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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是否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仍然存在着争议。廓清该问题不仅有利于把握早期马克思的思想脉络，而且有利于界定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各个阶段。虽然马克思认同费尔巴哈把感性作为新哲学起点的做法，但是他从同样的起点出发，走上一条完全不同于费尔巴哈的道路。他们的分歧点最初体现在如何保证感性之普遍必然性的问题上。针对这个难题，费尔巴哈重新求助于宗教，以理性、意志和情感的无限性来保证感性的无限性；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人的感性活动，从而在现实历史中找到了感性之内在必然性，即人的生命的完整性和自我实现的无限性。同时，马克思基于人的现实生存重释了感性范畴，从而实现了哲学生存论的转向。由于马克思基于生存论的维度来理解感性范畴，所以，从感性范畴推论出的“异化劳动”“类本质”以及“复归”等范畴已然完全异于费尔巴哈。总之，马克思不仅在哲学出发点的界定上就已经与费尔巴哈产生了分歧，而且他站在哲学生存论的高度上，最终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关键词]感性对象性；感性需要；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0-0015-04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问世以来，它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对于如何评定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即马克思是否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依旧存在分歧。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即其本质是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还是存在一个哲学话语的断裂，以及如何理解《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如何评定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既明显又容易被误导：一方面，它看似非常简单，有三个“明显的根据”来证明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其一，在《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甚至借用他的论述方式来阐述问题；其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却在之后写作的《提纲》和《形态》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其三，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是最明显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证据，他认为《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总之，以上三个原因，明显地表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就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表面的证据很容易引起误导，《手稿》是马克思寻觅新哲学基础的思想实验室，并不是一个正式发表的文本，因而不能仅仅从文字的表象中去揣摩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应该深入到文本背后的意义中，比较他与费尔巴哈思想的异同。
要想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剥离文字的表象，深入到文字背后的意义中，尝试着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通过对书信的考察，试图勾勒马克思写作心理图景，呈现出一个感性的马克思。因此，只有从理论文本和写作心理双重维度出发，才能立体地呈现出马克思脱离费尔巴哈的真实过程，进而廓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地平。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觉主义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继承
马克思秉持了费尔巴哈提出的新哲学的基础——感觉主义原则。在写作《手稿》之前，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宗教和哲学绝不可能解答现实生活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来自于世俗生活。因而此时，马克思急切寻求一种新哲学的基础。不言而喻，费尔巴哈提出的新哲学的基础，即感觉主义原则，深得马克思的认同。费尔巴哈提出：“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1]107这个确定的东西就是感觉的对象，因为“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1]166，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东西，来自于经验，而经验的基础是自然。在这种意义上，费尔巴哈强调：“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1]118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上述观点的启发，他同样认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2]194。毫无疑问，在构建新哲学的基础这一点上，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启发。然而，采用感觉主义的原则必然要面对一个难题，即主体和客体二分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保证外在的感觉对象与主体自身产生内在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对象性原则。
费尔巴哈认为，外在对象确证了主体的现实性，没有对象的主体就是虚无，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3]29。一方面，感觉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经验对象；另一方面，它又规定着主体的本质。如此，主体和客体之间就实现了认识论层面的统一。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无对象的虚无的同时，受到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启示，重新阐述了感性对象确证人的现实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感性对象性是人得以存在的保证，从而人具有了现实性，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210。
虽然马克思大量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但是，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使用术语只不过是表述意义的一种外在手段，它并不涉及文本的意义本身，故而想要理清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到文字背后的意义领域中去探索。深入文本后不难发现，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已经产生了分歧，即如何保证新哲学前提的普遍必然性，具体来说，即如何保证经验的人或有限的人具有内在必然性或普遍必然性。
二、马克思批判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
在如何保证有限的人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个难题上，费尔巴哈试图重新回到超验的宗教，而马克思则在现实的历史中找到了答案。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开始脱离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将有限的个人之现实性归结为理性、意志和感情的无限性。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指出，感性的个人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东西和虚无的东西是一回事。故而，他假设，在个人之上存在着绝对本质——类本质，它保证了个人的现实性。类本质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就是理性、意志和感情的无限性，很显然，费尔巴哈在感性之上设定了一个超验的最高根据，来保证感性的普遍必然性。换句话说，费尔巴哈提出的类本质，其本质就是一个超验的、超历史的价值悬设。
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在现实历史中找到了感性的人之内在必然性。他将感性的人之内在必然性归结为感性需要。虽然费尔巴哈的感性思想启发了马克思，但马克思理解的感性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指出：“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194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丰富了感性范畴的内涵，扩增了感性需要这一维度。感性需要指的不是国民经济学的贪婪和享乐的需要，它指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感性的人通过全部的感觉器官，自由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全部感性对象，而不是抽象地占有感性对象的某一方面。例如，享受美食，而不是果腹。感性需要在两个方面证实了人的内在必然性，一方面，它证实了人的生命表现出的完整性。完整的人是已经实现出来的人，他要求全部的感官或感性官能，自由地展示出来，即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还以片面的、有限的形式存在，但人依然具有实现生命完整性的潜能，同时，这也是人追求的最高的内在属性，即自我的完满性，也可以说是人自身的神性；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人要实现自己生命表现的完整性，所以，人就具有了自我实现的无限性，换句话说，人需要不断地进行感性活动，与自然建立感性对象性关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完整性。由此，该过程也具有了无限性和内在必然性。
感性需要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否定了一切外在的神（无论是宗教的神还是哲学的神），使人自身具备了内在必然性，人的现实和实现不需要外在最高根据的保证，其就是人不断地进行感性活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人的现实的历史；另一方面，相对于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中理解的感性，马克思则在哲学生存论的境域中重新理解了感性。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将真理性理解为思维的实在性，认为后者不过是思维把自身设定为外在的认识对象，从而获得对这个对象的认识，思维所设定的外在对象不过就是思维自身，思维成了无对象的自我，思维的实在性就是思维的虚无，所以，思维——抽象出来的观念——是一个孤立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存在。费尔巴哈从思维出发来理解感性，他认为，“思维是通过感性而证实的”[1]165，只有感性实体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而感性实体就是“在理性中和用理性来肯定每一个人——现实的人——在心中承认的东西”[1]163。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为了反对抽象思维的真理性，提出只有感性才是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唯一基础和来源。遗憾的是，他仅仅在认识论的层面中肯定感性的意义。
相反，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认识论的层面来理解感性，而是开启了一个生存论的路向，他把感性理解为现实历史的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而历史就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2]194。感性成为历史的开端，基于感性需要或人的生存的内在要求，现实的人必然要认识世界和在世界中活动或劳动，所以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96。由此可知，马克思并没有把感性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即感性直观，而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换句话说，因为人具有感性需要的内在要求，所以，人必须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而获得保证人类生存的感性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把感性理解为生存论的范畴，实现了哲学生存论的转向。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决定了由该范畴推出的一系列概念，如“异化劳动”“类本质”“复归”等范畴，也存在重要差异。
三、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类本质”和“复归”的理解
马克思没有遵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来使用异化劳动术语。具体来说，异化劳动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156。劳动的异化，并不是指劳动概念的异化，即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不符合劳动概念的本质，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并不受工人的自由意志所支配，反倒成为工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的限制。因此，马克思并不关心现实劳动是否符合劳动概念的本真状态，或者说，劳动是否具有真理性和现实性，而是关心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存境域。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不是指工人不符合人的本真状态，而是以工人现实的劳动事实为基础的。
马克思所使用的类本质术语，不再是费尔巴哈的价值悬设，即便马克思多次将自由和普遍性作为类本质的基本规定，如他指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161。其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看到“类存在”“类”“自由”等术语，就表明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具体而言，有三个论据可以证明马克思所理解的类本质不同于费尔巴哈：
（一）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具有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生活的基础是无机界，而不是理性、意志和心。马克思是从肉体、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阐述和理解类生活的。首先，在肉体上，类生活就在于人要靠无机界生活；其次，在理论上，“无机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161；最后，在实践上，无机界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类生活不是想象出来的、抽象出来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它在根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离不开自然界。
（二）自然的普遍性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马克思认为，由于人在自然界之中的活动场域比动物更广阔以及人对自然界的实践能力比动物更强大，所以人的普遍性高于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人的生存依赖自然界，不仅人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活动，而且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对象规定着人的属性，所以说人的普遍本质取决于自然界的广袤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感性的人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的普遍性赋予了人的普遍性。 （三）感性需要的无限性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感性需要规定了人处于一个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而满足自身需要的无限过程，它不仅意味着人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过程的最终成果，即丰富和全面的感性产品，实现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换句话说，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
马克思之所以与费尔巴哈如此的不同，其关键原因在对感性的不同理解上。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感性的人还具有感性需要这个维度，而仅仅把感性的人归结为感性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还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来理解感性，并直接地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相反，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从而把人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理解为，不断地追求自我生命的完整性，不断地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基于此，一方面，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类本质的物质基础是无机界或自然界，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来自于自然界，都依赖于自然界，人的实践也离不开自然界；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站在生存论的维度上，认为人的类本质并不是某个超验的神或者最高根据的恩典， 而是感性的个人在历史中、在生产实践中、在改造对象世界中自我确证和自我规定的，换句话说，只有人本身才能够规定自己的本质。所以，马克思理解的类本质是人化自然（社会），即人在改造自然中所收获的所有感性产品的总和。
既然类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一种伦理价值悬设，而是人化自然或社会，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复归”也就必然不同于费尔巴哈了。具体而言，马克思所理解的“复归”是异化的人——在感性对象化活动中失去自己感性产品的人——重新全面地、自由地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过程。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一直以来，这段文字成为马克思秉承费尔巴哈哲学话语的有力佐证，似乎是“复归”范畴太过夺人眼目，导致了对“复归”的前提——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有所忽视。
私有财产直接导致了工人非人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的现实性表现为非现实性；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可以自由地、全面地享受自己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果实。所以说，扬弃私有财产就表现为 “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89。共产主义以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人并不是向一个抽象出来的、超验的本质复归，而是要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人无法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在这种条件下，即人只有在全面地占有以及用自己全部的感官去享受感性产品的时候，人才能感觉到幸福和自由，因此，自由和幸福也不是什么价值悬设，而是从现实中推出了一种情感和意识。此外，共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设想，它以感性的人为基础，即人具有自我完整性和自我实现的无限性，以革命的实践为工具，以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为道路，以人能够自由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感性对象为目标。总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基础上的，它已经脱离了费尔巴哈的异化复归的批判模式。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但他丰富了感性范畴的内涵，扩增了感性需要这一维度，不仅保证了新哲学前提的普遍必然性，而且基于感性需要范畴，实现了哲学生存论的转向。以此为起点，马克思脱离了费尔巴哈的逻辑，放弃了以认识论来考察现实世界的哲学观，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基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由于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不同于费尔巴哈，所以由感性推论出的一系列范畴也异质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历史的维度和生存的境域中使用“异化劳动”“类本质”“复归”等范畴。故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实现了生存论的哲学转向，脱离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的逻辑，并且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思想的雏形。
[参 考 文 献]
[1]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卷）[M].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责任编辑：崔家善 陈奕诺〕
[关键词]感性对象性；感性需要；生存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10-0015-04
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问世以来，它迅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对于如何评定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即马克思是否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依旧存在分歧。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何界定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即其本质是作为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还是存在一个哲学话语的断裂，以及如何理解《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三个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
关于如何评定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既明显又容易被误导：一方面，它看似非常简单，有三个“明显的根据”来证明马克思是费尔巴哈主义者。其一，在《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费尔巴哈的术语，甚至借用他的论述方式来阐述问题；其二，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却在之后写作的《提纲》和《形态》中对费尔巴哈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其三，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价是最明显也是最具有迷惑性的证据，他认为《提纲》是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总之，以上三个原因，明显地表明，《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就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表面的证据很容易引起误导，《手稿》是马克思寻觅新哲学基础的思想实验室，并不是一个正式发表的文本，因而不能仅仅从文字的表象中去揣摩马克思的思想，而是应该深入到文本背后的意义中，比较他与费尔巴哈思想的异同。
要想解答上述问题，需要在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剥离文字的表象，深入到文字背后的意义中，尝试着呈现出一个真实的马克思；另一方面，通过对书信的考察，试图勾勒马克思写作心理图景，呈现出一个感性的马克思。因此，只有从理论文本和写作心理双重维度出发，才能立体地呈现出马克思脱离费尔巴哈的真实过程，进而廓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论地平。
一、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感觉主义原则和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继承
马克思秉持了费尔巴哈提出的新哲学的基础——感觉主义原则。在写作《手稿》之前，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宗教和哲学绝不可能解答现实生活的问题，它的答案只能来自于世俗生活。因而此时，马克思急切寻求一种新哲学的基础。不言而喻，费尔巴哈提出的新哲学的基础，即感觉主义原则，深得马克思的认同。费尔巴哈提出：“哲学的开端不是上帝，不是绝对，不是作为绝对或理念的宾词的存在。哲学的开端是有限的东西、确定的东西和实际的东西。”[1]107这个确定的东西就是感觉的对象，因为“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1]166，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的东西，来自于经验，而经验的基础是自然。在这种意义上，费尔巴哈强调：“一切科学必须以自然为基础。”[1]118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上述观点的启发，他同样认为，“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2]194。毫无疑问，在构建新哲学的基础这一点上，马克思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启发。然而，采用感觉主义的原则必然要面对一个难题，即主体和客体二分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保证外在的感觉对象与主体自身产生内在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费尔巴哈提出了感性对象性原则。
费尔巴哈认为，外在对象确证了主体的现实性，没有对象的主体就是虚无，而“主体必然与其发生本质关系的那个对象，不外是这个主体固有而又客观的本质”[3]29。一方面，感觉对象是外在于主体的经验对象；另一方面，它又规定着主体的本质。如此，主体和客体之间就实现了认识论层面的统一。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本质无对象的虚无的同时，受到费尔巴哈感性对象性原则的启示，重新阐述了感性对象确证人的现实存在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感性对象性是人得以存在的保证，从而人具有了现实性，因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210。
虽然马克思大量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但是，不能就此认为马克思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使用术语只不过是表述意义的一种外在手段，它并不涉及文本的意义本身，故而想要理清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必须深入到文字背后的意义领域中去探索。深入文本后不难发现，在一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已经产生了分歧，即如何保证新哲学前提的普遍必然性，具体来说，即如何保证经验的人或有限的人具有内在必然性或普遍必然性。
二、马克思批判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
在如何保证有限的人具有普遍必然性这个难题上，费尔巴哈试图重新回到超验的宗教，而马克思则在现实的历史中找到了答案。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开始脱离费尔巴哈哲学。 费尔巴哈将有限的个人之现实性归结为理性、意志和感情的无限性。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他指出，感性的个人是有限的，而有限的东西和虚无的东西是一回事。故而，他假设，在个人之上存在着绝对本质——类本质，它保证了个人的现实性。类本质按照费尔巴哈的理解，就是理性、意志和感情的无限性，很显然，费尔巴哈在感性之上设定了一个超验的最高根据，来保证感性的普遍必然性。换句话说，费尔巴哈提出的类本质，其本质就是一个超验的、超历史的价值悬设。
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在现实历史中找到了感性的人之内在必然性。他将感性的人之内在必然性归结为感性需要。虽然费尔巴哈的感性思想启发了马克思，但马克思理解的感性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指出：“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194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丰富了感性范畴的内涵，扩增了感性需要这一维度。感性需要指的不是国民经济学的贪婪和享乐的需要，它指的是这样一种需要：感性的人通过全部的感觉器官，自由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全部感性对象，而不是抽象地占有感性对象的某一方面。例如，享受美食，而不是果腹。感性需要在两个方面证实了人的内在必然性，一方面，它证实了人的生命表现出的完整性。完整的人是已经实现出来的人，他要求全部的感官或感性官能，自由地展示出来，即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还以片面的、有限的形式存在，但人依然具有实现生命完整性的潜能，同时，这也是人追求的最高的内在属性，即自我的完满性，也可以说是人自身的神性；另一方面，正是因为人要实现自己生命表现的完整性，所以，人就具有了自我实现的无限性，换句话说，人需要不断地进行感性活动，与自然建立感性对象性关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生命的完整性。由此，该过程也具有了无限性和内在必然性。
感性需要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它否定了一切外在的神（无论是宗教的神还是哲学的神），使人自身具备了内在必然性，人的现实和实现不需要外在最高根据的保证，其就是人不断地进行感性活动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人的现实的历史；另一方面，相对于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中理解的感性，马克思则在哲学生存论的境域中重新理解了感性。
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将真理性理解为思维的实在性，认为后者不过是思维把自身设定为外在的认识对象，从而获得对这个对象的认识，思维所设定的外在对象不过就是思维自身，思维成了无对象的自我，思维的实在性就是思维的虚无，所以，思维——抽象出来的观念——是一个孤立的、没有现实性的抽象存在。费尔巴哈从思维出发来理解感性，他认为，“思维是通过感性而证实的”[1]165，只有感性实体才具有现实性和真理性，而感性实体就是“在理性中和用理性来肯定每一个人——现实的人——在心中承认的东西”[1]163。由此可见，费尔巴哈为了反对抽象思维的真理性，提出只有感性才是真理性和现实性的唯一基础和来源。遗憾的是，他仅仅在认识论的层面中肯定感性的意义。
相反，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认识论的层面来理解感性，而是开启了一个生存论的路向，他把感性理解为现实历史的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而历史就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2]194。感性成为历史的开端，基于感性需要或人的生存的内在要求，现实的人必然要认识世界和在世界中活动或劳动，所以历史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196。由此可知，马克思并没有把感性理解为人的认识能力，即感性直观，而是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活动。换句话说，因为人具有感性需要的内在要求，所以，人必须不断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而获得保证人类生存的感性产品，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把感性理解为生存论的范畴，实现了哲学生存论的转向。由此可见，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对于感性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决定了由该范畴推出的一系列概念，如“异化劳动”“类本质”“复归”等范畴，也存在重要差异。
三、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类本质”和“复归”的理解
马克思没有遵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逻辑来使用异化劳动术语。具体来说，异化劳动就是“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2]156。劳动的异化，并不是指劳动概念的异化，即资本主义下的劳动不符合劳动概念的本质，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成果，并不受工人的自由意志所支配，反倒成为工人的生存和自由发展的限制。因此，马克思并不关心现实劳动是否符合劳动概念的本真状态，或者说，劳动是否具有真理性和现实性，而是关心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生存境域。在异化劳动状态下，工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并不是指工人不符合人的本真状态，而是以工人现实的劳动事实为基础的。
马克思所使用的类本质术语，不再是费尔巴哈的价值悬设，即便马克思多次将自由和普遍性作为类本质的基本规定，如他指出，“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161。其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看到“类存在”“类”“自由”等术语，就表明马克思仍然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具体而言，有三个论据可以证明马克思所理解的类本质不同于费尔巴哈：
（一）马克思的类本质概念具有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生活的基础是无机界，而不是理性、意志和心。马克思是从肉体、理论和实践三个方面阐述和理解类生活的。首先，在肉体上，类生活就在于人要靠无机界生活；其次，在理论上，“无机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2]161；最后，在实践上，无机界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类生活不是想象出来的、抽象出来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它在根本上依赖于自然界，离不开自然界。
（二）自然的普遍性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马克思认为，由于人在自然界之中的活动场域比动物更广阔以及人对自然界的实践能力比动物更强大，所以人的普遍性高于动物。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2]161人的生存依赖自然界，不仅人在自然界中进行生产活动，而且自然界作为人的外在对象规定着人的属性，所以说人的普遍本质取决于自然界的广袤性和丰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感性的人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的普遍性赋予了人的普遍性。 （三）感性需要的无限性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感性需要规定了人处于一个不断地认识和改造自然从而满足自身需要的无限过程，它不仅意味着人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而且过程的最终成果，即丰富和全面的感性产品，实现了人的生命的完整性，换句话说，确证了类本质的无限性。
马克思之所以与费尔巴哈如此的不同，其关键原因在对感性的不同理解上。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没有认识到感性的人还具有感性需要这个维度，而仅仅把感性的人归结为感性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他还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来理解感性，并直接地把感性理解为感性直观。相反，马克思把感性理解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从而把人的普遍性和无限性理解为，不断地追求自我生命的完整性，不断地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基于此，一方面，马克思始终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认为类本质的物质基础是无机界或自然界，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来自于自然界，都依赖于自然界，人的实践也离不开自然界；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站在生存论的维度上，认为人的类本质并不是某个超验的神或者最高根据的恩典， 而是感性的个人在历史中、在生产实践中、在改造对象世界中自我确证和自我规定的，换句话说，只有人本身才能够规定自己的本质。所以，马克思理解的类本质是人化自然（社会），即人在改造自然中所收获的所有感性产品的总和。
既然类本质在马克思那里不再是一种伦理价值悬设，而是人化自然或社会，那么马克思所理解的“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复归”也就必然不同于费尔巴哈了。具体而言，马克思所理解的“复归”是异化的人——在感性对象化活动中失去自己感性产品的人——重新全面地、自由地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过程。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一直以来，这段文字成为马克思秉承费尔巴哈哲学话语的有力佐证，似乎是“复归”范畴太过夺人眼目，导致了对“复归”的前提——积极地扬弃私有财产——有所忽视。
私有财产直接导致了工人非人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感性对象化活动——劳动——产品，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的现实性表现为非现实性；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可以自由地、全面地享受自己通过双手获得的劳动果实。所以说，扬弃私有财产就表现为 “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2]189。共产主义以积极扬弃私有财产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人并不是向一个抽象出来的、超验的本质复归，而是要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改变人无法占有自己劳动产品的现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2]185。在这种条件下，即人只有在全面地占有以及用自己全部的感官去享受感性产品的时候，人才能感觉到幸福和自由，因此，自由和幸福也不是什么价值悬设，而是从现实中推出了一种情感和意识。此外，共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伦理设想，它以感性的人为基础，即人具有自我完整性和自我实现的无限性，以革命的实践为工具，以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为道路，以人能够自由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感性对象为目标。总之，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基础上的，它已经脱离了费尔巴哈的异化复归的批判模式。
综上所述，虽然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感性，但他丰富了感性范畴的内涵，扩增了感性需要这一维度，不仅保证了新哲学前提的普遍必然性，而且基于感性需要范畴，实现了哲学生存论的转向。以此为起点，马克思脱离了费尔巴哈的逻辑，放弃了以认识论来考察现实世界的哲学观，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基点来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制度。由于马克思对感性的理解不同于费尔巴哈，所以由感性推论出的一系列范畴也异质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在历史的维度和生存的境域中使用“异化劳动”“类本质”“复归”等范畴。故而，《手稿》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实现了生存论的哲学转向，脱离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的逻辑，并且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思想的雏形。
[参 考 文 献]
[1]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上卷）[M].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翻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卷）[M].荣振华，李金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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