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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舆论冲突激化下，世界卫生组织的应对措施广受关注，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Adhanom）也站上了风口浪尖。
在常见的对于谭德塞的质疑当中，除了特朗普批评其支持中国外，就是质疑他在担任埃塞俄比亚（下称埃塞）卫生部长期间掩盖霍乱疫情，以及任命津巴布韦时年93岁的总统穆加贝担任世卫亲善大使。由于穆加贝长达37年的独裁统治广受批评，世卫组织后来在舆论压力下，改任命一名印度影星为亲善大使。
对于公共卫生专家而言，关于掩盖霍乱疫情的指控更加严重。这一批评主要出现在埃塞的阿姆哈拉族、奥罗莫族异议者中。他们攻击谭德塞掩盖他们聚居地区的疫情，指其协助当时的提格雷族主政者，压迫其他民族。这类指控在谭德塞竞选世卫总干事期间，也曾被对手提出;谭则称是刻意污蔑。
在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恶化的局势下，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火上浇油。谭德塞受到华盛顿与台北对其支持中国大陆的质疑，他也回怼台湾网民的种族主义式攻击;正好中国大陆也发生了围绕非洲裔群体的防疫争议事件，一时间两岸都面临来自非洲裔群体的较真意见，同时亚裔在世界各地因疫情遭受的歧视也全然还未消停。
某种意义上，谭德塞汇集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关键问题。从他的生涯里，可以看见第三世界国家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可以看到族群冲突作为人类社会的痼疾，可以看到现代公卫体系对疾病与自然环境的控制问题，还能看到国际秩序的中美之争，以及全球治理的困难。
族裔冲突的痼疾
谭德塞遭受的指控中，主要的一项是指责他所属的提格雷族政权压迫其他民族。要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必须对埃塞的族群冲突历史有一基本的认识。
谭德塞是埃塞北方红海沿岸的提格雷族人。该族大概只占埃塞目前1亿总人口中的6%。他们使用的提格雷语，和埃塞最普及的阿姆哈拉语相比，有点类似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关系。
古代埃塞的领土不像现在这么大，而提格雷地区又是古代埃塞最靠近西亚与埃及古文明的地区，所以这块地区的文化起源也较早。阿姆哈拉与提格雷两个族群，通常被看作埃塞东正教文化的来源，如同在中国说到汉文化的情形。
但是随着历史演变，至少从18世纪开始，政治重心南移的趋势就越来越明显了。南方的游牧民奥罗莫族，加入了埃塞的政治体系。他们起初被视为危险的蛮族，后来逐渐被主流的阿姆哈拉文明同化，到了现代进入统治阶层的人虽然也不少，但基本在政治和文化上居于被同化或被支配的地位。这也造成众多奥罗莫人的屈辱感。
如果再加上东部与埃塞政府也经常发生冲突的索马里族，还有南部各式各样的小民族，埃塞堪称是一个民族构成十分复杂的国家，而且没有一个族群达到总人口的半数。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声音指控其他民族在压迫它们，但它们同时也可能压迫其他民族，这是埃塞社会一直以来的痼疾。
谭德塞是埃塞北方红海沿岸的提格雷族人。
谭德塞所属的提格雷族群，在过去100多年里，曾两次长期掌握政权，也两度丧失政权。先是在19世纪末，北方出身的提格雷裔皇帝约翰尼斯四世死后，中部内陆阿姆哈拉裔的孟尼利克二世不甘继续臣属，崛起成为新的皇帝。权力中心的转移，再加上伴随意大利殖民者入侵的战火肆虐，使得提格雷地区变成混乱的边区省份。在20世纪埃塞经历的几次重大饥荒中，往往都是提格雷人首当其冲，而且中央政府刻意不给予援助。
1958年与1965年的两次饥荒中，当时海尔·塞拉西皇帝不予援助，更压制信息传播不使外界知晓;到了门格斯图军事政权时期的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饥荒再次发生在提格雷地区，造成了数十万到上百万人死亡—这次饥荒由于“拯救生命”（Live Aid）演唱会集合了世界各国的巨星募捐，或许成为历史上最多人关注的一场饥荒。许多证据显示，这可能根本就是当局刻意制造的灾难，用来消灭提格雷族的反抗军。
虽然对抗当局的势力甚多，包括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团体与族裔，但是在提格雷地区最受压迫、反抗军也最有组织的特殊情况下，1991年门格斯图政权倒台时最有力量的团体，是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简称提人阵）。而新的执政党—埃塞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简称埃革阵）也是由提人阵主导，结合阿姆哈拉裔、奥罗莫裔与其他族裔的革命團体建立而成。
提人阵的主导地位，一维持就是接近30年，直到奥罗莫裔的阿比·艾哈迈德（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上台担任总理，才正式结束了这段由提格雷裔主导的政治时期。而现在，提格雷族群又开始忧虑自身地位的快速式微。
在这样的脉络下，回头看谭德塞所受的掩盖霍乱疫情的指控。谭本身对此除了否认并无说明;有一种解释是，埃塞当局不愿禁运影响经济，不过这并未能阻止所谓提格雷政权迫害其他民族的阴谋论广为散播。
在埃塞长期的种族对立的背景下，这类谣言自然不断生成。既然在前面饥荒的例子中，政府刻意利用灾害杀死人民的事情也确实发生过，那么各族裔更担心这类手段会不断重演。两个多月前，埃塞议会通过了处罚仇恨言论与虚假信息的法规，也即防止各族群在伤痕难以愈合的情况下，因猜忌而关系持续恶化。
发展道路的选择
尽管现今提格雷政治力量确实快速边缘化，但总理阿比似乎还将新政治体制的打造维持在一定的宽容基调上，我们或许不会看到过去那样严重的种族压迫行为。在一种以族裔为单位运作的民主制度下，阿比总体上追求的是提升各族裔的参与度。
对于埃塞的中国侨民来说，阿比的上台是一个比较难以评估的转变。多半的华人会觉得，这是埃塞的体制正在由提人阵时期的仿效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为一个政治动员程度较高的、不稳定的民主体制—如果不说是靠拢欧美式民主体制的话。
谭德塞属于提人阵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时期的中坚力量。当他的父兄辈以游击战反抗军事政权时，他的年纪还小，所以他的成长时期都是在门格斯图军事政权时期度过的。后来他前往英国就读公共卫生专业，2001年才回到已经改朝换代的埃塞，进入公共卫生体系工作。
基于海归知识背景，其学术研究与卫生政策的规划、推行又都有可见的成果，谭德塞成了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技术官僚精英，虽非革命元老，却是提人阵权力高层的核心成员。
提格雷裔的参政空间已经严重缩减，或许不会再出现新的谭德塞。
若要理解提人阵执政的历史意义，可以多回顾下20世纪后半叶的埃塞。当时跟不上时代变化的老朽王朝，无法面对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变化;尤其是在现代教育体制过度扩张而失业率飙升的60年代，激进的学生活动越来越剧烈，但军人的行动力、组织力又更加强大，最后产生了青年军官门格斯图所领导的“德尔格”（Derg，意指委员会）政权。
门格斯图政权首先的特征，是它的军权暴力性格。它在意识形态上吸收激進学生的左翼政治话语加以利用，仰赖苏联的援助而生存下来。对于像提人阵之类的激进革命团体来说，德尔格政权是沾满血腥的“假社会主义政权”。
提人阵这类由激进青年组成的团体，原本抱持自己才是“真社会主义”的想法，但在1991年取得政权后，世界开始进入后冷战时期，新政权面临如何治国的重大考验。
提人阵当时的领袖泽纳维（Meles Zenawi），在政治上建立由提格雷势力主导的多族裔联邦制，在经济上则仿效中国模式，试图在完全的市场经济与旧式的国有经济外，形成有活力且可控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确实给埃塞经济带来飞速增长，而谭德塞就是为该发展模式效力的一员。
造访埃塞的外国人，一般不会太信任当地医疗。埃塞也很明显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比起更早的年代，确实也在不断进步。这些进步，主要都源于经济与技术的现代化。在谭德塞早年的公共卫生政绩中，最著名的是他对于小型水坝与疟疾关系的研究与政策建议。他的规划是，将水坝建在海拔较高的位置，以减少疟蚊的孳生。
近年来埃塞最受国际关注的一项工程，也同样是水坝，也就是在青尼罗河上兴建的复兴大坝（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这一水坝预计要成为非洲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但由于埃及与苏丹担忧会影响下游的水量供应，引起了国际纠纷。埃及甚至放话，威胁以武力摧毁水坝。谭德塞在外长任内，就与埃及、苏丹开展过斡旋谈判。
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成长下的大量技术工程规划与项目，或者推动公共医疗措施的落实，本身就会成为影响各方利益的政治问题。同时，这些规划需要具备现代知识和能力的官僚与技术人才，而谭德塞是埃塞这类新型人才的代表。
提人阵时期的现代化发展政策，给予了谭德塞一个舞台，这是门格斯图政权时代所没有的。而在奥罗莫裔总理阿比的时代，埃塞未必还会以同样的速度继续原来的发展。更何况，提格雷裔的参政空间已经严重缩减，或许不会再出现新的谭德塞。
无论有何种毁誉，即便受到非洲或埃塞现实的各种局限，谭德塞对于提升埃塞公卫系统、降低当地疟疾与艾滋病的死亡率、减少本土婴儿死亡率，都作出了相当贡献。
尽管对于外界来说，埃塞的医疗体系改善空间还非常大，但面临新冠的考验，埃塞作为非洲的人口第二大国，就目前来说表现也堪称优异。这个遭受过各种巨大磨难的国度，若能继续维持现在的表现，将是令人欣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