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母亲是位记者。
在她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做过一线记者、夜班编辑、部门主任以及期刊主编，无论岗位和职务怎样变化，她的上班时间总是变幻莫测。而当她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在职业这一栏永远都会写上“记者”。
母亲有过10年一线采访的经历，由此积累下了许多独特的人生经历——她在内蒙古和牧民一起策马草原，在嵊泗海岛和渔民一起出海追鱼，也曾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防哨卡用两支铅笔当筷子，和戍边战士一起吃拉条子……因为工作，母亲结识了许多人，很多采访对象都让她深受感动，她说，这些普通人身上折射出的人性光辉比钻石还要恒久。她曾跟我提过一位住在德清新市镇的名叫陆松芳的83岁老人。这位靠送煤为生的老人生活清贫，他从58岁起就在德清租住一间面积5平方米的陋室，无论严寒酷暑，他坚持天天送煤，从不停歇。一车煤饼800多斤，老人一天要送两三趟，每天能挣到30多元钱。汶川地震后，老人为灾区捐出了1万元——这些钱，他要送大约50万斤煤饼才能挣到。社区干部劝他少捐点，可老人坚持到银行排队将万元存折换成现金，送到工作人员手里。因常年劳累，老人的背已经佝偻了，儿子多次劝他回家享清福，却一再被他拒绝。在他租住的小屋里，电灯是唯一的电器，衣服和鞋大多是捡来的。熟悉老人的旁人告诉母亲，他一天只花一元菜钱，存起来的钱都拿出来捐给需要的人。3个月前，母亲去看望老人，临走的时候想留下一些钱，也被老人拒绝了。看到母亲坚持，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一定要给我什么的话，就给我点手套和毛巾，我送煤用得着。”母亲说：“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令人不满意的东西，可那位老人，就是一个精神标杆。生活千手万手，他是观音；道路千条万条，他是罗马。他让我们找到了通往真善美的道路。”
看尽世间千景，尝遍人生百味，母亲将她的那些经历一一写成文字在报上发表。很多人对母亲从事的记者职业神往不已，认为记者都是文艺而潇洒的。但事实上每次她采访归来时，都是神情疲惫、面容憔悴，浑身脏兮兮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见到我和父亲，总是弱弱地发出“嗯”的一声算是问候，然后便一头栽进卧室倒头就睡。
因为有当记者的母亲，我很早就知道记者这个职业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夺目、浪漫瑰丽。在报社的大办公室里，截稿时间就像是连接炸药包的导火索，不可遏制地越来越短，所有的记者都要和它赛跑，敲击键盘的声音像雨点一样打着耳膜。遇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向最危险地方冲的往往是记者和警察。母亲曾在抗洪一线的堤坝上和部队官兵们共同奋战了一个通宵，她说，那个时候更深刻地理解了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可是，说这句话的卡帕正是因为站得太近，最后死在战场上。记者总是在为他人的成功鼓掌喝彩，为他人的委屈秉笔直书，而他们自己永远是默默的“隐形人”——有几个记者可以名垂青史呢？相比而言，那些捣鼓资本抑或是笑傲政坛的人，他们一面扬名立万一面得意洋洋地收集四方投射来的羡慕嫉妒恨，他们那样生活似乎显得更为“划算”，他们也更像为人称羡的“精英”。
“记者这一职业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不禁问母亲。
母亲的回答是：“这个职业让我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看到真善美最终能够跨越时空获得共鸣。只是它需要我们内心理想主义的支撑。”当时的我似懂非懂，迟疑地点头。
恍恍惚惚地走过大半个青春期，我逐渐理解母亲，并开始思考——关于名利纷扰纠结的去与留，关于人云亦云裹挟的得与失，以及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母亲所说的“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半是惊讶半是幸福地发现，母亲对我的影响分分秒秒在渗透、日复一日在沉积。这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用同一款新闻阅读软件，关注同样的社会热点话题，甚至走路的速度、仰头的角度、调侃的腔调都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母亲已经成为我独立思考的第一个效仿范本，体认生命意义的第一次参照。于是，在那个清新的夏日里，我认真地在大学第一志愿的空格里填上了“新闻传播学”。
我知道，是那样的母亲成就了现在的我。每一代母女都因为不同成长背景而产生各种差异，譬如她迷恋梁朝伟、我喜欢林俊杰，她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我用手机“切水果”“发微博”，她看我成日上蹿下跳感叹女儿不够端庄、我见她每天行止沉稳只觉她太过呆板。但是每对母女也有着从血液里传承下来的共同点，我想我和母亲共同拥有的就是一份理想主义的激情，一种投身火热生活的渴望，这些情绪与思想像是连接我与母亲的纽带，也像是两代间的一种传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行走，却总会为相似的风景驻足，我们身处不同时代，却选择了相同的姿态：追求真，守望善，相信爱。
在她2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做过一线记者、夜班编辑、部门主任以及期刊主编，无论岗位和职务怎样变化，她的上班时间总是变幻莫测。而当她填写履历表的时候，在职业这一栏永远都会写上“记者”。
母亲有过10年一线采访的经历，由此积累下了许多独特的人生经历——她在内蒙古和牧民一起策马草原，在嵊泗海岛和渔民一起出海追鱼，也曾在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边防哨卡用两支铅笔当筷子，和戍边战士一起吃拉条子……因为工作，母亲结识了许多人，很多采访对象都让她深受感动，她说，这些普通人身上折射出的人性光辉比钻石还要恒久。她曾跟我提过一位住在德清新市镇的名叫陆松芳的83岁老人。这位靠送煤为生的老人生活清贫，他从58岁起就在德清租住一间面积5平方米的陋室，无论严寒酷暑，他坚持天天送煤，从不停歇。一车煤饼800多斤，老人一天要送两三趟，每天能挣到30多元钱。汶川地震后，老人为灾区捐出了1万元——这些钱，他要送大约50万斤煤饼才能挣到。社区干部劝他少捐点，可老人坚持到银行排队将万元存折换成现金，送到工作人员手里。因常年劳累，老人的背已经佝偻了，儿子多次劝他回家享清福，却一再被他拒绝。在他租住的小屋里，电灯是唯一的电器，衣服和鞋大多是捡来的。熟悉老人的旁人告诉母亲，他一天只花一元菜钱，存起来的钱都拿出来捐给需要的人。3个月前，母亲去看望老人，临走的时候想留下一些钱，也被老人拒绝了。看到母亲坚持，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说：“一定要给我什么的话，就给我点手套和毛巾，我送煤用得着。”母亲说：“现实生活中有诸多令人不满意的东西，可那位老人，就是一个精神标杆。生活千手万手，他是观音；道路千条万条，他是罗马。他让我们找到了通往真善美的道路。”
看尽世间千景，尝遍人生百味，母亲将她的那些经历一一写成文字在报上发表。很多人对母亲从事的记者职业神往不已，认为记者都是文艺而潇洒的。但事实上每次她采访归来时，都是神情疲惫、面容憔悴，浑身脏兮兮的，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见到我和父亲，总是弱弱地发出“嗯”的一声算是问候，然后便一头栽进卧室倒头就睡。
因为有当记者的母亲，我很早就知道记者这个职业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光鲜夺目、浪漫瑰丽。在报社的大办公室里，截稿时间就像是连接炸药包的导火索，不可遏制地越来越短，所有的记者都要和它赛跑，敲击键盘的声音像雨点一样打着耳膜。遇到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向最危险地方冲的往往是记者和警察。母亲曾在抗洪一线的堤坝上和部队官兵们共同奋战了一个通宵，她说，那个时候更深刻地理解了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的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可是，说这句话的卡帕正是因为站得太近，最后死在战场上。记者总是在为他人的成功鼓掌喝彩，为他人的委屈秉笔直书，而他们自己永远是默默的“隐形人”——有几个记者可以名垂青史呢？相比而言，那些捣鼓资本抑或是笑傲政坛的人，他们一面扬名立万一面得意洋洋地收集四方投射来的羡慕嫉妒恨，他们那样生活似乎显得更为“划算”，他们也更像为人称羡的“精英”。
“记者这一职业的意义和价值又在哪里呢？”我不禁问母亲。
母亲的回答是：“这个职业让我看到了更丰富的世界，看到真善美最终能够跨越时空获得共鸣。只是它需要我们内心理想主义的支撑。”当时的我似懂非懂，迟疑地点头。
恍恍惚惚地走过大半个青春期，我逐渐理解母亲，并开始思考——关于名利纷扰纠结的去与留，关于人云亦云裹挟的得与失，以及几年前的那个晚上母亲所说的“理想主义”究竟是什么。我半是惊讶半是幸福地发现，母亲对我的影响分分秒秒在渗透、日复一日在沉积。这不仅仅表现在我们用同一款新闻阅读软件，关注同样的社会热点话题，甚至走路的速度、仰头的角度、调侃的腔调都如出一辙，更重要的是，母亲已经成为我独立思考的第一个效仿范本，体认生命意义的第一次参照。于是，在那个清新的夏日里，我认真地在大学第一志愿的空格里填上了“新闻传播学”。
我知道，是那样的母亲成就了现在的我。每一代母女都因为不同成长背景而产生各种差异，譬如她迷恋梁朝伟、我喜欢林俊杰，她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我用手机“切水果”“发微博”，她看我成日上蹿下跳感叹女儿不够端庄、我见她每天行止沉稳只觉她太过呆板。但是每对母女也有着从血液里传承下来的共同点，我想我和母亲共同拥有的就是一份理想主义的激情，一种投身火热生活的渴望，这些情绪与思想像是连接我与母亲的纽带，也像是两代间的一种传承。我们用不同的方式行走，却总会为相似的风景驻足，我们身处不同时代，却选择了相同的姿态：追求真，守望善，相信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