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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编辑是集选题、征稿、审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等于一身的创作者,他与作者的关系就如同剪辑师和导演、门将和球员、伯乐和千里马以及良师益友的关系。无论是作者自由投稿,还是编辑约稿,编辑和作者都应保持“同志式”合作关系去完成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三丰收,使编辑和作者在市场的舞台上实现双赢。
关键词:编辑;作者;“同志式”
出版理论家刘杲对编辑工作的基本规律如是说:“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1]而在其1999年版的著作《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对编辑的职责新增加了一项——“传播”,即编辑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2]。编辑实则是集选题、征稿、审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等于一身的创作者。刘杲先生所言的“传播”使命强调编辑的策划意识,包括书刊发行以及推广活动,编辑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选择”突出的是编辑对来稿质量的“把关人”作用,受主客观的影响较大;“加工”则是编辑的核心工作,对作品的再创作,充当电影制作过程中后期剪辑职务——二度创作。导演拍摄电影素材完毕之后的时间,通常都和剪辑在一起,探讨影片的结构、节奏等。书刊的作者其实就是其作品的“导演”,他必须和编辑即“剪辑”共同完成文化创作。
在信息时代,作者能接触讯息的渠道不可胜言,同时也在面临数不胜数的文学创作者的激烈竞争。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类拔萃,作者在写作时首要的意识是明确自己是在进行精神文化的创作,而非急功近利的目的。其次是保持“术业有专攻”的心态,使自己的作品有特色,进而形成个人独有的文风,以防四顾谋求。再则作者应该注重团队精神,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出版是集体的合力,防止自我膨胀,特别是在当下较为浮躁的年代。前两个方面主要是作者内因的表现,最后一点是从外力出发,而外因中的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极为重要。作者、编辑、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反映出三者不同文化结构存在的差异性的相互制约,“文化制约编辑规律就是编辑三元(作者、编者、读者)文化结构之间相互制约矛盾运动的规律”[3]。编辑充当“中介”,既对作者把关,又对读者负责。本文主要探讨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问题。一本好书的出现不仅是作者的光耀,也是编辑的努力。有“名作家”,也应有“名编辑”,“名”效应保持连贯性,才能把精神财富循环反复地利用下去。
一、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工作者和著译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4]编辑和作者之间是在平等互助的前提下“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这是两者关系的本质体现。笔者对“同志式”关系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门将和球员
编辑是“门将”,把关人,作者是对方“球员”,书刊则为“球”。门将、球员、进球的完美配合,才能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球赛,读者才能饱食一顿文化大餐。什么样的“球”即文章的风格由作者决定,文章的灵魂也是作者赋予。当对方很多“球”逼近时,编辑一定要泰然自若地把一切有害危险物排除,精彩的无法阻挡的“进球”才能折服观众。当然,在这里用门将和球员的身份来比喻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稍稍欠妥,主要是强调编辑作为把关人的重要性。编辑对有些作者不规范的观念应发挥主动、引导性作用,如在一本美容书籍上,作者提出“女性的外在美决定你的一切”“整容后的美会遗传到下一代”等,显然违背传统道德中对“美”的理解。编辑在审阅此类稿件时,应与作者沟通,修正偏激观点。
(二)伯乐和千里马
无论是编辑组稿还是自由来稿,无论是青年作者还是资深作家,编辑都应善于发现不同层次的作者的不同价值和潜在的或显在的能力。而对于“伯乐”身份的编辑来说,首先要使自己具有伯乐的慧眼识英才的能力,要有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洞悉力、丰富的阅历,可以针对不同的作者进行“命题作文”,使编辑的编辑构思、选题设计在和作者的沟通中得以实现。千里马在遇上伯乐之前,大都被遗弃或埋没,再好的书稿没有被编辑的慧眼发掘,也只能束之高阁。当作者把自己饱含情感但尘封已久的手稿重新翻阅时,字字句句织成愁。用巴金先生和作家曹禺的渊源来阐述编辑和作者即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再适合不过。20世纪30年代,巴金先生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时的曹禺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曹禺把处女作《雷雨》投稿至《文学丛刊》时,编辑是以退稿处理。一次偶然,巴金先生读到此文,极力推荐在《文学丛刊》出版。正是巴金先生发挥“千里马”的作用,才得以成就《雷雨》、成就曹禺。
(三)良师益友
作者在和编辑的交往中,编辑的金玉良言往往能成为作者成长而后成熟的推动力。无论作者成名与否,一定不能忘记在幕后支持和帮助他的编辑。而编辑在交往中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作者的影响,也会不断进步。双方的不断磨合、不断研讨,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优秀的作品出刊。这种“良师益友”的关系显然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编辑对作者的尊重既是对文化的尊重,又是自己职业道德所需。对文化的尊重表现在对作品本身的尊重,这涉及到编辑对文字的修改、删减。《著作权法》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这是对编辑在处理作者文字的职权上的法律规定。内容的修改一定要和作者商量,由作者本人修改,避免“京味儿小说”出版官司的再度发生。遇到文德不佳的作者,如抄袭、剽窃等行为,编辑一定要严守原则,并对作者予以教育。作者也应认错悔改。尊重还是编辑、作者的职业道德所需。对于名人、作家的稿件编辑要尊重,无名氏的来稿也不能被忽视;编辑熟悉的或感兴趣的稿件受到重视,不在自己的知识结构范围之内的稿件应呈交其他编辑,分类处理;新人很努力,编辑一定要扶掖后进。
以上是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的总结,而对于编辑和作者之间主要在哪些事件上要发生关联,即产生关系的缘由,笔者将在下文阐述。这有利于编辑和作者更好地相处。
二、两者关系的链条
“美国出版学家杰夫·赫曼认为,编辑既是文化人又是经济人,是双面人。可以说,今天的出版业,几乎每一件事都需要编辑。‘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5]“双面人”也好,“十八般武艺”也罢,编辑的核心工作就是和作者打交道,和作者的文字打交道之后,修正或加工。编辑和作者产生关联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主动、自由投稿,编辑选择性收稿后加工润色。这是许多书刊出版之前编辑和作者发生关系的常态。对自由来稿的选择,编辑在这个环节有时起决定性作用。对同等质量的稿件来说,作者的知名度、资历、学识、地位等都对编辑选稿有影响。例如,两位作者都向同一份杂志投了同一题材的原创作品,其中一位作者附带了个人简历,包括作者是某某协会会员、发表数篇作品、出版著作等等,编辑选稿时会更倾向这位作者。编辑对稿件的加工,要视情况而定。有些编辑对名家的来稿,小心翼翼,甚至面对用词错误的情况都不敢修正,这种行为有悖于编辑的职责。编辑的润色有时能使作品灵动起来。一位作者的一首散文诗原本是这样描述海风与少女的关系:在海风吹到白裙少女的脸之前,她跑向了他。经过编辑的润色后变成:还没等海风吻到白裙少女的脸颊时,她已经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修改过后,一个“吻”字把海风拟人化,也影射出少女的迷人气息;“还没等到……已经”把少女对恋人思念的迫切心理显露无遗。
自由来稿可以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力,也能带来许多潜在的读者。对于编辑来说,自由来稿过多的话,会影响编辑对出版物统筹安排的主动性。例如,一本纯文学刊物在6月份收到的自由来稿80%都是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他题材太少,该期的杂志内容受到限制,编辑再做努力也无济于事。所以编辑除了审阅自由来稿之外,还应组织策划,充分发挥编辑自身的主动性。
第二,编辑策划组稿,目标明确地将稿件主题、方向定位,作者依照组稿要求投稿或编辑主动向名家约稿。《电影艺术》作为电影从业者或研究者学术探讨的活跃阵营,许多编辑思维是值得不少杂志学习借鉴的。它从2006年第1期开始推出为时6期的“中国电影新势力”专栏,体现出杂志对青年导演格外而持久的关注。选择的“电影新势力”范围广泛,既有内地青年导演,也有港台地区青年导演;涉及的电影题材也很丰富,既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例如:专栏记录了万玛才旦、宁浩等(第1期);李一凡、黄文海等(第2期);陈正道、曾文珍、杨顺清等(第3期);彭浩翔、郑保瑞、麦婉欣等(第4期);王超、王光利(第5期)等。在第6期的《电影艺术》推出特别策划“第一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实则是对前5期该专栏的总结。并且在现场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应邀参加,反响巨大。除此以外还有“中国电影:产业与叙事”专题、“文化消费与电影市场”专栏、“海外华人学者论坛”(分“国际篇”“上海篇”“华语篇”)等。杂志定位明确,紧扣学术。这都需要编辑和作者或名家的紧密联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系列推出了《导演功课》(大卫·马梅著,曾伟祯译)、《一个导演的故事》(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著,林淑琴译)、《魔灯》(英格玛·伯格曼著,刘森尧译)、《黑色电影》(詹姆斯·纳雷摩尔著,徐展雄译)、《伍迪·艾伦:电影人生》(理查德·席克尔著,伍芳林译)、《导演电影:电影导演的艺术》(埃里克·舍曼著,丁昕等译)、《我,费里尼》(夏洛特·钱德勒著,黄翠华译)、《低俗电影:米拉麦克斯、圣丹斯和独立电影的兴起》(彼得·毕斯肯德著,杨向荣译)等,基本上以导演研究或导演传记为主。对外国著作的翻译,编辑需要看准译者的学识背景:语言功底深厚的同时还要重视专业背景。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学术问题,编辑还必须时刻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收益颇丰,以至于江苏教育出版社也效仿,策划组织译本。有突破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除了划分“导演”系列之外,还增加了“电影理论”系列,影响力扩大。“导演”系列有《导演视野——遇见250位世界著名电影导演》(杰夫·安德鲁著,焦雄屏译)、《佩德罗·阿尔莫多瓦:颠覆传统的人》(保罗·奥巴迪亚著,杨伟波、顾晓燕译)、《费德里柯·费里尼:一个梦,一生》(让—马克斯·梅让著,周皓译)、《英格玛·伯格曼:欲望的诗篇》(约瑟夫·马蒂著,何丹译)等。“电影理论”系列有《电影的本性》(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编剧:步步为营》(温迪·简·汉森著,郝哲、柳青译)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设计艺术创意丛书也出版了与电影艺术相关的电影理论书籍。
编辑的策划、组稿对杂志社或出版社来说关系到整个集体的经济命脉。有人提出:稿约是联系作者和刊物的纽带。但在编辑向资深作者约稿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是稿件质量好还好说,也有约稿的质量差强人意,只有一一赔不是推延发表时间或退稿,这就影响到人际关系。编辑的约稿一定要有固定性,不仅是对作者定期约稿,还要对稿件主题有规划性,这样才能保持稿件的周期性。收到约稿应及时和作者联系,提出建议,才能达到与作者人际关系的长久性。
第三,编辑的时效意识要强,积极策划畅销书刊。虽然一般出版物不太注重时效性(除新闻出版物),但对时事、热点的把握往往能使出版物迅速成为畅销书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都是我国父母的美好心愿。在知识竞争时代,孩子们的课余时间都耗在这补习班、那培训班上,能考上名牌大学或出国留学是家庭的一种荣耀。作家出版社紧紧抓住父母的这一心理,与成都某杂志社的编辑刘卫华合作,将一个培养女儿刘亦婷考上哈佛大学的母亲写的关于她的教育经验出版,一时间《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了销售两百多万册的畅销书,让天下父母以及在校学生受益匪浅。因这本书的出版,女孩刘亦婷、母亲、编辑刘卫华以及作家出版社的价值都得到体现。
也有一些不法出版商,能借热点时势把一个假医生包装成“神医”糊弄百姓,“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现代人很多都处在亚健康状态来说,全民养生的时代到来了,许多电视节目都把养生之道以专栏形式推出,而养生书籍更成了畅销书籍。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中国民间出版第一人”的贺雄飞组织策划了《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使张悟本一夜成名。该书在“张悟本”事件被调查之前,在养生类书籍中排名第一。利欲熏心的策划者以“大国医道”为幌子,欺骗了多少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也亵渎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在编辑和作者策划畅销书刊时,一定要站在利于人民、利于社会的立场上。
三、小结
作者的劳动产品要得到编辑的尊重首先要保证劳动产品存在积极的意义,再经过编辑和作者的斟酌、打磨,劳动产品才能转化为商品,进而完成出版物的呈现。编辑和作者“同志式”合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为满足读者需要服务、为提高书刊质量和繁荣出版事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提高全民素质服务,最终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三丰收,使编辑和作者在市场的舞台上实现双赢。
注释:
[1] 刘杲:《遵循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编辑学刊》1998年第5期。
[2] 刘杲:《我们的追求:编辑学》,《出版科学》1999年第1期。
[3] 钱荣贵:《编辑规律探微》,《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4] 转引自王国红《“一字之师”:编辑应当追求的美誉》,《中国编辑》2007年第2期。
[5] 转引自徐维东、李宏葵《图书编辑职业关系建模及分析》,《科技与出版》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天地出版社)
关键词:编辑;作者;“同志式”
出版理论家刘杲对编辑工作的基本规律如是说:“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1]而在其1999年版的著作《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对编辑的职责新增加了一项——“传播”,即编辑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2]。编辑实则是集选题、征稿、审稿、编辑、排版、校对、发行等于一身的创作者。刘杲先生所言的“传播”使命强调编辑的策划意识,包括书刊发行以及推广活动,编辑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选择”突出的是编辑对来稿质量的“把关人”作用,受主客观的影响较大;“加工”则是编辑的核心工作,对作品的再创作,充当电影制作过程中后期剪辑职务——二度创作。导演拍摄电影素材完毕之后的时间,通常都和剪辑在一起,探讨影片的结构、节奏等。书刊的作者其实就是其作品的“导演”,他必须和编辑即“剪辑”共同完成文化创作。
在信息时代,作者能接触讯息的渠道不可胜言,同时也在面临数不胜数的文学创作者的激烈竞争。要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出类拔萃,作者在写作时首要的意识是明确自己是在进行精神文化的创作,而非急功近利的目的。其次是保持“术业有专攻”的心态,使自己的作品有特色,进而形成个人独有的文风,以防四顾谋求。再则作者应该注重团队精神,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的出版是集体的合力,防止自我膨胀,特别是在当下较为浮躁的年代。前两个方面主要是作者内因的表现,最后一点是从外力出发,而外因中的作者和编辑的关系极为重要。作者、编辑、读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反映出三者不同文化结构存在的差异性的相互制约,“文化制约编辑规律就是编辑三元(作者、编者、读者)文化结构之间相互制约矛盾运动的规律”[3]。编辑充当“中介”,既对作者把关,又对读者负责。本文主要探讨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问题。一本好书的出现不仅是作者的光耀,也是编辑的努力。有“名作家”,也应有“名编辑”,“名”效应保持连贯性,才能把精神财富循环反复地利用下去。
一、编辑和作者的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中指出:“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是出版工作者和著译者共同的工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4]编辑和作者之间是在平等互助的前提下“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这是两者关系的本质体现。笔者对“同志式”关系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门将和球员
编辑是“门将”,把关人,作者是对方“球员”,书刊则为“球”。门将、球员、进球的完美配合,才能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的球赛,读者才能饱食一顿文化大餐。什么样的“球”即文章的风格由作者决定,文章的灵魂也是作者赋予。当对方很多“球”逼近时,编辑一定要泰然自若地把一切有害危险物排除,精彩的无法阻挡的“进球”才能折服观众。当然,在这里用门将和球员的身份来比喻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稍稍欠妥,主要是强调编辑作为把关人的重要性。编辑对有些作者不规范的观念应发挥主动、引导性作用,如在一本美容书籍上,作者提出“女性的外在美决定你的一切”“整容后的美会遗传到下一代”等,显然违背传统道德中对“美”的理解。编辑在审阅此类稿件时,应与作者沟通,修正偏激观点。
(二)伯乐和千里马
无论是编辑组稿还是自由来稿,无论是青年作者还是资深作家,编辑都应善于发现不同层次的作者的不同价值和潜在的或显在的能力。而对于“伯乐”身份的编辑来说,首先要使自己具有伯乐的慧眼识英才的能力,要有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洞悉力、丰富的阅历,可以针对不同的作者进行“命题作文”,使编辑的编辑构思、选题设计在和作者的沟通中得以实现。千里马在遇上伯乐之前,大都被遗弃或埋没,再好的书稿没有被编辑的慧眼发掘,也只能束之高阁。当作者把自己饱含情感但尘封已久的手稿重新翻阅时,字字句句织成愁。用巴金先生和作家曹禺的渊源来阐述编辑和作者即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再适合不过。20世纪30年代,巴金先生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这时的曹禺还只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曹禺把处女作《雷雨》投稿至《文学丛刊》时,编辑是以退稿处理。一次偶然,巴金先生读到此文,极力推荐在《文学丛刊》出版。正是巴金先生发挥“千里马”的作用,才得以成就《雷雨》、成就曹禺。
(三)良师益友
作者在和编辑的交往中,编辑的金玉良言往往能成为作者成长而后成熟的推动力。无论作者成名与否,一定不能忘记在幕后支持和帮助他的编辑。而编辑在交往中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作者的影响,也会不断进步。双方的不断磨合、不断研讨,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优秀的作品出刊。这种“良师益友”的关系显然要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编辑对作者的尊重既是对文化的尊重,又是自己职业道德所需。对文化的尊重表现在对作品本身的尊重,这涉及到编辑对文字的修改、删减。《著作权法》规定:“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作文字性修改、删节。对内容的修改,应当经作者许可。”这是对编辑在处理作者文字的职权上的法律规定。内容的修改一定要和作者商量,由作者本人修改,避免“京味儿小说”出版官司的再度发生。遇到文德不佳的作者,如抄袭、剽窃等行为,编辑一定要严守原则,并对作者予以教育。作者也应认错悔改。尊重还是编辑、作者的职业道德所需。对于名人、作家的稿件编辑要尊重,无名氏的来稿也不能被忽视;编辑熟悉的或感兴趣的稿件受到重视,不在自己的知识结构范围之内的稿件应呈交其他编辑,分类处理;新人很努力,编辑一定要扶掖后进。
以上是对编辑和作者的关系的总结,而对于编辑和作者之间主要在哪些事件上要发生关联,即产生关系的缘由,笔者将在下文阐述。这有利于编辑和作者更好地相处。
二、两者关系的链条
“美国出版学家杰夫·赫曼认为,编辑既是文化人又是经济人,是双面人。可以说,今天的出版业,几乎每一件事都需要编辑。‘他们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既要精通书籍制作、行销、谈判、会计、销售、心理学、政治、外交等等,还必须有绝佳的编辑技巧。’”[5]“双面人”也好,“十八般武艺”也罢,编辑的核心工作就是和作者打交道,和作者的文字打交道之后,修正或加工。编辑和作者产生关联的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主动、自由投稿,编辑选择性收稿后加工润色。这是许多书刊出版之前编辑和作者发生关系的常态。对自由来稿的选择,编辑在这个环节有时起决定性作用。对同等质量的稿件来说,作者的知名度、资历、学识、地位等都对编辑选稿有影响。例如,两位作者都向同一份杂志投了同一题材的原创作品,其中一位作者附带了个人简历,包括作者是某某协会会员、发表数篇作品、出版著作等等,编辑选稿时会更倾向这位作者。编辑对稿件的加工,要视情况而定。有些编辑对名家的来稿,小心翼翼,甚至面对用词错误的情况都不敢修正,这种行为有悖于编辑的职责。编辑的润色有时能使作品灵动起来。一位作者的一首散文诗原本是这样描述海风与少女的关系:在海风吹到白裙少女的脸之前,她跑向了他。经过编辑的润色后变成:还没等海风吻到白裙少女的脸颊时,她已经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修改过后,一个“吻”字把海风拟人化,也影射出少女的迷人气息;“还没等到……已经”把少女对恋人思念的迫切心理显露无遗。
自由来稿可以扩大出版物的影响力,也能带来许多潜在的读者。对于编辑来说,自由来稿过多的话,会影响编辑对出版物统筹安排的主动性。例如,一本纯文学刊物在6月份收到的自由来稿80%都是小说,诗歌、散文等其他题材太少,该期的杂志内容受到限制,编辑再做努力也无济于事。所以编辑除了审阅自由来稿之外,还应组织策划,充分发挥编辑自身的主动性。
第二,编辑策划组稿,目标明确地将稿件主题、方向定位,作者依照组稿要求投稿或编辑主动向名家约稿。《电影艺术》作为电影从业者或研究者学术探讨的活跃阵营,许多编辑思维是值得不少杂志学习借鉴的。它从2006年第1期开始推出为时6期的“中国电影新势力”专栏,体现出杂志对青年导演格外而持久的关注。选择的“电影新势力”范围广泛,既有内地青年导演,也有港台地区青年导演;涉及的电影题材也很丰富,既有故事片,也有纪录片。例如:专栏记录了万玛才旦、宁浩等(第1期);李一凡、黄文海等(第2期);陈正道、曾文珍、杨顺清等(第3期);彭浩翔、郑保瑞、麦婉欣等(第4期);王超、王光利(第5期)等。在第6期的《电影艺术》推出特别策划“第一届华语青年影像论坛”,实则是对前5期该专栏的总结。并且在现场论坛上,不少专家、学者以及读者应邀参加,反响巨大。除此以外还有“中国电影:产业与叙事”专题、“文化消费与电影市场”专栏、“海外华人学者论坛”(分“国际篇”“上海篇”“华语篇”)等。杂志定位明确,紧扣学术。这都需要编辑和作者或名家的紧密联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系列推出了《导演功课》(大卫·马梅著,曾伟祯译)、《一个导演的故事》(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著,林淑琴译)、《魔灯》(英格玛·伯格曼著,刘森尧译)、《黑色电影》(詹姆斯·纳雷摩尔著,徐展雄译)、《伍迪·艾伦:电影人生》(理查德·席克尔著,伍芳林译)、《导演电影:电影导演的艺术》(埃里克·舍曼著,丁昕等译)、《我,费里尼》(夏洛特·钱德勒著,黄翠华译)、《低俗电影:米拉麦克斯、圣丹斯和独立电影的兴起》(彼得·毕斯肯德著,杨向荣译)等,基本上以导演研究或导演传记为主。对外国著作的翻译,编辑需要看准译者的学识背景:语言功底深厚的同时还要重视专业背景。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学术问题,编辑还必须时刻和其他相关专业人士交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电影馆”丛书收益颇丰,以至于江苏教育出版社也效仿,策划组织译本。有突破的是,江苏教育出版社除了划分“导演”系列之外,还增加了“电影理论”系列,影响力扩大。“导演”系列有《导演视野——遇见250位世界著名电影导演》(杰夫·安德鲁著,焦雄屏译)、《佩德罗·阿尔莫多瓦:颠覆传统的人》(保罗·奥巴迪亚著,杨伟波、顾晓燕译)、《费德里柯·费里尼:一个梦,一生》(让—马克斯·梅让著,周皓译)、《英格玛·伯格曼:欲望的诗篇》(约瑟夫·马蒂著,何丹译)等。“电影理论”系列有《电影的本性》(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著,邵牧君译)、《编剧:步步为营》(温迪·简·汉森著,郝哲、柳青译)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美学设计艺术创意丛书也出版了与电影艺术相关的电影理论书籍。
编辑的策划、组稿对杂志社或出版社来说关系到整个集体的经济命脉。有人提出:稿约是联系作者和刊物的纽带。但在编辑向资深作者约稿时,也存在不少问题。要是稿件质量好还好说,也有约稿的质量差强人意,只有一一赔不是推延发表时间或退稿,这就影响到人际关系。编辑的约稿一定要有固定性,不仅是对作者定期约稿,还要对稿件主题有规划性,这样才能保持稿件的周期性。收到约稿应及时和作者联系,提出建议,才能达到与作者人际关系的长久性。
第三,编辑的时效意识要强,积极策划畅销书刊。虽然一般出版物不太注重时效性(除新闻出版物),但对时事、热点的把握往往能使出版物迅速成为畅销书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一直都是我国父母的美好心愿。在知识竞争时代,孩子们的课余时间都耗在这补习班、那培训班上,能考上名牌大学或出国留学是家庭的一种荣耀。作家出版社紧紧抓住父母的这一心理,与成都某杂志社的编辑刘卫华合作,将一个培养女儿刘亦婷考上哈佛大学的母亲写的关于她的教育经验出版,一时间《哈佛女孩刘亦婷》成了销售两百多万册的畅销书,让天下父母以及在校学生受益匪浅。因这本书的出版,女孩刘亦婷、母亲、编辑刘卫华以及作家出版社的价值都得到体现。
也有一些不法出版商,能借热点时势把一个假医生包装成“神医”糊弄百姓,“张悟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于现代人很多都处在亚健康状态来说,全民养生的时代到来了,许多电视节目都把养生之道以专栏形式推出,而养生书籍更成了畅销书籍。上世纪90年代,被称为“中国民间出版第一人”的贺雄飞组织策划了《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使张悟本一夜成名。该书在“张悟本”事件被调查之前,在养生类书籍中排名第一。利欲熏心的策划者以“大国医道”为幌子,欺骗了多少中国人对中医的信任,也亵渎了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医文化。在编辑和作者策划畅销书刊时,一定要站在利于人民、利于社会的立场上。
三、小结
作者的劳动产品要得到编辑的尊重首先要保证劳动产品存在积极的意义,再经过编辑和作者的斟酌、打磨,劳动产品才能转化为商品,进而完成出版物的呈现。编辑和作者“同志式”合作,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即为满足读者需要服务、为提高书刊质量和繁荣出版事业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为提高全民素质服务,最终达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三丰收,使编辑和作者在市场的舞台上实现双赢。
注释:
[1] 刘杲:《遵循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编辑学刊》1998年第5期。
[2] 刘杲:《我们的追求:编辑学》,《出版科学》1999年第1期。
[3] 钱荣贵:《编辑规律探微》,《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4] 转引自王国红《“一字之师”:编辑应当追求的美誉》,《中国编辑》2007年第2期。
[5] 转引自徐维东、李宏葵《图书编辑职业关系建模及分析》,《科技与出版》2010年第5期。
(作者单位:天地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