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勺盐引发的“悬案”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neu2006304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则《食用盐碘含量(征求意见稿)》再次将“全民补碘”推向舆论中央。
  7月26日公布的此意见稿拟定了食盐碘含量的新标准:将食盐碘强化量从20mg/kg~60mg/kg(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为35 mg /kg)修改为食用盐中碘含量的平均水平为20mg/kg~30mg/kg,即降低食盐碘含量。
  这是中国实行“全民补碘”政策后的第四次调整。
  这一新的策略正应和了一些批评者对“选择权”的责难,他们认为中国在“全民补碘”的政策下,人们失去了食用非碘盐的权利。他们的理由是,尽管碘缺乏将带来甲状腺肿大、呆小症、智力减退等问题,但碘过量同样将可能导致甲状腺类疾病。数年的争论中,在山东、上海等地,超市已经逐渐有无碘盐出售。
  卫生部地方病专家咨询委员会碘缺乏病组组长、天津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所研究员陈祖培认为,是否食用碘盐,不仅是个人选择权的问题,“在公共卫生领域,人们需要在科学的基础上权衡利弊”。
  一个令很多人疑惑的问题来了:我们该如何补碘?
  
  “全民补碘”国策初定
  
  想当初,“全民补碘”像计划生育政策一样,作为一项国策在中国普遍推行。
  1994年,中国颁布《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规定“除高碘地区外,逐步实施向全民供应碘盐”。北京、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和河南是当时认定的8个高碘省(市),实际上,这些地区也逐步开始全面销售碘盐。
  当时的中国,大部分人口面临碘缺乏的威胁,尽管人们对此所知甚少。2002年,地方病专家马泰在《中华内分泌》杂志撰文回顾,基于大量的流行病学资料证明:实行全民食盐加碘(USI)策略之前,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环境中缺碘,是世界碘缺乏病(IDD)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
  碘缺乏病(IDD) 是机体因缺乏微量元素碘而引起一系列疾病或危害的总称。地方性甲状腺肿(简称地甲肿)及地方性克汀病(简称地克病)是两种最明显的碘缺乏病。
  IDD在人类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表现形式不一,成人碘缺乏会患甲状腺肿大、甲状腺功能减退、智能和体能低下等病症;儿童和青春期碘缺乏会影响其骨骼、肌肉、神经和生殖系统的生长发育。孕、产妇碘缺乏会影响胎儿的脑发育,严重者还会引起流产、胎儿畸形和死亡。婴幼儿碘缺乏易患克汀病(也称呆小症)。胎儿期至出生后的三个月内是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此时碘缺乏将导致甲状腺衰竭,进而造成大脑功能出现不可逆改变,降低智力水平,这是IDD对人类最严重的伤害。
  根据《中国营养科学全书》(2004)记载,20世纪70年代,中国有地甲肿3500万人,地克病25万人,地甲肿患病率为12.8%,地克病患病率为0.66%。至90年代初,各省市均不同程度存在碘缺乏,全国约有7.2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分布于1762个县的26854个乡。
  “碘缺乏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世界卫生组织(WHO)中国办公室新闻官Vivia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食盐加碘能确保人们有规律地摄入碘,这是优化碘摄入量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197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实行分地区补碘的策略,当时对IDD病区的划分标准之一是:儿童甲状腺肿发生率大于20%确定为病区,予以供应碘盐。
  WHO等国际组织推荐的标准则更为严格:儿童甲状腺肿发生率大于5%,儿童尿碘低于100μg/ L ,则可判定为IDD 流行区。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大部分地区将被划为碘盐供应区。
  1980~1990年代,马泰等科研团队在北京、上海、西安、福州、哈尔滨等十大城市进行了调研,该研究最终建议全民食用加碘盐。
  1993年9月,论证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994年8 月23 日,国务院第163 号令即《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颁布。9月21日,国务院发布《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规划纲要》,明确了中国碘盐含碘浓度(以碘离子计):加工为50mg/kg;出厂不低于40mg/kg;销售不低于30mg/kg;用户不低于20mg/kg。
  这意味着,全民食盐加碘(USI)政策在中国全面推行。按照每天食用碘盐5g~10g,每人可从中获得碘100μg~200μg。一般情况下,烹调加工中碘约有20%损耗,再加上从其他食物和饮水中摄入的碘,每人每天至少摄入碘160μg~270μg。
  
  碘过量悬疑
  
  如果碘元素多多益善,恐怕不会有后来的争论。
  实际上,碘的摄入量对甲状腺激素分泌量的影响呈U字形的分布,即过高或过低的碘,均可能引起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WHO/UNICEF/ICCID)等国际组织主要通过膳食碘摄入水平和尿碘水平作为碘营养状况的评价标准。
  膳食摄入量的推荐值为:1岁以内50μg,2~6岁90μg,7~12岁120 μg,12岁以上150μg,孕妇和乳母200 μg。
  尿碘中间值(MUI)则建议选取8至10岁儿童作为样本:100μg~200μg为碘充足,200μg~300μg为碘过量,300μg以上为碘超量。
  然而,中国USI政策最初考虑了食盐碘含量的下限,却忽略了上限值。1995年部分地区的碘盐的碘含量过高,有的达100 mg/kg,则人体摄入量则可能达到1000 μg以上。尿碘中间值监测结果显示,1995年,儿童尿碘中间值为 164μg/L;1997年,儿童尿碘中间值升高至 330μg/L。
  人们逐渐开始审视补碘政策的另一面 ——碘过量与超量可能带来的麻烦。
  2010年5月14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发布的《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中,提到了碘对一般甲状腺疾病和甲状腺癌的影响。
  在动物实验中,经饮水大量给予碘化钾(1000mg/L)连续2年,大鼠的甲状腺组织发生了形态改变。在人类健康评估中,摄入过量的碘会扰乱甲状腺的正常功能,既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甲亢),也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
  除甲状腺一般疾病外,甲状腺癌也成为关注重点。甲状腺癌常见的有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许多国家对此都有研究,但因地理、种族、饮食特点、碘盐供应量等因素的差异,报告结果亦不尽相同。
  早在1977年,英国威尔士国家医学院威廉斯医生在冰岛和英国阿伯丁郡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高碘摄入区乳头状癌多有发生。而美国北加州甲状腺癌症研究中心曾对旧金山海湾地区1995~1998年间患有甲状腺癌的妇女进行调查,结果恰恰相反,碘摄入增加,与乳头状甲状腺癌的发生风险降低有关。而WHO于1994年的调查则认为,碘摄入充足地区的甲状腺滤泡癌的发病率低于碘缺乏地区。
  这些研究并未彻底回答碘摄入对甲状腺癌发病率的影响问题。尽管全球各地甲状腺疾病发病率不断升高,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碘摄入量会影响甲状腺癌的发病率。
  中国医科大学教授滕卫平是国内碘与甲状腺疾病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2006年他所领导的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课题组对辽宁盘山(轻度碘缺乏)、辽宁彰武(碘超足量)和河北黄骅(碘过量)三个县共3761名居民,进行了为期5年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发现,碘超足量和碘过量均可诱发和促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发生和发展。
  “其实有关于碘过量的影响,1993 年的论证中已经有所考虑。”陈祖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4年的条例,已经明文规定高碘地区的人群和因治疗疾病者(特别是甲状腺疾病)不宜食用碘盐。这部分人可以到盐业部门专设的商店购买不加碘的食盐。”
  然而在执行中,这部分特殊人群需要持有医院证明才能购买无碘盐。72岁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崔功浩对此难以接受,“除非你先得病,并证明给他们看,你才可以不吃碘盐。”
  这或许能代表公众的疑虑。2010年6月,据《中国卫生标准管理》杂志发布的调查报告称,上海市民对碘缺乏病的知晓率仅为57.5%,购碘盐意愿仅49.3%。主要原因是居民认为当地并非缺碘地区,甚至有10%的上海居民认为碘盐有害,也有人相信近年甲状腺患病率升高确实与碘盐有关。
  
  不标准的“安全标准”
  
  看起来,卫生部门遇到了麻烦,他们亟须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公布并调整各地尿碘监测水平及碘摄入量。那么,各地碘补充量应当设定在什么水平呢?
  尽管国际组织推荐了相对准确的摄入量与尿碘水平值,但是有一些实际数字又与此相当不符。比如日本居民的碘摄入量一般远远超过这些“安全标准”。在日本北部,居民日常大量食用海带之类的海产品,碘的摄入量高达50000μg~80000μg,是这些“安全标准”的百倍以上。而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尿碘中间值是320μg/L左右,当时的碘缺乏病发生率是3%,而怀孕妇女的碘缺乏病发病率是1%。但是后来美国人的盐摄入量下降,1990到2000年,尿碘中间值降到了200μg/L以下。按照国际组织推荐的标准,这个值充足而合理,但是美国这一时期普通人群的碘缺乏病发生率上升到了12%,而怀孕妇女中的发生率也上升到了7%,这引发了提高碘摄入量的呼声。
  中国的情况如何?《中国食盐加碘和居民碘营养状况的风险评估》试图做出解答。该报告提出了中国地域差异的评判标准,其主要参考因素是高水碘。
  水碘含量高于150μg/L的地区被视为高水碘地区。1978年以来,中国各地的调查表明,中国高水碘地区呈“灶性分布”,主要散见在渤海湾沿岸,在新疆、内蒙、河北、山西、江苏等省区的内陆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小范围的高碘地区。其中11个省份的129个县发现有高碘饮水井,96个县有水碘中位数为15μg/L~300μg/L的乡,64个县有水碘中位数>300μg/L的乡。
  报告认为,如果在高水碘地区停供碘盐,可以降低因碘过量可能造成的健康风险。但在少数水碘含量极高的地区,即使停供加碘盐,可能仍有较大比例居民碘摄入过量,建议对这类地区开展相关研究,采取降低碘过量风险的有效措施。
  该报告签署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陈君石院士说,“卫生部在前几年已经开始逐步实行对这些地区提供无碘盐的政策。”
  
  动态的监测与调整
  
  “实际上,近100年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调整碘摄入量与人口尿碘中间值的相应水平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ICCIDD)执行主任大卫·哈克斯顿( David P Haxto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家和地区应当按照人口的需要,定期监测人口的碘营养状况,调整其补碘方案。”
  新标准制定前,卫生部卫生政策法规司曾于2007年委托天津医科大学内分泌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负责人即陈祖培。论证组初步形成了调整现行食盐加碘量的意见,2008年经由地方病标准专业委员会讨论通过,报送并通过了食品添加剂标准专业委员会、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的审核。
  “新制定的标准,综合考虑了人体需要量、地区差异以及食盐生产流通过程中的碘流失等情况,既考虑了碘过量的问题,也没有忽视中国仍存在碘缺乏病高危区。”陈祖培说, “而且,这样的调整是动态持续的。”
  在实行USI 的同时,中国也建立了IDD 监测和信息系统,及时监测并评价尿碘水平。陈祖培说,根据监测数据,中国对食盐碘含量进行了四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在1996年。1995年全国碘营养监测发现,由于对食盐中碘含量没有规定上限值,导致部分地区的盐碘含量过高,有的高达100mg/kg。为此,1996年就规定碘含量的上限值不得超过60mg/kg。
  第二次调整在1997年。当年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儿童尿碘水平为330μg/L,提示儿童尿碘水平大幅升高,这是由于向重点人群滥补碘(乱用加碘保健品和碘油丸)所致。卫生部及时要求碘盐覆盖率已经大幅度提高的多数地区,停止碘油丸的投服,同时提出“科学补碘”的原则。
  第三次调整在1999年。当年的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发现,儿童尿碘水平为306μg/L,仍处于偏高水平。2000年则将生产环节的碘含量出厂不低于40 mg/kg下调为平均35 mg/kg。
  调整后,2002、2005和2009年三次全国碘营养监测结果显示,儿童尿碘水平有所下降,分别为241 μg/L、246 μg/L和192.3μg/L。
  第四次调整即此次征求意见的新标准,标准考虑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与1990年代不同,当前中国大部分人口的碘缺乏风险降低,中国将不再统一碘盐浓度,各地可在规定的范围内,选择适合本地情况的碘含量的平均水平。
  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ICCIDD)碘盐研究所所长,理查德·哈尼曼(Richard L. Hannema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卫生部门应当分省份监测碘过量的情况,盐业部门也应当分省份设定对碘盐销售的安排。”
  “每次调整都基本达到了预定的效果。但新标准一公布,不是被指乱调整,就是被批以前的量过高了。”陈祖培说,“我认为调整的过程可以更透明,这样能减少大家的质疑。” ★
其他文献
人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还真是。上次朋友介绍我去拜访一家公司,他很自信地跟我说:“去找他们吧,他们老大尹总极度崇拜我。他跟我说,我如果没有结婚,一定出门被大龄剩女们五马分尸。”我去了,然后亲耳听见坐在我对面的那位下属如此介绍他们的领导:“尹总要是没结婚,一定被大龄剩女五马分尸。”我努力控制自己回去不要把这事告诉朋友,免得朋友从此怀疑人生。但我同时又忍不住猜想,朋友会不会在某个非正式的会议上,也对自
11月22日的加沙城,人们涌上毁于轰炸的街道,如同庆祝节日。执政党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典型绿色旗帜,还有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黄、黑、红色的旗帜,组成了那里多年来难得一见的风景。  在之前连续8天以色列密集的军事行动中,162名加沙人被杀,其中包括至少30名武装组织指挥官。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领导人贾巴里也排在死亡
《小说稗类》简体版责编曹凌志第一次见到张大春是在一个读者活动中。当时,这位台湾作家正在写毛笔字。“比我原来的预想更温和,说话眉飞色舞,一副把自己都陶醉了的样子,别人也跟着津津有味。”曹凌志回忆。  这些读者有了一个时髦的名字:“春卷”。  “春卷”们逐渐发现,张大春与他们惯常看到的内地作家们似乎有所不同:他熟悉古典文化,却不酸腐;踏实创作,却不木讷;才气横溢,却不矫情。  其实,张大春谙熟西方文化
在反思中,海南摸索前进的道路    海南,中国最南方的一个省份,也是中国第二大岛。  改革开放后,取得特区政策的海南先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接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海南,备受中外瞩目。但海南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正引起轰动的并不是其发展成就,而是那些颇具标杆意义的争议事件,比
未来一段时间,灾害移民数量还会增加,有必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灾害移民法    灾害移民在中国正成为非自愿移民領域中新的主力军之一:在汶川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灾害中,整座城市被异地重建。陕西省政府最新宣布,在未来十年间陕南地区受地质灾害威胁严重的约280万人将被迁移出去。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60年中,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导致了7000万以上的非自愿移民。单以中国水库移民为例,在1949年至2008年间
1989年1月7日,日本裕仁天皇病逝,国葬定于2月24日举行。2月,中国收到日方邀请,并获悉,包括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在内的不少外国政要都将出席葬礼。  对此,中方着实费了一番思量。裕仁天皇当年发动侵华战争,该不该去参加他的葬礼、由谁去,国际国内都在注视着。中共中央最后决定,派外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出席,既考虑了国家关系,也照顾到民众感情。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徐敦信随行。  中方感到,出席
空前绝后的大师班——“文研班”,不仅培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尖兵”,也在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途中,悄悄播下了人道主义的火种。  “咔嚓”一声,50多名“文研班”一期师生留下了珍贵的开学典礼合影。这一天是1959年9月21日。  众人身后是一座有回廊的欧式建筑,青砖雕刻,塔楼中间挂着一面大钟。这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来的清王府、清末海军部和段祺瑞政府所在地。1949年初,随着北平解放、华北大学(中国人
在尤努斯看来,传统的银行法规是用来建造“超级油轮”以航行世界,而小额信贷是一艘小船,“你不能用建造超级油轮的架构来建造这艘小船,因为其只能在浅水航行,繁复的法规会让小额贷款的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在中国)更健全的法规制度亟待建立”。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要能够向底层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8月14日,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广州如此评价中国的小额信贷,他说:“底层老百姓即使收入
8月31日,由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农业部联合组成的全国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在会上,领导小组组长、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坦承,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涉及农村社会基础的稳定,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  此一周前,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刚就完善土地管理制度问题研究进行了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   有舆论认为,未来的土地政策有“收紧”之向。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
温家宝说得好: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在各方隆重大谈深圳取得的成绩的时候,温家宝则希望深圳在经济体制之外,进行更为广泛的改革尝试。他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過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