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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昭于1899年8月19日（农历七月十四）出生在重庆。他是家中的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父亲罗应文曾开办过一家绸布庄，因为不善于经营而倒闭，之后他到重庆聚兴诚钱庄当了一名账房先生。罗伯昭14岁的时候到上海读书，先进了民立中学，后来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商科。
22岁大学毕业后，罗伯昭返回老家重庆。这时候，父亲的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立了聚兴诚贸易部，罗伯昭便进入贸易部工作。四川省万县一带是桐油产地，当地的桐油物美价廉，罗伯昭经常深入山区，主要是收购当地农民生产的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罗伯昭就住宿在破败不堪的乡野村店中，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付出总有回报，由于业务能力突出，罗伯昭受到上司重用，开始在公司担当襄理、经理的职务，每月收入可以达到一百多银元。
后来，聚兴诚的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不得不辞去职务，自己建立了信昌号，主要替生利洋行收购山货和桐油，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生利洋行的老板范格原本是德国人，移民美国后，又来到中国做桐油买卖。
桐油在工业上的用途广泛，一旦运到美国销售，获利非常丰厚。范格欣赏罗伯昭的才能，1930年双方开始合作经营，范格出主要资金，负责桐油的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桐油的国内采购，业务发展很快。为了让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运输，罗伯昭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了桐油加工厂。几年时间，罗伯昭赚了不少钱，成为有名的富商。
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到了汉口，据罗伯昭的女儿罗炯回忆，那时她家住在漢口四维小路一幢两层的小别墅里，“父亲天天穿着西装，皮鞋擦得很亮，专门雇了一辆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
1940年春，因局势紧张，罗伯昭辗转抵沪，买下了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来到上海，罗伯昭无所事事。其中有战争因素，因为不能从事桐油出口了，更主要的还是他具有一颗爱国心，不愿意在日伪统治下大发国难财。有人曾劝他去经商办企业，被婉言谢绝了，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开销。虽然变卖了一幢房产，罗伯昭却一点也不后悔。
1945年以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老朋友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兼药材生意。罗伯昭托范格在美国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家里又开始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恢复了往日的气派。
除了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罗伯昭还喜欢投资古钱币。进入聚兴诚贸易部以后，他开始搜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往返于山区和城镇。一天，罗伯昭发现一家茶馆门前摆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里面有值得搜集的古币。周围的人见他停下来细细观摩制钱，便上前围了一个圈。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很久没人问津了。”老者见有了识货人，于是拄着拐杖走上前来：“我的制钱只卖给行家，看来你是一个行家呀，也是一个爱家，只要你喜欢这串制钱，出多出少都没有关系。”
罗伯昭端详面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银元，说道：“这里是8块大洋，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不够我回去再给你补上。”老者接过钱笑嘻嘻地说：“不用了，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回原处，继续喝茶。用8块大洋买了一串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村民们都大为不解，不明收藏之道的他们觉得钱应该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着白花花银洋，去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只有傻瓜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这件事竟成为轰动一时的当地新闻，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可谁知道那8块大洋后来翻了几十倍呢。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罗伯昭每次出差时总会探访当地的古玩市场，同时访问泉界知名人士，得到珍稀古币时，他都非常高兴，甚至会专门请朋友到大饭庄大吃一顿。即使是业余爱好，罗伯昭对于古币搜集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不仅求品种、数量，更看重质量。每当得到没有接触到的新品种时，他都要请来泉友细细玩味，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同时翻阅古钱币书籍来考证，并将相关材料摘抄下来。罗伯昭从小就喜欢读书，他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古籍书。当这些书满足不了他对于钱币的研究需求时，闲暇时他还会专门去书店淘书，渐渐地他对中国各个朝代钱币文化都非常熟悉。
在重庆，绝大多数古玩店老板都认识罗伯昭，看到他这么喜欢古币，这些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品种，都会专等罗伯昭来“探宝”，因为他给的价格往往更高。在成都，罗伯昭购买了杨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的全部泥范、铁梁五铢，有时他还会用几根金条的高价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另外还有众泉友皆无的孤品。
据罗伯昭的家人统计，他在购买钱币上的花费至少在两千万元以上，因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孤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看好就要买到手，否则后悔无穷”。20世纪30年代末，罗伯昭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被誉为“巴蜀罗”。罗伯昭与南方上海的张叔训、北方天津的方药雨齐名，即“南张北方巴蜀罗”。
罗伯昭是钱币研究的热心组织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张絅伯、蒋伯塤一同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泉币学社”。该学社是1949年前成立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民间钱币组织，丁福保担任社长，罗伯昭担任副社长，罗伯昭还将安福路7号的寓所拿出来作为学社活动的场所。
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的近6年时间里，中国泉币学社有案可查的例会达178次。他们召开例会，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交流，也不是毫无准备地乱谈，每周例会前副社长罗伯昭都要列出题目，让成员们分头作准备，大家围绕议题、交流思想。抗战胜利后，市场上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40万元亏空，幸亏罗伯昭及时填补，才使该刊继续维持下去。
1948年冬天，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罗伯昭的好友大多数都离开大陆，罗伯昭决定留下。之后，罗伯昭关闭了生利洋行，独资开设了德丰华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罗伯昭鼓励女儿参加随军的南下工作队，陈毅市长亲笔书写赠予他“拥军模范”的证书。抗美援朝中，他带头捐献了飞机大炮。1953年1月，经席文光、叶椿年的介绍，罗伯昭加入民建组织。1953年10月19日，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前线长达3个月的慰问时间里，他专门写信申请公私合营。合营以后，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
1956年初，罗伯昭当选民建黄浦区委首届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叶宝珊。同年5月他当选民建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1958年叶宝珊调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罗伯昭任民建黄浦区委第二届主任。之后的1961年第三届、1965年第四届，他均任民建黄浦区委主任。罗伯昭在晚年将自己所有泉藏捐献国家，实现了报国的愿望。
1976年2月3日，这位“泉界大家”、爱国企业家因病在沪与世长辞。
（编辑 周静 charm1121@sina.com）
做桐油生意致富
22岁大学毕业后，罗伯昭返回老家重庆。这时候，父亲的朋友杨希仲先生谋划开拓国际贸易，创立了聚兴诚贸易部，罗伯昭便进入贸易部工作。四川省万县一带是桐油产地，当地的桐油物美价廉，罗伯昭经常深入山区，主要是收购当地农民生产的桐油和山货。白天翻山越岭，晚上罗伯昭就住宿在破败不堪的乡野村店中，个中辛苦只有自己知道。付出总有回报，由于业务能力突出，罗伯昭受到上司重用，开始在公司担当襄理、经理的职务，每月收入可以达到一百多银元。
后来，聚兴诚的总经理杨希仲去世，贸易部内部发生矛盾，罗伯昭不得不辞去职务，自己建立了信昌号，主要替生利洋行收购山货和桐油，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生利洋行的老板范格原本是德国人，移民美国后，又来到中国做桐油买卖。
桐油在工业上的用途广泛，一旦运到美国销售，获利非常丰厚。范格欣赏罗伯昭的才能，1930年双方开始合作经营，范格出主要资金，负责桐油的国外销售，罗伯昭出资两千银元，负责桐油的国内采购，业务发展很快。为了让桐油达到出口标准和方便运输，罗伯昭在重庆长江南岸龙门浩建造了桐油加工厂。几年时间，罗伯昭赚了不少钱，成为有名的富商。
1934年，生利洋行由重庆迁到了汉口，据罗伯昭的女儿罗炯回忆，那时她家住在漢口四维小路一幢两层的小别墅里，“父亲天天穿着西装，皮鞋擦得很亮，专门雇了一辆私家黄包车去行里上班”。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形象。
1940年春，因局势紧张，罗伯昭辗转抵沪，买下了一幢花园洋房，即安福路7号。来到上海，罗伯昭无所事事。其中有战争因素，因为不能从事桐油出口了，更主要的还是他具有一颗爱国心，不愿意在日伪统治下大发国难财。有人曾劝他去经商办企业，被婉言谢绝了，他宁可变卖房产来维持家庭开销。虽然变卖了一幢房产，罗伯昭却一点也不后悔。
1945年以后，生利洋行恢复业务，罗伯昭仍和老朋友范格合作，做桐油出口兼药材生意。罗伯昭托范格在美国买了小汽车和冰箱，运来上海。家里又开始雇有厨师、司机及两名女佣，恢复了往日的气派。
热衷钱币收藏
除了在生意场上叱咤风云，罗伯昭还喜欢投资古钱币。进入聚兴诚贸易部以后，他开始搜集钱币，由于采办桐油和山货，他经常往返于山区和城镇。一天，罗伯昭发现一家茶馆门前摆了一串制钱，便拿起仔细观看，发现里面有值得搜集的古币。周围的人见他停下来细细观摩制钱，便上前围了一个圈。有人说：“钱是喝茶老者的，此钱放门前很久没人问津了。”老者见有了识货人，于是拄着拐杖走上前来：“我的制钱只卖给行家，看来你是一个行家呀，也是一个爱家，只要你喜欢这串制钱，出多出少都没有关系。”
罗伯昭端详面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者，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银元，说道：“这里是8块大洋，身上只有这么多钱了，不够我回去再给你补上。”老者接过钱笑嘻嘻地说：“不用了，只要你觉得值就够了！”然后坐回原处，继续喝茶。用8块大洋买了一串小平钱，周围看热闹的村民们都大为不解，不明收藏之道的他们觉得钱应该按面值论价才合理，拿着白花花银洋，去买只值几角的小平钱，只有傻瓜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这件事竟成为轰动一时的当地新闻，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笑谈，可谁知道那8块大洋后来翻了几十倍呢。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罗伯昭每次出差时总会探访当地的古玩市场，同时访问泉界知名人士，得到珍稀古币时，他都非常高兴，甚至会专门请朋友到大饭庄大吃一顿。即使是业余爱好，罗伯昭对于古币搜集也是非常认真的，他不仅求品种、数量，更看重质量。每当得到没有接触到的新品种时，他都要请来泉友细细玩味，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同时翻阅古钱币书籍来考证，并将相关材料摘抄下来。罗伯昭从小就喜欢读书，他的书房里有二十四史和很多古籍书。当这些书满足不了他对于钱币的研究需求时，闲暇时他还会专门去书店淘书，渐渐地他对中国各个朝代钱币文化都非常熟悉。
在重庆，绝大多数古玩店老板都认识罗伯昭，看到他这么喜欢古币，这些精明的老板收到珍稀品种，都会专等罗伯昭来“探宝”，因为他给的价格往往更高。在成都，罗伯昭购买了杨介仁的全部藏泉和樊楚村的全部泥范、铁梁五铢，有时他还会用几根金条的高价买回一枚珍稀的小平钱，另外还有众泉友皆无的孤品。
据罗伯昭的家人统计，他在购买钱币上的花费至少在两千万元以上，因为“金钱可再挣，古币难再生。孤品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看好就要买到手，否则后悔无穷”。20世纪30年代末，罗伯昭成为长江中上游地区赫赫有名的“泉界大家”，被誉为“巴蜀罗”。罗伯昭与南方上海的张叔训、北方天津的方药雨齐名，即“南张北方巴蜀罗”。
获“拥军模范”证书
罗伯昭是钱币研究的热心组织者。1940年初，他同丁福保、张絅伯、蒋伯塤一同在上海发起建立了“中国泉币学社”。该学社是1949年前成立时间最长和影响最大的民间钱币组织，丁福保担任社长，罗伯昭担任副社长，罗伯昭还将安福路7号的寓所拿出来作为学社活动的场所。
1940年8月31日至1946年3月16日的近6年时间里，中国泉币学社有案可查的例会达178次。他们召开例会，并不是随心所欲地交流，也不是毫无准备地乱谈，每周例会前副社长罗伯昭都要列出题目，让成员们分头作准备，大家围绕议题、交流思想。抗战胜利后，市场上物价飞涨，中国泉币学社编的杂志《泉币》经费出现40万元亏空，幸亏罗伯昭及时填补，才使该刊继续维持下去。
1948年冬天，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大势已去。罗伯昭的好友大多数都离开大陆，罗伯昭决定留下。之后，罗伯昭关闭了生利洋行，独资开设了德丰华行。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罗伯昭鼓励女儿参加随军的南下工作队，陈毅市长亲笔书写赠予他“拥军模范”的证书。抗美援朝中，他带头捐献了飞机大炮。1953年1月，经席文光、叶椿年的介绍，罗伯昭加入民建组织。1953年10月19日，他作为上海工商界代表参加了第三届赴朝慰问团，在前线长达3个月的慰问时间里，他专门写信申请公私合营。合营以后，罗伯昭担任上海市国际贸易业同业公会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国际贸易联合公司副董事长、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理。
1956年初，罗伯昭当选民建黄浦区委首届副主任，当时的主任是叶宝珊。同年5月他当选民建上海市委第一届委员。1958年叶宝珊调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罗伯昭任民建黄浦区委第二届主任。之后的1961年第三届、1965年第四届，他均任民建黄浦区委主任。罗伯昭在晚年将自己所有泉藏捐献国家，实现了报国的愿望。
1976年2月3日，这位“泉界大家”、爱国企业家因病在沪与世长辞。
（编辑 周静 charm112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