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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贵州花灯艺术受红色文化的影响，在表现目的、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表演时间、表演场地上，不断发展变化。传统花灯以唱古人，唱自然景物，唱爱情生活为主。现代花灯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理想，融合党的新政策和社会主义农村新风貌，正确地继承和发扬优秀、健康以及进步的民间文化传统。
关键词：红色文化 影响 贵州花灯 变化
中图分类号：J528.7 文献标识码：A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蕴藏着很多优美动人的民间艺术。这些丰富的艺术宝藏，对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多姿多彩的花灯就是其中一枝艺术奇葩，2006年5月，花灯戏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多次调查证明，贵州省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地区（主要是农村，其中也包括一些民族杂居地区），都有花灯的活动，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平衡，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这种广大劳动人民在节日或农闲时进行的，自娱自乐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世代流传，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民间花灯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世代不息，还因为它具有表演易学易演、曲调优美生动、唱词朴素活泼、语言通俗易懂等艺术特点，而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它的起源与成长在封建社会，其中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封建、色情以及消极的东西。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实践已经证明，任何艺术的存在和具有生命活力，必然是由于它反应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斗争，在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上起着一定的作用。贵州花灯就是这样一种民间艺术，在推陈出新的发展道路上，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所以深受人民喜爱。
通过研究发现，贵州花灯从腔调、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表演时间和场地等，受红色文化的影响有了极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因为花灯艺人都能即兴编唱灯词，并把“新闻故事”编成灯词进行表演，人们叫它“新闻灯”。“新闻灯”的出现成为旧花灯蜕变的先声，从那时起，贵州花灯就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 贵州花灯唱腔的变化
在各地花灯有不同的叫法：黔东如铜仁、石阡等地称“高台戏”；黔北如遵义、余庆、湄潭等叫“跳花灯”；黔西如安顺、普定、平坝、毕节、大方等叫“灯夹戏”；黔南如独山、福泉、施秉等叫“台灯”。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的唱腔基本一样，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板腔，俗称“灯戏调子”；二是曲牌俗称“花调子”。这二种唱腔可以混合使用。虽然板腔比较单一，都是由上下句反复演唱，最后加上“收腔”结尾。但调子较多，如：出台调、行程调、路调、数板、一字调等非常丰富。并且每一个板腔还有不相同的调子。就说“数板”在独山县就有十三个不同的调子，贵阳则有七个。“路调”独山县有十九个。“一字调”印江七个。常用的曲牌有：巧梳妆、四小景、四季相思、送夫调等，这些众多贵州花灯“板腔”和“曲牌”还因地域差异各有不同，腔调在原曲调基础上都有不同变化，并逐渐形成各地的“板腔”和“曲牌”特点。
二 花灯表演内容的变化
贵州花灯内容（灯词、唱词，即题材和主题）主要表现，集中于平民百姓的日常劳动、爱情生活，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里的人物、事件以及对命运和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强烈的民间性，除去一些带封建、迷信、庸俗和色情糟粕的节目唱段外，大多数内容健康，主题积极，兼备教育、娱乐功能，民俗风情色彩浓郁。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喜庆吉祥的愿望，或是描绘男女之间纯朴的恋爱关系；或是借古喻今，贬恶扬善；或是吟花咏月，比物抒情。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手段，塑造通俗易懂，生动鲜明的各种艺术形像，体现了人民的爱和憎、好和恶、喜和忧、甜和苦。所以，贵州花灯节目内容十分丰富。如黔西南花灯，正灯类：《开财门》《贺调》《贺主人》《请四神》《五重门》《谢主人》《辞别调》。五更调类：《闹五更调》《叹五更》。采茶调类：《采茶调》《上茶山》《正采茶》《花采茶》《十二月花园姐妹》等。低俗和庸俗逗情内容也不少，如：《小尼姑》《小丈夫》《一更打扮跳花灯》等。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贵州人民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以花灯的形式反映他们的心声，开始将现实生活，时事新闻编入成灯词，各处传唱，如：《光绪驾崩》《辛亥革命灯》《水打狮子桥》等。“新闻灯”虽然沿襲了传统花灯形式，但在内容表现上有了突破。
红军长征在贵州转战期间，他们带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红军战士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精神，开启了农民对红色革命的认识，把解放自己当家作主的红色队伍当成自己的队伍，这种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对民间花灯内容有了很大的影响。例如，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遵义县团溪蔡炳章、蔡恒昌兄弟出于对红军的钦佩，编演的《红军灯》和后来的《唱红军》《修路灯》《参军灯》《红军送我一把壶》《十送红军》等。花灯表现内容已经发生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是红色革命解放了自己，是共产党改变了百姓的生活。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当地农民通过花灯表现出对新中国的向往，如：《幸福灯》《大联欢》《红旗飘》《公社好》《庆贺丰收》等，花灯表现内容再次发生变迁。
三 花灯表演目的的变化
贵州传统花灯从表演目的上可细分为：贺新春的花灯，如：《贺新春》《过新年》《拜新年》《拜年调》；贺主人修房造屋的花灯，如：《开财门》《贺主人》等；表现爱情生活的花灯，如《牵牛郎郎要接亲》《千里寻哥》《送调》《念故人》；庆丰收的花灯如：《庆贺丰收》《打菜》《八月桂花香》《喜庆年》；驱邪祈福求子的花灯如：《朝人户》《数板（老鸹调）》等。由于红色文化的影响，贵州花灯也逐渐脱离了祭神娱神的场所，具有了唤起民众、凝聚民族精神的新文化社会功能。例如，当代贵州花灯，农民唱的是《欢迎朋友四方来》《盛世花灯》《唱出时代新风》等，以《十谢共产党》最具代表性。这些红色花灯唱出了人民的希望，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而今，贵州民间花灯艺术的表演目的正处于分化的状态。首先，原初形态的花灯开始为经济旅游服务。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夺蕊雕，”集高难技巧于一身的“遵义三人钱杆”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催生的。其次，当地政府为了宣传地域文化或塑造企业形象，充分挖掘发展作为贵州民间艺术普及程度最广泛历史渊源最悠久的贵州花灯艺术，使之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服务。最后，满足群众自娱自乐的需求。舞蹈作为强身健体陶冶身心的运动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贵州花灯舞蹈不仅是农村人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现如今也逐渐融入到了城市人运动锻炼的洪流之中，向人们展示了一道生命之舞的风景线。
四 表演形式的变化
1 花灯角色的变化
在旧社会有一种说法：“好男不耍灯，好女不看灯。”那时的对花灯内容混杂封建、色情以及消极的东西。因为自古以来花灯的丑、旦角色都是以“夫妻”相称来表演，女角如“幺妹”“懒大嫂”都是由男人扮演的，并且内容庸俗，所以一直没有女人参与演唱和表演。自从红军长征来到贵州，将红色革命的思想播撒在这块土地上起，这里的才艺人把过去“夫妻”角色改为“哥妹”进行表演。花灯表演的舞台上从此才有了女人的身影。唱花灯、跳花灯、演花灯不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的参与促进了花灯表现内容的发展，花灯的脚色也有了变化，增加了净、末、老旦、彩旦等。
2 花灯表演人数的变化
最初的是一旦一丑，舞巾的男子为“唐二”，舞扇的女子为“懒大嫂”两个角色，边歌边舞，这是花灯最基本的形式；后来演变为二丑一旦，二旦一丑俗称“三小”进行表演；最后发展为集体花灯歌舞，例如，贵阳的“八仙庆寿”就有六男二女。又如，遵义地区有八丑八旦，六丑六旦的采茶灯，在表演人数上除了唐二的“巾”、懒大嫂的“扇”之外，增加了龙、狮、虾、鱼、蟹的伴舞。花灯从表演人数上带来了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从人物关系上、队形变化、表演程序上都有了本质的变化。
3 花灯的表演难易程度的变化
花灯的表演由简单逐渐变为复杂。例如，务川县、遵义县团溪的地花灯表演中的“钱杆舞”就有十七套，如：《蝴蝶戏花》《雪花盖顶》《四门斗底》《蛾蜡滚沙》等。独山县的“地灯”表演的舞则更多，有二十七段，如：《蜜蜂采花》《喜鹊登梅》《魁星点斗》《边鱼上水》《岩上拉牛》《金猫捕鼠》《扫地莲花》等。这些舞段的表演形式在后期贵州花灯中表演较为普遍。演员的表演特点，身体动作以“扭”为主，有犀牛望月、黄龙缠腰、海底捞月、雪花盖顶、岩鹰展翅等。舞蹈步法以四方步为主，也有二步半、快慢三步、野鸡步、梭步、碎米步、矮桩步、妇田步、快上步等。扇子耍法以小花扇和大花扇为主，还有交扇、扑蝶扇、差扇、盖扇等。
4 花灯表演动作的变化
花灯表演难度加大，复杂程度也在加深。由原来基本无技巧的“巾”和“扇”变成三人和集体的高难动作表演。例如，遵义县的“钱杆舞”表演中的么妹，总是或挂、或坐、或骑、或吊在唐二身上完成各种技巧造型，这在中国民间表演中是极其少见的。
五 花灯表演时间、场地上的变化
在《遵义府志》中就有“正月以姣童扮男女，一执扇，一执手帕，边歌边舞唱‘采茶’”。在《平越直隶州志》中也有“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黎峨风俗，正月十三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从以上史料记载看，花灯最初形态表演的时间是每年的正月十五以前。目的是“闹元宵”，表演场地“沿门踏唱”“游行村坊”，时间一过就偃旗息鼓，一年不再重复。
现如今花灯表演时间不再受一年一次的限制，在旅游地区几乎每天都有表演，在城镇的广场，人们也每天都以花灯舞蹈强身健体，在百姓进行婚丧嫁娶或开张营业等事务时，也会邀请一些业余的花灯队伍营造声势。
表演的场所已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专业的花灯剧甚至登上省市或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如：独山县文工队将带上《恰恰合》《地灯闹台》《灯乡情》，三个独具贵州特色的花灯舞节目，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表演。遵义文工团演出的大型花燈剧《末等官》以及黔南州歌舞团演出《好花红》参加了2001年7月至8月全省的调演，2011年贵州省湄潭县村民还自编了花灯戏《十谢共产党》在十里八乡传唱。
六 结语
从红军长征来到贵州，正如毛主席“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把共产主义思想和红军战士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精神，播撒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并解放他们当家作了主人。这里的农民就以花灯的形式不断创作新作品，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笔者通过对这些作品内容的演变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对民间花灯内容影响非常深远。目前，红色花灯歌舞响彻贵州，扎根于贵州大山深处，溶进了百姓的心灵深处。
注：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红色文化对贵州花灯形式和内容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11ZC067）。
参考文献：
[1] 黄泽桂：《贵州花灯舞蹈的昨天·今天·明天》，《文艺论丛》，1996年第4期。
[2] 遵义地区文化局：《遵义地区花灯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贵州花灯三百首》，贵州省群众艺术馆，1980年版。
[4] 罗文才、蒙勇：《文化艺术瑰宝——黔北花灯》，金沙县后山乡人民政府网，2010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韩天寿，男，1962—，贵州余庆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民间音乐、音乐教师教育、音乐基础教育，工作单位：遵义师范学院。
关键词：红色文化 影响 贵州花灯 变化
中图分类号：J528.7 文献标识码：A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蕴藏着很多优美动人的民间艺术。这些丰富的艺术宝藏，对于文艺事业的发展以及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多姿多彩的花灯就是其中一枝艺术奇葩，2006年5月，花灯戏经国务院批准，已经列入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多次调查证明，贵州省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地区（主要是农村，其中也包括一些民族杂居地区），都有花灯的活动，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情况的不平衡，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这种广大劳动人民在节日或农闲时进行的，自娱自乐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世代流传，成为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民间花灯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世代不息，还因为它具有表演易学易演、曲调优美生动、唱词朴素活泼、语言通俗易懂等艺术特点，而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它的起源与成长在封建社会，其中不可避免地混杂着封建、色情以及消极的东西。但艺术发展的规律和实践已经证明，任何艺术的存在和具有生命活力，必然是由于它反应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斗争，在满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上起着一定的作用。贵州花灯就是这样一种民间艺术，在推陈出新的发展道路上，伴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所以深受人民喜爱。
通过研究发现，贵州花灯从腔调、表现内容、表现形式、表演时间和场地等，受红色文化的影响有了极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因为花灯艺人都能即兴编唱灯词，并把“新闻故事”编成灯词进行表演，人们叫它“新闻灯”。“新闻灯”的出现成为旧花灯蜕变的先声，从那时起，贵州花灯就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 贵州花灯唱腔的变化
在各地花灯有不同的叫法：黔东如铜仁、石阡等地称“高台戏”；黔北如遵义、余庆、湄潭等叫“跳花灯”；黔西如安顺、普定、平坝、毕节、大方等叫“灯夹戏”；黔南如独山、福泉、施秉等叫“台灯”。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的唱腔基本一样，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板腔，俗称“灯戏调子”；二是曲牌俗称“花调子”。这二种唱腔可以混合使用。虽然板腔比较单一，都是由上下句反复演唱，最后加上“收腔”结尾。但调子较多，如：出台调、行程调、路调、数板、一字调等非常丰富。并且每一个板腔还有不相同的调子。就说“数板”在独山县就有十三个不同的调子，贵阳则有七个。“路调”独山县有十九个。“一字调”印江七个。常用的曲牌有：巧梳妆、四小景、四季相思、送夫调等，这些众多贵州花灯“板腔”和“曲牌”还因地域差异各有不同，腔调在原曲调基础上都有不同变化，并逐渐形成各地的“板腔”和“曲牌”特点。
二 花灯表演内容的变化
贵州花灯内容（灯词、唱词，即题材和主题）主要表现，集中于平民百姓的日常劳动、爱情生活，一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里的人物、事件以及对命运和社会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强烈的民间性，除去一些带封建、迷信、庸俗和色情糟粕的节目唱段外，大多数内容健康，主题积极，兼备教育、娱乐功能，民俗风情色彩浓郁。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喜庆吉祥的愿望，或是描绘男女之间纯朴的恋爱关系；或是借古喻今，贬恶扬善；或是吟花咏月，比物抒情。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唱手段，塑造通俗易懂，生动鲜明的各种艺术形像，体现了人民的爱和憎、好和恶、喜和忧、甜和苦。所以，贵州花灯节目内容十分丰富。如黔西南花灯，正灯类：《开财门》《贺调》《贺主人》《请四神》《五重门》《谢主人》《辞别调》。五更调类：《闹五更调》《叹五更》。采茶调类：《采茶调》《上茶山》《正采茶》《花采茶》《十二月花园姐妹》等。低俗和庸俗逗情内容也不少，如：《小尼姑》《小丈夫》《一更打扮跳花灯》等。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贵州人民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影响，以花灯的形式反映他们的心声，开始将现实生活，时事新闻编入成灯词，各处传唱，如：《光绪驾崩》《辛亥革命灯》《水打狮子桥》等。“新闻灯”虽然沿襲了传统花灯形式，但在内容表现上有了突破。
红军长征在贵州转战期间，他们带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红军战士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精神，开启了农民对红色革命的认识，把解放自己当家作主的红色队伍当成自己的队伍，这种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对民间花灯内容有了很大的影响。例如，红军长征路过遵义时，遵义县团溪蔡炳章、蔡恒昌兄弟出于对红军的钦佩，编演的《红军灯》和后来的《唱红军》《修路灯》《参军灯》《红军送我一把壶》《十送红军》等。花灯表现内容已经发生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也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是红色革命解放了自己，是共产党改变了百姓的生活。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入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当地农民通过花灯表现出对新中国的向往，如：《幸福灯》《大联欢》《红旗飘》《公社好》《庆贺丰收》等，花灯表现内容再次发生变迁。
三 花灯表演目的的变化
贵州传统花灯从表演目的上可细分为：贺新春的花灯，如：《贺新春》《过新年》《拜新年》《拜年调》；贺主人修房造屋的花灯，如：《开财门》《贺主人》等；表现爱情生活的花灯，如《牵牛郎郎要接亲》《千里寻哥》《送调》《念故人》；庆丰收的花灯如：《庆贺丰收》《打菜》《八月桂花香》《喜庆年》；驱邪祈福求子的花灯如：《朝人户》《数板（老鸹调）》等。由于红色文化的影响，贵州花灯也逐渐脱离了祭神娱神的场所，具有了唤起民众、凝聚民族精神的新文化社会功能。例如，当代贵州花灯，农民唱的是《欢迎朋友四方来》《盛世花灯》《唱出时代新风》等，以《十谢共产党》最具代表性。这些红色花灯唱出了人民的希望，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发展，而今，贵州民间花灯艺术的表演目的正处于分化的状态。首先，原初形态的花灯开始为经济旅游服务。具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夺蕊雕，”集高难技巧于一身的“遵义三人钱杆”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催生的。其次，当地政府为了宣传地域文化或塑造企业形象，充分挖掘发展作为贵州民间艺术普及程度最广泛历史渊源最悠久的贵州花灯艺术，使之为今天的社会建设服务。最后，满足群众自娱自乐的需求。舞蹈作为强身健体陶冶身心的运动方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贵州花灯舞蹈不仅是农村人自娱自乐的艺术形式，现如今也逐渐融入到了城市人运动锻炼的洪流之中，向人们展示了一道生命之舞的风景线。
四 表演形式的变化
1 花灯角色的变化
在旧社会有一种说法：“好男不耍灯，好女不看灯。”那时的对花灯内容混杂封建、色情以及消极的东西。因为自古以来花灯的丑、旦角色都是以“夫妻”相称来表演，女角如“幺妹”“懒大嫂”都是由男人扮演的，并且内容庸俗，所以一直没有女人参与演唱和表演。自从红军长征来到贵州，将红色革命的思想播撒在这块土地上起，这里的才艺人把过去“夫妻”角色改为“哥妹”进行表演。花灯表演的舞台上从此才有了女人的身影。唱花灯、跳花灯、演花灯不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的参与促进了花灯表现内容的发展，花灯的脚色也有了变化，增加了净、末、老旦、彩旦等。
2 花灯表演人数的变化
最初的是一旦一丑，舞巾的男子为“唐二”，舞扇的女子为“懒大嫂”两个角色，边歌边舞，这是花灯最基本的形式；后来演变为二丑一旦，二旦一丑俗称“三小”进行表演；最后发展为集体花灯歌舞，例如，贵阳的“八仙庆寿”就有六男二女。又如，遵义地区有八丑八旦，六丑六旦的采茶灯，在表演人数上除了唐二的“巾”、懒大嫂的“扇”之外，增加了龙、狮、虾、鱼、蟹的伴舞。花灯从表演人数上带来了形式上的变化。因此，从人物关系上、队形变化、表演程序上都有了本质的变化。
3 花灯的表演难易程度的变化
花灯的表演由简单逐渐变为复杂。例如，务川县、遵义县团溪的地花灯表演中的“钱杆舞”就有十七套，如：《蝴蝶戏花》《雪花盖顶》《四门斗底》《蛾蜡滚沙》等。独山县的“地灯”表演的舞则更多，有二十七段，如：《蜜蜂采花》《喜鹊登梅》《魁星点斗》《边鱼上水》《岩上拉牛》《金猫捕鼠》《扫地莲花》等。这些舞段的表演形式在后期贵州花灯中表演较为普遍。演员的表演特点，身体动作以“扭”为主，有犀牛望月、黄龙缠腰、海底捞月、雪花盖顶、岩鹰展翅等。舞蹈步法以四方步为主，也有二步半、快慢三步、野鸡步、梭步、碎米步、矮桩步、妇田步、快上步等。扇子耍法以小花扇和大花扇为主，还有交扇、扑蝶扇、差扇、盖扇等。
4 花灯表演动作的变化
花灯表演难度加大，复杂程度也在加深。由原来基本无技巧的“巾”和“扇”变成三人和集体的高难动作表演。例如，遵义县的“钱杆舞”表演中的么妹，总是或挂、或坐、或骑、或吊在唐二身上完成各种技巧造型，这在中国民间表演中是极其少见的。
五 花灯表演时间、场地上的变化
在《遵义府志》中就有“正月以姣童扮男女，一执扇，一执手帕，边歌边舞唱‘采茶’”。在《平越直隶州志》中也有“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黎峨风俗，正月十三前，城市弱男童崽，饰为女子装”。从以上史料记载看，花灯最初形态表演的时间是每年的正月十五以前。目的是“闹元宵”，表演场地“沿门踏唱”“游行村坊”，时间一过就偃旗息鼓，一年不再重复。
现如今花灯表演时间不再受一年一次的限制，在旅游地区几乎每天都有表演，在城镇的广场，人们也每天都以花灯舞蹈强身健体，在百姓进行婚丧嫁娶或开张营业等事务时，也会邀请一些业余的花灯队伍营造声势。
表演的场所已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专业的花灯剧甚至登上省市或国家级的艺术殿堂。如：独山县文工队将带上《恰恰合》《地灯闹台》《灯乡情》，三个独具贵州特色的花灯舞节目，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表演。遵义文工团演出的大型花燈剧《末等官》以及黔南州歌舞团演出《好花红》参加了2001年7月至8月全省的调演，2011年贵州省湄潭县村民还自编了花灯戏《十谢共产党》在十里八乡传唱。
六 结语
从红军长征来到贵州，正如毛主席“长征是宣传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把共产主义思想和红军战士为了新中国解放事业浴血奋战精神，播撒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并解放他们当家作了主人。这里的农民就以花灯的形式不断创作新作品，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笔者通过对这些作品内容的演变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红色文化和革命精神对民间花灯内容影响非常深远。目前，红色花灯歌舞响彻贵州，扎根于贵州大山深处，溶进了百姓的心灵深处。
注：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科课题《红色文化对贵州花灯形式和内容的影响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11ZC067）。
参考文献：
[1] 黄泽桂：《贵州花灯舞蹈的昨天·今天·明天》，《文艺论丛》，1996年第4期。
[2] 遵义地区文化局：《遵义地区花灯音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贵州省群众艺术馆编：《贵州花灯三百首》，贵州省群众艺术馆，1980年版。
[4] 罗文才、蒙勇：《文化艺术瑰宝——黔北花灯》，金沙县后山乡人民政府网，2010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韩天寿，男，1962—，贵州余庆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声乐、民间音乐、音乐教师教育、音乐基础教育，工作单位：遵义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