资企业数量所占的比重每增加1％，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而姚洋等(2001)再次从上述数据中抽取41个行业37769家企业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高11.4％，而我国港澳台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比国有企业低8.2％，且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主要是通过人员流动等途径而不是技术引进的方式起作用的，因而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王志鹏和李子奈(2003)的采用_2000年5000家工业企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姚洋等相反。他们的检验结果显示外资参股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国外投资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明显高于我国港澳台投资，FDI的溢出效应更多地表现在行业内部而非一省内部，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总体影响为正，且该效应超过了企业因自身规模扩大而带来的好处。 许罗丹等(2004)通过对广东省华资、欧盟、日资和美资四组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数据，根据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不同途径，对比分析了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在产品水平、R&D投入、上游产品来源、员工素质和培训方面对广东省企业的技术溢出。首先，在产品的水平方面，美资企业产品水平符合国际标准的比例最高，达到42.31％，欧盟企业最低。仅为15％左右。其次，在R&D的投入上，欧盟企业远远高于另外三组外资企业，企业的年均投入研发经费接近380万元，而日资企业的数据仅为欧盟平均水平的1/6。再次，由于各类企业的员工受教育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因而各企业对员工的培训不能一概而论。华资企业的员工无论是生产线工作人员还是管理人员，所受教育的程度都是4组企业中最低的，因而它们向员工提供的在职培训最多；日资企业的员工具有最高和最平均的受教育程度，它们所提供的培训最少；美资企业和欧盟企业的员工素质都不低，它们对这方面也相当重视。最后，在利用本地的上游产品方面，日资企业的上游产品100％来自国外的比例最高，欧盟企业的情况也类似，美资企业的上游产品较平均地来自于中国其他地区、国外和三资企业，而华资企业上游产品来自本地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比例最多，但依然少于10％。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郑云(2005)对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发现长三角的FDI外溢效应为0.66，而珠三角仅为0.24。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地区引资的来源结构不同。长三角引人我国港澳台资金与欧美日资金的比接近1:1，而珠江三角洲引入的我国港澳台资金与欧美日资金的比为5:1，长江三角洲的欧美日资金承担了较多的溢出效应。
(责 编 若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