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9年,我国有10余个区域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上升为国家战略。区域规划如此受重视为新中国史上所罕见,把这一年称为“区域规划年”都不为过。那么,这些区域规划都有哪些新特点?还存在哪些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未来尤其是“十二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将呈现什么新趋势呢?
区域规划的新特点新要求
一、规划先行体现了区域科学发展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权,让位于适度的地方分权,使地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然而,地区主体及利益的多元化,也导致区域开发的盲目性、无序性,有些开发已超出了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危及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区域规划将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成为国家战略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2009年获批的国家级区域规划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开发条件和潜力,确定能够体现区域经济特色的战略目标定位,并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作出统一的、合理的部署和谋划。有的规划区域特色更显著,如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都明显地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
二、加快区域开发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2009年是我国经济遭遇的极其困难的一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在产业方面,相继制定了钢铁、石化、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而在区域方面,则密集地批复实施10余个重点区域的发展规划和区域性应对危机的举措。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比如,对西部地区出台了《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制定了《进一步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既立足眼前,又着眼长远,对于实现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任务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初步统计显示,2009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速不仅高于全国,也远远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三、从跨省区到省区内部,培育不同层次增长极
以往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从空间尺度上通常都是涉及两个以上省份的区域,即跨省区规划。2009年获批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重要变化,许多规划的空间尺度都在一个省区之内,如江苏沿海经济带规划仅包括江苏省南通到连云港的一片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包括辽宁省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6个城市的范围;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主要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长吉图先导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是以福建省为主体、以两岸合作为重点的区域性规划;横琴岛总体规划是广东珠海联结澳门的一个岛屿开发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是专门针对海南省开发开放的规划。这种空间尺度的缩小,一方面表明这些特定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支持其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区域的规划也是为了培育“次增长极”,解决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从而促进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发展。
四、由上至下到上下互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国家级区域规划以往主要是由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并组织研究制定,涉及的地方要配合规划制定工作。而目前这些所谓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并不完全是由中央部门提出来的,而是地方主动提出并获得中央部门的认可。这种程序上的变化反映出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需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强烈愿望。同时,通过上下互动出台的这些区域规划,不仅使得地方更加明确发展的目标方向,指导其科学发展,而且中央部门也负有监督规划实施的责任。
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国家级区域规划必须立足于国家整体战略
所谓国家级区域规划,主要是指由国家批复实施的区域性规划(也包括旨在促进特定区域发展的国家政策措施)。它与各地区自己制定的区域性规划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规划的目标定位等内容不单是从本地区考虑,规划的实施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实施的过程和效果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监督。因此,这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必须立足于国家整体战略,着眼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特别是对特定区域的支持性政策宜审慎权衡,支持的力度、范围和相应工具的运用,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区域政策的基本原则,避免政策倾斜的随意性和政策普适性造成的政策效应弱化。
二、区域规划要真正能够引导各主体一致行动
制定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统一规划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但现实情形是,以往区域规划获得批准后,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纷纷抢抓机遇,谋划各自的发展,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竞争。结果,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开发提供正确指导,反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有鉴于此,必须把区域规划的权威性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立法,明确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使区域规划在编制、实施、监管等各环节有法律约束力,对随意违反规划的行为予以制裁,使之真正成为区域内各主体一体化的行动指南。
三、规划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
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配置已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范围,但目前的行政区经济依然主导并限制着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广义上讲,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协调、区域合作的机制,但实际上规划协调的作用十分有限。由各行政区建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如省市长联席会),在协调区域行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组织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对于涉及区域发展重大利益问题也难协调。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出发,由上一级政府部门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性机构,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这也是我一直主张设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的原因之一,它可以不是职能机构(也可以赋予一定的资源掌控权,如运作“区域发展基金”),而是国务院下属的议事性机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级区域规划,出台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协调跨省区利益关系。因此,今后要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尽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
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
一、沿海经济带走向“俱乐部趋同”,作为“国家队”的整体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从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迄今已逾30个年头,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头羊。但沿海地区内部发展也很不平衡,不仅总体上表现为“南强北弱”,而且强省内部也有欠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北部山区和东西两翼,江苏的苏北,山东的鲁西南)。通过若干沿海经济带规划掀起的新一轮沿海经济再造,处于沿海的后发展地区将加快开发,奋起直追。“十二五”或更长一个时期,沿海经济重心将逐步由南向北适度转移,各省区内部逐步走向相对平衡,走向“俱乐部趋同”,沿海经济带将日趋完善,整体实力更强。
二、大城市圈主导区域资源配置,区域经济进入“动车组时代”
城市经济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集约、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城市经济圈的主旨就是要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形成经济合力和内聚力,增强国土空间的综合承载能力。大城市圈通过“极化”和“扩散”两大效应,调动、控制和管理区域资源,使之得到不断优化,并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未来除了沿海三大都市圈外,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圈(群、带)如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都将进入活跃发展期,城市圈内部一体化进程加快,形成多极化的、辐射带动力强的区域增长极。各区域都有自己的增长引擎,改变了少数火车头牵引的旧时代,形成众多动力牵引的“动车组”,这将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再一次“提速”。
三、“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转换,产业资本将替代劳动力成为要素流动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区域上,就是大规模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输出,这样既解决了沿海快速发展的用工短缺问题,又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但是,这种大规模“移民就业”(把劳动力转移到有就业岗位的地方)也带来诸多问题,如造成全国交通运力紧张,输入地公共设施负荷加重及社会成本加大,输出地人力资源流失发展条件恶化。未来这种格局将会逐步扭转,通过对中西部地区新产业的培育和引导东部产业转移,将较大地增加中西部就业规模,形成“移业就民”(把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富余的地方)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转换不仅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东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民族地区经济的战略地位跃升,跨越式发展将成为民族地区主旋律
我国西部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如果经济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也会影响到当地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目前中央已经就民族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展开专门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并将出台更有强度的援助性政策。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大力改善民族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会进一步增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责编/张立新)
区域规划的新特点新要求
一、规划先行体现了区域科学发展的要求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高度集权,让位于适度的地方分权,使地区经济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活力。然而,地区主体及利益的多元化,也导致区域开发的盲目性、无序性,有些开发已超出了当地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危及到发展的可持续性。区域规划将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行动指南,也成为国家战略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
2009年获批的国家级区域规划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开发条件和潜力,确定能够体现区域经济特色的战略目标定位,并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作出统一的、合理的部署和谋划。有的规划区域特色更显著,如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等,都明显地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
二、加快区域开发是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
2009年是我国经济遭遇的极其困难的一年,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其中在产业方面,相继制定了钢铁、石化、纺织、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而在区域方面,则密集地批复实施10余个重点区域的发展规划和区域性应对危机的举措。由于这些重点区域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加快其开发步伐,不仅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能够通过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减弱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比如,对西部地区出台了《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制定了《进一步实施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既立足眼前,又着眼长远,对于实现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任务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初步统计显示,2009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投资增速不仅高于全国,也远远高于东部沿海地区。
三、从跨省区到省区内部,培育不同层次增长极
以往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从空间尺度上通常都是涉及两个以上省份的区域,即跨省区规划。2009年获批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重要变化,许多规划的空间尺度都在一个省区之内,如江苏沿海经济带规划仅包括江苏省南通到连云港的一片区域;辽宁沿海经济带规划包括辽宁省以大连为中心的沿海6个城市的范围;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主要包括长春市、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长吉图先导区”;海峡西岸经济区规划是以福建省为主体、以两岸合作为重点的区域性规划;横琴岛总体规划是广东珠海联结澳门的一个岛屿开发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规划是专门针对海南省开发开放的规划。这种空间尺度的缩小,一方面表明这些特定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具有从国家层面来考虑支持其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这些特定区域的规划也是为了培育“次增长极”,解决特定区域的发展问题,从而促进各区域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发展。
四、由上至下到上下互动,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国家级区域规划以往主要是由中央有关部门提出并组织研究制定,涉及的地方要配合规划制定工作。而目前这些所谓上升到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并不完全是由中央部门提出来的,而是地方主动提出并获得中央部门的认可。这种程序上的变化反映出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需要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强烈愿望。同时,通过上下互动出台的这些区域规划,不仅使得地方更加明确发展的目标方向,指导其科学发展,而且中央部门也负有监督规划实施的责任。
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一、国家级区域规划必须立足于国家整体战略
所谓国家级区域规划,主要是指由国家批复实施的区域性规划(也包括旨在促进特定区域发展的国家政策措施)。它与各地区自己制定的区域性规划的不同点,主要在于规划的目标定位等内容不单是从本地区考虑,规划的实施可以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实施的过程和效果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监督。因此,这种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规划必须立足于国家整体战略,着眼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大局。特别是对特定区域的支持性政策宜审慎权衡,支持的力度、范围和相应工具的运用,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区域政策的基本原则,避免政策倾斜的随意性和政策普适性造成的政策效应弱化。
二、区域规划要真正能够引导各主体一致行动
制定区域规划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统一规划促进区域内各经济主体分工合作,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但现实情形是,以往区域规划获得批准后,区域内各经济主体纷纷抢抓机遇,谋划各自的发展,甚至各主体之间为争取外部投资者落户不惜竞相让利竞争。结果,区域规划获批不仅没有对各地开发提供正确指导,反而成为新一轮无序开发建设的开始。有鉴于此,必须把区域规划的权威性提上议事日程,通过立法,明确区域规划的法律地位,使区域规划在编制、实施、监管等各环节有法律约束力,对随意违反规划的行为予以制裁,使之真正成为区域内各主体一体化的行动指南。
三、规划实施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
随着我国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配置已突破现有的行政区划范围,但目前的行政区经济依然主导并限制着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配置。广义上讲,区域规划本身就是一种区域协调、区域合作的机制,但实际上规划协调的作用十分有限。由各行政区建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如省市长联席会),在协调区域行动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组织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对于涉及区域发展重大利益问题也难协调。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现实出发,由上一级政府部门设立有权威的协调性机构,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这也是我一直主张设立“国家区域政策委员会”的原因之一,它可以不是职能机构(也可以赋予一定的资源掌控权,如运作“区域发展基金”),而是国务院下属的议事性机构,主要任务是制定国家级区域规划,出台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协调跨省区利益关系。因此,今后要把如何建立更有效的区域协调机制尽快提上国家的议事日程。
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几个重要趋势
一、沿海经济带走向“俱乐部趋同”,作为“国家队”的整体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从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施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迄今已逾30个年头,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领头羊。但沿海地区内部发展也很不平衡,不仅总体上表现为“南强北弱”,而且强省内部也有欠发达的地区(如广东北部山区和东西两翼,江苏的苏北,山东的鲁西南)。通过若干沿海经济带规划掀起的新一轮沿海经济再造,处于沿海的后发展地区将加快开发,奋起直追。“十二五”或更长一个时期,沿海经济重心将逐步由南向北适度转移,各省区内部逐步走向相对平衡,走向“俱乐部趋同”,沿海经济带将日趋完善,整体实力更强。
二、大城市圈主导区域资源配置,区域经济进入“动车组时代”
城市经济圈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一种集约、高效的空间组织形式。发展城市经济圈的主旨就是要优化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形成经济合力和内聚力,增强国土空间的综合承载能力。大城市圈通过“极化”和“扩散”两大效应,调动、控制和管理区域资源,使之得到不断优化,并带动更大区域的发展。未来除了沿海三大都市圈外,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圈(群、带)如成渝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都将进入活跃发展期,城市圈内部一体化进程加快,形成多极化的、辐射带动力强的区域增长极。各区域都有自己的增长引擎,改变了少数火车头牵引的旧时代,形成众多动力牵引的“动车组”,这将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再一次“提速”。
三、“移民就业”向“移业就民”转换,产业资本将替代劳动力成为要素流动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主要得益于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表现在区域上,就是大规模的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向沿海地区输出,这样既解决了沿海快速发展的用工短缺问题,又缓解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但是,这种大规模“移民就业”(把劳动力转移到有就业岗位的地方)也带来诸多问题,如造成全国交通运力紧张,输入地公共设施负荷加重及社会成本加大,输出地人力资源流失发展条件恶化。未来这种格局将会逐步扭转,通过对中西部地区新产业的培育和引导东部产业转移,将较大地增加中西部就业规模,形成“移业就民”(把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富余的地方)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转换不仅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东部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民族地区经济的战略地位跃升,跨越式发展将成为民族地区主旋律
我国西部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如果经济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与发达地区差距越拉越大,也会影响到当地的稳定和民族的团结。目前中央已经就民族地区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展开专门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并将出台更有强度的援助性政策。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大力改善民族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供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会进一步增强。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