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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努斯看来，传统的银行法规是用来建造“超级油轮”以航行世界，而小额信贷是一艘小船，“你不能用建造超级油轮的架构来建造这艘小船，因为其只能在浅水航行，繁复的法规会让小额贷款的效率大打折扣，所以(在中国)更健全的法规制度亟待建立”。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要能够向底层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8月14日，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广州如此评价中国的小额信贷，他说：“底层老百姓即使收入很低，他们也需要资金来发展自己的手工业、自营企业，在中国，依然缺乏这种模式。”
1995年首次来中国之后，这位来自孟加拉的小额信贷之父，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向这个正努力消除贫困的国家推广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数年前，他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已经通过格莱珉信托以各种形式的合作进入了中国，去年开始在四川和内蒙古直接开展项目。
一条腿走路
72岁的尤努斯，头发花白，目光如炬。每次公开露面，尤努斯都是典型的孟加拉民族风格打扮，一袭传统的蓝色孟加拉格子长衫、浅色坎肩。所到之处，他总是亲切地跟遇到的人打招呼，并耐心地微笑着满足人们想要跟他合影的愿望。
8月14日，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尤努斯被中山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当天，尤努斯还与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等为“尤努斯中国中心”揭牌，该中心将在政府、社会企业和学术机构之间展开多维度的合作。
此前，温家宝总理和人民银行主要领导都接见过他，高度评价他通过微型金融减除贫困的贡献。
然而，在各界众口交赞的同时，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并不顺利。1995年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是尤努斯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就在那一年开始复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到2012年，何道峰的基金会已经帮助13万个家庭贷款14亿元，其中有70％是妇女，坏账率坚持在0.69％，但是何道峰仍然面临着法律困境：“虽然我们的规模已经不小，也得到政府及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但至今仍没有营业执照，严格来说，还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状态。”
何道峰的“非法处境”，源于中国小额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的尴尬现实。银监会2008年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注资。
由于不能吸储，中国的小额贷款大多由非政府组织来进行，但NGO在筹集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很难推广。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虽设有小额信贷部门，但这些示范项目与贫困人群的需求仍有距离。
“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向贫困百姓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但收入无法覆盖项目的支出，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尤努斯认为，微金融并不是光指借钱这一项，还包括存钱和其他基本金融服务，比如说保险等等，他说：“每年格莱珉银行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给大家，可是大家每年的存款也接近10亿美元，所以并不是高风险。”
对于中国这种不能吸收存款的微金融，尤努斯称之为“一条腿在走路”。他认为，风险控制最核心在于建立良好的法律架构，让小额贷款能有效运作，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国内国际捐款；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小额信贷项目就能产生足够的经费支撑自身运营。
艰难开拓市场
尽管不能吸储，尤努斯团队从未放弃向中国推广小额信贷的努力。
“无法吸储是最大的困难，能够拿到更多存款才能服务更多的人。但吸储只是一种途径，还可以从商业银行贷款，另外政府跟其他社会力量也会去帮助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资金。”8月13日下午，孟加拉格莱珉信托执行主席拉迪菲在广州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拉迪菲是格莱珉银行的元老之一。8月13日那天，他在广州会见了两个企业负责人，商谈合作的可能。而他的团队此前几天就已经开始深入广州及周边县市密集调研。
位于广东省西北部的阳山县，距离广州市170公里，山多地少，是广东有名的贫困县。该县副县长王秀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十多年的扶贫工作都是输血型的，现在希望能发挥贫困户的主动性，借助于格莱珉模式无抵押无担保地贷款给贫困农民，“自己要负担责任，要发展生产。”
不过，谈及具体合作，当地政府依然顾虑重重。在8月11日下午由阳山县扶贫办、金融办等参与的研讨会上，各相关部门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担忧，比如，银行贷款怎么贷，贷出去的钱回收会不会很困难，穷人组成合作社是否可以放心，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怎么可持续地运作下去，运营管理费用从哪儿来，等等。
阳山县政府的疑虑，尤努斯团队并不觉得意外。他们相信，前期沟通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经过充分的前期沟通后，后期工作将会顺利很多。而眼下更现实的困难是，他们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经验也不多。
对于直接在中国开展项目的困难，在格莱珉已经工作了29年的罗伊体会颇深。2011年，罗伊作为内蒙古项目的负责人，来到了商都县。他当时的任务是，要在商都找到最穷的人，找到需要钱做事但往往很难获得支持的人，然后贷款给他们。经过4个月特别详细的市场调查之后，罗伊注册成立了商都县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并在当地找到3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一人会讲英语。
到目前为止，罗伊已经为140个人提供了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1.5万元，每月还款一次，10个月还清本息。贷款对象有农民、牧羊人，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只要他们需要这么一笔钱帮他们扩大规模，而且能够切实产生更好的效果，罗伊就贷款给对方，至于对方从哪里来具体做什么这些细节并不过问，既不需要担保也不需要抵押。他相信，所有人都各自有自己专业的生存技能，只要肯来借钱就一定有着强烈的脱贫愿望。第一个客户是卖菜的小商贩，借款1万元，每月还款1100元，10个月还清本息后将在下一次贷款中获得更大数额的支持；如今，这140名客户全是女性，也都做到了按时还款。
不过，罗伊也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麻烦。比如，工作签证很难获取，执照、外商投资证、行政许可证等等政府规范文件太多太繁琐又很费时间；当地人分散居住以至于客户数量增长太慢，等等。其中最难的是，贫困人群不相信自己拿到钱之后可以有所作为，说服他们也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商都也没有很好的可持续的营利性项目，经济活动的季节性太强。同样是去年开始的四川阿坝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项目，进展更慢。
拉迪菲表示，最开始最困难的是坚定信心，一旦有20多个客户之后，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顺利。
推广社会企业
每遇到一个问题，尤努斯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尤努斯已经开了70多家公司，他将他们命名为社会企业，他在这些企业里没有股份。
社会企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协助人们，让他们有能力通过社会企业解决问题，首先把赚钱的想法清空，然后考虑怎么样设计产品来解决问题。相对于此前依靠慈善来解决问题，社会企业的好处是可以持续，能够不断重复使用资金，而不必受制于慈善模式的资金限制。
现在，尤努斯正致力于在全球推广社会企业模式。他呼吁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架构，才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建立社会企业，并进一步推动小额信贷。他也试图把社会企业的观念引进中国，推动教育界、企业界从事这样的活动。本次广州之行，尤努斯就希望能够跟当地的中山大学合作，筹组社会企业中心，希望集思广益找到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事实上，目前全球已经有不少城市在努力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让传统企业创办一个小的社会企业，去解决这个城市当中的—个问题，比如一个企业解决单亲母亲的问题，一个企业解决社会健康医疗的问题，一个企业解决失业的问题等等。这些企业创办社会企业的时候，要告诉股东，在这个新创办的企业不能赚钱不会有任何分红。
小额信贷本身也是这样，比如格莱珉银行通过借贷帮助人们创业、就业，是为了弥补传统金融产业没有办法提供给民众的服务，获利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
“中国的金融体系需要进行改革，要能够向底层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贷款。”8月14日，诺贝尔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广州如此评价中国的小额信贷，他说：“底层老百姓即使收入很低，他们也需要资金来发展自己的手工业、自营企业，在中国，依然缺乏这种模式。”
1995年首次来中国之后，这位来自孟加拉的小额信贷之父，十几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向这个正努力消除贫困的国家推广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数年前，他所创办的格莱珉银行已经通过格莱珉信托以各种形式的合作进入了中国，去年开始在四川和内蒙古直接开展项目。
一条腿走路
72岁的尤努斯，头发花白，目光如炬。每次公开露面，尤努斯都是典型的孟加拉民族风格打扮，一袭传统的蓝色孟加拉格子长衫、浅色坎肩。所到之处，他总是亲切地跟遇到的人打招呼，并耐心地微笑着满足人们想要跟他合影的愿望。
8月14日，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尤努斯被中山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当天，尤努斯还与中山大学校长许宁生等为“尤努斯中国中心”揭牌，该中心将在政府、社会企业和学术机构之间展开多维度的合作。
此前，温家宝总理和人民银行主要领导都接见过他，高度评价他通过微型金融减除贫困的贡献。
然而，在各界众口交赞的同时，格莱珉银行模式在中国的推广并不顺利。1995年来中国参加联合国妇女峰会，是尤努斯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就在那一年开始复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到2012年，何道峰的基金会已经帮助13万个家庭贷款14亿元，其中有70％是妇女，坏账率坚持在0.69％，但是何道峰仍然面临着法律困境：“虽然我们的规模已经不小，也得到政府及各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但至今仍没有营业执照，严格来说，还是无照经营的非法状态。”
何道峰的“非法处境”，源于中国小额贷款不能吸收存款的尴尬现实。银监会2008年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资金来源主要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家金融机构注资。
由于不能吸储，中国的小额贷款大多由非政府组织来进行，但NGO在筹集资金的能力非常有限，很难推广。一些企业和政府机构，虽设有小额信贷部门，但这些示范项目与贫困人群的需求仍有距离。
“政府主导的扶贫项目向贫困百姓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但收入无法覆盖项目的支出，很难实现可持续性。”尤努斯认为，微金融并不是光指借钱这一项，还包括存钱和其他基本金融服务，比如说保险等等，他说：“每年格莱珉银行提供15亿美元的贷款给大家，可是大家每年的存款也接近10亿美元，所以并不是高风险。”
对于中国这种不能吸收存款的微金融，尤努斯称之为“一条腿在走路”。他认为，风险控制最核心在于建立良好的法律架构，让小额贷款能有效运作，而不是依靠所谓的国内国际捐款；只要有良好的制度，小额信贷项目就能产生足够的经费支撑自身运营。
艰难开拓市场
尽管不能吸储，尤努斯团队从未放弃向中国推广小额信贷的努力。
“无法吸储是最大的困难，能够拿到更多存款才能服务更多的人。但吸储只是一种途径，还可以从商业银行贷款，另外政府跟其他社会力量也会去帮助小额贷款公司获得资金。”8月13日下午，孟加拉格莱珉信托执行主席拉迪菲在广州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
拉迪菲是格莱珉银行的元老之一。8月13日那天，他在广州会见了两个企业负责人，商谈合作的可能。而他的团队此前几天就已经开始深入广州及周边县市密集调研。
位于广东省西北部的阳山县，距离广州市170公里，山多地少，是广东有名的贫困县。该县副县长王秀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地十多年的扶贫工作都是输血型的，现在希望能发挥贫困户的主动性，借助于格莱珉模式无抵押无担保地贷款给贫困农民，“自己要负担责任，要发展生产。”
不过，谈及具体合作，当地政府依然顾虑重重。在8月11日下午由阳山县扶贫办、金融办等参与的研讨会上，各相关部门分别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担忧，比如，银行贷款怎么贷，贷出去的钱回收会不会很困难，穷人组成合作社是否可以放心，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怎么可持续地运作下去，运营管理费用从哪儿来，等等。
阳山县政府的疑虑，尤努斯团队并不觉得意外。他们相信，前期沟通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经过充分的前期沟通后，后期工作将会顺利很多。而眼下更现实的困难是，他们在中国开展工作的时间不长，经验也不多。
对于直接在中国开展项目的困难，在格莱珉已经工作了29年的罗伊体会颇深。2011年，罗伊作为内蒙古项目的负责人，来到了商都县。他当时的任务是，要在商都找到最穷的人，找到需要钱做事但往往很难获得支持的人，然后贷款给他们。经过4个月特别详细的市场调查之后，罗伊注册成立了商都县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并在当地找到3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一人会讲英语。
到目前为止，罗伊已经为140个人提供了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1.5万元，每月还款一次，10个月还清本息。贷款对象有农民、牧羊人，也有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只要他们需要这么一笔钱帮他们扩大规模，而且能够切实产生更好的效果，罗伊就贷款给对方，至于对方从哪里来具体做什么这些细节并不过问，既不需要担保也不需要抵押。他相信，所有人都各自有自己专业的生存技能，只要肯来借钱就一定有着强烈的脱贫愿望。第一个客户是卖菜的小商贩，借款1万元，每月还款1100元，10个月还清本息后将在下一次贷款中获得更大数额的支持；如今，这140名客户全是女性，也都做到了按时还款。
不过，罗伊也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多麻烦。比如，工作签证很难获取，执照、外商投资证、行政许可证等等政府规范文件太多太繁琐又很费时间；当地人分散居住以至于客户数量增长太慢，等等。其中最难的是，贫困人群不相信自己拿到钱之后可以有所作为，说服他们也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商都也没有很好的可持续的营利性项目，经济活动的季节性太强。同样是去年开始的四川阿坝松潘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项目，进展更慢。
拉迪菲表示，最开始最困难的是坚定信心，一旦有20多个客户之后，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顺利。
推广社会企业
每遇到一个问题，尤努斯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尤努斯已经开了70多家公司，他将他们命名为社会企业，他在这些企业里没有股份。
社会企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协助人们，让他们有能力通过社会企业解决问题，首先把赚钱的想法清空，然后考虑怎么样设计产品来解决问题。相对于此前依靠慈善来解决问题，社会企业的好处是可以持续，能够不断重复使用资金，而不必受制于慈善模式的资金限制。
现在，尤努斯正致力于在全球推广社会企业模式。他呼吁首先建立一个良好的法律架构，才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建立社会企业，并进一步推动小额信贷。他也试图把社会企业的观念引进中国，推动教育界、企业界从事这样的活动。本次广州之行，尤努斯就希望能够跟当地的中山大学合作，筹组社会企业中心，希望集思广益找到一些具体的做法来推动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事实上，目前全球已经有不少城市在努力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让传统企业创办一个小的社会企业，去解决这个城市当中的—个问题，比如一个企业解决单亲母亲的问题，一个企业解决社会健康医疗的问题，一个企业解决失业的问题等等。这些企业创办社会企业的时候，要告诉股东，在这个新创办的企业不能赚钱不会有任何分红。
小额信贷本身也是这样，比如格莱珉银行通过借贷帮助人们创业、就业，是为了弥补传统金融产业没有办法提供给民众的服务，获利只是一个附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