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位年轻朋友,大略知道我的经历,一次闲谈中说,他要是有我这样的经历就好了。我听了正色言道,还是没有的好。凡事都得有个度,苦难更是这样。可怕处在于,苦难的度,是不可预知的。可以预知后果的苦难,也就不成其为苦难了。
“该是怎样的一个度呢?”年轻朋友问。想了想,我说:“止于诗。”就是说,如果这个苦难,还有些诗意,能引发你的诗兴,就是在度内;若是没有诗意,引发不起你的诗兴,恐怕就在度外了。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看他一脸疑惑,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
“文革”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有一种叫“办学习班”。我就被办过一次。1970年春节后,山西大学“战备疏散”到昔阳县,就是大寨所在的那个县。我们历史系的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一天晚上,已经睡下,突然来了几个人,有工宣队的师傅、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老师,还有班上的头目,叫开我和几个同学住的民房,让我穿衣起来,交出“反动日记”。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一本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只好乖乖拖出箱子。经清点,共13本,全被拿走。走之前,他们郑重宣布,从明天起办学习班。
重新躺下,我很害怕。这叫抄家,是办学习班的第一步,搜集证据。那时,全国都在“一打三反”。打者,打击反革命分子也。全校已开过几次斗争会,揪出好几个反动分子,或者说是反革命分子,有老师,也有学生。偏偏这天晚上,我又做了件蠢事。抄家的人走后,我又悄悄起来,将没有抄走的几页日记塞进身边的火炉里。刚要用铁杵捅火,那边炕上的一个同学大喝一声:“你要干什么!”他扑过来从炉口抢走那几页日记,立即找工宣队去了,回来后气哼哼地说:“明天再说。”
我再也睡不着了,明天肯定要开批判会,办完学习班,说不定会被开除学籍。五年大学,不到一学期就毕业了,回去怎么见父母,见亲戚朋友?我一面哆哆嗦嗦害怕,一面又觉得有点可笑,古代那些仁人志士,被捕受刑之际,不会也是我这么怯懦吧。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闪过两句诗:“既将此身许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身边的窗台上就有毛笔,我真想将它写在土墙上。
第二天早饭后,果然开了批判会。大概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仍让我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办班的也都是同学,不过平日革命些。班(年级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此外就是劳动了,不是去煤窑给灶上拉煤,就是去井台给灶上挑水。不办班时,也做这些活儿,只是现在更多了。直到6月中旬,才宣布解脱。其间,我一直没有理发,谁劝也不理。我曾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说,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仁人志士都这么做。
解脱后的那天下午,两个要好的同学陪我去昔阳理了发。理发之前,我们还合影留念。后来,我还在校部所在地的下思乐村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写材料,直到毕业分配。
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我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当然,也不一定要写诗,吟咏他人的诗篇,也同样可以测定苦难的程度。我在汾西县待了15年,有七八年都是在乡村中学教书。今年是这个村子,明年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村子。最困难的时候,常吟咏的是蒋光慈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几句:飘零啊,诽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非是说我认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在那漫长的磨难中,只有这样的句子,才能激起生活下去的勇气。
(摘自《此事岂可对人言》作家出版社)
“该是怎样的一个度呢?”年轻朋友问。想了想,我说:“止于诗。”就是说,如果这个苦难,还有些诗意,能引发你的诗兴,就是在度内;若是没有诗意,引发不起你的诗兴,恐怕就在度外了。这时你就要特别留意,不是留意有没有诗意,而是想办法先活下来再说。看他一脸疑惑,我便说了自己的几件小事。
“文革”中最让人害怕的惩罚,有一种叫“办学习班”。我就被办过一次。1970年春节后,山西大学“战备疏散”到昔阳县,就是大寨所在的那个县。我们历史系的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一天晚上,已经睡下,突然来了几个人,有工宣队的师傅、系革命领导小组的老师,还有班上的头目,叫开我和几个同学住的民房,让我穿衣起来,交出“反动日记”。我从高中起就写日记,一本本全在床下的箱子里,不知哪个同学告发了。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只好乖乖拖出箱子。经清点,共13本,全被拿走。走之前,他们郑重宣布,从明天起办学习班。
重新躺下,我很害怕。这叫抄家,是办学习班的第一步,搜集证据。那时,全国都在“一打三反”。打者,打击反革命分子也。全校已开过几次斗争会,揪出好几个反动分子,或者说是反革命分子,有老师,也有学生。偏偏这天晚上,我又做了件蠢事。抄家的人走后,我又悄悄起来,将没有抄走的几页日记塞进身边的火炉里。刚要用铁杵捅火,那边炕上的一个同学大喝一声:“你要干什么!”他扑过来从炉口抢走那几页日记,立即找工宣队去了,回来后气哼哼地说:“明天再说。”
我再也睡不着了,明天肯定要开批判会,办完学习班,说不定会被开除学籍。五年大学,不到一学期就毕业了,回去怎么见父母,见亲戚朋友?我一面哆哆嗦嗦害怕,一面又觉得有点可笑,古代那些仁人志士,被捕受刑之际,不会也是我这么怯懦吧。想着想着,脑子里突然闪过两句诗:“既将此身许中华,何惧尔曹夜抄家!”身边的窗台上就有毛笔,我真想将它写在土墙上。
第二天早饭后,果然开了批判会。大概是没有合适的地方,仍让我住在原来的宿舍里,办班的也都是同学,不过平日革命些。班(年级班)里开过两次批判会,此外就是劳动了,不是去煤窑给灶上拉煤,就是去井台给灶上挑水。不办班时,也做这些活儿,只是现在更多了。直到6月中旬,才宣布解脱。其间,我一直没有理发,谁劝也不理。我曾对一个要好的同学说,这叫“蓄发明志”,古代的仁人志士都这么做。
解脱后的那天下午,两个要好的同学陪我去昔阳理了发。理发之前,我们还合影留念。后来,我还在校部所在地的下思乐村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写材料,直到毕业分配。
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我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当然,也不一定要写诗,吟咏他人的诗篇,也同样可以测定苦难的程度。我在汾西县待了15年,有七八年都是在乡村中学教书。今年是这个村子,明年说不定就到了另一个村子。最困难的时候,常吟咏的是蒋光慈的一首诗,开头是这样几句:飘零啊,诽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非是说我认为自己真是什么天才,在那漫长的磨难中,只有这样的句子,才能激起生活下去的勇气。
(摘自《此事岂可对人言》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