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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历程中,郁达夫不是最引人注目的作家,却是最具个性魅力的舞者。本文选取郁达夫小说中独特的“自叙传”色彩为论述角度,力求展现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郁达夫文学个性的成因和特色。
关键词:郁达夫;自叙传;时代背景
郁达夫(1896-1945)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难以忘怀的江南故乡度过的,青葱蓝碧的富春山水和天下独绝的西子风光,滋润陶冶了郁达夫的天赋和情怀。他自幼身体羸弱,却聪颖好学,“九岁题诗四座惊”,有着深厚的文学积淀和良好的古文基础。时代的不幸,悲剧的出生,在作家的少年时代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家乡秀美的山水,良好的启蒙教育,赋予了作家特别的气质。
一、身世之叹,家国之思
“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人生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丰富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1]他用多情善感而流畅自然的笔墨勾勒了一幅幅清丽的富春江畔的自然风光,读来犹如春茗,品来余香萦口;他慨叹时光的流逝、青春的苦闷、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却又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少年离家,求学异地,在贫寒和孤独中已属不易;家国罹难,民族危亡,更是令人悲叹。郁达夫许多的文学作品,如《青烟》《过去》《迷羊》中的“我”,《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他”,《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甚至《采石矶》中的“黄仲则”,无不染上了作者的身影,渗透了作者自己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读来尤其真切动人。正如他反复说明的那样,“除了自己的以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2]
留日的近十年中,他饱尝了弱国学子所遭受的民族压迫与屈辱。《忏余独白》里谈到当时的创作:“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豪无气力,豪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沉沦》中的主人公“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3]他的小说没有选择具有强烈理性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道路,没有用锋芒毕露的语言揭露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思考改造国民性,反而转向“内视”,充分暴露个人的隐秘心理,大胆地向一切旧礼教旧道德宣战。[4]新文化运动唤醒了青年,庐隐、沅君等作家笔下的人物追求自由、爱情和在追求过程中伴随的焦躁不安、感伤苦闷的情绪,就是新旧交替、旧势力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大时代里青年们复杂情感的真实流露。郁达夫除了受这种时代因素影响,还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家中有“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旧式妻子,成了他追求自由的潜在的心理负担。东渡日本,正当人生的“浪漫抒情的时代”,但为弱国子民的身份所累,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爱情?再加上他纤敏多感的性格,使他在大胆叛逆的同时,伴随着更为强烈的苦闷。
在五四这样极力张扬个性主义的时代浪潮中,作家始终故我地坚持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文学主张。由于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他逐渐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并且要把这个自我“守住扩张下去,与环境对抗着”[5]。他所以坚持自我暴露的写法,还由于他有个性意识作为支撑。“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我能够做些什么?”[6]苍白无力的面容,无助茫然的眼神,郁达夫有着满腔的哀愁和悲叹,为己为家为国。“痛定思源,这交通的阻绝,这生活的不安,这中国人的流离惨死,又是谁为之阶?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他竭力用语言喊出自己的声音,用创作实现个人的价值,置道学家的陈词滥调于不顾,“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7]。他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的放达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世事维艰,至情至性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自我艺术形象。第一类是用人称的。用第一人称“我”的作品有《胃病》《血泪》《薄奠》;以第三人称“他”出现的形象,作品有《沉沦》《银灰色的死》。第二类是用人名称呼的,如《南迁》中的“伊夫”、《烟影》《东梓关》的“文朴”、《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过去》中的“李白时”。这一类形象较多,人物也较鲜明。第三类则是在小说中用作家真名,如在《迟桂花》中就直呼人物形象为“郁达夫”。尽管《迟桂花》已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但直呼其名的形象仍与“自叙传”作品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8]东京的留学生涯在郁达夫的人生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其自身经历的本能的情欲的压抑,经济的压迫,故国的哀愁,发展了他忧郁敏感的天性,使他的忧郁病愈加沉重。《沉沦》描写的“他”宿妓的经历是作者的亲身体会,其中强烈的卢梭式的忏悔,自责以及近乎病态的心理,最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没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追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发自内心的凄苦的呐喊,弥漫着自怜的情绪。从艺术渊源上来看,以大胆暴露自我性苦闷病态情绪为特征的日本“私”小说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对小说创作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郁达夫本人的落魄文人形象使小说充满了感伤的色彩。《银灰色的死》写“他”在东京街头对酒家侍女静儿的微妙感情——静儿嫁人,“他”在孤独中借酒浇愁,醉死在银灰色的月光下;《沉沦》的开篇第一句,便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在日记中“他”写道“…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我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茑萝行》写无奈的包办婚姻,对自己“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和在“忧患”中出生的“我与你的悲哀的继承者”的描摹,充满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怀乡病者》则仅记下于质夫在黄昏残照当中坐在小楼上的遐想,怀乡的愁绪,无可奈何的叹息,写尽了天涯游子孤独的心境;《青烟》里“我”对着灯光映照下的淡紫烟雾,头脑里幻化出二十年后自己的一幕惨剧,表达出“人生如青烟”的哀痛感受……郁达夫竭力抒发书中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时代病”,这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三、我手写我心
“自叙传”的创作色彩,使郁达夫的小说十分贴近心灵,他喜欢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一味地表现自我的心境。他通过“我”去主观地把握人生,注重内省,以情绪的流动组织全篇,让零碎的事件在主人公的情绪线索上连接起来,人物在主人公面前大多像匆匆的过客,只引起他内心小小的骚动。郁达夫的作品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但“自我”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这在中国文学以往的创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因而具有新文学时期的开创意义。同时,这种抒情为主的创作也更容易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回味无穷。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描写,历来备受争议。他试图从新的角度——人的情欲,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深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作品大胆地以自身为对象,在作品中通过直接写“性”(包括“性病态”和“同性恋”的生活),来阐释爱恋生死的主题。这也是对虚伪的旧道德的大胆反叛。因此,《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的轰动。这种性描写当然不同于以往的古代狎邪小说,也不同于以描写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爱情故事吸引读者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郁达夫用感伤得近乎凄美的笔调,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青年人生理与心理、灵与肉的冲突,从而挖掘出病态性心理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时代造就了郁达夫的“自叙传”文学色彩,同时,传奇的一生也让他的文学有了超越时空的光芒。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自叙传”性质的创作体式在郁达夫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在多元化文学创作争相斗艳的今天,以陈染、林白、海男等当代女作家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仍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和时代变迁的描写,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使这种文学创作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
注释:
[1]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1页。
[2] 郁达夫:《序李桂著〈半山杂忆〉》,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3] 郁达夫:《沉沦》,王泽龙选编《郁达夫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4] 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5] 郁达夫:《蜃楼》,《郁达夫文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6]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茑萝集》,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172页。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8] 郁达夫:《茑萝集》自序,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3页。
关键词:郁达夫;自叙传;时代背景
郁达夫(1896-1945)生于浙江富阳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难以忘怀的江南故乡度过的,青葱蓝碧的富春山水和天下独绝的西子风光,滋润陶冶了郁达夫的天赋和情怀。他自幼身体羸弱,却聪颖好学,“九岁题诗四座惊”,有着深厚的文学积淀和良好的古文基础。时代的不幸,悲剧的出生,在作家的少年时代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家乡秀美的山水,良好的启蒙教育,赋予了作家特别的气质。
一、身世之叹,家国之思
“每一个男女的每一种人生兴趣都是由他所处的丰富的传统积淀所培养的。”[1]他用多情善感而流畅自然的笔墨勾勒了一幅幅清丽的富春江畔的自然风光,读来犹如春茗,品来余香萦口;他慨叹时光的流逝、青春的苦闷、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却又在不着痕迹的叙述中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少年离家,求学异地,在贫寒和孤独中已属不易;家国罹难,民族危亡,更是令人悲叹。郁达夫许多的文学作品,如《青烟》《过去》《迷羊》中的“我”,《沉沦》《银灰色的死》中的“他”,《茫茫夜》中的“于质夫”,甚至《采石矶》中的“黄仲则”,无不染上了作者的身影,渗透了作者自己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读来尤其真切动人。正如他反复说明的那样,“除了自己的以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2]
留日的近十年中,他饱尝了弱国学子所遭受的民族压迫与屈辱。《忏余独白》里谈到当时的创作:“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的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了夫主的少妇一般,豪无气力,豪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沉沦》中的主人公“他”说:“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3]他的小说没有选择具有强烈理性批判色彩的现实主义道路,没有用锋芒毕露的语言揭露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思考改造国民性,反而转向“内视”,充分暴露个人的隐秘心理,大胆地向一切旧礼教旧道德宣战。[4]新文化运动唤醒了青年,庐隐、沅君等作家笔下的人物追求自由、爱情和在追求过程中伴随的焦躁不安、感伤苦闷的情绪,就是新旧交替、旧势力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大时代里青年们复杂情感的真实流露。郁达夫除了受这种时代因素影响,还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家中有“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旧式妻子,成了他追求自由的潜在的心理负担。东渡日本,正当人生的“浪漫抒情的时代”,但为弱国子民的身份所累,哪里去寻找真正的爱情?再加上他纤敏多感的性格,使他在大胆叛逆的同时,伴随着更为强烈的苦闷。
在五四这样极力张扬个性主义的时代浪潮中,作家始终故我地坚持着“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文学主张。由于大量接触外国文学,他逐渐发现了一个真正的“自我”,并且要把这个自我“守住扩张下去,与环境对抗着”[5]。他所以坚持自我暴露的写法,还由于他有个性意识作为支撑。“活在世上,总要做些事情,但是被高等教育割势后的我这零余者,我能够做些什么?”[6]苍白无力的面容,无助茫然的眼神,郁达夫有着满腔的哀愁和悲叹,为己为家为国。“痛定思源,这交通的阻绝,这生活的不安,这中国人的流离惨死,又是谁为之阶?我是弱者,我是庸奴,我不能拿刀杀贼。”他竭力用语言喊出自己的声音,用创作实现个人的价值,置道学家的陈词滥调于不顾,“敢用笔把自己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这种写法扩大了现代中国小说心理和道德的范围”[7]。他我行我素地走自己的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林七贤”的放达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世事维艰,至情至性
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自我艺术形象。第一类是用人称的。用第一人称“我”的作品有《胃病》《血泪》《薄奠》;以第三人称“他”出现的形象,作品有《沉沦》《银灰色的死》。第二类是用人名称呼的,如《南迁》中的“伊夫”、《烟影》《东梓关》的“文朴”、《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过去》中的“李白时”。这一类形象较多,人物也较鲜明。第三类则是在小说中用作家真名,如在《迟桂花》中就直呼人物形象为“郁达夫”。尽管《迟桂花》已较多地采用现实主义的客观再现,但直呼其名的形象仍与“自叙传”作品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8]东京的留学生涯在郁达夫的人生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其自身经历的本能的情欲的压抑,经济的压迫,故国的哀愁,发展了他忧郁敏感的天性,使他的忧郁病愈加沉重。《沉沦》描写的“他”宿妓的经历是作者的亲身体会,其中强烈的卢梭式的忏悔,自责以及近乎病态的心理,最能震撼读者的心灵:“他摸摸身边看,乘电车的钱没有了。想想白天的事情看,他又不得不痛骂自己。‘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吧。我所追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了。’”发自内心的凄苦的呐喊,弥漫着自怜的情绪。从艺术渊源上来看,以大胆暴露自我性苦闷病态情绪为特征的日本“私”小说和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笔下的“零余者”,对小说创作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郁达夫本人的落魄文人形象使小说充满了感伤的色彩。《银灰色的死》写“他”在东京街头对酒家侍女静儿的微妙感情——静儿嫁人,“他”在孤独中借酒浇愁,醉死在银灰色的月光下;《沉沦》的开篇第一句,便是“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在日记中“他”写道“…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我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茑萝行》写无奈的包办婚姻,对自己“不能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和在“忧患”中出生的“我与你的悲哀的继承者”的描摹,充满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怀乡病者》则仅记下于质夫在黄昏残照当中坐在小楼上的遐想,怀乡的愁绪,无可奈何的叹息,写尽了天涯游子孤独的心境;《青烟》里“我”对着灯光映照下的淡紫烟雾,头脑里幻化出二十年后自己的一幕惨剧,表达出“人生如青烟”的哀痛感受……郁达夫竭力抒发书中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揭示出一种“时代病”,这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去之后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三、我手写我心
“自叙传”的创作色彩,使郁达夫的小说十分贴近心灵,他喜欢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一味地表现自我的心境。他通过“我”去主观地把握人生,注重内省,以情绪的流动组织全篇,让零碎的事件在主人公的情绪线索上连接起来,人物在主人公面前大多像匆匆的过客,只引起他内心小小的骚动。郁达夫的作品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关系,但“自我”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这在中国文学以往的创作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因而具有新文学时期的开创意义。同时,这种抒情为主的创作也更容易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使人回味无穷。
郁达夫小说中的“性”描写,历来备受争议。他试图从新的角度——人的情欲,来表达人的内心世界;他深受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作品大胆地以自身为对象,在作品中通过直接写“性”(包括“性病态”和“同性恋”的生活),来阐释爱恋生死的主题。这也是对虚伪的旧道德的大胆反叛。因此,《沉沦》一经发表就引起巨大的轰动。这种性描写当然不同于以往的古代狎邪小说,也不同于以描写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爱情故事吸引读者的鸳鸯蝴蝶派的创作。郁达夫用感伤得近乎凄美的笔调,描写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青年人生理与心理、灵与肉的冲突,从而挖掘出病态性心理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将性的苦闷与生的苦闷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时代造就了郁达夫的“自叙传”文学色彩,同时,传奇的一生也让他的文学有了超越时空的光芒。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这种“自叙传”性质的创作体式在郁达夫之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即使在多元化文学创作争相斗艳的今天,以陈染、林白、海男等当代女作家为代表的“私人化”写作,仍在读者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对社会和时代变迁的描写,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挖掘,使这种文学创作有了属于自己的性格。
注释:
[1]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王炜 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31页。
[2] 郁达夫:《序李桂著〈半山杂忆〉》,王自立等编《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279页。
[3] 郁达夫:《沉沦》,王泽龙选编《郁达夫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4] 陈国恩:《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5] 郁达夫:《蜃楼》,《郁达夫文集》(第2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6]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茑萝集》,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172页。
[7]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8] 郁达夫:《茑萝集》自序,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