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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新与旧、中与外、现代与传统碰撞交融，多元的家庭文化更是激荡共生。
人类自有家庭以来，就有着家庭文化建设。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文化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新与旧、中与外、现代与传统碰撞交融，多元的家庭文化更是激荡共生。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当天，“书香人家在学习”活动现场。
1843年以后，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城市，繁荣的商业带来了数量庞大的移民，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上海定居，同时把他们故乡的家庭文化也带到了上海。
社会与文化学者胡申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包括以传统、厚重、尊儒为特点的北方地区移民的家庭文化和以多元、商业味浓厚为特点的南方移民的家庭文化，都和上海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带有上海特点的家庭文化。
“与此同时，上海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文化中又显示出中西文化的交融。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多数家庭都崇尚现代科学的理念，使家庭文化显示出重科学、重技术、重商业等特点。”胡申生表示，从地域来说，上海属于江南文化的范围;从上海的历史发展来看，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从文化的特性来看，又具有独特的“海派文化”特点，“可以说，上海地区的家庭文化建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一些特点。”
胡申生将1949年之前的上海家庭文化概括为“古今承续、中西融汇、多元并存”。他认为，上海在江南文化、外来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和相互影响作用下，家庭文化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建设中以“耕读为本”的理念;二是从商之风影响了家庭文化建设;三是崇尚科学对上海文化的深耕厚植;四是西方文化对建立新型上海家庭关系形成的浸润。
如今，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家庭领域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国家庭生活的变化是加速度的、全方位的。
“这些年来，我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家庭规模变小和结构趋简，两代3人居住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主干家庭成为我国主流家庭模式;二是家庭生活空心化，家庭形式和生活内容脱节，周末家庭或重要节日家庭成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三是老人空巢家庭增长速度加快，市场家政有限介入的非血缘姻缘家庭数量也在扩大;四是单身、单亲、重组家庭增加，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家庭模式;五是流动和留守人口家庭双增;六是双职家庭更加普遍，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福建江夏学院叶文振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不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看来，在上海，主干家庭的模式似乎特别稳固，“由于上海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比较早，也更严格，因此独生子女家庭更早普及。在中国紧密的亲子文化传统下，只有一个孩子的话，通常是不会和父母分家的，这就限制了上海核心家庭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加上在上海生活成本高，很多年轻人如果没有老人的参与，很难结婚、买房、养孩子。尤其是普遍双职工家庭的情况下，年轻人需要代际支持，这也限制了核心家庭的发展。我们和兰州地区的数据相比，上海家庭结构呈‘扁长型’，代数多，但每代人口数量少的特点。另一方面，上海家庭内部的亲子对话更为平等。上海家庭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代际关系的亲密化。就算父母与子女是分开住的，很多也是‘一碗汤的距离’。”
在个人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很多上海的年轻人还是愿意听父母意见的。“现在，我们经常听闻上海的离婚率逐年攀升，除了很多社会结构的原因，比如社会流动、文化多元、个体价值取向增强等，从微观层面讲，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过度宠爱和包办也是一个原因，孩子发展不出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空间，一些个案中父母甚至支持子女离婚，因为他们会出于疼爱而放大子女婚姻中的痛苦，内心觉得‘我们家’离得起婚，不愿子女受委屈。”刘汶蓉表示，如今人们对家庭的依赖增大，家庭成为个人保障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是市场经济对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2014年，上海首份《上海市家训家风文化傳承与发展现状调查》课题报告完成，胡申生正是该课题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平等、科学、操守”成为新时代海派家风家训文化最大的特色，“重视知识、重视学习、重视商业的传统延续至今，仍是上海家庭文化的主要特点。只不过，现在有‘过头’的趋势，所以我们看到了‘虎爸虎妈’的出现，我们听到了‘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言论，相反对孩子‘德’的教育做得还不够，今后应该在家庭伦理道德、独立谋生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方面加强教育。”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胡申生表示，家风家训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要重视家训在家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只要有家庭存在，家训就是不可或缺的，能够树立起家庭成员对其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采访中，胡申生多次强调，家风影响社风，甚至还会影响党风、国风，“把家庭文化建设好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中，早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海人从清朝租界时期开始的“地段情结”。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发展迅速。胡申生说，旧上海时期的上海法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的西区大部分与中区属于“上只角”，居住着名流、富商，地区治安、卫生条件都属一流;而华界以及其他城乡接合部属于“下只角”。
“上只角”居住的人群身上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烙印，大多数家庭都过圣诞节，有些人还“只说英语”。而“下只角”给人的印象则是污水横流、挤挤攘攘，狭小的弄堂里，邻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彼时‘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划分标准，主要还是看居住的人群。”胡申生说，“一个地区居住的人群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该地区就会比较富有，也能带动其交通、教育、治安。”
不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概念只能说是一种“文化潜意识”。曾经“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现在几乎也没有了。
胡申生认为，观念的改变始于浦东的开发，原本被浦西人不屑一顾的浦东突然就变得“高大上”了，“还有就是区位结构和人员内部结构的改变，如外来人口、新上海人的增加，加上现在各个街镇都在积极开展家庭文化建设，每个家庭的家庭文化都在无形中丰富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但胡申生的建议是，与城市管理强调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家庭文化建设同样应该“精准建设”，“每个家庭文化上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多样性。”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如果每一个细胞都能充满着正能量，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美满。”胡申生感慨地说，每个家庭的好家风，终将支撑起整座城市的好风气，而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有机融合的多元家庭文化，也为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让“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更加丰满。
人类自有家庭以来，就有着家庭文化建设。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的文化建设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尤其在上海，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新与旧、中与外、现代与传统碰撞交融，多元的家庭文化更是激荡共生。
重知识、重学习、重商业
1843年以后，上海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城市，繁荣的商业带来了数量庞大的移民，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上海定居，同时把他们故乡的家庭文化也带到了上海。
社会与文化学者胡申生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其中包括以传统、厚重、尊儒为特点的北方地区移民的家庭文化和以多元、商业味浓厚为特点的南方移民的家庭文化，都和上海的本土文化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带有上海特点的家庭文化。
“与此同时，上海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在家庭文化中又显示出中西文化的交融。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多数家庭都崇尚现代科学的理念，使家庭文化显示出重科学、重技术、重商业等特点。”胡申生表示，从地域来说，上海属于江南文化的范围;从上海的历史发展来看，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洗礼;从文化的特性来看，又具有独特的“海派文化”特点，“可以说，上海地区的家庭文化建设，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多种文化交融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于其它地区家庭文化建设的一些特点。”
胡申生将1949年之前的上海家庭文化概括为“古今承续、中西融汇、多元并存”。他认为，上海在江南文化、外来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和相互影响作用下，家庭文化建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其显著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建设中以“耕读为本”的理念;二是从商之风影响了家庭文化建设;三是崇尚科学对上海文化的深耕厚植;四是西方文化对建立新型上海家庭关系形成的浸润。
如今，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家庭领域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国家庭生活的变化是加速度的、全方位的。
“这些年来，我国家庭文化的变迁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家庭规模变小和结构趋简，两代3人居住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主干家庭成为我国主流家庭模式;二是家庭生活空心化，家庭形式和生活内容脱节，周末家庭或重要节日家庭成了一种比较常见的现象;三是老人空巢家庭增长速度加快，市场家政有限介入的非血缘姻缘家庭数量也在扩大;四是单身、单亲、重组家庭增加，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家庭模式;五是流动和留守人口家庭双增;六是双职家庭更加普遍，家庭发展能力建设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福建江夏学院叶文振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
不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看来，在上海，主干家庭的模式似乎特别稳固，“由于上海施行计划生育政策比较早，也更严格，因此独生子女家庭更早普及。在中国紧密的亲子文化传统下，只有一个孩子的话，通常是不会和父母分家的，这就限制了上海核心家庭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加上在上海生活成本高，很多年轻人如果没有老人的参与，很难结婚、买房、养孩子。尤其是普遍双职工家庭的情况下，年轻人需要代际支持，这也限制了核心家庭的发展。我们和兰州地区的数据相比，上海家庭结构呈‘扁长型’，代数多，但每代人口数量少的特点。另一方面，上海家庭内部的亲子对话更为平等。上海家庭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代际关系的亲密化。就算父母与子女是分开住的，很多也是‘一碗汤的距离’。”
在个人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很多上海的年轻人还是愿意听父母意见的。“现在，我们经常听闻上海的离婚率逐年攀升，除了很多社会结构的原因，比如社会流动、文化多元、个体价值取向增强等，从微观层面讲，独生子女父母对孩子过度宠爱和包办也是一个原因，孩子发展不出来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空间，一些个案中父母甚至支持子女离婚，因为他们会出于疼爱而放大子女婚姻中的痛苦，内心觉得‘我们家’离得起婚，不愿子女受委屈。”刘汶蓉表示，如今人们对家庭的依赖增大，家庭成为个人保障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也是市场经济对家庭所带来的影响。”
2014年，上海首份《上海市家训家风文化傳承与发展现状调查》课题报告完成，胡申生正是该课题项目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平等、科学、操守”成为新时代海派家风家训文化最大的特色，“重视知识、重视学习、重视商业的传统延续至今，仍是上海家庭文化的主要特点。只不过，现在有‘过头’的趋势，所以我们看到了‘虎爸虎妈’的出现，我们听到了‘宁愿坐在宝马里哭’的言论，相反对孩子‘德’的教育做得还不够，今后应该在家庭伦理道德、独立谋生和社会交往能力的方面加强教育。”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胡申生表示，家风家训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要重视家训在家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只要有家庭存在，家训就是不可或缺的，能够树立起家庭成员对其家庭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好家风撑起城市好风气
采访中，胡申生多次强调，家风影响社风，甚至还会影响党风、国风，“把家庭文化建设好是非常有必要的。”
其中，早前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上海人从清朝租界时期开始的“地段情结”。自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发展迅速。胡申生说，旧上海时期的上海法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的西区大部分与中区属于“上只角”，居住着名流、富商，地区治安、卫生条件都属一流;而华界以及其他城乡接合部属于“下只角”。
“上只角”居住的人群身上有很多西方文化的烙印，大多数家庭都过圣诞节，有些人还“只说英语”。而“下只角”给人的印象则是污水横流、挤挤攘攘，狭小的弄堂里，邻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
“彼时‘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划分标准，主要还是看居住的人群。”胡申生说，“一个地区居住的人群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该地区就会比较富有，也能带动其交通、教育、治安。”
不过，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上只角”“下只角”的概念就已经开始淡化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概念只能说是一种“文化潜意识”。曾经“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说法，现在几乎也没有了。
胡申生认为，观念的改变始于浦东的开发，原本被浦西人不屑一顾的浦东突然就变得“高大上”了，“还有就是区位结构和人员内部结构的改变，如外来人口、新上海人的增加，加上现在各个街镇都在积极开展家庭文化建设，每个家庭的家庭文化都在无形中丰富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
但胡申生的建议是，与城市管理强调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家庭文化建设同样应该“精准建设”，“每个家庭文化上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看，可以理解为文化的多样性。”
“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如果每一个细胞都能充满着正能量，整个社会就会和谐美满。”胡申生感慨地说，每个家庭的好家风，终将支撑起整座城市的好风气，而与红色文化、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有机融合的多元家庭文化，也为上海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动力，让“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