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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父亲72岁，患了前列腺增生。我把他接到洛阳一家知名医院。手术并不复杂，却由于医生的失误而大出血，父亲差点儿下不来手术台。此后，父亲身体元气大伤，再也干不了重活。
最近三四年，老人家小脑萎缩，除了能认出我，再也认不得任何人。弥留之际，父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但大家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得出，他在等我。我攥着父亲骨瘦如柴的手，眼噙泪水对他说：“大，你放心走吧，我们都好好的，也没有你牵挂的了……”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这一生，最让他引以为豪的就是我。我的名字，是他翻着1959年5月第2版的《新华字典》给起的。父亲只读完了小学，但在当时，他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写字、算账离不开他。
父亲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在学习上对我特别严格。小学二年级时，我不知脑袋哪根筋出了错，突然不想上学了。一大早，我把新课本整整齐齐摞起来，背着筐子就去拾柴火了。中午到家，一向好脾气的父亲大动肝火，还揍了我一顿，从此我再也不敢说不上学了。
高考复习时，父亲冒着酷暑，骑自行车40多公里，从灵宝县城买复习资料送到阳平镇灵宝二中;当我考上大学后，他又骑着自行车，把我的团组织关系、粮食关系和户口一应办全。
那些年，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每学期开学，我要上学前，父亲总要出去借四五十元钱让我先拿去交学费，当中再寄一次，差不多也这个数。四年下来，总共花了上千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了公家人，家里条件才稍稍宽裕了些。
20世纪80年代，还未取消农业税，村里很多家要被催着才会交公粮。而我父亲总是第一个交，且麦子品质是最好的。父亲说，他儿子一家三口在外面“吃公粮”，就应该把最好的粮食交了。
父亲曾担任村干部长达30多年，从土改时期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年。他为人耿直，坚持公道，口碑很好。在他任内，全村第一次通上了电，接着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小麦试验田，父亲带领几十号村民奋战在窄口水库工地，一干就是大半年，这样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
那时，父亲经常去公社开会，按规定，参会干部午餐是二两白面馒头。父亲从来舍不得吃，总是放在提兜里带回来。傍晚，我就在村口眼巴巴等着，看到父亲就飞奔过去。父亲乐呵呵地把馒头取出来递给我，我来不及说话，大口大口嚼着，却从没想过，父亲还饿着肚子。
改革开放后，父親和村领导班子成员一道，想方设法发展经济。每年大年初一晚上，父亲会邀请返乡人员参加“诸葛亮会”，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还邀请农学专业的回乡大学生为村民讲小麦种植技术。
我家有十余亩责任田，父亲更是精耕细作、统筹兼顾，除种粮外，还种果树，栽桐树，发展经济林。我家在河滩有一小块水浇地，地肥水美，但一遇暴雨，河道的水位会暴涨。父亲与相邻地块的人家一商量，合伙儿干了一冬，硬是让河流改了道，保护了农田安全。
父亲说，他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入党时间是1958年12月6日，是全村第一个党员。在喜迎建党100周年华诞之际，父亲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坚持要把金灿灿的证章挂在胸前，让家里人拍照发给我，分享他的荣光。
父亲对我恩重如山，可他并非我的生身父亲。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虽然我从小就知道，但总不愿提起。
实际上，我的亲、养父母两家，关系一直很融洽。在困难年代，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姐姐和哥哥都被送了人。1960年，我和孪生妹妹出生了，照样养不起。母亲无奈只留下了妹妹，把我送到附近的村子。我来之后，养父母又添了三个妹妹，期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弟弟，比我小12岁，可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村里人就对我父亲说，你家学斋命真硬，硬是要当你唯一的儿子！
说实话，在我的心灵深处，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在世俗人的眼光里，抱养的就是“要娃子”，与亲生的不能等同。在乡邻间，也由此引起各种是是非非，也让父母生了一辈子的气，也让我感到莫名地愧疚。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父亲头七已过，但我的脑海中，无时无刻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模糊了我的双眼，泪水大团大团从我心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淌，很快打湿了键盘……
最近三四年，老人家小脑萎缩，除了能认出我，再也认不得任何人。弥留之际，父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但大家从他的眼神和表情中看得出，他在等我。我攥着父亲骨瘦如柴的手，眼噙泪水对他说：“大，你放心走吧，我们都好好的，也没有你牵挂的了……”就这样，我们眼睁睁看着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父亲这一生，最让他引以为豪的就是我。我的名字，是他翻着1959年5月第2版的《新华字典》给起的。父亲只读完了小学，但在当时，他算是村里的知识分子，写字、算账离不开他。
父亲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在学习上对我特别严格。小学二年级时，我不知脑袋哪根筋出了错，突然不想上学了。一大早，我把新课本整整齐齐摞起来，背着筐子就去拾柴火了。中午到家，一向好脾气的父亲大动肝火，还揍了我一顿，从此我再也不敢说不上学了。
高考复习时，父亲冒着酷暑，骑自行车40多公里，从灵宝县城买复习资料送到阳平镇灵宝二中;当我考上大学后，他又骑着自行车，把我的团组织关系、粮食关系和户口一应办全。
那些年，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每学期开学，我要上学前，父亲总要出去借四五十元钱让我先拿去交学费，当中再寄一次，差不多也这个数。四年下来，总共花了上千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成了公家人，家里条件才稍稍宽裕了些。
20世纪80年代，还未取消农业税，村里很多家要被催着才会交公粮。而我父亲总是第一个交，且麦子品质是最好的。父亲说，他儿子一家三口在外面“吃公粮”，就应该把最好的粮食交了。
父亲曾担任村干部长达30多年，从土改时期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那年。他为人耿直，坚持公道，口碑很好。在他任内，全村第一次通上了电，接着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和小麦试验田，父亲带领几十号村民奋战在窄口水库工地，一干就是大半年，这样前后持续了15年之久。
那时，父亲经常去公社开会，按规定，参会干部午餐是二两白面馒头。父亲从来舍不得吃，总是放在提兜里带回来。傍晚，我就在村口眼巴巴等着，看到父亲就飞奔过去。父亲乐呵呵地把馒头取出来递给我，我来不及说话，大口大口嚼着，却从没想过，父亲还饿着肚子。
改革开放后，父親和村领导班子成员一道，想方设法发展经济。每年大年初一晚上，父亲会邀请返乡人员参加“诸葛亮会”，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还邀请农学专业的回乡大学生为村民讲小麦种植技术。
我家有十余亩责任田，父亲更是精耕细作、统筹兼顾，除种粮外，还种果树，栽桐树，发展经济林。我家在河滩有一小块水浇地，地肥水美，但一遇暴雨，河道的水位会暴涨。父亲与相邻地块的人家一商量，合伙儿干了一冬，硬是让河流改了道，保护了农田安全。
父亲说，他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清楚地记得他的入党时间是1958年12月6日，是全村第一个党员。在喜迎建党100周年华诞之际，父亲荣获了“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那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坚持要把金灿灿的证章挂在胸前，让家里人拍照发给我，分享他的荣光。
父亲对我恩重如山，可他并非我的生身父亲。一直以来，我对自己的身世讳莫如深。虽然我从小就知道，但总不愿提起。
实际上，我的亲、养父母两家，关系一直很融洽。在困难年代，因为无力抚养，我的姐姐和哥哥都被送了人。1960年，我和孪生妹妹出生了，照样养不起。母亲无奈只留下了妹妹，把我送到附近的村子。我来之后，养父母又添了三个妹妹，期间还生了一对双胞胎弟弟，比我小12岁，可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村里人就对我父亲说，你家学斋命真硬，硬是要当你唯一的儿子！
说实话，在我的心灵深处，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在世俗人的眼光里，抱养的就是“要娃子”，与亲生的不能等同。在乡邻间，也由此引起各种是是非非，也让父母生了一辈子的气，也让我感到莫名地愧疚。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父亲头七已过，但我的脑海中，无时无刻浮现出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模糊了我的双眼，泪水大团大团从我心里涌出来，顺着脸颊流淌，很快打湿了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