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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的原因，真正懂得利用档案价值的人并不多。档案学者呼吁，档案馆要真正为公民个人服务，提供根源感、身份感、荣誉感，以及集体记忆
1790年9月12日，对于世界档案史来说是革命性的一天。
当天，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并率先实行了开放原则，每周必须对公民开放三天，人们可以免费查用档案。档案从此由统治阶级的特权变成普通公民的权利，档案馆也从单一的政权“武器库”变成科学研究的“粮仓”。
1794年，法国颁布“穑月七日档案法”，进一步规定法国所有公共档案馆都必须实行开放，这一规定被称为档案的“人权”宣言。
在此影响下，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追随。美国则制订了《自由信息法》，树立了联邦档案“民有、民治、民用”的观点，认为民主形成的最好标志是：人民掌握国家安全允许的全部信息。
《自由信息法》严格规定了应该开放档案，不开放的单位和个人应负法律责任。
各国开放的同时，也都对档案的机密性提出了相应的限制利用措施，比如许多国家规定了自档案形成之日起25年到30年的期限，而一些特殊档案则相应延长；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人事档案、户口登记册、医疗档案必须在公民死后100年才开放，而遗传病案要150年才开放。
在我国，档案开放乃至解密是近20年的事情。1986年，中央曾经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做出批示，指出档案的开放势在必行，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够例外。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档案法》，并于1999年做出了修订，规定国家档案不涉及国家安全等机密的，均应自形成之日30年后对外开放；但是，涉及党内有争议、尚未作出结论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社会著名人物不宜公开的档案等不在此列。
因为历史的原因，真正懂得利用档案价值的公众并不多，但这个局面目前正在中国的大城市得到改善。
在上海档案馆，公民凭身份证件就能够查到昔日威严的红头文件；刚刚落成的广东省档案馆新馆设置了开放档案、保密档案等多种阅览室，市民如自带手提电脑便可以直接上网查阅；北京档案馆副馆长罗运鹤向记者介绍，北京目前档案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60%，除涉及个人隐私，文革前的档案已经基本解密，一些没有到开放期限的档案也可以利用，像涉及房产、婚姻、财产、学历、工龄、工作、公证的情况，公民都可以查自己的档案，但无权查询别人的。罗运鹤说，如果赶上一个时期的政策变化，就会有人来查相应的档案，比如北京房改以后来查档案的人就很多。
中国档案馆正从一个封闭的机构逐步走向公众。从一些档案馆馆址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一些征兆——以前都是与保密局为邻，后来纷纷跟博物馆、图书馆做邻居，或者像上海档案馆，干脆从偏远的虹桥迁移到了外滩的黄金地段，更显示了其作为窗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学者，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斌认为，档案由一个文件保存机关转向公众服务机构是大趋势。据张斌介绍，发达国家利用档案最多的是家谱，而我国在这种“休闲”档案利用方面还没有起步。
目前我国建国前的档案，除少数保密性质档案外，大都已经开放，而真正做到完全公开的档案为清朝档案。
但所有开放的档案尚不包括医疗档案，以及人事档案；同时因各种原因尚不能够解冻的重大历史档案也无缘与公众见面。
张斌表示，虽然尚无法估计具体的开放日期，但所有档案的开放只是早晚的问题，他积极建议，目前应该开放的是个人的医疗档案。
1790年9月12日，对于世界档案史来说是革命性的一天。
当天，法国国家档案馆成立，并率先实行了开放原则，每周必须对公民开放三天，人们可以免费查用档案。档案从此由统治阶级的特权变成普通公民的权利，档案馆也从单一的政权“武器库”变成科学研究的“粮仓”。
1794年，法国颁布“穑月七日档案法”，进一步规定法国所有公共档案馆都必须实行开放，这一规定被称为档案的“人权”宣言。
在此影响下，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追随。美国则制订了《自由信息法》，树立了联邦档案“民有、民治、民用”的观点，认为民主形成的最好标志是：人民掌握国家安全允许的全部信息。
《自由信息法》严格规定了应该开放档案，不开放的单位和个人应负法律责任。
各国开放的同时，也都对档案的机密性提出了相应的限制利用措施，比如许多国家规定了自档案形成之日起25年到30年的期限，而一些特殊档案则相应延长；比如法国的公务员人事档案、户口登记册、医疗档案必须在公民死后100年才开放，而遗传病案要150年才开放。
在我国，档案开放乃至解密是近20年的事情。1986年，中央曾经就开放历史档案问题做出批示，指出档案的开放势在必行，各国的通例我国不能够例外。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颁布了《档案法》，并于1999年做出了修订，规定国家档案不涉及国家安全等机密的，均应自形成之日30年后对外开放；但是，涉及党内有争议、尚未作出结论的重大问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社会著名人物不宜公开的档案等不在此列。
因为历史的原因，真正懂得利用档案价值的公众并不多，但这个局面目前正在中国的大城市得到改善。
在上海档案馆，公民凭身份证件就能够查到昔日威严的红头文件；刚刚落成的广东省档案馆新馆设置了开放档案、保密档案等多种阅览室，市民如自带手提电脑便可以直接上网查阅；北京档案馆副馆长罗运鹤向记者介绍，北京目前档案开放程度已经达到了60%，除涉及个人隐私，文革前的档案已经基本解密，一些没有到开放期限的档案也可以利用，像涉及房产、婚姻、财产、学历、工龄、工作、公证的情况，公民都可以查自己的档案，但无权查询别人的。罗运鹤说，如果赶上一个时期的政策变化，就会有人来查相应的档案，比如北京房改以后来查档案的人就很多。
中国档案馆正从一个封闭的机构逐步走向公众。从一些档案馆馆址的变迁就可以看出一些征兆——以前都是与保密局为邻，后来纷纷跟博物馆、图书馆做邻居，或者像上海档案馆，干脆从偏远的虹桥迁移到了外滩的黄金地段，更显示了其作为窗口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学者，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斌认为，档案由一个文件保存机关转向公众服务机构是大趋势。据张斌介绍，发达国家利用档案最多的是家谱，而我国在这种“休闲”档案利用方面还没有起步。
目前我国建国前的档案，除少数保密性质档案外，大都已经开放，而真正做到完全公开的档案为清朝档案。
但所有开放的档案尚不包括医疗档案，以及人事档案；同时因各种原因尚不能够解冻的重大历史档案也无缘与公众见面。
张斌表示，虽然尚无法估计具体的开放日期，但所有档案的开放只是早晚的问题，他积极建议，目前应该开放的是个人的医疗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