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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历史上，“光荣革命”应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一直为英国人所津津乐道。此考点在近几年的山东卷、广东卷、江苏学测卷、上海卷都有考察，这说明这一考点的重要性。而教材由于受体例、容量的限制，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比较简略，而新课程的考察要求，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扩大它的内涵和外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发生的原因、经过、影响有一个全面理解。
“光荣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前因又有后果。英国从1640年开始反对君主专制的暴力革命，其间经过两次内战，1649年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这并没有使英国走向自由民主道路，反而引来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他死后，1660年英国出现了查理二世的王朝复辟，恢复了专制王权。英国各界人士本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特别是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恢复天主教和亲法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危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既得成果，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在此种形势下，只有结束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才能维护革命的基本成果。
广大英国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暴力革命没有结束专制，反而带来了以“革命”名义上更加严酷的专制，民众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新的人民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也渐渐明白，社会是否民主与国家名义上的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统治者的名分怎么称呼也没有必然关系。因而就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既不会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要避免社会的动荡。
在当时的英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复辟君主专制的倾向与议会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最后不经过暴力而是经过妥协来解决这一矛盾，在英国却是可行的。
究其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由其社会传统决定的，英国国王的权利与东方国家，甚至欧洲大陆的君主都不同，它从来都不是至高无上的。1215年英国贵族与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它一共只有63款，简短几千字，却在世界上第一次把贵族与国王间约定俗成、模模糊糊的权利关系，变成明确法律条文。其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国王也只应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另一方面是由其社会意识决定的，英国人岛国地理与贸易发达，天生具有生意经，一切都可以交易，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统治，受罗马法影响，有深厚的契约意识。认为一切都可以用契约的形式解决，包括执政权力、政权形式等。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20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60—80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就这样，历史选择了英国人，英国人作为整个人类的“选民”也创造了历史。
英国人在总结暴力革命后，终于摸索出一条理性、和平的改革道路。1688年6月，英国7个贵族出面邀请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女儿荷兰执政威廉和玛丽，希望他们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他们接受了邀请，于1688年12月并不血刃进入伦敦，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伉俪同意，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英国议会召开上下两院特别会议，决定由二者共同统治英国，并向他们提出“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0月被议会制定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的内容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
通过“光荣革命”，终于把困扰了英国近百年的“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了。国王是由议会创造的，意味着“君权神授”变成“君权民授”，在世界上破天荒地改变了王权的性质。自此，英国摆脱了君主专制制度，用“法治”代替了“人治”，走向民主化道路。并开创了一种和平改革的历史运动模式，从此英国一直处于渐进改革的环境中，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自己。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紧接着就是“工业革命”，顺利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英国不仅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摇篮，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下，经济会出现飞速发展。
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发展，而且对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民主思想，对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英国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鉴（改革是一个国家在革命以后实现社会脱胎换骨的核心事业）。
传统的“革命史观”认为革命比妥协、改革进步，“革命”与激进、暴力划等号。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一种教条主义。改革与革命既有可能是暴力的、流血的，也有可能是和平的。选择革命还是改革，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能凭人们的个人好恶，按照人们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人们看待问题也越来越客观、公正。对作为走出专制循环的第一例革命。英国“光荣革命”赢得越来愈多人的肯定。光荣革命是最成功的妥协，是一次幸福革命，或许真是“最后一次革命”。
“光荣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既有前因又有后果。英国从1640年开始反对君主专制的暴力革命，其间经过两次内战，1649年还把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然而这并没有使英国走向自由民主道路，反而引来了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他死后，1660年英国出现了查理二世的王朝复辟，恢复了专制王权。英国各界人士本希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能够恢复各派政治力量的团结，缓解各敌对宗教派别的紧张关系，从而克服社会的混乱状态。然而查理二世即位不久，人们就发现他们的希望落空了。特别是詹姆士二世在位期间，恢复天主教和亲法政策，激化了社会矛盾，严重危及资产阶级革命的既得成果，损害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在此种形势下，只有结束詹姆士二世的统治，才能维护革命的基本成果。
广大英国老百姓对现状不满，暴力革命没有结束专制，反而带来了以“革命”名义上更加严酷的专制，民众的生活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新的人民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也渐渐明白，社会是否民主与国家名义上的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与统治者的名分怎么称呼也没有必然关系。因而就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方式解决，既不会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又要避免社会的动荡。
在当时的英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是复辟君主专制的倾向与议会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最后不经过暴力而是经过妥协来解决这一矛盾，在英国却是可行的。
究其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由其社会传统决定的，英国国王的权利与东方国家，甚至欧洲大陆的君主都不同，它从来都不是至高无上的。1215年英国贵族与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它一共只有63款，简短几千字，却在世界上第一次把贵族与国王间约定俗成、模模糊糊的权利关系，变成明确法律条文。其表明，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的，国王也只应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权力。另一方面是由其社会意识决定的，英国人岛国地理与贸易发达，天生具有生意经，一切都可以交易，曾经受到罗马帝国统治，受罗马法影响，有深厚的契约意识。认为一切都可以用契约的形式解决，包括执政权力、政权形式等。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在当时英国政治、社会力量的结构之下，不论是主张君主专制者或主张议会主权者，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至于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可能是暴力革命，因为经过20年的革命起义、军事专政等风风雨雨之后，到了60—80年代，中下层人民既没有自己的组织，贵族、资产阶级也对暴力流血深感畏惧。就这样，历史选择了英国人，英国人作为整个人类的“选民”也创造了历史。
英国人在总结暴力革命后，终于摸索出一条理性、和平的改革道路。1688年6月，英国7个贵族出面邀请信奉新教的詹姆士二世的女婿、女儿荷兰执政威廉和玛丽，希望他们来保护英国的宗教、自由和财产。他们接受了邀请，于1688年12月并不血刃进入伦敦，詹姆士二世仓惶出逃德意志，途中被截获送回伦敦，后经威廉伉俪同意，詹姆斯二世流亡法国。英国议会召开上下两院特别会议，决定由二者共同统治英国，并向他们提出“权利宣言”，宣言中坚持了人民应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权利”，包括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制订或终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建立常备军；人民应享有选举议会议员的自由；议会享有辩论的自由等，宣言谴责詹姆斯二世破坏法律的行为；指出以后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天主教徒不能担任国王，王不能与天主教徒结婚等。这项宣言在1689年10月被议会制定为正式法律，即《权利法案》。权利法案的内容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基本的要素。
通过“光荣革命”，终于把困扰了英国近百年的“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了。国王是由议会创造的，意味着“君权神授”变成“君权民授”，在世界上破天荒地改变了王权的性质。自此，英国摆脱了君主专制制度，用“法治”代替了“人治”，走向民主化道路。并开创了一种和平改革的历史运动模式，从此英国一直处于渐进改革的环境中，不紧不慢地发展着自己。
英国在“光荣革命”后，紧接着就是“工业革命”，顺利走向了现代化的道路。英国不仅成为现代民主制度的摇篮，也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领先世界上所有国家，说明在一个合适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稳定的保障下，经济会出现飞速发展。
英国“光荣革命”后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及两党制，不仅对英国以后的发展，而且对欧美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在17世纪的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君主专制是一种普遍的政体形式。1688年后，英国的政治制度及相应的民主思想，对欧洲君主专制制度是沉重的打击，而对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18世纪法国的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则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虽然对东欧、俄国及东方的中国等国未发生直接影响，但当这些国家的改革运动兴起的时候，英国的“巴力门”（议会）、“君民共治”（立宪君主制）就成了鼓舞他们进行斗争的现实源泉和效法的榜样。19世纪末中国的维新派在为改革而奋斗的时候，就常常引用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楷模。今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英国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鉴（改革是一个国家在革命以后实现社会脱胎换骨的核心事业）。
传统的“革命史观”认为革命比妥协、改革进步，“革命”与激进、暴力划等号。实际上这种观念是一种教条主义。改革与革命既有可能是暴力的、流血的，也有可能是和平的。选择革命还是改革，是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不能凭人们的个人好恶，按照人们个人的主观意志决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人们看待问题也越来越客观、公正。对作为走出专制循环的第一例革命。英国“光荣革命”赢得越来愈多人的肯定。光荣革命是最成功的妥协，是一次幸福革命，或许真是“最后一次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