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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7个年头了，而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债务危机缠身，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阴影。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黯淡的背景下，同样面临增长的瓶颈，加上美联储加息的“另一只靴子”随时可能掉下来，不少发展中国家可能再次陷入资金外流、债务负担加大的金融风险“陷阱”。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给世界经济把脉呢？未来几年世界经济趋势如何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0月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降低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至3.1%，表明世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较大，主要经济体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均缺乏活力。专家预计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将维持在3%～3.5%的中低水平，前景不容乐观。
世界经济正在进行周期性调整，各国的经济刺激和宽松金融政策收效不大，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也不多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创新和技术进步。
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失去拉动世界经济强劲复苏的动力，前景堪忧。我们以美国为例。尽管经过三轮QE，美联署回购了3万亿美元的美财政部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但是效果甚微。过去5年美国标准和普尔500强企业收益年均增长6.9%，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这些收益其中只有50%来自企业生产经营，还有一半来自“回购”自身的股票。这说明美国企业投资疲软，从2007年底到2014年，美国GDP累计增长8.7%，而私人投资仅增长4.3%。为什么呢？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企业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不愿投资企业的扩张和发展，担心再有金融危机，投资实业就可能“血本无归”，股票则随时可以套现，所以均处于观望状态。实体经济投资减少引起恶性循环，首先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放慢，2011至2014年年均不到0.5%。这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连续4年最低水平。由此还导致平均工资增长极其缓慢，不愿参加工作的人数大大增加。
欧洲情况更加糟糕，复苏动力严重缺失，失业率继续造10%的高位徘徊，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曾经跌至负数，债务危机问题也只是暂时搁置，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近期持续走弱，估计还将与美元走强并行一段时间，但其边际效应下降，对欧元区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
日本经济低迷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日本政府刺激经济措施接踵而来，效果却不明显，安倍经济刺激的“三箭、四箭”基本脱靶。老龄化、经济结构固化、生产率下跌这些拖经济后腿的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另外，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惊人的高水平。
全球贸易也受到打击，增长十分缓慢。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为4%，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年均增长6.7%的水平。
这些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双重“重心转移”：一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仅中国一家就超过30%，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对外经贸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我们看一组数据。21世纪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对全球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80%和20%。而到2010～201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则完全颠倒过来了，变为19%和81%。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占世界GDP比例已经基本持平，各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然而，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遇到“逆风”，IMF预测发展中国家整体今年增速为4%，比较2010年下降4.5%，除了中国、印度等为数不多的个别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外，其余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下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一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出口市场萎缩;二是随着美元走强和美联储即将加息，发展中国家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凸现，偿债负担大大提高，违约风险也随之增大;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石油价格从2014年每桶110美元直线下降，如今早已跌破50美元。铜价2011年4.5美元/磅，到今年9月不到当时的50%。这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备受打击。
就拿债务举例子。2007年以来，由于各国都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和超低利率，导致流动性泛滥，全球债务总规模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尤其以新兴经济体为甚，债务规模8年来翻了一番。这样的债务规模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美元走强和资金回流，部分发展中国家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国际清算银行今年夏天已经就此亮起“红灯”，提出警告称，现在世界经济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提高微乎其微、金融风险四处冒头。在多数情况下，国际清算银行发出警告后要不了几年，各种银行危机就会降临。这些迹象实在是令人不安。
近年世界地缘政治回潮。中东在经历所谓“阿拉伯革命”之后，政治和社会碎片化、无序化更加严重，极端势力横向，难民潮涌向欧洲，引发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叙利亚正在上演大国的“代理人战争”，叙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乌克兰危机远远没有解决的迹象，给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就连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太地区也因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而矛盾趋于尖锐、复杂。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与地缘政治的风险叠加，使得许多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双倍”严峻的挑战。而且，历史上西方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而在地缘政治上肇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有根本性的变化，大规模战争的危险难以想象，但是政治、经济、金融等风险叠加会有什么后果，谁也难以预料，起码对经济复苏没有任何好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西方软硬实力严重受损。实际上全球经济迄今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水平就是后果之一。危机的另一个警示是告诉世界，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G20之所以能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协调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主要平台，也正是因为G7代表的治理理念和体制出了问题。
这就促使各国思考和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体制改革。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去年法国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都以有力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相比较的获利优势和贪婪本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集体崛起，“东西方鸿沟”缩小，全球治理正逐步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治”转变。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内的话语权还远远没有跟上力量消长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系统，并通过G20等机制，积极推动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希望全球治理在21世纪能够更加公正、公平、合理。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的态度相对积极一些，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态度摇摆、暧昧。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调整是G20领导人峰会2009年决定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随后也首肯了这一调整。然而，就是由于美国国会至今不愿批准而无限期地被搁浅。如果全球治理领域改革这么一小步走起来都如此困难，可想而知，今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博弈将会更加尖锐、复杂。现在，美国又在通过《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来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排挤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看来，全球治理方面已经掺杂了不少地缘政治因素，改革绝非易事。
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挑战增多。明年就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央五中全会已经就“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明年又是中国轮值G20主席国。我们有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夺取决胜阶段的全面胜利。
中低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新常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今年10月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再次降低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测至3.1%，表明世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较大，主要经济体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均缺乏活力。专家预计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将维持在3%～3.5%的中低水平，前景不容乐观。
世界经济正在进行周期性调整，各国的经济刺激和宽松金融政策收效不大，政策工具箱中的“工具”也不多了。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创新和技术进步。
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失去拉动世界经济强劲复苏的动力，前景堪忧。我们以美国为例。尽管经过三轮QE，美联署回购了3万亿美元的美财政部国债和抵押贷款债券，但是效果甚微。过去5年美国标准和普尔500强企业收益年均增长6.9%，远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而且这些收益其中只有50%来自企业生产经营，还有一半来自“回购”自身的股票。这说明美国企业投资疲软，从2007年底到2014年，美国GDP累计增长8.7%，而私人投资仅增长4.3%。为什么呢？只有一条理由，那就是企业对经济前景没有信心，不愿投资企业的扩张和发展，担心再有金融危机，投资实业就可能“血本无归”，股票则随时可以套现，所以均处于观望状态。实体经济投资减少引起恶性循环，首先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放慢，2011至2014年年均不到0.5%。这是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连续4年最低水平。由此还导致平均工资增长极其缓慢，不愿参加工作的人数大大增加。
欧洲情况更加糟糕，复苏动力严重缺失，失业率继续造10%的高位徘徊，通货膨胀率非常低，曾经跌至负数，债务危机问题也只是暂时搁置，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欧元近期持续走弱，估计还将与美元走强并行一段时间，但其边际效应下降，对欧元区经济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刺激作用。
日本经济低迷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尽管日本政府刺激经济措施接踵而来，效果却不明显，安倍经济刺激的“三箭、四箭”基本脱靶。老龄化、经济结构固化、生产率下跌这些拖经济后腿的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另外，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到了惊人的高水平。
全球贸易也受到打击，增长十分缓慢。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全球贸易增长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额增长预期为4%，远低于2008年金融危机前10年年均增长6.7%的水平。
新兴市场经济出现更多复杂和不确定性
这些年，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发生双重“重心转移”：一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提升，仅中国一家就超过30%，经济增长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联系密切，中国对外经贸重心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我们看一组数据。21世纪初，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对全球GDP增长贡献率分别为80%和20%。而到2010～201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则完全颠倒过来了，变为19%和81%。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占世界GDP比例已经基本持平，各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然而，2015年新兴市场经济体遇到“逆风”，IMF预测发展中国家整体今年增速为4%，比较2010年下降4.5%，除了中国、印度等为数不多的个别发展中大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外，其余发展中国家增速明显下滑。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包括：
一是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出口市场萎缩;二是随着美元走强和美联储即将加息，发展中国家以美元计价的海外债务风险凸现，偿债负担大大提高，违约风险也随之增大;三是大宗商品价格暴跌，石油价格从2014年每桶110美元直线下降，如今早已跌破50美元。铜价2011年4.5美元/磅，到今年9月不到当时的50%。这对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备受打击。
就拿债务举例子。2007年以来，由于各国都采取货币宽松政策和超低利率，导致流动性泛滥，全球债务总规模膨胀，增幅达57万亿美元，尤其以新兴经济体为甚，债务规模8年来翻了一番。这样的债务规模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美元走强和资金回流，部分发展中国家再次发生金融危机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国际清算银行今年夏天已经就此亮起“红灯”，提出警告称，现在世界经济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提高微乎其微、金融风险四处冒头。在多数情况下，国际清算银行发出警告后要不了几年，各种银行危机就会降临。这些迹象实在是令人不安。
地缘政治风险增大，影响复苏和增长
近年世界地缘政治回潮。中东在经历所谓“阿拉伯革命”之后，政治和社会碎片化、无序化更加严重，极端势力横向，难民潮涌向欧洲，引发欧盟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叙利亚正在上演大国的“代理人战争”，叙问题的解决难上加难。乌克兰危机远远没有解决的迹象，给欧洲政治、经济和安全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就连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亚太地区也因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再平衡”而矛盾趋于尖锐、复杂。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与地缘政治的风险叠加，使得许多地区经济增长面临“双倍”严峻的挑战。而且，历史上西方国家为转嫁经济危机而在地缘政治上肇事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格局已经有根本性的变化，大规模战争的危险难以想象，但是政治、经济、金融等风险叠加会有什么后果，谁也难以预料，起码对经济复苏没有任何好处。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国经济“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神话，西方软硬实力严重受损。实际上全球经济迄今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以前水平就是后果之一。危机的另一个警示是告诉世界，现有全球治理体制出现了很大的问题。G20之所以能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协调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主要平台，也正是因为G7代表的治理理念和体制出了问题。
这就促使各国思考和探索新的国际合作模式、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和体制改革。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去年法国皮凯迪的《21世纪资本论》都以有力的笔触，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相比较的获利优势和贪婪本性。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集体崛起，“东西方鸿沟”缩小，全球治理正逐步从“西方一统天下”向“东西方共治”转变。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制内的话语权还远远没有跟上力量消长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系统，并通过G20等机制，积极推动IMF、世界银行、WTO等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希望全球治理在21世纪能够更加公正、公平、合理。
发达经济体中欧洲的态度相对积极一些，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态度摇摆、暧昧。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调整是G20领导人峰会2009年决定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随后也首肯了这一调整。然而，就是由于美国国会至今不愿批准而无限期地被搁浅。如果全球治理领域改革这么一小步走起来都如此困难，可想而知，今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博弈将会更加尖锐、复杂。现在，美国又在通过《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来制定全球经济新规则，排挤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看来，全球治理方面已经掺杂了不少地缘政治因素，改革绝非易事。
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增长挑战增多。明年就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中国将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央五中全会已经就“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指导性建议。明年又是中国轮值G20主席国。我们有充分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夺取决胜阶段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