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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一点都不严肃，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我很严肃呢?这也许与我不太善于和陌生人打交道有关吧。再有，就是我不大愿意去参加吃饭、喝酒的聚会，即便去了，如果没有工作上的内容，通常我也会一言不发，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本想像父亲一样当医生，却阴差阳错当了演员
我是16岁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的，当时进这行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并不是因为我对这行有多热爱…因为我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有个老师看到我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考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竟然就通过了。当时，我父亲反对我干这个，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得下乡，父亲才没再阻拦。那个年代的父母，一般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孩子往里头塞，因为它已变成了一条通向名利场的捷径。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第一个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之前，我不是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那时大家的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主角和龙套拿的都是2毛5的夜宵补助。而且再怎么着，也不会下岗。真正让我在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那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真正奠定我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在天津人艺。其实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
我最初的理想是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医生，或者教师，却阴差阳错当了演员。但我有我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努力使人变小”。“努力”两字对我来讲，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可能“认真”更加贴切。
我是属于运气好的演员，也没什么挣扎，也没有参与什么竞争，然后一部戏、一部戏地就这么演过来了。
拍电影，很多时候我就是一贴狗皮膏药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第一个电影角色。时代久远，我已想不起这个戏是怎么找到我的。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1983年，我拍了《一个和八个》，这部戏的导演是张军钊、美工是何群、摄影师是张艺谋，我在里边饰演锄奸科科长许志，一个小成本电影，竟然拍了四五个月。当时为了皮肤能够黑一点，我们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个月。
1987年，我在《一代妖后》里演同治皇帝，这是我演的第一个古装电影，这个电影里的同治皇帝是个配角，属于体制的玩偶。我当时演这个戏也是懵懵懂懂的，对这个人物缺乏设计感。
1999年，我在《我的1919》中饰顾维钧，这个角色让我拿到了华表奖。2001年，张艺谋来找我，让我演《英雄》里的秦始皇，我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个坐着的皇帝，空间就这么大。这个人物并不是我理想当中的英雄，但我还是演了。
拍电影一般都会多拍很多的戏，最后用的却可能很少。你本来有100场戏，但是导填觉得这个人物不是很光彩，就会给砍掉。好在我一开始就对出演秦始皇这个人物，没抱多大的希望，所以也就谈不上失望。2002年，高晓松找我拍《我心飞翔》，当时他跟我说，他连剧本都没有，就三页故事梗概。我是受了他的感染，想想也就答应了。2003年，刘伟强找我来拍《无间道Ⅲ》中的沈澄，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戏份的小角色。因为林震岳一直对我都挺好的，于是我就答应了，不过后来我还是跟他说了，以后这种片子就别再找我了，因为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05年，冯小刚来找我演《夜宴》里的厉帝，当时我刚拍完《康熙王朝》，不想紧接着再演一个皇帝，就没有接。我觉得一个演员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什么都能演，很多是我不能演的，或者是演不好的。我也有演失败过的一些角色，我想可能是我高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的执行能力，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2009年，拍《建国大业》，韩三平让我演阎锦文，我研究了厚厚一叠关于他的史料，并发掘出这个人物身上喜欢耍酷的特点，但总共就一分多钟的戏，根本无法在内容上下工夫，只有在最小的空间里，强化人物的视觉支撑，要不然观众打个哈欠就过去了。
《刺陵》是我和周杰伦、林志玲、曾志伟一起拍的一部戏，我演华定邦，因为是朋友第一次做电影，我必须帮他的忙。其实，当时《孔子》也在找我，正常来说，我应该上《孔子》的，但就是因为情感的因素，我上了《刺陵》。这个电影的市场焦点在周杰伦和林志玲身上，他们是票房的保证，我的表演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就是《唐山大地震》里演王德清，最后只保留了我不到一半的戏份，有七八场戏都被小刚删掉了。如果这几场戏还在，会很感人。因为大部分戏被删掉了，电影里，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的戏还是有点突然，从情节上看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那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了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如果是一般的戏剪掉也就算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演得还可以的戏怎么也给剪掉了?电视剧往往你规定的是30集，制片人恨不得给你剪出40集来，你不会有你的表演丢失，也不会有白费力。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那么长，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的考虑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包括《围城》中的“方鸿渐”，我没觉得我演的哪一个知识分子是令人满意的
虽然我最早演的是电影，但我却是靠电视剧为大众熟悉的。1990年，黄蜀芹找我拍《围城》。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导演，一个10集的电视剧拍了100天，不像现在拍电视剧恨不得一个星期就拍出十集来。我也不知道黄导演是怎么找到我的。《围城》我在上中学时就看过了，她来找我时，我问她：“怎么想起让我去演方鸿渐，为什么不找一个上海的演员?”她说：“我就觉得你像。”我本来不想上，因为我觉得方鸿渐这个人物既没有故事，又没有明确的命运感，我不知道该怎么演，我说算了，不演了。但黄导演锲而不舍。后来他们的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演，这个戏就不拍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她到北京来，是坐着轮椅来的，她看景的时候把腿给摔坏了。我一看都这样了，人还来找你，那就上吧。 后来在拍之前和拍之后，我和钱锺书老人有过几次交流，他当时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聊了好几次。在和他聊过之后，我发现我的文化观有了一些改变，特别是看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让我受用了好几年。前些日子，北京人艺的张和平找我，说他们要拍话剧《围城》，他是和导演杨立新一起来的，让我去演方鸿渐，谈了两次，我还是给推掉了。因为今天的陈道明跟过去的方鸿渐已经有相当大的距离，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1994年，拍《一地鸡毛》，这个戏开始是张元找的我，女主角是蒋雯丽。后来突然就下马了，过了一些日子，冯小刚就接手了这部戏，女主角变成是徐帆了。小刚是一个特别性情的人，我特别欣赏他，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于文艺和文化有追求的人，很执著，甚至有些自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了。我在这部戏里演的是个底层的小人物——小林，有点像卡夫卡《城堡》里的小职员，他在进入官场时，那些规矩就已经设计好了，他只能接受，扭曲规则、破坏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单位里的同事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接受他。
至于《手机》，本来我是真不想上，他们本来想让我演严守一，我坚决不演，导演给我开了好几天会，就是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弄得我心软了，接了费墨。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表演空间还比较大，准确地讲叫“没写透”，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指向性，就是可以把现在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都囊括进去，但剧本没有把这个人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真正的功能性作用，有一点浅尝辄止。哪怕你把他写成+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怎么都比现在好。其实，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在这方面写得特别好的戏。
我原想演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康熙，却没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1984年，拍《末代皇帝》，我演青年溥仪。那时候，拍一部电视剧就像在做一个工程，一个30来集的戏，一拍就是4年，想想有多可怕。当时，我每天骑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组里，就跟上下班差不多。没有说像现在这样，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有撑伞的、有拿椅子的，没有这么多的排场。我记得当时拍一天戏的伙食补助是10块钱，最后我拿到的伙食补助要比我拿到的片酬多得多。
2000年，我又接了《康熙王朝》，我想把康熙的后宫和前宫分开。在我们以往的电视剧中，皇帝在后宫也和在前宫一样，都是一个姿势，一个状态，那这皇帝也太累了。我觉得皇帝在后宫时，应该是想干吗就能干吗的人，他可以在接见大臣时正襟危坐，也可以在后宫席地而躺。
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咱就别这么拘着了。康熙的重点其实就在两点，一个是他的政治化，一个是他的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的这一块，我不是太重视，我更注重的是人物心理的转换和他对政治形势的那种敏锐的判断与精彩的评述，他不管是跟群臣还是对手，都有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这才是我所感兴趣的地方。但就是因为没有拘着，后来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皇帝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其实，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的皇上是什么样的，可我见过人是什么样的，没有人会永远端着，永远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2002年，我接了《大汉天子》里的东方朔，是因为价钱给得比较高。现在来看，那个东方朔让我演得有点紧，不放松，跟我后来看到的一些关于东方朔的记载有出入，他应该是个亦正亦邪的人，带有一点智慧的坏，不一定是所谓的玩幽默、搞笑那种路数。如果再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
在《卧薪尝胆》里，我演勾践，我觉得有些分场戏我演得很好，但从全剧结构来看，我演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完整，或者说是表演不很流畅，这里头有两方面问题：一是我用力过猛，我想改变一下，朝戏剧化这个方向去走，但我的这种演法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二是在和其他演员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还想演演李鸿章，这是我的一个情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能演出真实的李鸿章，我看了许多他的档案和资料，让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刻，目前的影视剧里，对他的呈现都太单一了，这个人的丰富性还没有完成，我也知道现在演李鸿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想演的。
我想演一个不一样的反派，却被指责美化坏人
2001年，我和管虎合作，演了《黑洞》里的聂明宇，这是我30年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反派人物。一直以来，我都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派，在我们过去的影视作品当中，好人可以有很多种，坏人就只有一种。但你在现实中会发现：坏人其实并不只有一种，他也可能很斯文，可能学问很深，可能很朴实，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影响他做坏事。我就是想演这样一个外表不像坏人的坏人。电视剧里聂明宇在临死前有一大段内心独白，是我自己写的，多好的一个人啊，“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尤其是那一墙的奖状，难道不发人深思?你如果只看表象，你会觉得我怎么把一个坏人演成了这样，其实你仔细想想他这个人，他会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性的弱点导致的，他是在他理想的破灭中，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个人。他也知道他所做的那些事足十恶不赦的，可是他为什么还会变这样?
当时中宣部的徐光春部长找我开会，说你怎么演了这么一个坏人?我说不好吗?他说不好，你不应该这么演。我说你别看表象，其实那是在警示民众。接下来的《冬至》，还是和管虎合作，也是一个反派人物，但这个反派人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本来是一个活得很紧张、很老实的人，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一个贪污公款的罪犯。其实这个故事大纲是我出的，它没有小说，被制作人顺便抢走，就改成了剧本，我原来的戏是20集，是一个都市寓言故事。它的原型是我看到山西发生的一个案子，一个人贪污了一个多亿，抓到他时，他一分钱没花，不敢花，就这么个案子。电视剧里强化了戏剧性，一个很好的人到开始贪一点儿，贪到一定程度时，事儿就找他来了，有人要敲诈他、勒索他，最后他一分钱没花，却家破人亡……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就是人在贪欲面前，别心存侥幸，否则早晚有回报。
张宁据《新民周刊》陈道明 乌力斯/文整理
我本想像父亲一样当医生，却阴差阳错当了演员
我是16岁成为天津人艺的学员的，当时进这行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并不是因为我对这行有多热爱…因为我在中学学过画画，所以想考舞美队，后来到了那儿，有个老师看到我就说，考什么舞美队，考演员队吧。然后，我就在考场上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竟然就通过了。当时，我父亲反对我干这个，因为我们家没人干这个。我母亲说不干这个就得下乡，父亲才没再阻拦。那个年代的父母，一般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倒好，父母都把孩子往里头塞，因为它已变成了一条通向名利场的捷径。
我在戏剧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形象。《屈原》是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时演的，《蔡文姬》里我演的是曹丕，那个是我有台词的第一个角色。后来我又演了一个《钗头凤》，在这之前，我不是兵甲就是兵乙，一直跑龙套，但是我也不着急，因为那时大家的收入差别不大，每天晚上演出，主角和龙套拿的都是2毛5的夜宵补助。而且再怎么着，也不会下岗。真正让我在表演上有提高的，应该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无辜的罪人》，我演主角聂兹那莫夫，这个戏从表演概念上可能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催化。但真正奠定我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戏剧观和戏剧表演方式的，应该是在天津人艺。其实天津人艺有一批很好的演员，我在他们的传帮带下，表演上没走偏路。
我最初的理想是像我父亲那样，当一个医生，或者教师，却阴差阳错当了演员。但我有我做事的原则，不但是演戏，业余爱好都要认真，更何况是我的职业。我原来说过一句话“努力使人变小”。“努力”两字对我来讲，可能不是很准确，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可能“认真”更加贴切。
我是属于运气好的演员，也没什么挣扎，也没有参与什么竞争，然后一部戏、一部戏地就这么演过来了。
拍电影，很多时候我就是一贴狗皮膏药
1982年，我出演了《今夜有暴风雪》中的曹铁强，那是我第一个电影角色。时代久远，我已想不起这个戏是怎么找到我的。拍了8个月，我和于莉合作，从北京到北大荒，酷热和严寒我都尝到了。
1983年，我拍了《一个和八个》，这部戏的导演是张军钊、美工是何群、摄影师是张艺谋，我在里边饰演锄奸科科长许志，一个小成本电影，竟然拍了四五个月。当时为了皮肤能够黑一点，我们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个月。
1987年，我在《一代妖后》里演同治皇帝，这是我演的第一个古装电影，这个电影里的同治皇帝是个配角，属于体制的玩偶。我当时演这个戏也是懵懵懂懂的，对这个人物缺乏设计感。
1999年，我在《我的1919》中饰顾维钧，这个角色让我拿到了华表奖。2001年，张艺谋来找我，让我演《英雄》里的秦始皇，我看剧本的时候就知道那是一个坐着的皇帝，空间就这么大。这个人物并不是我理想当中的英雄，但我还是演了。
拍电影一般都会多拍很多的戏，最后用的却可能很少。你本来有100场戏，但是导填觉得这个人物不是很光彩，就会给砍掉。好在我一开始就对出演秦始皇这个人物，没抱多大的希望，所以也就谈不上失望。2002年，高晓松找我拍《我心飞翔》，当时他跟我说，他连剧本都没有，就三页故事梗概。我是受了他的感染，想想也就答应了。2003年，刘伟强找我来拍《无间道Ⅲ》中的沈澄，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戏份的小角色。因为林震岳一直对我都挺好的，于是我就答应了，不过后来我还是跟他说了，以后这种片子就别再找我了，因为我就是一块狗皮膏药。
2005年，冯小刚来找我演《夜宴》里的厉帝，当时我刚拍完《康熙王朝》，不想紧接着再演一个皇帝，就没有接。我觉得一个演员也不是万能的，我不是什么都能演，很多是我不能演的，或者是演不好的。我也有演失败过的一些角色，我想可能是我高估了自己在这个职业当中的执行能力，所以就出现了这些问题。
2009年，拍《建国大业》，韩三平让我演阎锦文，我研究了厚厚一叠关于他的史料，并发掘出这个人物身上喜欢耍酷的特点，但总共就一分多钟的戏，根本无法在内容上下工夫，只有在最小的空间里，强化人物的视觉支撑，要不然观众打个哈欠就过去了。
《刺陵》是我和周杰伦、林志玲、曾志伟一起拍的一部戏，我演华定邦，因为是朋友第一次做电影，我必须帮他的忙。其实，当时《孔子》也在找我，正常来说，我应该上《孔子》的，但就是因为情感的因素，我上了《刺陵》。这个电影的市场焦点在周杰伦和林志玲身上，他们是票房的保证，我的表演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然后就是《唐山大地震》里演王德清，最后只保留了我不到一半的戏份，有七八场戏都被小刚删掉了。如果这几场戏还在，会很感人。因为大部分戏被删掉了，电影里，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的戏还是有点突然，从情节上看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那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了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如果是一般的戏剪掉也就算了，可是我觉得自己演得还可以的戏怎么也给剪掉了?电视剧往往你规定的是30集，制片人恨不得给你剪出40集来，你不会有你的表演丢失，也不会有白费力。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那么长，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的考虑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包括《围城》中的“方鸿渐”，我没觉得我演的哪一个知识分子是令人满意的
虽然我最早演的是电影，但我却是靠电视剧为大众熟悉的。1990年，黄蜀芹找我拍《围城》。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导演，一个10集的电视剧拍了100天，不像现在拍电视剧恨不得一个星期就拍出十集来。我也不知道黄导演是怎么找到我的。《围城》我在上中学时就看过了，她来找我时，我问她：“怎么想起让我去演方鸿渐，为什么不找一个上海的演员?”她说：“我就觉得你像。”我本来不想上，因为我觉得方鸿渐这个人物既没有故事，又没有明确的命运感，我不知道该怎么演，我说算了，不演了。但黄导演锲而不舍。后来他们的副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你不演，这个戏就不拍了，这是一个压力。还有一个压力，她到北京来，是坐着轮椅来的，她看景的时候把腿给摔坏了。我一看都这样了，人还来找你，那就上吧。 后来在拍之前和拍之后，我和钱锺书老人有过几次交流，他当时一点建议都没有，就对我说随便弄。我们在一起什么都聊，聊了好几次。在和他聊过之后，我发现我的文化观有了一些改变，特别是看问题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让我受用了好几年。前些日子，北京人艺的张和平找我，说他们要拍话剧《围城》，他是和导演杨立新一起来的，让我去演方鸿渐，谈了两次，我还是给推掉了。因为今天的陈道明跟过去的方鸿渐已经有相当大的距离，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人物，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1994年，拍《一地鸡毛》，这个戏开始是张元找的我，女主角是蒋雯丽。后来突然就下马了，过了一些日子，冯小刚就接手了这部戏，女主角变成是徐帆了。小刚是一个特别性情的人，我特别欣赏他，他是为数不多的对于文艺和文化有追求的人，很执著，甚至有些自残，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真的不多了。我在这部戏里演的是个底层的小人物——小林，有点像卡夫卡《城堡》里的小职员，他在进入官场时，那些规矩就已经设计好了，他只能接受，扭曲规则、破坏规则是要付出代价的，单位里的同事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接受他。
至于《手机》，本来我是真不想上，他们本来想让我演严守一，我坚决不演，导演给我开了好几天会，就是你演也得演，不演也得演，弄得我心软了，接了费墨。我觉得这个人物的表演空间还比较大，准确地讲叫“没写透”，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指向性，就是可以把现在知识分子的很多问题都囊括进去，但剧本没有把这个人写到位，没有起到他真正的功能性作用，有一点浅尝辄止。哪怕你把他写成+被人唾弃的知识分子也行，或者是变种的知识分子也行，怎么都比现在好。其实，写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能写出很多戏来，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在这方面写得特别好的戏。
我原想演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康熙，却没能得到很多人的认可
1984年，拍《末代皇帝》，我演青年溥仪。那时候，拍一部电视剧就像在做一个工程，一个30来集的戏，一拍就是4年，想想有多可怕。当时，我每天骑自行车穿过半个北京城去组里，就跟上下班差不多。没有说像现在这样，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有撑伞的、有拿椅子的，没有这么多的排场。我记得当时拍一天戏的伙食补助是10块钱，最后我拿到的伙食补助要比我拿到的片酬多得多。
2000年，我又接了《康熙王朝》，我想把康熙的后宫和前宫分开。在我们以往的电视剧中，皇帝在后宫也和在前宫一样，都是一个姿势，一个状态，那这皇帝也太累了。我觉得皇帝在后宫时，应该是想干吗就能干吗的人，他可以在接见大臣时正襟危坐，也可以在后宫席地而躺。
我想在这个电视剧里解放康熙，当时我跟导演商量，我说咱就别这么拘着了。康熙的重点其实就在两点，一个是他的政治化，一个是他的人情化。至于他皇权化的这一块，我不是太重视，我更注重的是人物心理的转换和他对政治形势的那种敏锐的判断与精彩的评述，他不管是跟群臣还是对手，都有种男人式的智慧和狠劲，这才是我所感兴趣的地方。但就是因为没有拘着，后来引发了争议，说这个皇帝坐无坐相，站无站相。其实，谁也没有见过那个年代的皇上是什么样的，可我见过人是什么样的，没有人会永远端着，永远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2002年，我接了《大汉天子》里的东方朔，是因为价钱给得比较高。现在来看，那个东方朔让我演得有点紧，不放松，跟我后来看到的一些关于东方朔的记载有出入，他应该是个亦正亦邪的人，带有一点智慧的坏，不一定是所谓的玩幽默、搞笑那种路数。如果再演，我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演法，会比这个好看。
在《卧薪尝胆》里，我演勾践，我觉得有些分场戏我演得很好，但从全剧结构来看，我演的这个人物不是很完整，或者说是表演不很流畅，这里头有两方面问题：一是我用力过猛，我想改变一下，朝戏剧化这个方向去走，但我的这种演法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可；二是在和其他演员的配合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还想演演李鸿章，这是我的一个情结。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人能演出真实的李鸿章，我看了许多他的档案和资料，让我对他的印象更深刻，目前的影视剧里，对他的呈现都太单一了，这个人的丰富性还没有完成，我也知道现在演李鸿章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正是因为有难度，我才想演的。
我想演一个不一样的反派，却被指责美化坏人
2001年，我和管虎合作，演了《黑洞》里的聂明宇，这是我30年演艺生涯中第一个反派人物。一直以来，我都想演一个与众不同的反派，在我们过去的影视作品当中，好人可以有很多种，坏人就只有一种。但你在现实中会发现：坏人其实并不只有一种，他也可能很斯文，可能学问很深，可能很朴实，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影响他做坏事。我就是想演这样一个外表不像坏人的坏人。电视剧里聂明宇在临死前有一大段内心独白，是我自己写的，多好的一个人啊，“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他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这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尤其是那一墙的奖状，难道不发人深思?你如果只看表象，你会觉得我怎么把一个坏人演成了这样，其实你仔细想想他这个人，他会走到今天，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性的弱点导致的，他是在他理想的破灭中，变成了他不想成为的那个人。他也知道他所做的那些事足十恶不赦的，可是他为什么还会变这样?
当时中宣部的徐光春部长找我开会，说你怎么演了这么一个坏人?我说不好吗?他说不好，你不应该这么演。我说你别看表象，其实那是在警示民众。接下来的《冬至》，还是和管虎合作，也是一个反派人物，但这个反派人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本来是一个活得很紧张、很老实的人，突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一个贪污公款的罪犯。其实这个故事大纲是我出的，它没有小说，被制作人顺便抢走，就改成了剧本，我原来的戏是20集，是一个都市寓言故事。它的原型是我看到山西发生的一个案子，一个人贪污了一个多亿，抓到他时，他一分钱没花，不敢花，就这么个案子。电视剧里强化了戏剧性，一个很好的人到开始贪一点儿，贪到一定程度时，事儿就找他来了，有人要敲诈他、勒索他，最后他一分钱没花，却家破人亡……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就是人在贪欲面前，别心存侥幸，否则早晚有回报。
张宁据《新民周刊》陈道明 乌力斯/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