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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时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一种我们认为的一般性的良好生活，因此生活有主流非主流之分。
但从20世纪开始—在西方也许是19世纪—这个局面变化非常之大。
我不觉得现在能够脱离开特定的人群来描述一种良好生活。
《价值的理由》5月出版，到8月已是第3次印刷，朋友发短信跟陈嘉映开玩笑：“你的书上畅销榜了，可见中国的文化精英还有一线生机。”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他应老友徐晓所约，为某杂志撰写的专栏。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媒体开设专栏。为每期不能长也不能短的四千字，这位以研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著称的哲学教授，每天写三到四个小时，写成一篇要用上一个星期。在这个文字快餐化的时代，也算异数。
老友赵越胜读完清样，从这些短章中见出他数十年的殚思竭虑来：“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见‘不讲理’，但生而为人，却永远离不开‘讲道理’。……嘉映爱‘讲理’，乍看有点儿‘绕’，但读进去便知全是日常道理，只是日常看不见它，哲学来帮忙，……真希望读者不同意他，和他‘讲道理’，讲来道去，就涵养出智慧与自由的心灵。那儿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道理不讲不明，但“讲道理”不只是为了“讲”，最后还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陈嘉映看来，“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这是他对于“今时今日，哲学何为”的回答。
从来就没有纯粹客观的良好生活
记者：苏格拉底说哲学的核心任务是“认识你自己”，您说哲学始终在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生活。“认识你自己”跟“良好生活”有什么关系？
陈嘉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应当怎样生活，这是一个提法；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也是一个提法；还有一个提法：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显然不完全一样，但又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良好生活”不是一个能脱离我而被界定的概念。从来没有一种纯粹客观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总是跟我是个什么人联系在一起。但反过来说，我应当怎样生活也从来不可能跟客观的什么生活是良好的完全分开来，它不能还原为我喜欢怎样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也许把另外一个问题引进来，反而能使这个问题更清楚一点，就是关于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我说这个作品很好，是不是等于说我喜欢它。这是在美学中争论得很多的问题。下面的话明显并不矛盾。当我说“我挺喜欢这本书，但不能保证它真是本好书”，我喜欢它和它是好的并不是同义的。但很多情况下，当我说“我喜欢这本书”，我多多少少是在说它好；极端情况下，“我喜欢”和“它好”才会分开，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谈到生活时也一样，“我愿意这样生活”跟“我认为这样生活是好的”会大面积地重合。
记者：如果良好生活脱离不开“我”，那还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良好生活”？
陈嘉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点。在以往的时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一种我们认为的一般性的良好生活，因此生活有主流非主流之分。但从20世纪开始—在西方也许是19世纪—这个局面变化非常之大。我不觉得现在能够脱离开特定的人群来描述一种良好生活。
以前任何主流都是有人反抗的，比较典型的像李贽那种。但他有一个基本想法：我是非主流的，但我是那个真正正确的，我的非主流的东西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变成主流。比如说梵高，他觉得他那个印象主义是对的，这个对还含有唯一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现在不承认我，我很边缘，但最后我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个是以前边缘跟主流的关系，我觉得在20世纪—21世纪更明显了—不再有这样的期待。如果他有这样的期待，那他的思想就够古典的。
记者：他想取代的“主流”都未必存在了。
陈嘉映：对，是这个意思。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有没有一种特定的良好生活？怎样生活您会感到安心？
陈嘉映：这些平常也有感受也会想，一旦作为问题提出来，还是觉得有一点陌生。至少在我这个年龄，通常不太会从整体生活是良好的还是不良好的那个角度去想。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件事上我这么做我是对自己满意的，我那么做了我对自己是不满意的；这一段时间我过得挺充实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成问题，或者生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所有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只不过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从总体上描述。
记者：充实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陈嘉映：那当然特别重要。我觉得充实对描述良好生活来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词。
记者：您说，“少年时期，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成年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尽管我还想成就更高的自我，尽管这是个可嘉的愿望，但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愿成为什么，而是就我的所是来做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是您特别看重，一直都割舍不下的？
陈嘉映：那当然有。我那段话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之谈。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像我们那代人，稍微有点志向的首先就会对政治有一点感兴趣，觉得能做点什么。但慢慢地生活道路就给定了，有些事情变得不再可能。你可能仍然很崇敬一些人，比如像曼德拉，你觉得简直太棒了。但是你说，“啊，我努力努力，做曼德拉吧。”这就毫无意义。如果有朋友这么跟我说，他要么就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傻子。当然，年轻人可以这么说，他就是那样的，因为他还没有在那个意义上开始生活。
一个人割舍不下的，总要围绕着他做的那个东西，总的来说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内在一点，但你看是能看得出来的，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当然也能看得出来。反正这几十年，你要让我说，那简单说就是做哲学、写东西，这是我放不下的。但是这个放不下也是因为生活中没有出现太重要的事情形成挑战。可以想象出现某种极端状况，平常割舍不下的事情，那时候你觉得这些事情也不重要。你看那些电影，一个人好好在过他的日子，突然他女儿被劫持了，那他一心就是救女儿，没别的更重要的事了；那种事没出现，你可不就干现在这个。 哲学是跟“我”连在一起的心智
记者：在古希腊，哲学的范围比今天宽泛得多；近代以来，在许多领域科学取哲学而代之。时至今日，哲学还能有作为吗？
陈嘉映：从一个角度讲，科学的面已经非常之宽，给哲学留下的范围很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科学看起来是铺天盖地，但它能处理的问题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碰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个体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然是哲学思考。
Philosophy，我们把它翻译成“哲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它翻译成“学问”。翻译成“哲学”，再加上这些年对这个词的反思、争论，反而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实际上你直接就说“学问”好了。这个学问里头有一部分是更狭义的哲学，以前称作“形而上学”。
哲学是更深刻地看。这并不是说，哲学揭示“事物背后的东西”—那是科学的事业。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不关心事物背后是什么，事情就摆在那里。这就像看一幅画，我可能是比较深刻地看，你可能是比较肤浅地看，但咱们俩都在看画的“面”，我们谁都没有看到画的背后去。我们不凭借看到画的背后去发现画的本质或深入的东西，它就在这幅画的面上。但我们就是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会说，有肤浅的看法，也有深刻的看法。
记者：您所说的学问跟思想有什么分别？
陈嘉映：在这个提问框架中，我可能会说，学问跟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们怎么定义学问？一个人知道好多零七八碎的事儿不叫有学问，他还得知道怎么用思想把那些东西串起来才叫有学问。我最爱举的是这个例子：一个中国人，英语特别好，我们当然很佩服他，但我们不认为他有学问。要是他契丹文、希腊文或古汉语特别好，我们会说他有学问。为什么？英语你可以靠大量练习、实践学习，但希腊文你需要有很多知识准备，关于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推理，需要更强的反思。从这里你能看出在思想和学问之间有内在联系。
记者：您提到过“去身心智”和“具身心智”的分别，哲学是前者还是后者，它是“客观”的还是跟人的处境、意念息息相关？
陈嘉映：我觉得这两者大致可以界定科学和哲学的区别。这也不是我的界定，伽利略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在伽利略那时候哲学是指所有的学问。他说哲学老不进步，就是因为它总跟我连着嘛，跟我连着就达不到客观的真理。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科学或者说“进步的哲学”，办法就是把研究的东西跟我们自己切割开来，我们把它对象化，变成纯粹的客体。这是“去身心智”。在那之后科学的确进步了。我想哲学永远不可能是“去身心智”的，一定是跟我连在一起的那种心智才叫哲学，要是分开的那就是科学了。这不是一个泛泛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记者：我们以哲学方法思考许多根本问题，比如死亡问题，但假如别的领域有一些重大的发展，我们的哲学思考也许会有重大改变，原先的思考很可能丧失意义。比如假设医学发达到一定程度，人可以活200甚至500岁，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可能会有非常剧烈的改变。
陈嘉映：你说从哲学的角度或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什么叫从“哲学的角度”？这话我听着真是觉得挺苦恼的。我到画展上去看一幅画，人家问我从哲学的角度应该怎么看，我哪知道这幅画从哲学的角度应该怎么看！无非就是这些事，你多想点少想点，可能想得多点就是“哲学的角度”？但你举的例子肯定是不太好。以前的人活三十多，现在活八十多，将来活两百多，我们对死亡的思考能有什么区别？我是看不出来。当然要完全假设的话，比如医生发明了让我们长生不老的办法，那不是哲学的思考方法有所不同，而是如果世界剧烈变化，我们对世界的思考肯定就不一样了。
记者：所以，即便思考根本问题的“哲学”，其根基也未必稳固不变，探寻真理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对话。
陈嘉映：当然。就没有那个稳固的思考的根基。有人说，根本的东西总是一样的。就说那句话吧，“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肯定不意味着当好厨师就能当好总理。你也许会说，他们的技术不一样，“道”是一样的。“道”怎么就一样了？意思无非是说这两个“道”有相通的地方，这“通”就是能对话。
实际上何用再发展，科学发展到了今天，这世界已经变化得够厉害了。世界从来没有稳固过，我们的思考从来都在变化，起点不会一样，结论也不会一样。问题只在于我们的思考，跟过去的思考还能不能有对话。这是问题。
问中国有没有哲学，坐标系就已经偏了
记者：我们常常说，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思想，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主要分别是什么？
陈嘉映：说起这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整个坐标系一开头就有一点偏，后头这话怎么都说不好。我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这几大支文明，不管内部有多少差异，大致还是可以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本来都有一套比较独立的东西。用今天的词，这么说不会引起太多误解：希伯来文明是信仰的文明，希腊文明是哲学的文明，但后来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首先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有许多交织。基督教本身就是一半希伯来、一半希腊，当然希伯来可能占大头。而原始基督教是保罗传播开来的，可以说希腊语的分量比希伯来语还要大。最后基督教形成一个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保罗用希腊语传教；并且基督教主要是在希腊地区开始兴盛起来，而不是在以色列地区。
具体的不去说，这是个事实：这两大支文明在后面的历史中纠缠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大格局。等西方文明扩展到了全世界之后，我们用它作范式，来比附其他文明。比如我们现在说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道教、萨满教什么的。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什么叫宗教。但你要是从我们普通的直觉来说，所谓宗教就是基督教。与其问佛教是不是宗教—当然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另说，还不如问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像基督教。否则怎么判断佛教是不是宗教呢？所谓宗教社会学，不过是想模仿科学，好像最后有一个关于宗教的客观的定义。
所以与其问中国有没有哲学，我觉得更切实的问法是，中国从先秦儒学到后来理学-心学这个传统，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古希腊的思想方法。不是说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但至少比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要稍微明确一点儿。这问题我们讨论了一百多年，坐标始终不是特别正。比如佛教，很明显有些地方像基督教，但有些地方又非常不像。
记者：中国是不是比印度更不像西方，甚至不适合哲学这种思想方法？
陈嘉映：这就说到相似或不相似了，很自然我们就会下降一个层次来说。中国—我们说“文明”在这儿可能有点大了，就说中国传统思想吧—是更接近于希腊的思想还是希伯来的思想？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层次上问。如果再下降一点就更好，就说看看我们在哪些地方跟希腊的思想方法是接近的，在哪些地方不接近。我觉得有些地方就不接近。比如中国的思想传统始终把科学的因素排除在外，“术”一直被放在“道”的外面、下面，而西方思想一直是允许“术”跟“道”互动的。特别突出的就是数学。虽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起来，数学是属于入门的科学，但你可以从数学进入形而上学。中国从来没这种想法，数学由下一级的人研究，上一级的人都不研究数学。
西方的哲学思想，从古希腊开始的这套思想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知道了那东西以后一定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人学了那东西之后可能很感兴趣，甚至做得很好。只不过以前你没往那儿发展，就像打乒乓球。当然，也可能像踢足球，总是玩不好。说对它陌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拒斥哲学，只是历史就那么发展了。我从来不相信文化基因论。
但从20世纪开始—在西方也许是19世纪—这个局面变化非常之大。
我不觉得现在能够脱离开特定的人群来描述一种良好生活。
《价值的理由》5月出版，到8月已是第3次印刷，朋友发短信跟陈嘉映开玩笑：“你的书上畅销榜了，可见中国的文化精英还有一线生机。”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他应老友徐晓所约，为某杂志撰写的专栏。这是他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媒体开设专栏。为每期不能长也不能短的四千字，这位以研究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著称的哲学教授，每天写三到四个小时，写成一篇要用上一个星期。在这个文字快餐化的时代，也算异数。
老友赵越胜读完清样，从这些短章中见出他数十年的殚思竭虑来：“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见‘不讲理’，但生而为人，却永远离不开‘讲道理’。……嘉映爱‘讲理’，乍看有点儿‘绕’，但读进去便知全是日常道理，只是日常看不见它，哲学来帮忙，……真希望读者不同意他，和他‘讲道理’，讲来道去，就涵养出智慧与自由的心灵。那儿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道理不讲不明，但“讲道理”不只是为了“讲”，最后还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去。在陈嘉映看来，“哲学探究事物之所以如此的道理，尝试贯通这些道理，一开始就不是出于纯粹求知的冲动，而是通过求知领会人生的意义，解答‘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这是他对于“今时今日，哲学何为”的回答。
从来就没有纯粹客观的良好生活
记者：苏格拉底说哲学的核心任务是“认识你自己”，您说哲学始终在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是良好生活。“认识你自己”跟“良好生活”有什么关系？
陈嘉映：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理解我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应当怎样生活，这是一个提法；我们应当怎样生活，这也是一个提法；还有一个提法：什么生活是良好的生活。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显然不完全一样，但又有一种特殊的联系。
“良好生活”不是一个能脱离我而被界定的概念。从来没有一种纯粹客观的良好生活，良好生活总是跟我是个什么人联系在一起。但反过来说，我应当怎样生活也从来不可能跟客观的什么生活是良好的完全分开来，它不能还原为我喜欢怎样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也许把另外一个问题引进来，反而能使这个问题更清楚一点，就是关于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我说这个作品很好，是不是等于说我喜欢它。这是在美学中争论得很多的问题。下面的话明显并不矛盾。当我说“我挺喜欢这本书，但不能保证它真是本好书”，我喜欢它和它是好的并不是同义的。但很多情况下，当我说“我喜欢这本书”，我多多少少是在说它好；极端情况下，“我喜欢”和“它好”才会分开，大多数情况下，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谈到生活时也一样，“我愿意这样生活”跟“我认为这样生活是好的”会大面积地重合。
记者：如果良好生活脱离不开“我”，那还有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良好生活”？
陈嘉映：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更复杂一点。在以往的时代，我们比较能够接受一种我们认为的一般性的良好生活，因此生活有主流非主流之分。但从20世纪开始—在西方也许是19世纪—这个局面变化非常之大。我不觉得现在能够脱离开特定的人群来描述一种良好生活。
以前任何主流都是有人反抗的，比较典型的像李贽那种。但他有一个基本想法：我是非主流的，但我是那个真正正确的，我的非主流的东西有朝一日会取而代之，变成主流。比如说梵高，他觉得他那个印象主义是对的，这个对还含有唯一对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现在不承认我，我很边缘，但最后我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个是以前边缘跟主流的关系，我觉得在20世纪—21世纪更明显了—不再有这样的期待。如果他有这样的期待，那他的思想就够古典的。
记者：他想取代的“主流”都未必存在了。
陈嘉映：对，是这个意思。
记者：就您个人而言，有没有一种特定的良好生活？怎样生活您会感到安心？
陈嘉映：这些平常也有感受也会想，一旦作为问题提出来，还是觉得有一点陌生。至少在我这个年龄，通常不太会从整体生活是良好的还是不良好的那个角度去想。更多的可能是：在这件事上我这么做我是对自己满意的，我那么做了我对自己是不满意的；这一段时间我过得挺充实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很成问题，或者生活让人觉得很不舒服。我觉得所有的人大概都是这样。只不过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更多地从总体上描述。
记者：充实的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陈嘉映：那当然特别重要。我觉得充实对描述良好生活来说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词。
记者：您说，“少年时期，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成年之后，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事。尽管我还想成就更高的自我，尽管这是个可嘉的愿望，但我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愿成为什么，而是就我的所是来做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是您特别看重，一直都割舍不下的？
陈嘉映：那当然有。我那段话很大程度上是经验之谈。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像我们那代人，稍微有点志向的首先就会对政治有一点感兴趣，觉得能做点什么。但慢慢地生活道路就给定了，有些事情变得不再可能。你可能仍然很崇敬一些人，比如像曼德拉，你觉得简直太棒了。但是你说，“啊，我努力努力，做曼德拉吧。”这就毫无意义。如果有朋友这么跟我说，他要么就是个骗子，要么就是个傻子。当然，年轻人可以这么说，他就是那样的，因为他还没有在那个意义上开始生活。
一个人割舍不下的，总要围绕着他做的那个东西，总的来说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内在一点，但你看是能看得出来的，我自己回过头来看当然也能看得出来。反正这几十年，你要让我说，那简单说就是做哲学、写东西，这是我放不下的。但是这个放不下也是因为生活中没有出现太重要的事情形成挑战。可以想象出现某种极端状况，平常割舍不下的事情，那时候你觉得这些事情也不重要。你看那些电影，一个人好好在过他的日子，突然他女儿被劫持了，那他一心就是救女儿，没别的更重要的事了；那种事没出现，你可不就干现在这个。 哲学是跟“我”连在一起的心智
记者：在古希腊，哲学的范围比今天宽泛得多；近代以来，在许多领域科学取哲学而代之。时至今日，哲学还能有作为吗？
陈嘉映：从一个角度讲，科学的面已经非常之宽，给哲学留下的范围很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科学看起来是铺天盖地，但它能处理的问题是很少的一部分，我们碰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个体性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仍然是哲学思考。
Philosophy，我们把它翻译成“哲学”，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可以把它翻译成“学问”。翻译成“哲学”，再加上这些年对这个词的反思、争论，反而使问题变得模糊不清了。实际上你直接就说“学问”好了。这个学问里头有一部分是更狭义的哲学，以前称作“形而上学”。
哲学是更深刻地看。这并不是说，哲学揭示“事物背后的东西”—那是科学的事业。我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我们不关心事物背后是什么，事情就摆在那里。这就像看一幅画，我可能是比较深刻地看，你可能是比较肤浅地看，但咱们俩都在看画的“面”，我们谁都没有看到画的背后去。我们不凭借看到画的背后去发现画的本质或深入的东西，它就在这幅画的面上。但我们就是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会说，有肤浅的看法，也有深刻的看法。
记者：您所说的学问跟思想有什么分别？
陈嘉映：在这个提问框架中，我可能会说，学问跟思想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们怎么定义学问？一个人知道好多零七八碎的事儿不叫有学问，他还得知道怎么用思想把那些东西串起来才叫有学问。我最爱举的是这个例子：一个中国人，英语特别好，我们当然很佩服他，但我们不认为他有学问。要是他契丹文、希腊文或古汉语特别好，我们会说他有学问。为什么？英语你可以靠大量练习、实践学习，但希腊文你需要有很多知识准备，关于文化、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推理，需要更强的反思。从这里你能看出在思想和学问之间有内在联系。
记者：您提到过“去身心智”和“具身心智”的分别，哲学是前者还是后者，它是“客观”的还是跟人的处境、意念息息相关？
陈嘉映：我觉得这两者大致可以界定科学和哲学的区别。这也不是我的界定，伽利略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在伽利略那时候哲学是指所有的学问。他说哲学老不进步，就是因为它总跟我连着嘛，跟我连着就达不到客观的真理。他说我们现在要做科学或者说“进步的哲学”，办法就是把研究的东西跟我们自己切割开来，我们把它对象化，变成纯粹的客体。这是“去身心智”。在那之后科学的确进步了。我想哲学永远不可能是“去身心智”的，一定是跟我连在一起的那种心智才叫哲学，要是分开的那就是科学了。这不是一个泛泛的说法，我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东西。
记者：我们以哲学方法思考许多根本问题，比如死亡问题，但假如别的领域有一些重大的发展，我们的哲学思考也许会有重大改变，原先的思考很可能丧失意义。比如假设医学发达到一定程度，人可以活200甚至500岁，我们对死亡的看法可能会有非常剧烈的改变。
陈嘉映：你说从哲学的角度或用哲学的方法来思考，什么叫从“哲学的角度”？这话我听着真是觉得挺苦恼的。我到画展上去看一幅画，人家问我从哲学的角度应该怎么看，我哪知道这幅画从哲学的角度应该怎么看！无非就是这些事，你多想点少想点，可能想得多点就是“哲学的角度”？但你举的例子肯定是不太好。以前的人活三十多，现在活八十多，将来活两百多，我们对死亡的思考能有什么区别？我是看不出来。当然要完全假设的话，比如医生发明了让我们长生不老的办法，那不是哲学的思考方法有所不同，而是如果世界剧烈变化，我们对世界的思考肯定就不一样了。
记者：所以，即便思考根本问题的“哲学”，其根基也未必稳固不变，探寻真理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对话。
陈嘉映：当然。就没有那个稳固的思考的根基。有人说，根本的东西总是一样的。就说那句话吧，“治大国若烹小鲜”，这肯定不意味着当好厨师就能当好总理。你也许会说，他们的技术不一样，“道”是一样的。“道”怎么就一样了？意思无非是说这两个“道”有相通的地方，这“通”就是能对话。
实际上何用再发展，科学发展到了今天，这世界已经变化得够厉害了。世界从来没有稳固过，我们的思考从来都在变化，起点不会一样，结论也不会一样。问题只在于我们的思考，跟过去的思考还能不能有对话。这是问题。
问中国有没有哲学，坐标系就已经偏了
记者：我们常常说，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思想，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中国思想和西方哲学的主要分别是什么？
陈嘉映：说起这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整个坐标系一开头就有一点偏，后头这话怎么都说不好。我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这几大支文明，不管内部有多少差异，大致还是可以说中国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本来都有一套比较独立的东西。用今天的词，这么说不会引起太多误解：希伯来文明是信仰的文明，希腊文明是哲学的文明，但后来历史的发展是这样的：首先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有许多交织。基督教本身就是一半希伯来、一半希腊，当然希伯来可能占大头。而原始基督教是保罗传播开来的，可以说希腊语的分量比希伯来语还要大。最后基督教形成一个大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获益于保罗用希腊语传教；并且基督教主要是在希腊地区开始兴盛起来，而不是在以色列地区。
具体的不去说，这是个事实：这两大支文明在后面的历史中纠缠在一起，形成了西方文明的大格局。等西方文明扩展到了全世界之后，我们用它作范式，来比附其他文明。比如我们现在说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甚至道教、萨满教什么的。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什么叫宗教。但你要是从我们普通的直觉来说，所谓宗教就是基督教。与其问佛教是不是宗教—当然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另说，还不如问佛教在多大程度上像基督教。否则怎么判断佛教是不是宗教呢？所谓宗教社会学，不过是想模仿科学，好像最后有一个关于宗教的客观的定义。
所以与其问中国有没有哲学，我觉得更切实的问法是，中国从先秦儒学到后来理学-心学这个传统，多大程度上接近于古希腊的思想方法。不是说这个问题就好回答，但至少比问中国有没有哲学要稍微明确一点儿。这问题我们讨论了一百多年，坐标始终不是特别正。比如佛教，很明显有些地方像基督教，但有些地方又非常不像。
记者：中国是不是比印度更不像西方，甚至不适合哲学这种思想方法？
陈嘉映：这就说到相似或不相似了，很自然我们就会下降一个层次来说。中国—我们说“文明”在这儿可能有点大了，就说中国传统思想吧—是更接近于希腊的思想还是希伯来的思想？我觉得可以在这个层次上问。如果再下降一点就更好，就说看看我们在哪些地方跟希腊的思想方法是接近的，在哪些地方不接近。我觉得有些地方就不接近。比如中国的思想传统始终把科学的因素排除在外，“术”一直被放在“道”的外面、下面，而西方思想一直是允许“术”跟“道”互动的。特别突出的就是数学。虽然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起来，数学是属于入门的科学，但你可以从数学进入形而上学。中国从来没这种想法，数学由下一级的人研究，上一级的人都不研究数学。
西方的哲学思想，从古希腊开始的这套思想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但另一方面，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人知道了那东西以后一定不感兴趣。实际上中国人学了那东西之后可能很感兴趣，甚至做得很好。只不过以前你没往那儿发展，就像打乒乓球。当然，也可能像踢足球，总是玩不好。说对它陌生，并不是说中国文化拒斥哲学，只是历史就那么发展了。我从来不相信文化基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