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闻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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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喜阳,1986年生,吉林九台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诗刊》《星星》《作家》《大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中国诗歌》《中西诗歌》《读诗》《草堂》等,曾获中国青年诗人新锐奖、长春文学奖、鲁藜诗歌奖等。
  四月,晃悠的青春荡漾开来,眨着调皮的眼睑忽闪而过。这些溜掉的部分,多像它的尾巴,在楼宇之间翘起来,使我缄默。这段时光纵使耷拉着脑袋而过,我也不是败军。它给了我们歌颂生命足够的理由,如天花板的一角,撑起你焦躁与愤懑时的全部天空。
  我喜欢这样的观察与想象,喜欢这样的思考与升腾。它不仅是体内的血、灵魂的刺,更是超过人性力量的锋刃。我们多么需要内省与安静的心灵,当一切都静下来。突然有点害怕,害怕生活会慢下来,包括洗手与写作。其实,安静并不可怕,害怕的是连在安静中写作的勇气与信心都丢失,那种更深层次与规模的恐惧将无法排遣,根深蒂固。
  我喜欢很多东西,包括在打字的时候嘴里叼着的烟。它不必是燃烧的、火红的,只要它在,我的思索就有了翅膀。天空可以没有,会游泳的鹈鹕也许不会计较,穿不穿游泳裤。同样,我喜欢“转变”这个词,这个动词给了生活以斗志,给了梦想以姿态,给了生命以慰藉。也许它就是从《诗经》《女神》里,从《荷马史诗》《神曲》里被囚释放的词,一个因奴役而被解救的词。它是悲壮、喜乐、忧伤、缠绵、清醉、致幻,生活的源头从它而起。
  这座城市每天都在转变。本我与自我存在的相互申辩,青春的与衰老的混合叹息。与其说成千上万次,不如说N次,不确定性就有了猜测与探究的必要,就要产生神秘抛弃普通的风。自然每天都从有势力的土地苏醒,也有另类的。提着马灯聆听万物的呢喃,策马奔腾,尘土飞扬。这样的生命就如铅字而拥有了重量,转变让我们拥有了开口说话的本钱。
  所有的文字是有资格走到一起的。相互嬉戏,相互沐浴,相互焚香。它们拥有纯真状态下的完美组合,它们在拉近彼此花开的距离。我希望有一个力的中心在旋舞,成为所有目光注视的焦点,成为捆绑与束缚,也并不硌疼性灵出走的个体。要做一个牧人,在辽阔苍茫的大草原上,马头琴在墙角荒凉的竖起,它在等待变换音调与角度。当温暖的阳光弹奏它们,美妙的和弦使羊群惊醒预备,它们开始预备自我的内心,找回并第一次拥有自己。
  羊群日夜渴慕溪水,在安静的溪水旁,你可以撩起无遮掩的面纱。不必有鸟鸣使得它们四处逃窜,不要枪声使它们东西躲藏。在木草繁茂的地方,我要看到它们的回眸一笑。
  这是内心困顿后警觉与反省的力量。有些人可以在有生之年闻到花香、采到甜蜜,有些人只在生命的终点才被鲜花簇拥,还有一些人,只能孤单无声的别离尘世。人生本是闹剧,英雄与小丑都是角色,只有认真地玩味与参透,只有透过细节的构架端详看似粗粝的纹理,我们才能找到根基。根基是一种修为的完善,一种人生终极意义的考核。
  诗歌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更是意象和智慧的结晶。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体验,一首诗就是一个活的灵魂,一首诗就是一次生命的具象。是复活与再造,是触动与爆破,也是萌动与终结。喑哑的风掠过那些曾经青色的砖墙,发出几近悲壮的声响,无处是潇湘。
  在我们的“叙述生存”语境里,我们离不开“诗意”,它是一种具有张力的生活模式。诗人与诗歌都在自我狭隘和固执的思维空间里不断被自我消解与破裂。
  诗人更像瓶子,豁口只有一个,出去的方向却是N+1个。改变是诗人与诗歌文本本身必须要面对的抉择,确切地说,我们别无选择。
  诗人的转变需要经过一条隧道,没有阳光,只有非线性思维的想象。那就必须将自我与诗歌放入情感的天平,将它们视为情感的天然形成与放纵,视为心灵的幻象,或是一种在精神世界里跨越现实生存的理想和秩序。打破一种僵持状态,颠覆情感隐喻与联想。上一座叫作自由的山,过一座寓意为毁灭的桥。彼处风景,红尘花开。
  诗歌需要微观与宏观的冲突与对立,不能和谐统一。尖锐的矛盾才能泾渭分明、线条明朗。让我们的诗歌敞开怀抱,使灵魂深处的激荡、迷幻与魅惑,涌出思维的喷泉。让他们无与伦比的彰显出独特的个性与生活的再现。在神话与寓言的双重层面上使斑驳、奇特的现实场景呈现出时代给予诗人的内在体验,充满浑然天成的和谐与内心意向的矛盾。
  这是一个多元化与文化困境的年代,诗人与诗歌文本都生存在不同文化的边缘。破坏、割舍、消灭与游离不定,使得我们的理性与感性不断的冲动,我们的文本不再具有思考与警示的意义,而是带有某种意义上的非正常昭示与思索误区。诗人的双脚深陷泥潭,只有假借的腰肢舞动。上半身的姿态优美掩盖不了下体的肮脏与丑陋,同样误入歧途的迷茫摇摆也暴露了没有文化自觉性的滞后与绝望。
  摇滚天王张楚曾说,他是一个在悬崖边打秋千的孩子。危险的演出,必然伤人害己;无辜的暴力,终将令人发指。我们当下的诗歌需要内敛与深沉,需要厚实与纯净,用正确的个性化语言与思维意象建造庞大的诗意工程。偷懒打盹和偷工减料,是急功近利的树所结的恶果,更是利欲熏心的土壤长出的毒瘤。它们是缘来则生,缘去则灭,有愧苍天。
  太执着的人不能相信阳光,相信它的照耀没有任何的私心。于是,我開始质疑青春的方向,在属于东西南北的旋风里捞起一把草籽。天空刹那间把我淹没,像是一场盛大落幕的回忆。
  诗应该是诗人在一切看得见或看不见的世界里的一个回声,它应该是一个带有指示性的图形,一个带有预兆的神谕。诗歌应该是诗人七情六欲涌动后的深层次的诉说﹑传达和表述。诗歌应该是诗人深思的大悟,人性的张扬,是呐喊,是嚎啕,是震撼。诗是诗人的一种感觉,是诗人情绪的表现,诗是诗人人生的凝望,是品味的精神追求。
  无论在什么样的气候里,只要你不经意的转身,都会触摸到诗意。太多的时候,似乎我忘记了自己是个诗人,还能创造出一种叫做诗歌的物质。它应该属于物质的范畴,是意识在自觉不自觉的状态下形成的抗体,可以对抗一切人类坚硬抑或是柔软的东西。在平常的温度里我们是需要诗歌的,需要它的精神催醒我们作为人的面貌。我们身边的热量其实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即使冬天变态发疯般的阴寒。江南水乡的空灵柔美渐行渐远,在我身后留下一排模糊的印迹,去过那个叫做深圳的小渔村,也感受到了它内部的“巨大”。拖着笨重的行李箱,才发现,后面的优美的弧线尽管孤单,却是我存在过的全部骄傲。   在阳光十分晴朗的一天,突然就开始怀疑云彩的真诚,怀疑对文字特有的感觉。手开始颤抖,那个文字带有铅铁的重量,手臂开始弯曲,在空气里舞蹈。视线在三十度的屋顶发生倾斜,像是致命的毒箭射向深渊,午夜里痖弦的《深渊》倒立在四十五度的夜空。一条巨大的裂缝把我吞噬。
  那些文字游弋在灯光之上,每一个都长有带血的翅膀,飞到面前。这时,你可以看到但丁,看到伽利略,看到倒塌的比萨斜塔,想象,它和雷峰塔有着怎样的不同。
  午夜里,文字开始集结,在喉咙里等待主人发号施令。江湖聊赖,除了一桶生姜,一无所有。一壶老酒尘封在记忆之外,摇铃在腰间随风舞动,清脆悦耳。我开始朗诵夜的孤单。
  温暖我的,不仅仅只有那些融化的雪花,还有片片升腾的梦想。在日常琐碎的沉闷里,我要掏出内心淤积的温度,碰见寒冷中迎风的枝丫,我要和点头示意并达到一种默契。
  记得这是为《冥想》(组诗)写的一段话。鲁迅说过,每个“觉醒的人的真的声音”,在一个屋子里有很多沉睡的人,也有好多佯装熟睡的人。我是真的睡着了,后来也真的想过来了。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里说过,他是在一节车厢里率先醒过来的人。他在颠沛流离中被一个音符震醒,被一种良知和操守呼唤。我知道,作为诗人,呼唤我们的是什么。
  写诗是为了什么?这一点可以不重要。因为你不回答,可以从你获得内在的满足与精神的愉悦上洞悉一切。一切装腔作势的深奥、自鸣得意的无聊、搔首弄痒的谄媚,可以欺瞒天下与世人,却无法面对所有真正真心的人。《圣经》上記载说,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发现的,掩盖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而我们面对纯粹的诗心,我们却隐藏了真诚的享受,欺瞒了心灵的巫师。当你作为诗人为自己的诗歌祈祷,永恒的神祇可否聆听你的谎言?
  我们创作的诗歌文本归根结底还是个人情感历史与社会位置的折射。我们都曾在某个雄心勃勃的时刻梦想一种“诗意地图”的奇迹,它适于我们心灵自由的奔放、情绪挥发的骚动,梦想的翔舞与起伏,以及内心意识情趣的突然跳跃。
  幸福的事物在一个清晨拉开序幕,可以想象一切完美的东西。比如树的精灵在林间的移动,比如说一个在黑暗中摇曳的手可以够到房顶的面包。摸到柔软的事物,在春风跌宕的海边,于是,我想到了水。
  水,最后淹没了我眷恋的诗行。没有任何的征兆,突如其来的声音和着风支离破碎的灌进我的耳朵。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袭击,在一个晾干柴火的坡地上,开始放声痛哭。
  于是,聪明的人开始思考。冬天可以繁殖另一个夏天,在海风袭来的夜晚,在一念之差间,春天在劫难逃。俄罗斯诗人涅克拉索夫在名作《严寒,通红的鼻子里》彰显出了生机和英气,《谁能在俄罗斯过上好日子》,不要问我,文字告诉我,死也要,扼守关东。
  创作是艰难的。所有的文化人都会煽情,在日落黄昏的街头,谁会给你个温暖的拥抱。免费的吻别,或是张狂的咆哮使得街道死一般的寂静。
  白岩松说,痛并快乐着。世上万物,无法遁逃这一朴素逻辑。也许崔永元会说,在这个时代说痛感和快乐感是种奢侈的事情。太多世俗的东西遮蔽了原本就麻木的秉性,我们的文笔还是一如既往的细腻,向下的挖掘可以看见血色,摸到原始的味道。可是,方向在一个时间里,还是脱不掉自己的裤子,在上午的时间里迷失,我们在下午的时间里找不到迦南。
  从来都没有什么卑微的国度,尊严永远都是平等的。认真地对待这句话。在一个不知名的下午,突然就感到了乌云压顶,而后突然就豁然开朗。原来诗歌就是一个诅咒,从原始的图腾到现代的巫术,从过去的古老传说到现在的时尚新奇,我需要一次芝麻开门。
  做自己心灵的巫师,做自己内心的律师,在2020年的天平上,我需要一次平衡。
  为了一首诗歌,开始做沉默的羔羊。学着做电影里像任达华那样的男人。但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抵抗的机会。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沉默也是一种战斗的方式,和质问一样,总有一种力量让人泪流满面。纷纷扬扬的泪光,淹没了浅薄的笑容,瓦解了这个时代的无知和嘲讽。
  当东北雪原的片片飞雪冰封了南国的炎炎烈日,当落寞的目光转身离去,却总有人向那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苍凉背影投去恶毒的一箭。悲剧的结局难免如此,悲情的高贵亦是如此。雪季情结写满浩瀚星空,乾坤装着一盒心事:我的诗歌不是廉价的商品。
  诗歌创作需要攀登、需要打磨,也更需要刀山火海找寻诗意的火种。里尔克说:“艺术的作品终究是所经历的某种危险的产物,是进行到底的直至人不再可能持续下去之处的体验的产物。”里尔克的这种危险不言而喻,与当下诗人们瞒天过海欺骗艺术良知的“探险”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一种艺术不存在天生的危险,而艺人首先就具备了与生俱来的接受危险与考验的心智与刚毅。艺术哪有捷径,投机取巧难成正果。
  我们的想象需要节制与自控,我们的生存需要坚固与温实。作为象征派的鼻祖,波德莱尔则注意到城市生存所带给人们的某种奇特的想象,它是心灵上的某种文化怀想,也是夏加尔式的乡村颂歌。割舍心灵宏观想象的人是在自我阉割与自残。奇思异想不等同与想入非非,非与非的对立是一种和谐的内在统一,也是一种二元化的理性思维。
  思想纯粹的诗人不必需要千万条街道,只要有一条街道直达他灵魂的彼岸;优秀的诗歌文本不是为创作者打开一扇大门,而是为千万个阅读者同时开启无数扇光明之门。总以为摇起车窗,我们就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其实再高的云朵闪避,也没有一片天空属于我们。也许这样说过于悲观,但我知道就是因为太多的冷静与旁观才让诗歌现状更加糟糕。不要再把诗歌的罪过归咎于文化的等同与认知,或是历史的渊源与时间的断裂。谁能凭借一个借口渡过百年,这一代人需要思考的力度与崛起的力量。
  不再置若罔闻,不再盲目的悲观与喜乐,也不要完全相信所谓的“大师”,荷尔德林说过:“如果大师使你们怯步,不妨请教大自然。”自然而美好的大自然,力量与灵光闪现的源泉,在那个地方有一条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语)……   诗歌是诗人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物质世界里,用精神与纯净的语言聚合起的一个精神的整体。我们的时代正处于诗歌旨意上的尴尬与无奈,我们的妥协就会注定诗意之光的黯淡、诗意道德的沦丧。在一个缺乏主义、信仰和表达的时代中,诗人们需要保持的是彻底的文化操守,义无反顾的想象的活力与思想的自由。
  谁想成为众人眼里的英雄?在私欲和青春泛滥的年代,我只想守住自己的贞洁。
  我知道我不想成为众人眼里的英雄。徐志摩说的好:“我再不想成仙,我只要这地面,情愿安分地做人。”张雨生说他和徐志摩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就是不够狠。
  我也有很多和徐志摩相像的地方,自恋在自我的世界里,想象着羽翼成仙。湖水冰冻,候鸟飞翔,这样的天空充满玄机,像是大地包藏着一个祸心。
  里尔克在《秋月》里说:“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谁此时孤独,就永远的孤独。”谁此时和我一起呼吸,就不必寂寞,我为你和你的空气而写作。
  宿命就是一只不知名的大鸟,拖着你飞翔密林的尽头。成长不需要理由,没有人为了一个既定的借口而成长。成长出现了漏洞,在我看来,那是西穆斯·希尼说的,美学的空洞。
  从南到北,从南海之滨到林海雪原,从莺歌燕语到千里冰封,缪斯的泪光模糊了我的视线。一个背着竹篓的少年,在山海关的隧道里高呼着:万岁,青春万岁!
  时光不断打磨着逝去的青春,告别了看《青春万岁》的年代,我在文字里遇到了另一个王蒙,他想我讲述着以后的人生,斑斓的图景。太多的人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周遭纷扰的世界。当《我与地坛》真的成为一个故事,你将在谁家的残垣断壁上停留?
  缺少对这个世界深深的爱和眷恋,我们的诗句再也不能温暖时间的空隙。
  东北太早到来的雪,让我错过了这个世界温暖的气候。有了声音呼唤我到姜太公的垂钓河边,历史在过道里锁住一个关于黄昏的奥秘。
  加班。写诗。想象漫无目的。
  离不开椅子,这一刻,我彻底爱上了它的硬伤。
  持久到来的黑暗,错过了迷茫的雪季。错过了绚丽的烟火,在高空的绽放。
  就好像是错过一场重要的诗歌朗诵会。
  我鞠躬,向自己的身体告别。在春光里,咬住自己的尾巴。
  就当是我和诗歌邂逅的一场演出。盛大落幕的记忆。
  我的文字没有发霉,但它们绝不是带刺的尖刀,它们只是内心郁闷的流淌。一次情绪的泄露能改变什么?我从不做回答,也同样不会奢望;就算這是一次“情感道德的出轨”,有没有人在意我的耻辱与不堪?我希望这是一个结束,而不是劫数,这是另一个开端而非开垦。
  在有诗歌陪伴的日子里,鸟鸣定会送来春天,梦想衔着希望的帆而动。
  责任编辑 杨 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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