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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苏联专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专家要求参加党委会，是不会被同意的，只能在会后被传达相关内容。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代。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另一张是由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的。当时社会秩序失控，打砸抢之风蔓延全国，大卫对于暴力行为，对于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之类的“左倾机会主义”表示担忧。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抄给了毛。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
这些外国专家的国籍分布很广，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智利、委内瑞拉等国，还有一些非洲专家。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的情况也有各种不同。有一些1949年前就来中国，他们大多怀抱革命理想，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战争岁月，受到各种程度的考验。如马海德1936年就跟斯诺一起到保安，他是医疗专家，是根据地特别急需的人才，所以当时就留在了陕北，为了保护他，斯诺书中未透露他的行踪。马海德深获中共高层信任，毛本人对他也特别亲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到过广州，国共分裂后与鲍罗廷等人一起坐吉普车经蒙古返回苏联，后来又几次来中国，1958年以72岁高龄来到新中国定居，是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S”中唯一一位终老中国的“S”，她是广义上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是写作。路易·艾黎1927年来中国，抗日战争中积极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爱泼斯坦两岁时就随父母从波兰到天津定居，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他和后来成为其夫人的英国人邱茉莉都被日本人关过香港的集中营。德国大夫汉斯·米勒1939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阳早是位美国农学家，他1946年到延安，在中共最早的农场工作。他的妻子寒春在美国学习核物理学，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她于1948年到中国，次年春在延安的窑洞与阳早结婚，转型成为农业机械和畜牧业专家。寒春的哥哥韩丁1945年到中国，当时他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的分析员，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在当地，与毛泽东结识。1947年韩丁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再次到中国，在河北冀州市为解放区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才，并曾执教于北方大学，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随学校的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亲历土改，写出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丁于1953年返回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1971年后再度往来于中美之间。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1940年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伊莎贝尔相识相恋，1947年两人到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调查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农民中间生活了半年，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离开十里店之后，他们应邀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外事学校帮中共培养外语人才，这个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收集的资料后来写成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书—《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
解放后来中国的专家，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由本国党派到中国来的;有的想在本国革命，到中国来取经，如委内瑞拉的专家;有的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逃到中国来避难，像智利闹独裁时的情况;有的是为了理想，认为苏联不行，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也有的是为自己找出路，发挥某一方面的专才，其中又以语言专家为多。
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这些外国专家的工作单位很分散，如新华社、国家广播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外文局、外文出版社、高校、医院、科研机构，个别的如阳早、寒春在郊区农场，所以，这些人的孤独感是很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感，了解中国社会和建设发展情况，也为了相互沟通获得友谊，这些外国人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共同探讨政治理论，提出问题，交流信息。这些学习小组每星期聚会一次，一般在周六下午，这也正是中国同事政治学习的时间。
这些活动，尽管有很大的好处，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说个别人始终无法融入任何群体，如杨宪益夫妇不被信任，苦闷得整天喝酒，也请一些敢于去的中国人到家里喝酒，因此更引起怀疑，就是一般的外国专家，也明显感觉到在他们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人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高墙。阳早他们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宣传的主要是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其实他们想表达的主要是对被隔离的不满，认为这种隔离把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道路”。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外国专家（包括已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专家”）受冲击，其中被投入监牢的，除我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艾培夫妇和柯鲁克，1973年三八节周总理向外国专家道歉时，除我之外，其他人都已被释放，而我也始终没有受到体罚。可见，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
我注意到，这些外国专家作为群体来说，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这就是犹太人的比例极高。我本人，艾培，夏庇若，沙博里，艾德勒，米勒，奥地利大夫弗莱，都是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有的犹太人为保护自己，不敢公开民族身份。我们电台有位智利专家，负责西班牙文的翻译工作。他来之前，我跟一位智利朋友聊天，说从姓氏来看，将要到来的这位专家是个犹太人，对方说不是不是，我认识他们全家，他们家信基督教，不是犹太人。在中国工作两年之后，这位专家要回国了，他在一家新疆饭店请客，站起来敬酒时说，我现在要发表一个声明，我的智利朋友一定会大出意外：我是犹太人。我以前在哪儿也没说过这个事，现在来到一个对犹太人没有歧视的地方，我就敢于说出这个事实。原来，他们家是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从奥地利移民到智利的，到智利后，装作信基督教，没有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家族在智利经营五金店，很成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不歧视犹太人。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观念，这是很特别的。
（摘自李敦白口述，徐秀丽编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专家要求参加党委会，是不会被同意的，只能在会后被传达相关内容。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代。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另一张是由一位在西安外语学院工作的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于1967年3月10日写的。当时社会秩序失控，打砸抢之风蔓延全国，大卫对于暴力行为，对于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之类的“左倾机会主义”表示担忧。西安市政府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他将这张大字报抄给了毛。毛泽东阅后作了批示，认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
这些外国专家的国籍分布很广，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智利、委内瑞拉等国，还有一些非洲专家。外国专家到中国来的情况也有各种不同。有一些1949年前就来中国，他们大多怀抱革命理想，参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起经历了战争岁月，受到各种程度的考验。如马海德1936年就跟斯诺一起到保安，他是医疗专家，是根据地特别急需的人才，所以当时就留在了陕北，为了保护他，斯诺书中未透露他的行踪。马海德深获中共高层信任，毛本人对他也特别亲近。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到过广州，国共分裂后与鲍罗廷等人一起坐吉普车经蒙古返回苏联，后来又几次来中国，1958年以72岁高龄来到新中国定居，是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三S”中唯一一位终老中国的“S”，她是广义上的外国专家，主要工作是写作。路易·艾黎1927年来中国，抗日战争中积极倡导工业合作运动，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爱泼斯坦两岁时就随父母从波兰到天津定居，抗日战争中积极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他和后来成为其夫人的英国人邱茉莉都被日本人关过香港的集中营。德国大夫汉斯·米勒1939年到延安，参加八路军。阳早是位美国农学家，他1946年到延安，在中共最早的农场工作。他的妻子寒春在美国学习核物理学，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工作，她于1948年到中国，次年春在延安的窑洞与阳早结婚，转型成为农业机械和畜牧业专家。寒春的哥哥韩丁1945年到中国，当时他是美国战争情报处的分析员，国共重庆谈判时他在当地，与毛泽东结识。1947年韩丁随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再次到中国，在河北冀州市为解放区培养出第一代农机人才，并曾执教于北方大学，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随学校的土改工作队到山西省潞城县张庄村亲历土改，写出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韩丁于1953年返回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1971年后再度往来于中美之间。大卫·柯鲁克是英国人，1940年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伊莎贝尔相识相恋，1947年两人到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调查中国的土地改革，在农民中间生活了半年，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离开十里店之后，他们应邀留在石家庄附近的一个外事学校帮中共培养外语人才，这个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他们收集的资料后来写成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书—《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运动》。
解放后来中国的专家，情况各有不同。有的是由本国党派到中国来的;有的想在本国革命，到中国来取经，如委内瑞拉的专家;有的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逃到中国来避难，像智利闹独裁时的情况;有的是为了理想，认为苏联不行，中国是最有希望的;也有的是为自己找出路，发挥某一方面的专才，其中又以语言专家为多。
外国专家享受极高的生活待遇，超过本单位的领导，生活上无忧无虑，他们的苦闷是与中国社会相对隔绝。中国同事如果要在办公室之外的地方因私人原因见外国专家，必须向单位党组织事先请示事后报告。这些外国专家的工作单位很分散，如新华社、国家广播事业局、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外文局、外文出版社、高校、医院、科研机构，个别的如阳早、寒春在郊区农场，所以，这些人的孤独感是很深刻的。为了克服孤独感，了解中国社会和建设发展情况，也为了相互沟通获得友谊，这些外国人组织了各自的学习小组，共同探讨政治理论，提出问题，交流信息。这些学习小组每星期聚会一次，一般在周六下午，这也正是中国同事政治学习的时间。
这些活动，尽管有很大的好处，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说个别人始终无法融入任何群体，如杨宪益夫妇不被信任，苦闷得整天喝酒，也请一些敢于去的中国人到家里喝酒，因此更引起怀疑，就是一般的外国专家，也明显感觉到在他们和他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人民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高墙。阳早他们写的那张大字报，后来宣传的主要是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强烈愿望和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但其实他们想表达的主要是对被隔离的不满，认为这种隔离把外国人“推上修正主义道路”。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外国专家（包括已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专家”）受冲击，其中被投入监牢的，除我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艾培夫妇和柯鲁克，1973年三八节周总理向外国专家道歉时，除我之外，其他人都已被释放，而我也始终没有受到体罚。可见，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
我注意到，这些外国专家作为群体来说，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这就是犹太人的比例极高。我本人，艾培，夏庇若，沙博里，艾德勒，米勒，奥地利大夫弗莱，都是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有的犹太人为保护自己，不敢公开民族身份。我们电台有位智利专家，负责西班牙文的翻译工作。他来之前，我跟一位智利朋友聊天，说从姓氏来看，将要到来的这位专家是个犹太人，对方说不是不是，我认识他们全家，他们家信基督教，不是犹太人。在中国工作两年之后，这位专家要回国了，他在一家新疆饭店请客，站起来敬酒时说，我现在要发表一个声明，我的智利朋友一定会大出意外：我是犹太人。我以前在哪儿也没说过这个事，现在来到一个对犹太人没有歧视的地方，我就敢于说出这个事实。原来，他们家是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从奥地利移民到智利的，到智利后，装作信基督教，没有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家族在智利经营五金店，很成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不歧视犹太人。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观念，这是很特别的。
（摘自李敦白口述，徐秀丽编写：《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李敦白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