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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初始，我完成了环球旅行计划的1/3。1月12日途经澳洲，惊觉春节将至，匆忙间用手机订了一张离境机票。那时，我犹豫是回到北京还是去往武汉，心下几番斗争，选择飞往武汉。绝未料到，我落地武汉的当天，正是举世瞩目的历史节点—1月20日，钟南山同期抵达武汉。
进入安检前，接到一位武汉朋友的电话。她焦急询问我丈夫的父母是否还在武汉，劝我不要去武汉，表示邻居是一线医生，武汉的疫情与官媒播报出入很大。我将信将疑，仍旧决定去武汉与我父亲汇合。当我挂了电话，排在我身后的一位眼镜男，反复向我打听关于武汉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一脸诧异。候机时，我给丈夫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这一天，他也将带着我的父亲从北京坐高铁到达武汉。我叮嘱他一定戴好口罩，并让公公婆婆来机场接我时也戴好口罩。同时，我恶补了大量肺炎相关新闻。
20日凌晨，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出关时，经过红外体温探测仪，我的体温显示正常。同行有一位体温显示39°，大家纷纷笑言体温仪有问题。这本是惊险的序曲，非但没导向急流，反而在谈笑间挥发了。
出了海关，人潮汹涌，除了接我的婆婆，竟无一人戴口罩，连我自己，也忘了拿出包里早就备好的口罩。期间我不耐烦地驱赶了一位拉客的黑车司机，他跟我讲话时，脸凑得太近了。
上了公公的车，径直到达小区，直至进入房间，脚底几乎没沾上武汉的一星泥土。
强大的命运曾将我运送到世界上许多神奇和危险的国家，此时又把我降落在武汉。
就这样，我成了留守武汉的900万人之一
我没有料到，截至目前，已经整整30天，我没有迈出房门一步。
我抵达武汉数小时后，丈夫才与我父亲抵达，期间，公公嫌堵车，没有开车，而是坐地铁去汉口火车站接回他们。正是這些举动，埋下了数日后令我恐惧的种子。
我们的婚姻出问题已经两三年了，期间我没再来过武汉。在这场拉锯战中，我们之间亲情犹在，在我放浪全球时，丈夫在北京替
我照顾鳏居的父亲。只有公公婆婆是知情的，而他们是有修养的人，并未为难我。虽是如此，气氛总还是有些微妙。
午饭时，我和公公在饭桌上起了争执。我认为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据十分可疑，并历数瞒报造假历史。公公干部出身，党性很强，对我此番言论大为不满。我们并未大吵大闹，选择各自忍耐，归于平静。
然而，欢聚的假象到底还是被打破了，一丝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在家中弥漫。当日官方新闻播报确诊病例增至136例，并有3例死亡。公公婆婆有些沉默，我想，他们也许有些怀疑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的官方结论。
每天准时收看湖北新闻和《新闻联播》，是他们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果然，饭后的新闻联播里，德高望重的院士钟南山正式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并郑重提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是长辈们和丈夫并未感到恐慌。按照丈夫的话说，1000万人的城市，感染人数才几百个，没那么可怕。公公仍旧每天出门数次，购买早餐、蔬菜、肉类及水果等。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大年初一开车去黄冈给数月前故去的奶奶烧新香。谈到如何返回北京，我提出要租车，遭到所有人反对。
记得那时武汉的早餐仍旧丰富，虽然有一部分店面关闭，但是可供购买的品种还是不少，价格并未大幅上涨。超市供货充足，只是口罩开始慢慢买不到了。公婆囤了一些物资，多是为过年准备。出于对政府的常年信任，他们没有加入哄抢物资的队伍，并叮嘱我们不要被网上的谣言带偏。
22日，因为香港学者管轶的文章，家中气氛再次绷紧。文中管轶直言此次感染规模将是SARS的10倍起跳，所以害怕得逃离了武汉。不出所料，公公很不喜欢管轶的腔调，并批判管轶一介外来人口制造恐慌。我未发一言，只觉一股深深的恐惧席卷心间。
尽管如此，婆婆还说，可以戴上口罩去附近的江滩散散步，但是天气不算好，也就作罢。这一罢，全家人除公公外，已禁足30天。
当天深夜，我和丈夫在卧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们将声音压低到最低限度。我跟体制内出来的丈夫说，直觉这次疫情会非常严重，管轶的判断是正确的。丈夫则说我一贯大惊小怪，并对我所谓女人的直觉嗤之以鼻。吵着吵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1月23日。早晨起来打开手机，封城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下午2点才全面封禁，如果现在要回北京还来得及。可是除了我，包括我父亲，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他们似乎觉得这不过是几天最多一个星期的事。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涌来。我刷着微博，发现一些网友在说青城高速路口仍旧可以出城。我仿佛看到一丝曙光，再也顾不上礼节，反复劝说大家，提出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离开武汉了，可以先去黄冈，给奶奶烧香以后再开车回北京。公公不知为何开始打市长热线，显然没打通。婆婆则担心我们这么多人留在黄冈亲戚家里给人添麻烦。我的频繁劝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婆婆出乎意料对我大声喊不要总是说了。婆婆性格温婉，这是她这么多年来对我说话最大声的一次。我马上收声回到了卧室，心情黯淡。我没有吃晚饭，也没人劝我。封城的那天，我从下午一直躺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我恢复了常态，大家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如从前。陆续接到湖北其他县市封城的消息，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逐渐上升，也见怪不怪了。婆婆偶尔会抱怨，政府有些不负责，内紧外松的政策要不得。但是，一打开《新闻联播》，她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又消失殆尽。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随之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看《新闻联播》振奋精神，微信瓦解情绪，微博再摧毁意志，再由《新闻联播》召回失去的能量，空气中如同游走着一条诡谲的贪吃蛇。
春晚当晚，手机上仍旧一波波传来触目惊心的消息，公公说，看春晚，不要看那些东西。 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刷手机。当我看到一线医护人员在三十晚上的泡面年夜饭时，眼泪再也无法忍住。成年后，头一次连续看了几个小时的春晚，亲眼见证了现实有多魔幻，有多荒诞。然而当《难忘今宵》响起时，我又含着泪水，和着歌声，真心实意共祝愿祖国好。
丈夫自从到武汉的第一天就开始咳嗽。我和婆婆给丈夫熬了大蒜冰糖水。这是王牌偏方，以往丈夫的多次咳嗽都是此水治愈的。然此次疗效甚微。又熬金桔水，仍无起色。我父亲也在年后突感咽喉不适，同时畏寒。又是板蓝根又是艾叶泡脚。我也经常腹泻，自觉浑身无力，甚至有天午饭时，差点当场呕吐。但是我忍住了，默默吃完，赶紧回房间躺着，昏睡了一天。身体开始发烫，测量体温接近37°。傍晚时，身体慢慢渗出会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开始怀疑我们感染了，只是潜伏期比一般人要长。时不时回忆起机场那个超高的体温读数，那张凑到我面前的的士司机的脸，猜测丈夫来武汉的高铁上有携带病毒者，或者是从汉口火车站回家的地铁不安全，又或者公公每日出门买菜是否带回了病毒，如此种种，令我胆寒。
公公婆婆均无明显症状，坚信我们只是普通感冒，未在家里采取任何隔离措施。
我们谁也不想去医院。网上流传的关于武汉医院发热门诊的视频，简直可以用“人间地狱”四个字来形容。我们决定再扛一扛，以免去了医院反而交叉感染，成为真正的患者。万幸，先是我父亲解除了症状。我没有吃任何药，挣扎着在跑步机上跑了几天，症状慢慢消失了。只有丈夫的咳嗽成了顽疾，但是大家最终放心了，如果他真的感染了，那么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一众家人也早该有症状。在写下这篇文章的两天前，丈夫基本上不咳了。
是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我们推测，我们很有可能被感染了，不过病毒载量不高，或是感染的毒株毒性轻微，均靠免疫力自愈了。我的症状最明显，这也跟我焦虑的心情不無关系。那几天，我情绪濒临崩溃，一度卸载微信，调养心情。
这期间，又和丈夫爆发争吵。在家里，我们俩不直接出声，避免让父母担忧，而是各自在微信里敲字。我质疑公公使用口罩的方法不对，不能用酒精给口罩消毒，质疑他洗手的时间没有15秒，超市排队跟人距离太近。我希望丈夫跟我公公说，不要每天都出门买菜。如果不说，我就带着爸爸搬出去住酒店。
本来吵得精疲力尽，因为丈夫的一席话，又潸然泪下。他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可以不用再相聚。但是他在北京替我照顾父亲，利用我对他的愧疚，让我回到武汉。而在武汉，他利用父母对他的爱，使我们父女受到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如果他死了，这一切就不会再存在。是的，这话怎能不让我流泪。有时候，看着他熟睡的面孔，多次决意离婚的心中又涌起柔情。所以婆婆询问我是否后悔时，我回答说，既然我选择了，就不会后悔，即便我感染了，我也不会后悔。我知道，我并没有说谎。“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惨死的尼采的这句话，突然在那时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慰藉。
困在武汉期间，三件事最难忘。
一是1月27日夜晚8点的全城齐唱国歌事件。我没有唱国歌，也没有听见人唱国歌，我所做的，只是推开窗户，疯狂地叫喊着武汉加油，将我的声音汇入了那千百声同样的四个字里，武汉加油。我喊了差不多十分钟，从我的卧室一直喊到我公公婆婆的卧室。上帝视角下，武汉这座城市虽然灯火辉煌，看起来却空空荡荡。一时间却汇聚了万人呼声，我想，恐怕连上帝也会疑惑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他也未必清楚这座城市到底拥有多少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这般的城市。所有呼喊着的人们都相信，这种力量必将冲破黑暗。喊着喊着，又是满面泪水。很多人都流泪了。这泪水是弱者的哀叹，也是强者的呼喊。在困境中，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被放大了。
二是2月6/7日李文亮的逝世。那晚，公公婆婆早就睡了，他们对于李文亮的死是惋惜的，但没有到痛心的程度。那一夜未眠的网民，悲愤交加。跟非典时期的蒋医生比，李文亮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可他，正是这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真正的英雄。他就像一颗星星瞬间凝固，冰冻了你我，也照亮了你我。放眼而去，更多的星星燃烧起来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在其中看见了自己。
次日，网络上发起了夜晚9点熄灯吹哨行动的倡议，祭奠李文亮。到了指定时间，我们小区没有动静，之前喊武汉加油的人都沉默了。
只是后来在网络上，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网友吹奏起悠扬的笛声，倾诉着对李文亮的怀念之情。闻者心碎。
三是2月16日，我们所在的小区开始全封闭管理，一律不得外出，所有食物由小区物业统一配送。戒严行动姗姗来迟，我却感到一丝心安，短时间内我再也不用担心公公出门买菜把病毒带回家了。直到今天，点开疫情地图，武汉永远没有数据，虽然封城将近一个月，每天的感染人数仍在上升。趴在窗户上，看见楼下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走来走去，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可以听到喇叭在喊话，呼吁住户关好门窗。大型喷洒车每天下午2点开车喷洒消毒液。无数次在心中默默祈祷拐点快点到来。我们目之所及的生存空间，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么可怖，人们的生活算得上井然有序。我们所在小区有一千多住户，尚无确诊病例。最终，我们也没有去做志愿者，只是捐了款，钱交给了我们自认为可靠的民间组织。同时，我们也顺利收到了国内外数位亲朋好友寄送的口罩。
禁足的30天，我观察外面的世界的方式，就是推开窗户，让风将自己融进这个1000万人一起隔离生活的地方。
丈夫家住在33楼，楼下是一条宽阔而笔直的城市主干道，随时都展现着着萧瑟和落寞。如果没有疫情，这条马路上必定是川流不息。
前方是一大片错落铺展的高层建筑，只看这一片，我以为我还在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纽约。右手边就是闪闪发光的长江，江上没有航船，水面倒映着天空和高楼静谧的影子。世间万物的美，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岸边挺立着几近烂尾的百层大楼，一柱擎天。有时我会想，可能是这杆不会走火的枪，维持了我心中的秩序。
我的心态一天天好了起来，与家人的关系融洽了许多。我终将走出封锁的武汉，和困顿的人生。
进入安检前，接到一位武汉朋友的电话。她焦急询问我丈夫的父母是否还在武汉，劝我不要去武汉，表示邻居是一线医生，武汉的疫情与官媒播报出入很大。我将信将疑，仍旧决定去武汉与我父亲汇合。当我挂了电话，排在我身后的一位眼镜男，反复向我打听关于武汉的情况，我如实相告。他一脸诧异。候机时，我给丈夫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因为这一天，他也将带着我的父亲从北京坐高铁到达武汉。我叮嘱他一定戴好口罩，并让公公婆婆来机场接我时也戴好口罩。同时，我恶补了大量肺炎相关新闻。
20日凌晨，飞机降落武汉天河机场。出关时，经过红外体温探测仪，我的体温显示正常。同行有一位体温显示39°，大家纷纷笑言体温仪有问题。这本是惊险的序曲，非但没导向急流，反而在谈笑间挥发了。
出了海关，人潮汹涌，除了接我的婆婆，竟无一人戴口罩，连我自己，也忘了拿出包里早就备好的口罩。期间我不耐烦地驱赶了一位拉客的黑车司机，他跟我讲话时，脸凑得太近了。
上了公公的车，径直到达小区，直至进入房间，脚底几乎没沾上武汉的一星泥土。
强大的命运曾将我运送到世界上许多神奇和危险的国家，此时又把我降落在武汉。
就这样，我成了留守武汉的900万人之一
我没有料到，截至目前，已经整整30天，我没有迈出房门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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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抵达武汉数小时后，丈夫才与我父亲抵达，期间，公公嫌堵车，没有开车，而是坐地铁去汉口火车站接回他们。正是這些举动，埋下了数日后令我恐惧的种子。
我们的婚姻出问题已经两三年了，期间我没再来过武汉。在这场拉锯战中，我们之间亲情犹在，在我放浪全球时，丈夫在北京替
我照顾鳏居的父亲。只有公公婆婆是知情的，而他们是有修养的人，并未为难我。虽是如此，气氛总还是有些微妙。
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惨死的尼采的这句话，突然在那时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慰藉。
午饭时，我和公公在饭桌上起了争执。我认为官方公布的确诊数据十分可疑，并历数瞒报造假历史。公公干部出身，党性很强，对我此番言论大为不满。我们并未大吵大闹，选择各自忍耐，归于平静。
然而，欢聚的假象到底还是被打破了，一丝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在家中弥漫。当日官方新闻播报确诊病例增至136例，并有3例死亡。公公婆婆有些沉默，我想，他们也许有些怀疑不会“人传人”“可防可控”的官方结论。
每天准时收看湖北新闻和《新闻联播》，是他们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果然，饭后的新闻联播里，德高望重的院士钟南山正式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并郑重提出：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
情况虽然起了变化，但是长辈们和丈夫并未感到恐慌。按照丈夫的话说，1000万人的城市，感染人数才几百个，没那么可怕。公公仍旧每天出门数次，购买早餐、蔬菜、肉类及水果等。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大年初一开车去黄冈给数月前故去的奶奶烧新香。谈到如何返回北京，我提出要租车，遭到所有人反对。
记得那时武汉的早餐仍旧丰富，虽然有一部分店面关闭，但是可供购买的品种还是不少，价格并未大幅上涨。超市供货充足，只是口罩开始慢慢买不到了。公婆囤了一些物资，多是为过年准备。出于对政府的常年信任，他们没有加入哄抢物资的队伍，并叮嘱我们不要被网上的谣言带偏。
22日，因为香港学者管轶的文章，家中气氛再次绷紧。文中管轶直言此次感染规模将是SARS的10倍起跳，所以害怕得逃离了武汉。不出所料，公公很不喜欢管轶的腔调，并批判管轶一介外来人口制造恐慌。我未发一言，只觉一股深深的恐惧席卷心间。
尽管如此，婆婆还说，可以戴上口罩去附近的江滩散散步，但是天气不算好，也就作罢。这一罢，全家人除公公外，已禁足30天。
当天深夜，我和丈夫在卧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我们将声音压低到最低限度。我跟体制内出来的丈夫说，直觉这次疫情会非常严重，管轶的判断是正确的。丈夫则说我一贯大惊小怪，并对我所谓女人的直觉嗤之以鼻。吵着吵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1月23日。早晨起来打开手机，封城的消息铺天盖地而来。我看了一下时间，下午2点才全面封禁，如果现在要回北京还来得及。可是除了我，包括我父亲，所有人都无动于衷。他们似乎觉得这不过是几天最多一个星期的事。到了下午，越来越多的负面消息涌来。我刷着微博，发现一些网友在说青城高速路口仍旧可以出城。我仿佛看到一丝曙光，再也顾不上礼节，反复劝说大家，提出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离开武汉了，可以先去黄冈，给奶奶烧香以后再开车回北京。公公不知为何开始打市长热线，显然没打通。婆婆则担心我们这么多人留在黄冈亲戚家里给人添麻烦。我的频繁劝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婆婆出乎意料对我大声喊不要总是说了。婆婆性格温婉，这是她这么多年来对我说话最大声的一次。我马上收声回到了卧室，心情黯淡。我没有吃晚饭，也没人劝我。封城的那天，我从下午一直躺到了第二天。
第二天我恢复了常态，大家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如从前。陆续接到湖北其他县市封城的消息，官方公布的感染人数逐渐上升，也见怪不怪了。婆婆偶尔会抱怨，政府有些不负责，内紧外松的政策要不得。但是，一打开《新闻联播》，她几乎所有的负面情绪又消失殆尽。处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也随之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看《新闻联播》振奋精神，微信瓦解情绪，微博再摧毁意志，再由《新闻联播》召回失去的能量，空气中如同游走着一条诡谲的贪吃蛇。
春晚当晚，手机上仍旧一波波传来触目惊心的消息，公公说，看春晚，不要看那些东西。 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刷手机。当我看到一线医护人员在三十晚上的泡面年夜饭时，眼泪再也无法忍住。成年后，头一次连续看了几个小时的春晚，亲眼见证了现实有多魔幻，有多荒诞。然而当《难忘今宵》响起时，我又含着泪水，和着歌声，真心实意共祝愿祖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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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自从到武汉的第一天就开始咳嗽。我和婆婆给丈夫熬了大蒜冰糖水。这是王牌偏方，以往丈夫的多次咳嗽都是此水治愈的。然此次疗效甚微。又熬金桔水，仍无起色。我父亲也在年后突感咽喉不适，同时畏寒。又是板蓝根又是艾叶泡脚。我也经常腹泻，自觉浑身无力，甚至有天午饭时，差点当场呕吐。但是我忍住了，默默吃完，赶紧回房间躺着，昏睡了一天。身体开始发烫，测量体温接近37°。傍晚时，身体慢慢渗出会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开始怀疑我们感染了，只是潜伏期比一般人要长。时不时回忆起机场那个超高的体温读数，那张凑到我面前的的士司机的脸，猜测丈夫来武汉的高铁上有携带病毒者，或者是从汉口火车站回家的地铁不安全，又或者公公每日出门买菜是否带回了病毒，如此种种，令我胆寒。
公公婆婆均无明显症状，坚信我们只是普通感冒，未在家里采取任何隔离措施。
我们谁也不想去医院。网上流传的关于武汉医院发热门诊的视频，简直可以用“人间地狱”四个字来形容。我们决定再扛一扛，以免去了医院反而交叉感染，成为真正的患者。万幸，先是我父亲解除了症状。我没有吃任何药，挣扎着在跑步机上跑了几天，症状慢慢消失了。只有丈夫的咳嗽成了顽疾，但是大家最终放心了，如果他真的感染了，那么将近一个月过去了，一众家人也早该有症状。在写下这篇文章的两天前，丈夫基本上不咳了。
是的，新冠肺炎是一种自限性疾病。我们推测，我们很有可能被感染了，不过病毒载量不高，或是感染的毒株毒性轻微，均靠免疫力自愈了。我的症状最明显，这也跟我焦虑的心情不無关系。那几天，我情绪濒临崩溃，一度卸载微信，调养心情。
这期间，又和丈夫爆发争吵。在家里，我们俩不直接出声，避免让父母担忧，而是各自在微信里敲字。我质疑公公使用口罩的方法不对，不能用酒精给口罩消毒，质疑他洗手的时间没有15秒，超市排队跟人距离太近。我希望丈夫跟我公公说，不要每天都出门买菜。如果不说，我就带着爸爸搬出去住酒店。
本来吵得精疲力尽，因为丈夫的一席话，又潸然泪下。他说，我们这些人，本来可以不用再相聚。但是他在北京替我照顾父亲，利用我对他的愧疚，让我回到武汉。而在武汉，他利用父母对他的爱，使我们父女受到照顾，所以我们现在在一起。如果他死了，这一切就不会再存在。是的，这话怎能不让我流泪。有时候，看着他熟睡的面孔，多次决意离婚的心中又涌起柔情。所以婆婆询问我是否后悔时，我回答说，既然我选择了，就不会后悔，即便我感染了，我也不会后悔。我知道，我并没有说谎。“对待生命你不妨大胆一点，因为我们始终要失去它。”惨死的尼采的这句话，突然在那时给了我一些奇怪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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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武汉期间，三件事最难忘。
一是1月27日夜晚8点的全城齐唱国歌事件。我没有唱国歌，也没有听见人唱国歌，我所做的，只是推开窗户，疯狂地叫喊着武汉加油，将我的声音汇入了那千百声同样的四个字里，武汉加油。我喊了差不多十分钟，从我的卧室一直喊到我公公婆婆的卧室。上帝视角下，武汉这座城市虽然灯火辉煌，看起来却空空荡荡。一时间却汇聚了万人呼声，我想，恐怕连上帝也会疑惑这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他也未必清楚这座城市到底拥有多少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如此这般的城市。所有呼喊着的人们都相信，这种力量必将冲破黑暗。喊着喊着，又是满面泪水。很多人都流泪了。这泪水是弱者的哀叹，也是强者的呼喊。在困境中，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被放大了。
二是2月6/7日李文亮的逝世。那晚，公公婆婆早就睡了，他们对于李文亮的死是惋惜的，但没有到痛心的程度。那一夜未眠的网民，悲愤交加。跟非典时期的蒋医生比，李文亮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英雄，可他，正是这个特殊历史语境下真正的英雄。他就像一颗星星瞬间凝固，冰冻了你我，也照亮了你我。放眼而去，更多的星星燃烧起来了，一个个平凡的人在其中看见了自己。
次日，网络上发起了夜晚9点熄灯吹哨行动的倡议，祭奠李文亮。到了指定时间，我们小区没有动静，之前喊武汉加油的人都沉默了。
只是后来在网络上，我看到了一个视频，一位网友吹奏起悠扬的笛声，倾诉着对李文亮的怀念之情。闻者心碎。
三是2月16日，我们所在的小区开始全封闭管理，一律不得外出，所有食物由小区物业统一配送。戒严行动姗姗来迟，我却感到一丝心安，短时间内我再也不用担心公公出门买菜把病毒带回家了。直到今天，点开疫情地图，武汉永远没有数据，虽然封城将近一个月，每天的感染人数仍在上升。趴在窗户上，看见楼下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走来走去，并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有时候可以听到喇叭在喊话，呼吁住户关好门窗。大型喷洒车每天下午2点开车喷洒消毒液。无数次在心中默默祈祷拐点快点到来。我们目之所及的生存空间，并没有网络上流传的那么可怖，人们的生活算得上井然有序。我们所在小区有一千多住户，尚无确诊病例。最终，我们也没有去做志愿者，只是捐了款，钱交给了我们自认为可靠的民间组织。同时，我们也顺利收到了国内外数位亲朋好友寄送的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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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足的30天，我观察外面的世界的方式，就是推开窗户，让风将自己融进这个1000万人一起隔离生活的地方。
丈夫家住在33楼，楼下是一条宽阔而笔直的城市主干道，随时都展现着着萧瑟和落寞。如果没有疫情，这条马路上必定是川流不息。
前方是一大片错落铺展的高层建筑，只看这一片，我以为我还在充满赛博朋克气息的纽约。右手边就是闪闪发光的长江，江上没有航船，水面倒映着天空和高楼静谧的影子。世间万物的美，一部分本来就由这不幸所造成。岸边挺立着几近烂尾的百层大楼，一柱擎天。有时我会想，可能是这杆不会走火的枪，维持了我心中的秩序。
我的心态一天天好了起来，与家人的关系融洽了许多。我终将走出封锁的武汉，和困顿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