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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以外最早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泰国，疫情数据一向平稳，可3月15日却创下单日新增纪录：32例。新增者大多为输入性病例和集群感染病例，包括游客、出入境官员，以及在拳击馆和酒吧感染的人。
相比起全國长期仅1例确诊患者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1月以来的枪击案已在泰国夺命数十人。
最早是1月9日，中部华富里府一名学校校长抢劫金店，枪杀3人，其中包括1名两岁孩子。2月8日佛诞日当天，东北部呵叻府一名陆军上士，因购地建房被营长一家欺诈，申诉无门之际，直接开枪击毙营长及其岳母，还在市中心一座商场内疯狂屠杀，共造成30人死亡、58人受伤。10天后，曼谷市中心一家商场四楼的美容院内，一名男子持枪当众击毙前妻，后扬长而去。
这几起恶性枪击案发生得如此频繁，其间还夹杂着其他多起小型枪击事件，导致一时间泰国上下人人自危，平时人头攒动的繁华商场成为“高危场所”代名词。一向以性情温和、民风朴实形象示人的黄袍佛国，为何变成了这般暴戾模样？
枪支泛滥难辞其咎
根据Gunpolicy.org网站的统计，泰国民众共持有超过1000万支各类枪械，在全球高居第11名。在这大量的枪支中，合法注册的枪支数量仅占六成，而黑枪数量竟高达四成。正是这些杀戮工具的泛滥，导致泰国社会出现“一言不合，拔枪相向”的暴力场景。
与美国不同，禁枪问题几乎没有成为过泰国政党竞选的议题，也没有成为政府力图解决的矛盾。从2019年泰国大选来看，几乎所有参选党派，在宣传竞选纲领时，很少提及枪支管控问题。即使史上伤亡最惨重的“呵叻上士虐杀案”发生后，国会辩论的更多是如何进行军队改革，而非控枪。不仅是本届政府，泰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届政府认真考虑过枪支管控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泰国人的观念中，持有枪支是自保的良方，是安全的保证。笔者的好几位泰国朋友都是“合法持枪一族”，有一位朋友告诉我，禁枪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混乱，因为坏人可以非常容易获得枪支，一旦用枪施暴，手无寸铁的好人只能是坐以待毙。另一方面，泰国社会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枪支崇拜文化”，枪支是社会地位与权势的象征。所以，许多人对拥有枪支趋之若鹜。不少人收入微薄，但依然不惜重金，购买枪支，收藏枪支，迷恋枪支。
即便如此，这也不是枪支泛滥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泰国政府在枪支问题上监管不力，管控不严，才是其根源所在。“呵叻枪击案”的凶手是一名军人，尽管他有“枪杀战友、劫夺军用武器弹药”的情节，但据披露，他一人竟然持有5支枪，这远远超过了“自卫”的需求，可由于他是军队公务人员，申请购枪仅需校官一级的军官签字批准。
而一些申请持枪者明明资质不够，却只要支付1万～3万铢（折合人民币约为2200～6500元）不等的好处费，负责审批的注册官便大笔一挥，大开方便之门。泰国购枪门槛之低，可见一斑！
尤为严重的是，泰国政府明知黑枪交易盛行，却从不花大力气去打击治理。不少黑枪制售商直接通过社交媒体打广告，有恃无恐地进行交易。更有甚者，华富里府某警署看管枪支的警员竟然监守自盗，将配发的49支手枪拿去典当，结果大多流入黑市。
正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枪支文化，加上松散的管理体系，以及见怪不怪的地下枪支市场，导致购枪在泰国较为容易，从而为频发的枪击案提供了杀戮的工具。
媒体报道推波助澜
媒介伦理作为调节、规范新闻实践中道德标准的重要问题，近年来被广泛讨论。泰国媒体众多，十分活跃，且竞争激烈。尤其是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为了博人眼球，一些媒体放弃了本应坚守的新闻报道准则，过分追求暴力犯罪、桃色事件等猎奇新闻，无形中带偏了社会价值观。可以说，泰国频发枪击案，除了枪支泛滥这一原因之外，与新闻媒体推波助澜不无关系。
合法注册的枪支数量仅占六成，而黑枪数量竟高达四成。
最明显的例证，是制造“呵叻枪击案”的陆军上士。从他个人社交账号转载的内容不难看出，他非常关注媒体报道的重大恶性杀人事件。在他的脸书记录里，可以看到他多次转发1月发生在泰国中部华富里府的“校长劫金杀人案”的相关报道。警方破案之后，媒体发现凶手竟然是一名校长，是“千载难逢”的“流量担当”。于是乎，它们没有去探讨案件本身的警示意义，而是一味专注于这名凶手的私生活，连篇累牍地报道一些本不应占版面的细节。那段时间，凶手的姓名反复被报道，一张张生活照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不是对凶杀案的报道，而是对一位当红明星生活的报道！
犯罪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作“模仿犯”（copy cat），是指当某个凶手犯下残暴罪行后，会有崇拜者效仿他的举动。而有些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处于社会边缘，平时默默无闻，无人关注，当看到有人因为犯罪而像明星那般成为大众关注对象后，便也会产生类似的犯罪冲动，以达到出名的目的。可以推断，这名上士正是在媒体的不当报道中，走上了一条畸形的“成名之路”。 他不仅模仿那名校长在商场杀人，而且模仿国外的枪击案罪犯。行凶过程中，他持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脸书账号，不仅发一些诅咒性、挑衅性的文字，而且上传自拍视频，神情淡然地表示“扣扳机扣到手抽筋”，直到泰国政府联系脸书公司关闭了他的账号。很明显，他是在模仿2019年3月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惨案和2019年10月德国犹太教堂惨案，这两起案件的凶手在行凶过程中，均在网上直播。
上士视校长为偶像，不仅模仿校长在商场杀人，还“超越”偶像，成为散落在泰国社会各个阴暗角落的边缘群体的集体偶像。犯罪学家杰弗里·罗斯认为：“当下发生的事情具有暗示的力量。对于有某种挫折感或是想要算什么账的人来说，当他们听说别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会让他们变得大胆。”“模仿犯”理论加上这一理论，恰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呵叻枪击案”发生后几天之内，芭堤雅等地都有人在网上扬言，要学习枪杀了29人的上士，“干一票大的”。而且，在曼谷出现了多起枪击事件，美容院枪杀前妻案便是其中之一。
经济停滞激化矛盾
2月17日，泰国公布了2019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发展数据。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仅为1.6%，而第三季度这一指标为2.6%，全年GDP增长率为2.4%。2019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在过去5年中处于谷底。
之所以会出现这个情况，主要有四大因素：全球经济放缓;泰铢持续升值;新财年预算迟迟未获批准;正在扩大的旱灾。泰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预测，2020年泰国经济增长率在1.5%～2%，泰国经济步履蹒跚。
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泰国出租车司机、路边商贩抱怨收入低下、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经济发展的停滞与退步，是社会动荡最为深刻的根源。2006年被泰国军方发动政变赶下台的前总理他信，前不久发文称泰国经济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境地”。他说：“泰国经济，曾经为本地区其他国家所羡慕，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原先强劲的经济发展正逐步减缓，以至于今天泰国经济已经被地区其他国家甩在身后。泰国经济发展原本是东盟十国经济发展的引擎，而今却成为十国中经济发展最差的国家之一，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短期内没有好转的迹象。”
他信所言，大体上反映了泰国的现状—泰铢走强，但经济下行，人民购买力持续减弱，各种影响社会安定的负面因素在上升。而这正是泰国枪击案频发的最关键原因。笔者不止一次听到泰国出租车司机、路边商贩抱怨收入低下、生意越来越不好做。旅游行业和出口贸易行业从业者，则更是难上加难。
整个社会除了少部分人越来越富有之外，大多数人都处于“赚钱难”的焦虑状态。如果泰国经济持续停滞，可以想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中产阶级跌落到贫苦阶级，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一些群体被边缘化，缺乏机会的人们生发出对未来的迷茫、对现状的不满乃至绝望，导致一些人心理失落走向极端，进而令矛盾激化，引发社会动荡不安。
枪支泛滥为罪犯们提供了杀戮工具，媒体报道在为他们提供模仿“样板”的同时，也激发他们“成为大明星”的“雄心壮志”。但这些都只是外在因素，真正触发罪犯们“推倒心中的佛”、走上犯罪道路的是，因为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关系中那些无法解决的矛盾，导致他们紧张、委屈、郁闷、憤恨，乃至绝望，只能将无处排遣的情绪，付诸现实生活中的快意恩仇、痛快淋漓的射杀，甚至罔顾无辜民众的生命，但求快感与刺激。
享乐主义引发的债务问题、男女关系混乱引发的感情矛盾、军官霸凌下级引发的阶层对立，这些都还只是泰国诸多社会矛盾的冰山一角。如何在经济下行时期，尽可能将扭曲的社会价值观拨正，是泰国各阶层都需要考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