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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政部部长的位置上，崔乃夫对灾害性的天气变得十分敏感。1991年，崔乃夫在一向繁忙又有条不紊的工作中，特别注意到自5月下旬以来的异常天气：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少有的连续数月的阴雨天气，降雨量是常年的2-5倍。相反，西北、华北、华南地区旱情严重。很快，华东地区发生大水灾成为必须面对的事实。恶劣的天气、突发的灾难让崔乃夫寝食难安，他安排救灾司的同志密切关注灾区的情况，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各省民政力量，紧急转移安置灾民并为灾民发放食品、衣物。
当时在民政部救灾司任救灾处处长的张心国很难忘记他们紧张的工作状态，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民政部工作以后，尽管也经历过应对灾害的艰苦工作，但这样大的灾害、这样急迫的任务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在崔乃夫部长、陈虹副部长和司长的领导下，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很少顾及到自己的休息。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市，经济损失高达685亿元，死亡2295人，受灾人口2．2亿，损坏房屋605万间，农作物绝产1800亩，成灾面积1．95亿亩，受灾面积3．15亿亩。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淮河大堤上，紧急搭起的简易棚一眼望不到头。二百多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对灾区情况有着透彻了解的崔乃夫及时总结、分析了这次水灾的三个特点：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且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节，造成两季作物减收，不仅影响灾区群众当前的生活，而且将影响今冬明春的生产和生活；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经济损失是近3年全国平均损失的2倍，救灾任务繁重。崔乃夫肯定地断言，我国华东地区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他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灾区的情况，并在全国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上汇报了灾情和抗洪赈灾的情况。
灾情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老一辈革命家都十分重视，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干部，精心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和由李铁映同志任组长的救灾防疫领导小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精心组织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急灾区之所急，想灾区之所想，千方百计支援灾区人民抗洪救灾。这期间，民政部在崔乃夫部长的领导下，一分一秒地不错过灾情的变化，随时随地关注受灾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及时转移安置灾民，第一时间拨发救灾款物，妥善安排好灾民生活。化工部、林业部、商业部、物资部、能源部、财政部、公安部、农业部、司法部、水利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纷纷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帮助解决困难。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水利部、物资部、商业部、农业部、石化总公司、粮食储备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向灾区下拨各项救灾资金和物资。
崔乃夫注意到，这次抗洪赈灾，党中央、国务院拨付的救灾款物数量大大超过以往受灾的年份，救灾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但由于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灾情严重，再加上百姓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所以还是有很大缺口。他想到了发动社会力量，呼吁全国群众和各界人士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作为政府对灾区救助的一种补充。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民间慈善性质的大规模的募捐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还在刻意回避“慈善”这个词语，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已经于1981年7月成立了；1985年由基督教爱国人士创办的慈善团体——爱德基金会又被批准成立；1988年全国妇联成立旨在帮助困难妇女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9年团中央成立了成功实施“希望工程”这个品牌慈善项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组织的出现都多少得到过崔乃夫的帮助，也引发了他对民间慈善的思考。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崔乃夫一方面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紧急救援，一方面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促成了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支援灾区的呼吁这项面向民间的首次大规模的慈善募捐。
崔乃夫同时想到了接受国际上援助的问题。当时，他已经从我国外交部的同志那里得到了一些国家提出向我国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消息。崔乃夫曾特别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自然灾害的救助的原则与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坚守的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央带领各级政府负起高度责任，动员一切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救灾、重建。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在抗震和救援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得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国家的援助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到1980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人观念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形势严峻。联合国得知中国的灾情后，决定给中国以援助。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在肯定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也做了很大的保留。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接收到联合国救灾署提供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救灾物资。从拒绝到有条件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并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反响积极热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的抗洪赈灾中，崔乃夫特别注意到国际援助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外交部转来的各个国家要求援助中国的信息和外交部的意见，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由中国政府出面，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呼吁是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倡议于1989年4月成立的，其宗旨是通过国际上的一致努力，将世界上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减灾委”的具体工作主要由民政部负责。兼任“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灾区百姓的生活，对大家无疑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风雨同舟” 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一些地方也都有灾, 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连遭台风袭击、 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40天内筹集捐款九千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 不仅没向国家要救灾款, 而且向重灾区捐赠了总价值5923万元的款物。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向灾区捐赠四千多万元。水灾很重的黑龙江、吉林和遭受严重旱灾的江西、山西、陕西、广西等省区 , 不但不向国家提出要求, 而且积极组织向重灾区捐献。江苏省内灾情相对较轻的市、县捐赠现金超过九千万元, 灾情十分严重的河南省本省范围内募捐款也达三千万元。
在捐赠开始的前几天, 各地动作最快的单位都是党政军机关。中央党政军机关在政府呼吁的第二天即开始行动, 捐款1300多万元。时隔两个月,又会同北京市和驻京部队捐赠价值1.5亿元的衣物送到安徽灾区。灾区的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捐献三次、四次, 有的把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捐献出来。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仅是抗洪救灾的生力军, 在救灾捐赠中也充分表现出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精神。他们来不及洗去抗洪救灾的泥水, 又加入捐赠的行列。全军仅通过民政部捐赠现金就达3000万元、 衣被近100万件。
工商业在这次捐赠中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辽河油田11万名职工捐款500万元,许多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开展义务劳动, 捐出超产利润。深圳市58家企业提出“ 超产一成, 为灾区减少一分损失” 的口号, 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
这次救灾捐赠活动, 波及全国的各个角落, 几乎牵动了所有的家庭。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从城市街道到农村乡镇,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子, 不分职业、不分民族, 人人争为灾区做贡献、献爱心。准备结婚的少女献出备用的新衣被, 老人献出了养老金, 儿童捐出了零花钱, 就连残疾人和垂危的病人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钱。当时民政部在西皇城根9号原礼王府的接收点，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有群众排队捐款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元港币买走，所得款项直接公开交给民政部。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这种种情景, 感人至深, 催人泪下,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患难、同甘苦的传统美德。这次抗洪赈灾来自社会的捐赠，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捐赠活动的主体。
为搞好这次接收、发放工作，搞好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洪赈灾，全国组织了四千多个捐赠机构、三万余名工作人员。民政部组织了由一百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灾区急需的物资堆积如山，各重灾省份的工作人员就在民政部现场办公，争分夺秒地将接收的救灾物资调运到灾区一线。
崔乃夫感到了一种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几次说：“在抗洪救灾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抗洪救灾本身，必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崔乃夫也还清楚地记得，此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捐赠更是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救灾援助, 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朝鲜、古巴两国表现尤其突出, 捐赠额占整个外国政府援助的50% , 其中仅古巴政府捐赠物资即达1700 多万美元。巴基斯坦、泰国、缅甸、日本等周边国家态度友好, 捐赠积极。在我国政府发出呼吁后第六天, 泰国政府运送救灾物资的专机即飞抵北京； 缅甸政府除捐赠2000吨大米外, 还破例允许我使馆使用当地华侨捐赠的缅币在其境内购买大米运往国内；日本政府捐赠总值200万美元。亚、非、拉、美的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 态度真诚, 尽力捐赠, 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情谊。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外国政府共捐款1373万美元, 其中46.9% 是港英政府捐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捐赠总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
崔乃夫特别注意到，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 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 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他从中看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和前景。
尤其让崔乃夫感慨并引发了他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支援大陆同胞救灾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慈善组织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澳门、台湾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市民，都踊跃捐款捐物。香港所有慈善组织都积极组织了为支援华东的专项募捐。演艺界人士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于跑马地马场举行“忘我大汇演”大型音乐会，各商家纷纷举行义卖活动，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许多孩子、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香港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全港掀起捐赠救助华东水灾灾区的热潮。澳门各界支援大陆的赈灾募捐十分热烈。在台湾，慈善功德会等慈善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募捐，台视、中视、华视通过各自的“爱心专户”接收邮政划拨捐款。华视与《民生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送爱心到大陆》赈灾晚会。港澳台的赈灾活动与大陆人民支援災区的热潮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御自然灾害的浩大声势。
崔乃夫直到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这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捐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炽烈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崔乃夫还特别注意到，境外慈善组织接收的民间捐款都有捐赠者的意愿的表达，都要求追踪善款的去向、用途，并明确提出这是必须要向捐赠者交待的。我们内地的百姓、各方面的捐赠者其实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崔乃夫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捐赠者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必要的。境外慈善组织有这样透明的运作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注意收好、用好国内外捐赠款物的法律保证、制度保证和严格的工作程序保证，确保不会出问题，但他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以身试法的可能性。他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和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监察、审计部门的工作要紧紧跟上，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各地把灾民吃、穿、住、医的困难解决好，保证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为了做好救灾捐赠工作, 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在呼吁发布之前, 减灾委和民政部就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捐赠工作开始后, 从驻外机构到国内有关部门, 都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负责具体接收工作的单位, 都坚持做到每一笔捐赠款物, 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和发给感谢信；每分配、转拨一笔捐赠款物, 都向受援地区通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额, 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分配捐赠款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察。由于有严格的办事程序和严明的纪律, 使全国四千个捐赠机构、三万多名工作人员做到了有条不紊地投入救灾捐赠工作。2011年3月，华东水灾发生近20年后，我从张心国那里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许多资料，这些无声的资料生动地记载了减灾委、民政部接收捐赠办公室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的情景：抗洪赈灾最紧张的四个月间，他们接收、处理捐款三万多笔、 物资一千多批, 办理文、电、信、函、单据五万多件。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的来龙去脉都像阳光下的道路清清楚楚。当时国家审计署审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减灾委、民政部抗洪赈灾的账目清楚、收支无误, 件件有交待, 事事有着落。
救灾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 是国内外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解决密切相关。“减灾委”、民政部严格遵照国务院的规定, 自始至终坚持了“用于解决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安排灾民生活和灾民重建家园” 的使用范围和及时分配、保证重点的原则。将国内外捐赠的绝大多数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浙江、贵州八个重灾省, 把境外捐赠的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四个省。除物资随时接收随时分配外, 从七月二十日首批境外捐款入账始, 到十月三十一日止, 按国务院确定的比例, 共分配八批捐款, 受援地区也及时下拨捐款捐物, 狠抓使用效益, 并将被救济对象和接受捐助数额张榜公布。对国外大笔捐款, 使用后不仅直接向捐赠者报账, 还将捐赠者的姓名、捐赠数量刻碑铭记, 以示纪念和备考。此举既解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困难, 又满足了捐赠者的心愿。
由于捐赠工作纪律严明、 透明度高, 款物分配及时、 重点突出, 不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且为政府赢得声誉。国内外捐赠者和灾区人民普遍对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感到满意、放心。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埃莎德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 连声称赞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在这项工作中创造了“奇迹”。
阎明复到民政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就遇到了抗洪赈灾这样的大事。那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配合崔乃夫部长积极主动地工作着，激情、热情比起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时没有丝毫的减退。那个时候，港澳台一些慈善组织就是通过他与民政部取得联系的。
1992年5月份，华东水灾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崔乃夫的安排下，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出面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5月3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款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副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保证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香港、澳门捐赠的5亿9千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赠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马万祺先生和方心让先生等代表团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是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时的朋友。他们走一路，交流一路。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元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邨。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的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萌生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想法。
当时在民政部救灾司任救灾处处长的张心国很难忘记他们紧张的工作状态，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民政部工作以后，尽管也经历过应对灾害的艰苦工作，但这样大的灾害、这样急迫的任务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们在崔乃夫部长、陈虹副部长和司长的领导下，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很少顾及到自己的休息。
这次水灾涉及18个省市，经济损失高达685亿元，死亡2295人，受灾人口2．2亿，损坏房屋605万间，农作物绝产1800亩，成灾面积1．95亿亩，受灾面积3．15亿亩。灾情最严重的是安徽、江苏两省，其次是湖北、河南、湖南、四川、浙江、贵州。据当时初步统计，安徽全省受灾人口达48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近70％；因灾死亡267人，农作物受灾面积430多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近70亿元人民币。江苏全省受灾人口达4200多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2％；因灾死亡164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00万公顷，各项直接经济损失90亿元人民币。当时的淮河大堤上，紧急搭起的简易棚一眼望不到头。二百多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正在那里遭受灾难的煎熬。
对灾区情况有着透彻了解的崔乃夫及时总结、分析了这次水灾的三个特点：一是雨期提前，降雨量大且集中，洪水来势猛，持续时间长；二是水灾发生在夏粮收获和秋粮播种的关键时节，造成两季作物减收，不仅影响灾区群众当前的生活，而且将影响今冬明春的生产和生活；三是重灾区过分集中，经济损失是近3年全国平均损失的2倍，救灾任务繁重。崔乃夫肯定地断言，我国华东地区遭受了特大自然灾害。他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灾区的情况，并在全国人大常委第21次会议上汇报了灾情和抗洪赈灾的情况。
灾情发生后，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及老一辈革命家都十分重视，江泽民、李鹏、田纪云和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先后深入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干部，精心部署抗洪救灾工作。成立了由田纪云同志任组长的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和由李铁映同志任组长的救灾防疫领导小组。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领导、精心组织下，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急灾区之所急，想灾区之所想，千方百计支援灾区人民抗洪救灾。这期间，民政部在崔乃夫部长的领导下，一分一秒地不错过灾情的变化，随时随地关注受灾群众的安全和生活，及时转移安置灾民，第一时间拨发救灾款物，妥善安排好灾民生活。化工部、林业部、商业部、物资部、能源部、财政部、公安部、农业部、司法部、水利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及各专业银行纷纷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帮助解决困难。国家计委、财政部、民政部、水利部、物资部、商业部、农业部、石化总公司、粮食储备局等有关部门，先后向灾区下拨各项救灾资金和物资。
崔乃夫注意到，这次抗洪赈灾，党中央、国务院拨付的救灾款物数量大大超过以往受灾的年份，救灾力度之大是空前的。但由于受灾面积大，受灾人口多，灾情严重，再加上百姓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所以还是有很大缺口。他想到了发动社会力量，呼吁全国群众和各界人士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作为政府对灾区救助的一种补充。他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民间慈善性质的大规模的募捐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当时的中国社会尽管还在刻意回避“慈善”这个词语，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这个具有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已经于1981年7月成立了；1985年由基督教爱国人士创办的慈善团体——爱德基金会又被批准成立；1988年全国妇联成立旨在帮助困难妇女的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1989年团中央成立了成功实施“希望工程”这个品牌慈善项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这些组织的出现都多少得到过崔乃夫的帮助，也引发了他对民间慈善的思考。1991年华东水灾发生后，崔乃夫一方面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积极组织紧急救援，一方面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促成了以政府的名义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支援灾区的呼吁这项面向民间的首次大规模的慈善募捐。
崔乃夫同时想到了接受国际上援助的问题。当时，他已经从我国外交部的同志那里得到了一些国家提出向我国受灾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消息。崔乃夫曾特别研究过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自然灾害的救助的原则与方式。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我们的党和政府一直坚守的就是“自力更生”的原则，中央带领各级政府负起高度责任，动员一切政治和行政的力量救灾、重建。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7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致电中国政府总理华国锋时说，联合国将为减少这场灾难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做出努力。同时，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向中国政府公开表达了援助的意向。在抗震和救援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得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国家的援助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拒绝。
到1980年，已经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人观念意识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一年夏季，中国北方地区出现3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旱情，近2亿亩农田因缺水几乎绝产。长江流域则因连续暴雨浸于洪水之中，形势严峻。联合国得知中国的灾情后，决定给中国以援助。外交部与民政部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接受联合国救灾署援助的请示》，很快得到了批准。但在肯定可以适当争取联合国救灾署的援助的同时，还特别强调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援助物资必须经由联合国救灾署发放给中国。在向联合国报告灾情时，也做了很大的保留。尽管这样，中国政府还是接收到联合国救灾署提供的超过两千万美元的救灾物资。从拒绝到有条件接受国际援助，中国毕竟还是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火灾，导致5万多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面对灾情，中国政府同意中国红十字会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并成立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中国红十字会的呼吁反响积极热烈，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了大量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为中国的抗灾赈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8年，国务院出台新政策，明确规定如遇重大灾情时，可以主动接受各友好国家、地区、组织及个人的捐赠。
1991年的抗洪赈灾中，崔乃夫特别注意到国际援助问题，他仔细分析了外交部转来的各个国家要求援助中国的信息和外交部的意见，及时向国务院报送了“由中国政府出面，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的申请。中国政府随即果断作出向国际社会呼吁紧急救灾援助的决策。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1991年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呼吁是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的名义发出的。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是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倡议于1989年4月成立的，其宗旨是通过国际上的一致努力，将世界上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到最低限度。“减灾委”的具体工作主要由民政部负责。兼任“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的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对于发生灾难后的国际救援，从1976年的拒绝接受到1980年的被动接受，再到1987年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请求，直到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直接呼吁国际社会加以救助。中国救灾的外援之路经历了封闭、半封闭、开启、主动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逐步完成的。
中国政府态度的坦诚、中国政策的透明，博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增强了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灾区百姓的生活，对大家无疑是件好事。
中国政府面向民间、面向国际社会的救援呼吁，都得到了及时热烈的响应。
崔乃夫很难忘记当时那些感人肺腑的场景。全国各地各民族群众、各级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人士，心系灾区，情暖灾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同时广泛开展义演、义卖、义诊等形式多样的捐赠活动，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捐赠热潮。“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风雨同舟” 的标语口号到处可见。
当时我们国家除华东水灾重灾区外的一些地方也都有灾, 但这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顾全大局,克服自己的困难，积极支援重灾省。广东省在连遭台风袭击、 救灾任务繁重的情况下, 40天内筹集捐款九千多万元；上海市遭受洪灾后, 不仅没向国家要救灾款, 而且向重灾区捐赠了总价值5923万元的款物。地处偏远、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向灾区捐赠四千多万元。水灾很重的黑龙江、吉林和遭受严重旱灾的江西、山西、陕西、广西等省区 , 不但不向国家提出要求, 而且积极组织向重灾区捐献。江苏省内灾情相对较轻的市、县捐赠现金超过九千万元, 灾情十分严重的河南省本省范围内募捐款也达三千万元。
在捐赠开始的前几天, 各地动作最快的单位都是党政军机关。中央党政军机关在政府呼吁的第二天即开始行动, 捐款1300多万元。时隔两个月,又会同北京市和驻京部队捐赠价值1.5亿元的衣物送到安徽灾区。灾区的党政机关干部有的捐献三次、四次, 有的把一个月、两个月的工资捐献出来。
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仅是抗洪救灾的生力军, 在救灾捐赠中也充分表现出人民军队爱人民的精神。他们来不及洗去抗洪救灾的泥水, 又加入捐赠的行列。全军仅通过民政部捐赠现金就达3000万元、 衣被近100万件。
工商业在这次捐赠中同样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辽河油田11万名职工捐款500万元,许多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开展义务劳动, 捐出超产利润。深圳市58家企业提出“ 超产一成, 为灾区减少一分损失” 的口号, 并将其变为实际行动。
这次救灾捐赠活动, 波及全国的各个角落, 几乎牵动了所有的家庭。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 从城市街道到农村乡镇,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天真烂漫的孩子, 不分职业、不分民族, 人人争为灾区做贡献、献爱心。准备结婚的少女献出备用的新衣被, 老人献出了养老金, 儿童捐出了零花钱, 就连残疾人和垂危的病人也捐出了仅有的一点钱。当时民政部在西皇城根9号原礼王府的接收点，每天天还没有亮，就已经有群众排队捐款了。著名画家吴冠中在募捐开始时就捐献了自己精心挑选的水墨画《老墙》，拍卖时很快被一位香港人士以50万元港币买走，所得款项直接公开交给民政部。这在当时是国内个人捐款的最高额。随后，北京的民营企业家李晓华捐款100万元。 这种种情景, 感人至深, 催人泪下, 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共患难、同甘苦的传统美德。这次抗洪赈灾来自社会的捐赠，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捐赠活动的主体。
为搞好这次接收、发放工作，搞好这次规模空前的抗洪赈灾，全国组织了四千多个捐赠机构、三万余名工作人员。民政部组织了由一百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班子，大家都夜以继日地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捐赠的灾区急需的物资堆积如山，各重灾省份的工作人员就在民政部现场办公，争分夺秒地将接收的救灾物资调运到灾区一线。
崔乃夫感到了一种蕴藏在民间的巨大力量，他几次说：“在抗洪救灾中，人民群众焕发出来的团结精神，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精神，军民之间的鱼水之情，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抗洪救灾本身，必将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崔乃夫也还清楚地记得，此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捐赠更是络绎不绝。这次国际救灾援助, 参与国多达60个。还有一些国家驻华使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捐赠。朝鲜、古巴两国表现尤其突出, 捐赠额占整个外国政府援助的50% , 其中仅古巴政府捐赠物资即达1700 多万美元。巴基斯坦、泰国、缅甸、日本等周边国家态度友好, 捐赠积极。在我国政府发出呼吁后第六天, 泰国政府运送救灾物资的专机即飞抵北京； 缅甸政府除捐赠2000吨大米外, 还破例允许我使馆使用当地华侨捐赠的缅币在其境内购买大米运往国内；日本政府捐赠总值200万美元。亚、非、拉、美的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 态度真诚, 尽力捐赠, 表现了对中国人民的一片情谊。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外国政府共捐款1373万美元, 其中46.9% 是港英政府捐赠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德国、新西兰等国家捐赠总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
崔乃夫特别注意到，这次国际上的援助，各国民间慈善组织的捐赠金额超过各国政府的捐款, 总数达到2683万美元, 占国外援助款数的66.1%。他从中看到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力量和作用，也想到了我们国家“小政府大社会”的趋势和前景。
尤其让崔乃夫感慨并引发了他深入思考的是，我国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对支援大陆同胞救灾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和慈善组织在其间发挥的重要作用。
香港、澳门、台湾从知名人士到普通市民，都踊跃捐款捐物。香港所有慈善组织都积极组织了为支援华东的专项募捐。演艺界人士拍摄电影《豪门夜宴》，并于跑马地马场举行“忘我大汇演”大型音乐会，各商家纷纷举行义卖活动，为水灾灾民筹集善款。许多孩子、小学生举着自己珍爱的扑满到香港新华分社，兴奋地砸开扑满，把自己多年积攒的钱捐给华东水灾的灾民，全港掀起捐赠救助华东水灾灾区的热潮。澳门各界支援大陆的赈灾募捐十分热烈。在台湾，慈善功德会等慈善组织组织了大规模的慈善募捐，台视、中视、华视通过各自的“爱心专户”接收邮政划拨捐款。华视与《民生报》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送爱心到大陆》赈灾晚会。港澳台的赈灾活动与大陆人民支援災区的热潮遥相呼应，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御自然灾害的浩大声势。
崔乃夫直到20年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数字：从1991年7月11日至12月31日，中国共接受境内外捐款物合计23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正常年份灾民生活救济费的2.3倍，其中近四成来自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这次募捐活动范围之广、参捐之众、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捐款之巨都是空前的，充分体现了炎黄子孙炽烈的民族感情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崔乃夫还特别注意到，境外慈善组织接收的民间捐款都有捐赠者的意愿的表达，都要求追踪善款的去向、用途，并明确提出这是必须要向捐赠者交待的。我们内地的百姓、各方面的捐赠者其实也有一种担心，就是这些款物会不会被截留、贪污、挪用。崔乃夫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捐赠者有这样的要求是对的、必要的。境外慈善组织有这样透明的运作方式也是值得借鉴的。他非常注意收好、用好国内外捐赠款物的法律保证、制度保证和严格的工作程序保证，确保不会出问题，但他也不能排除个别人以身试法的可能性。他特别要求，各级领导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廉政建设，防止和避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巩固和发展已有的成果。监察、审计部门的工作要紧紧跟上，加强监督检查，保证各地把灾民吃、穿、住、医的困难解决好，保证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为了做好救灾捐赠工作, 在崔乃夫部长的安排下，在呼吁发布之前, 减灾委和民政部就联合有关部门制定了接收、处理救灾捐赠的详细办事规程。捐赠工作开始后, 从驻外机构到国内有关部门, 都严格按照规程办事。负责具体接收工作的单位, 都坚持做到每一笔捐赠款物, 当场向捐赠者开具收据和发给感谢信；每分配、转拨一笔捐赠款物, 都向受援地区通报捐赠者的姓名和数额, 并向捐赠者通报款物去向；分配捐赠款还通过新闻媒介向社会公布。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察。由于有严格的办事程序和严明的纪律, 使全国四千个捐赠机构、三万多名工作人员做到了有条不紊地投入救灾捐赠工作。2011年3月，华东水灾发生近20年后，我从张心国那里看到他保存完好的许多资料，这些无声的资料生动地记载了减灾委、民政部接收捐赠办公室一百多名工作人员当时工作的情景：抗洪赈灾最紧张的四个月间，他们接收、处理捐款三万多笔、 物资一千多批, 办理文、电、信、函、单据五万多件。每一笔捐款、每一批物资的来龙去脉都像阳光下的道路清清楚楚。当时国家审计署审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减灾委、民政部抗洪赈灾的账目清楚、收支无误, 件件有交待, 事事有着落。
救灾捐赠款物如何分配使用, 是国内外最为关心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党和政府的形象、灾区群众生活和生产困难的解决密切相关。“减灾委”、民政部严格遵照国务院的规定, 自始至终坚持了“用于解决紧急抢救、转移安置、安排灾民生活和灾民重建家园” 的使用范围和及时分配、保证重点的原则。将国内外捐赠的绝大多数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四川、湖南、浙江、贵州八个重灾省, 把境外捐赠的款物集中分配给安徽、江苏、河南、浙江四个省。除物资随时接收随时分配外, 从七月二十日首批境外捐款入账始, 到十月三十一日止, 按国务院确定的比例, 共分配八批捐款, 受援地区也及时下拨捐款捐物, 狠抓使用效益, 并将被救济对象和接受捐助数额张榜公布。对国外大笔捐款, 使用后不仅直接向捐赠者报账, 还将捐赠者的姓名、捐赠数量刻碑铭记, 以示纪念和备考。此举既解决了灾区人民的生活困难, 又满足了捐赠者的心愿。
由于捐赠工作纪律严明、 透明度高, 款物分配及时、 重点突出, 不仅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而且为政府赢得声誉。国内外捐赠者和灾区人民普遍对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感到满意、放心。联合国救灾署特使埃莎德考察安徽、江苏、河南灾区使用国际援助情况后, 连声称赞中国政府和救灾官员在这项工作中创造了“奇迹”。
阎明复到民政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就遇到了抗洪赈灾这样的大事。那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配合崔乃夫部长积极主动地工作着，激情、热情比起他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时没有丝毫的减退。那个时候，港澳台一些慈善组织就是通过他与民政部取得联系的。
1992年5月份，华东水灾的灾后重建和恢复生产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崔乃夫的安排下，由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和安徽、江苏两省出面邀请，由港、澳捐赠者代表和慈善组织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到大陆考察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实情。代表团一行52人，团长是马万祺先生，副团长有香港的方心让先生、宗光耀先生等。5月3日，代表团到达北京。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同志亲切会见了代表团一行。田纪云副总理在对代表团全体成员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救灾款物的使用。他说，国家审计署对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民政部接收、处理捐赠款物的审计结论是：承办接收、分配救灾款项的工作制度很健全，手续严格、账目清楚、凭证齐备、账实相符。公布的接收、处理的救灾款物与实际情况一致。从各地审计部门已经审计完的情况看，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田纪云副总理说，各有关方面，对捐赠款物的接收、分配、使用，建立了专门的账目和严格的交接手续。对捐赠款物做到了件件有着落、事事有交代，并通过报刊公布于众。审计部门进行跟踪审计。基层发放救灾款物，都经过群众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查、县乡政府批准并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田纪云副总理还指出：“当然，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对个别以身试法的人，一经查出，就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及其他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保证救灾款物切实用在灾民身上，发到灾民手中。”
民政部的崔乃夫部长对考察团详细地介绍了香港、澳门捐赠的5亿9千万元人民币的救灾款物分配到各受灾省份的情况。会见现场还有一份捐款分配的详细材料发给了考察团的每一位成员。崔部长还向代表团团长马万祺先生赠送了《中国战洪图》画册。
考察团这次对灾区的考察历时5天，崔部长安排阎明复副部长全程陪同。马万祺先生和方心让先生等代表团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是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时的朋友。他们走一路，交流一路。
考察团走过安徽、江苏灾区时，当地百姓都是眼含热泪地欢迎他们，情感特别真诚。阎明复当时不止一次对代表团说：“灾民们不把你们当客人看待，他们把你们当亲人，当兄弟姐妹，患难与共，真正表现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安徽的周桥村是港澳代表团考察的一个重灾区，代表团当时见到的是一个美丽的新村。周桥村位于安徽合肥市西南面丰乐河边，1991年的水灾全村都被大水淹没，冲毁房屋1400余间。灾后重建的新村将原来28个自然村庄规划为5个新村居民点，建设新房68栋，命名为周桥新村。这个新村是用香港新界乡议局捐赠的150万元港币建设的。接下来，代表团又考察了安徽的三河镇和巢湖市的湖光灾民新邨。港澳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当地百姓极为热烈的欢迎，随团的一位澳门日报记者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考察团成员在抵达三河镇前一天，观看过去年水灾的录像，三河镇天主堂顶的十字架孤立在洪水中的影像仍萦绕脑际。然而，当考察团车队徐徐驶进三河镇的时候，上一年的滔滔洪水，此时化作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热潮。”
考察团的每一个成员对所到之处的灾民那真是关怀备至，阎明复当时认为，与其说代表团是来考察捐款如何使用的，不如说他们是带着骨肉同胞之情来慰问灾民，来关心灾民的生活，来表达港澳同胞对灾区人民的情意的。
在此期间，阎明复对我国港澳地区慈善组织的作用、慈善事业的发展，港澳地区居民、各界人士自觉的慈善意识有了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会，并开始萌生在中国大陆建立慈善组织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