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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遵照中共中央的命令，西渡黄河作战，5个月后大部分被马家军歼灭，这支部队史称西路军。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长期被掩盖，西路军指战员受到了长达几十年的不公正的待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西路军的历史逐步走出“禁区”，还原了其本来面目，为广大的西路军指战员正了名，给出了公正评价。
一、西路军指战员受到不公正待遇
西路军指战员为何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它遭到了失败。西路军21800名指战员在河西走廊血战188天，在前无救兵，后无援兵的困境中，7000多名将士牺牲,其中军以上干部13人，团以上160多人；9000多人不幸被俘，其中有56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5800多人历经艰险回到家乡或流落西北各地，这个结果是我军历史上曾经难以启齿的一次重大失败。二是长期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这个观点，来源于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由于这个结论的出台，西路军与张国焘似乎有了必然的联系，尽管此时西路军还在永昌、山丹作战。1937年3月4日，西路军还在张掖临泽县的三道柳沟浴血奋战时，中央书记处发出对西路军今后工作的指示电，指责：“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①3月1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已、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②在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央两次电令都把西路军的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
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10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就在全党揭批张国焘时，共产国际不同意当时批判张国焘，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失败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并于3月22日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③应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是积极、慎重、顾全大局的。可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吸纳这个意见，而是坚持将西路军与张国焘捆绑在一起。加之后来张国焘叛党，更给西路军征战史蒙上了张国焘路线的阴影，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建国后。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从这段文字中反映出的基本看法，就是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这个“定论”的影响力太大了。
这就使西路军幸存的指战员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二、西路军的历史真实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之5军、9军、30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与盘踞甘肃、青海两省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作战。后因时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西进、东返每一步都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行动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有大量的电文可证明。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全部归结为 “张国焘路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确定往西北发展、打通苏联的战略意图。10月10日，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11日，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正式下达宁夏战役计划（《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一月内做好各项攻取宁夏的准备，并安排红四方面军之30军准备造船事宜。
1936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援助的约550吨至600吨物资用150辆汽车分两次送到指定地点，中国红军必须派“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货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10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红30军先行渡河占领西岸枢纽阵地。10月24日晚，红30军从靖远县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家军的河防阵地。10月26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9军渡河，电文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④27日晨，9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成。30日，负责警戒的红5军奉命渡河。渡河部队很快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
11月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并军委请示行动方针。11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⑤继续着眼于河东红军破敌后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共同夺取宁夏。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1）在严寒和沙漠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⑥ 11月8日，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制定《作战新计划》，命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指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⑦ 11月11日，过河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向凉州进发，转战河西走廊。以上可见，打通苏联是中央的意图，因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及苏联改变援助物资供应地点，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向西征战，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更不能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西进东返、浴血奋战。西路军继一条山、古浪之战后，按中央命令西进永昌、山丹。这时，中央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河西会合的假象，配合河东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就在西路军奉命组建山、永根据地时，“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又令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准备调动部队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⑧西路军再次西进，抵达临泽、高台。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陷，临泽倪家营仗打得异常艰苦，兵员物资损耗很大，又无补充。无奈之下，西路军总指挥部按中央意见自救东返，于1月23日突围到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1月27日，歼灭追敌宪兵团，准备继续东进。但敌人在东边布防严密，东进困难较大，西路军总部决定暂返倪家营再寻机东进。这时，中央令西路军在倪家营固守50天，策应国共和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处于困境的西路军以大局为重，取消寻机东返的计划坚守倪家营。此时正是寒冬季节，战士们在零下二、三十度气温下穿着单衣，赤着脚板，饿着肚子与敌血战，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了崇高的目标，每个人都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3月11日晚，西路军在三道柳沟血战12昼夜后突围到梨园口，敌骑兵接踵而至，指战员们前仆后继，顽强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30军264团全部拼光，263团大部损失……。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向祁连山转移，主动坚守山口两翼，阻击敌人。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征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余部就地坚持游击的决定。李卓然、李先念率30军余部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率9军余部游击。张荣率总部特务团一部、妇女团余部、伤病号及总部教导队游击。在游击中，张荣及大部分同志牺牲,许多战士被俘, 王树声、朱良才、方强等历经艰险回到延安。李卓然、李先念率420多人抵达星星峡，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后回延安。
至于说西路军“与回民关系恶劣，引起回民到处反对，致使西路军遭受失败”，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西路军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作战，除“二马”部队的部分人员之外，河西走廊的人民群众基本都是汉族，回民并不多。“西路军所到之处，建立过许多苏维埃政权，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地方群众的支持、拥护和救助。就是与马家军中回族官兵的关系，也并非全都‘极恶劣’。由于对马步青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西路军过凉州（今武威）时未受阻击，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将士也未曾遭到马步青部的杀害。在土门战斗中，马步青工兵营投诚西路军，其回族营长马有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任命为西路军回民支队副司令，直到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⑨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在河西作战中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牵制国民党10万之众，毙伤马敌25000余人，配合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作战，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功不可没。
三、西路军问题的澄清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没了，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发现了中央军委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这些电文的发现，给西路军奉中央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物资接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向西进发，血战河西走廊提供了历史依据。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对西路军问题现有的定性、定位很不妥的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1981年3月朱玉又写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随后，以鲜明的观点写了《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论述自己的观点。这两篇文章虽没有公开发表，却引起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西路军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这样，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揭开。
随后，邓小平安排当年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查阅有关西路军的电文。李先念按照邓小平的批示，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同时，陈云先后两次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他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⑩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李先念的《说明》之后，1986年，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写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血战河西走廊”，全面具体地叙述了西路军的西征经过，并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陈铁健撰写了《论西路军》，刊在《历史研究》杂志，文章进一步揭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引起党内高层的反应。说明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随后，人民出版社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注释这样写道:“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卷）》的修改，标志西路军沉冤多年的历史终于得到了澄清。
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615、329、369、387、512页。
③《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原书注：“文件上有Г·季米特洛夫的签署。”
⑥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82页。
⑨ 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时的可贵态度和正确意见》，刊《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⑩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西路军西征史资料》第173页，《1983年2月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给中央的说明》一文。
一、西路军指战员受到不公正待遇
西路军指战员为何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它遭到了失败。西路军21800名指战员在河西走廊血战188天，在前无救兵，后无援兵的困境中，7000多名将士牺牲,其中军以上干部13人，团以上160多人；9000多人不幸被俘，其中有56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5800多人历经艰险回到家乡或流落西北各地，这个结果是我军历史上曾经难以启齿的一次重大失败。二是长期将西路军的失败归结为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这个观点，来源于1936年12月毛泽东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指出:“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由于这个结论的出台，西路军与张国焘似乎有了必然的联系，尽管此时西路军还在永昌、山丹作战。1937年3月4日，西路军还在张掖临泽县的三道柳沟浴血奋战时，中央书记处发出对西路军今后工作的指示电，指责：“西路军的领导者没有依靠自己力量战胜一切困难，消灭敌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信心因而扫地，希望寄托在外力的援助上；同时，对群众的关系上，特别是回民的关系与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中央认为西路军领导者的这种错误，是同过去四方面军成立第二中央时，采取右倾的退却机会主义，因此遇到新困难时，又发生这种错误。”①3月17日，中央致电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你们应以主动的游击战争，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反对过去靠人而不靠已、被动而非主动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领导一贯违反中央及军委指示，致陷西路军于今日地位。你们应该坚决反对此种错误路线，而在新的精神上执行主动的依靠自己与群众力量的方针。”②在西路军面临绝境时，中央两次电令都把西路军的败局与过去张国焘擅令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的错误相提并论，严厉谴责西路军领导人的所谓“机会主义的路线”和“一贯反中央及军委指示”的行为。
西路军兵败不久，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在全党全军展开，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四方面军大批干部被整肃，并发生以许世友（时任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为“主谋”的所谓“抗大反革命暴乱案”，数10名高级将领被公审判刑。就在全党揭批张国焘时，共产国际不同意当时批判张国焘，不同意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失败责任加在张国焘头上，并于3月22日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认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的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③应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态度是积极、慎重、顾全大局的。可是，中共中央并没有吸纳这个意见，而是坚持将西路军与张国焘捆绑在一起。加之后来张国焘叛党，更给西路军征战史蒙上了张国焘路线的阴影，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建国后。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从这段文字中反映出的基本看法，就是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最后破产的产物；组织西路军渡黄河西进，是“张国焘命令”的。这个“定论”的影响力太大了。
这就使西路军幸存的指战员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
二、西路军的历史真实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之5军、9军、30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与盘踞甘肃、青海两省的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部作战。后因时局变化，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终因寡不敌众，兵败祁连。西路军从形成到失败，西进、东返每一步都是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行动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于这一点有大量的电文可证明。将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和责任全部归结为 “张国焘路线”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为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确定往西北发展、打通苏联的战略意图。10月10日，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10月11日，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正式下达宁夏战役计划（《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一月内做好各项攻取宁夏的准备，并安排红四方面军之30军准备造船事宜。
1936年10月18日，共产国际电告中共中央，援助的约550吨至600吨物资用150辆汽车分两次送到指定地点，中国红军必须派“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货和担负沿途保护责任”。10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红30军先行渡河占领西岸枢纽阵地。10月24日晚，红30军从靖远县虎豹口强渡成功，一举突破马家军的河防阵地。10月26日凌晨，中央军委同意9军渡河，电文称：“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④27日晨，9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渡河完成。30日，负责警戒的红5军奉命渡河。渡河部队很快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
11月2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向红军总部并军委请示行动方针。11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⑤继续着眼于河东红军破敌后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主力共同夺取宁夏。同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1）在严寒和沙漠环境之下，你们派数千红军到外蒙边境护送运输是不可能的；（2）日本飞机有对红军及汽车轰炸的可能；（3）有引起日本与苏联严重冲突的可能。因此，现在已经决定目前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们将大约一千吨物资运到哈密，你们能不能占领甘肃西部前来接运？”⑥ 11月8日，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制定《作战新计划》，命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指苏联）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⑦ 11月11日，过河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改称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向凉州进发，转战河西走廊。以上可见，打通苏联是中央的意图，因敌情发生重大变化及苏联改变援助物资供应地点，宁夏战役计划被迫终止，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向西征战，并非张国焘个人所为，更不能认为西路军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西进东返、浴血奋战。西路军继一条山、古浪之战后，按中央命令西进永昌、山丹。这时，中央电示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河西会合的假象，配合河东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就在西路军奉命组建山、永根据地时，“西安事变”爆发，中央又令西路军东返，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路军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准备调动部队东返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央军委致电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⑧西路军再次西进，抵达临泽、高台。1937年1月20日高台失陷，临泽倪家营仗打得异常艰苦，兵员物资损耗很大，又无补充。无奈之下，西路军总指挥部按中央意见自救东返，于1月23日突围到张掖西洞堡、龙首堡一带。1月27日，歼灭追敌宪兵团，准备继续东进。但敌人在东边布防严密，东进困难较大，西路军总部决定暂返倪家营再寻机东进。这时，中央令西路军在倪家营固守50天，策应国共和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处于困境的西路军以大局为重，取消寻机东返的计划坚守倪家营。此时正是寒冬季节，战士们在零下二、三十度气温下穿着单衣，赤着脚板，饿着肚子与敌血战，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为了崇高的目标，每个人都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3月11日晚，西路军在三道柳沟血战12昼夜后突围到梨园口，敌骑兵接踵而至，指战员们前仆后继，顽强搏击。梨园口内，战马嘶鸣，白刃交加，血肉横飞，战况极为惨烈。当天，30军264团全部拼光，263团大部损失……。妇女抗日先锋团的女战士为掩护大部队向祁连山转移，主动坚守山口两翼，阻击敌人。
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召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徐向前、陈昌浩离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征情况，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余部就地坚持游击的决定。李卓然、李先念率30军余部游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随此支队行动。王树声率9军余部游击。张荣率总部特务团一部、妇女团余部、伤病号及总部教导队游击。在游击中，张荣及大部分同志牺牲,许多战士被俘, 王树声、朱良才、方强等历经艰险回到延安。李卓然、李先念率420多人抵达星星峡，得到党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后回延安。
至于说西路军“与回民关系恶劣，引起回民到处反对，致使西路军遭受失败”，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西路军与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作战，除“二马”部队的部分人员之外，河西走廊的人民群众基本都是汉族，回民并不多。“西路军所到之处，建立过许多苏维埃政权，许多方面都得到了地方群众的支持、拥护和救助。就是与马家军中回族官兵的关系，也并非全都‘极恶劣’。由于对马步青有成效的统战工作，西路军过凉州（今武威）时未受阻击，西路军失败后，被俘的将士也未曾遭到马步青部的杀害。在土门战斗中，马步青工兵营投诚西路军，其回族营长马有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任命为西路军回民支队副司令，直到1937年3月在临泽县梨园口战斗中牺牲。”⑨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但在河西作战中坚决执行中央命令，牵制国民党10万之众，毙伤马敌25000余人，配合河东主力红军和友军作战，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功不可没。
三、西路军问题的澄清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没了，历史被改变了模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事情出现了转机。
20世纪80年代初，朱玉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发现了中央军委命令四方面军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这些电文的发现，给西路军奉中央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物资接济，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向西进发，血战河西走廊提供了历史依据。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朱玉在史学界首次提出对西路军问题现有的定性、定位很不妥的看法。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了《“西路军”疑》一文，就西路军西渡黄河、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拒绝东返等问题提出疑问，向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不久，这篇文章被报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西路军问题极为重视，他将此文批给李先念研究。1981年3月朱玉又写了《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用大量的事实和电报论证红四方面军的渡河，完全是根据中央的要求和中央军委的命令。随后，以鲜明的观点写了《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论述自己的观点。这两篇文章虽没有公开发表，却引起了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史学界也开始关注西路军问题，并进行深入研究。这样，西路军问题的盖子被悄然揭开。
随后，邓小平安排当年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查阅有关西路军的电文。李先念按照邓小平的批示，开始组织研究西路军问题。同时，陈云先后两次同李先念谈西路军问题，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他指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大量历史档案，于1983年初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说明》指出:“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⑩
1983年1月5日，陈云看过《说明》及所附几十件电报后，委托秘书转告李先念办公室说，可送小平同志。同年3月8日，陈云又就西路军问题致信李先念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1983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不久，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部存档。”陈云的建议，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的批示，从根本性质上正确地解决了西路军的历史问题，为澄清西路军的历史真相迈出了不可逆转的第一步。
李先念的《说明》之后，1986年，曾任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写了《历史的回顾》一书。作为对西路军最有发言权的亲历者，徐帅在书中辟专章“血战河西走廊”，全面具体地叙述了西路军的西征经过，并总结了西路军失败的历史教训。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陈铁健撰写了《论西路军》，刊在《历史研究》杂志，文章进一步揭示西路军的历史真相，引起党内高层的反应。说明西路军问题在史学界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
史学界对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央军委之命？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于1991年7月8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1982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1983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央军委命令’几个字”。随后，人民出版社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关于西路军的叙述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注释这样写道:“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卷）》的修改，标志西路军沉冤多年的历史终于得到了澄清。
注释：
①②④⑤⑦⑧《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7、615、329、369、387、512页。
③《档案资料丛书》第十五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原书注：“文件上有Г·季米特洛夫的签署。”
⑥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82页。
⑨ 董汉河：《共产国际对西路军的重大影响——兼论共产国际对西路军失败时的可贵态度和正确意见》，刊《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9期。
⑩中共张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西路军西征史资料》第173页，《1983年2月李先念同志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给中央的说明》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