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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产主义”自提出以来就被部分非马克思主义者所质疑，其理论的合理性究竟何在？一直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予以回答的首要难题。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对共产主义的愿景做出了科学有力地回应：他批判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性否定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明确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的自然属性，即肯定人的个性；同时他也指明了共产主义是天然地渴望人类本性的复归，在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中实现人性的解放与自由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著作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共产主义是自然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打破“被创生”宗教理念而进行自我重构的过程，其实质上是实现着人性的解放和现实感性的提升。显然这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须承接的“复归自然人性”的使命，对于当下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共产主义；复归；重构；人性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3-0028-04
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明晰历史终点的归属对于把握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终点归属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斯芬克斯”难题。它是止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止于资本主义崩溃逻辑下的共产主义？对此问题的厘清与解答，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从《手稿》的论证纹理中找寻终点归属的理性推演。基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质阐释，确证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81，以揭示由私有制衍生异化的“生成运动”，从而得出共产主义的现实必然，并通过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和对象性的现实占有，来重构出人性解放与现实感性提升的过程，使人们脱离“创世说”的抽象观念，进而在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中接纳并认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
一、非自然粗陋：个性否定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
国民经济学时代，私有财产被看作是无须解释的事实，资本家的利益成为事实下无可撼动的自然前提。从资本家利益这一前提出发，可以看到：被私有财产关系笼罩下的工人，不得不“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1]50，他们迫于生计而投入生产，违背本意地生产着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生产的结果必然是工人贫困的累积和资本家资本的积聚。私有财产的关系既是异化的“现实的非存在”的劳动活动，也是超自然的无序的资本生产活动。一方面，它作为劳动，抽离人现实的本质使其奴化地劳作，劳动者沦为抽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作为资本，取消了社会的一切规定性而统归于同一的个体资本，为劳动所排斥”[1]67。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演变成了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对立，但归根结底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这成为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及对未来社会预设的逻辑起点。他们从私有财产的客体出发，试图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由于考察视域和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將批判聚焦于“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1]78，即对立存在的个体资本或是异己的特殊劳动，片面地主张普遍利己的私有财产，产生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
第一，否定个性。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世界当中，人类所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被无限放大，私有财产不仅被要求由姓“私”改为了姓“公”，还扩大到想把私有财产无法触及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占有，在他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出于这样的目的，人的特性（个性），诸如才能、天赋、感性乃至个体的生命本质，都被无情地抛弃，人作为共同体而生存。共同体的利益成为最高的准则，也是仅存的合乎道义的准则。排他的私有关系转变为普遍的共有关系，如同工人的规定被广泛推至一切人身上一样，到处充满着对个性的否定，强调“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其粗陋之处集中表现在对“公妻制”的颂扬，看似对私有财产的奋力反击，实质竟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达成了对个性否定的成就。
第二，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之所以称其为鄙夷，是因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贪财欲驱使下的忌妒心，是一种低阶层次的恨富心理，是一种非理性非自然的动物式欲望。它是对最低限度平均主义的非理性追求，“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1]79。它是自我设定的想象中的共同性劳动和工资平等的共同性的简单结合体，不仅在自然的类关系中，更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了人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1]80。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竞争本质，没有超越私有制孕育的主奴二元结构，更确切地说正是它构成了私有财产竞争的本质。基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大胆而果断地评价：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1]79-80。
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源于它未能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1]81，但这些缺陷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本真属性，而是产生于对私有财产驳斥的逻辑起点——“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正因其过分专注私有财产本身所设定的矛盾对立，而偏离了扬弃的正确轨迹反而要求普遍化的完成，进而导致了非自然的粗陋。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认识到了人是自身异化的扬弃，鲜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存在与非自由的生存。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揭露了资本家的丑陋嘴脸，从理想的角度中解释了卑鄙性个人的私有财产制度灭亡的必然性。这无疑闪烁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光辉，这种非自然的粗陋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共有和脱贫的探求，对后来科学社会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做了前瞻性的探索。
二、应然复归：自身还原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共产主义早期的探索中，存在着“政治性的”和“废除国家的”两种公认的形式。从其政治性出发，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或专制的。说它民主，是因为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性专制，从自然的本性中追寻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互等同中呼唤民主价值的永恒，这种民主是向人自身本质的归附；说它专制，因为它看透了资本主义贪婪剥削的本性，它极度渴望对异己的对立的存在物——资产者的抗争，这是一种对违背人性的本真溯源。从其废除国家的性质来看，共产主义很早地就彰显了革命的属性——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甚至可以说它超越了秩序的层面，它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万物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即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融解。反映到人自身上，它是人向人自身的理性回归。因此，在早期的共产主义的公认形式中，都承认人是对天性本我的归属与还原，完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我异化的认知与扬弃。 这种还原是不彻底的，正如当时的共产主义是粗陋的一样，它“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质，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81。在实践中的体现为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按照其设想的制度进行实践的失败。究其根本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片面性扬弃，驳斥起点的错误产生了认知上的鄙夷。如今，我们以纠正的眼光来看，科学的共产主义必定是对人性复归的肯定，以及对人异化方面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天然地从两个方面来实现人的应然复归。
第一，人的本质的复归。其复归的起点在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引发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手稿》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一是人与其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对立异化；二是劳动为他人（资本家）生存服务，劳动行为的对象性丧失导致人与自身劳动行为的异化；三是劳动不再是存在价值的体现，自我贬低为肉体生存的类意识脱离了人天然的本质，人的类本质与人自身成了异化的第三条规定；四是外化的劳动活动成就了异化的人，人被生产对象所奴役支配，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人自己的关系变成非现实化，人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之中，人与人也就异化了。通过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精辟阐释，不难看出异化现象祸起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正因为私有财产的自私性破坏了人本性的自由，马克思在思考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呼唤人的本质复归。所以，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始终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其所谓的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代表少数人的。另一方面，不仅在人类社会当中，而且在现实的自然界中，人也成了非人的对立的存在，可感知的一切被神化了，一切对象性的存在成了人所不能掌握的非对象性的事物，人与自然相隔离，也就是说社会与自然被分离。这些都是非正常的非人性的反常规的现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对这种不合乎道义的存在进行披露的，从而揭示了共产主义是崇尚人性回归、人性本质的真理追求。
第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81。私有财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现实生产运动的结果，它的产生与出现对于实在的生成运动而言，是思维意识理解的对象和被认识的确证统一。因此，我们需要从扬弃的角度去感知、看待甚至理解私有财产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从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看到革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的矛盾，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阶级——无产階级，必然要引发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而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一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此外，还应看到：私有制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较为辉煌的财富，展现着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璀璨劳动，体现了人的能动的自我实现过程。可见，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更是从宗教神学、异化产品等对立事物本身向人自身存在的还原。
因此，在共产主义的逻辑中，它的天然固有本质属性是本我复归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验证并推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真起点与发展方向。更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的应然复归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扬弃批判基础上实现的。从非人的对象反思人的对象性，在异化的现实中发现私有财产催生的自我生命的非现实的外化，从而揭示人通过对人本质、生命、对象化的人的意识理解上升到感性的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5。人成为主动与被动的统一体，人不再是被动的，人摆脱了被私有财产所奴役的牢笼，按照人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的存在、现实的存在，人活在自我享受和与他人彼此享受的乐趣之中。
三、过程重构：人性解放与现实的感性提升
共产主义带来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而推演得出的结果，而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并非人的发展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表现为一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是革命的，是不断否定和消灭现存社会秩序之恶的，同时又是能够改造、提升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固定点，更不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共产主义，不需要通过否定神或扬弃私有财产而设定“人的存在”，像无神论或共产主义那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92。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从自身开始的肯定，是消弭了存在与本质的张力之后的整合。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人作为生命存在之链条的一环，人除了是要靠他人维持自己生活的，还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为生，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种从属的存在物。但马克思却认为，“真正的人”“人的整全”要想成就其独立自由的本质，必须反叛上帝，必须排斥“被创生”的观念。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被创生”的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应将“存在与历史”的形成过程进行重构，并且要彻底地切断抽象思辨带来的自然存在与超验存在的关系，让人作为现实的人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状态。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产生的违背人本质的存在，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非人的自己，是异化的存在，是与人自身相对立的。马克思通过感觉直观来阐述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镜像错觉，从根本上转变了自私有财产产生以来的抽象观念逻辑，将人拉回了现实的感性世界，重塑了人与自然界可感知、互察、互觉的原始联系。人不再是“抽象”的人，不再是“物的附庸”，而是人自身的存在物和创造者，人的存在只能与其自身有因果，是自我存在的存在，人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社会实践中都是与自身相呼应的存在。
因此，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超越众生的神物被理性的科学所拆穿，人被证实是自我的现实的存在，“被创造”的神被人与自然的真实联系所击破。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表明，人并不是在意识领域的观念存在，它是自然的人、现实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人是一个可以被实际直观观察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是抽离于历史的独立个体，是镶嵌在历史链条中永恒的环节。在现实感性的提升过程中，马克思对早期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建构重塑，厘清了共产主义的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逻辑性，彻底摆脱了私有财产束缚下的异化状态中违反人性本质的罪恶循环，实现了人的解放。人不再被异化的对象所裹足，人实现了在对象性的世界中全面的占有，通过感性的知觉去感悟对象性本质的力量，认识到世间的一切——包括自然和社会——对于人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被感知的存在，是人的对象，更是社会的对象，人本身也成为社会化的存在物。在对象性的世界中使人找到了自身自由独立的真谛，人成了现实的人、自然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就须从破除私有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模式入手，消灭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四、结语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粗俗鄙夷的空想学说，他把人的本性复归视为共产主义的应然诉求，为我们呈现了未来王国的自由和谐，即人性的全面解放与发展。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最高层次的阶段，它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递升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现实生产力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置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最低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这就预示着一定时期内发展将大于一切，正如实行改革开放以期摆脱贫困、求物质繁荣强国的事实一样，这是社会主义早期发展的必经之路。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对共产主义产生疑虑——担忧人本理想的失落。其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终将要使得资本主义私有制坠落神坛。在阐述共产主义理想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强调的不是物质丰富而是人的本性解放。在《手稿》中，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对物化的人性进行谴责，明确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下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共产主义的起始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也必须要承接“复归自然人性”的使命。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年发展史，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包含着对人本主义的关怀，始终坚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着人民的主体地位。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实际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守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挚理念——人性自由，注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再是玄想，将是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本质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复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成为人本性自由逐步实现的印证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崔家善〕
[关键词]共产主义；复归；重构；人性
[中图分类号]A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03-0028-04
在社会历史的演进中，明晰历史终点的归属对于把握人类命运的转折点尤为重要。人类历史终点归属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斯芬克斯”难题。它是止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还是止于资本主义崩溃逻辑下的共产主义？对此问题的厘清与解答，需要我们回归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从《手稿》的论证纹理中找寻终点归属的理性推演。基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质阐释，确证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81，以揭示由私有制衍生异化的“生成运动”，从而得出共产主义的现实必然，并通过自我本质的全面占有和对象性的现实占有，来重构出人性解放与现实感性提升的过程，使人们脱离“创世说”的抽象观念，进而在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中接纳并认同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
一、非自然粗陋：个性否定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
国民经济学时代，私有财产被看作是无须解释的事实，资本家的利益成为事实下无可撼动的自然前提。从资本家利益这一前提出发，可以看到：被私有财产关系笼罩下的工人，不得不“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1]50，他们迫于生计而投入生产，违背本意地生产着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生产的结果必然是工人贫困的累积和资本家资本的积聚。私有财产的关系既是异化的“现实的非存在”的劳动活动，也是超自然的无序的资本生产活动。一方面，它作为劳动，抽离人现实的本质使其奴化地劳作，劳动者沦为抽象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作为资本，取消了社会的一切规定性而统归于同一的个体资本，为劳动所排斥”[1]67。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演变成了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对立，但归根结底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这成为傅立叶、欧文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及对未来社会预设的逻辑起点。他们从私有财产的客体出发，试图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由于考察视域和历史时代的局限性，他们將批判聚焦于“私有财产的有害性的和它同人相异化的存在的根源”[1]78，即对立存在的个体资本或是异己的特殊劳动，片面地主张普遍利己的私有财产，产生了粗陋的共产主义，而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
第一，否定个性。在粗陋的共产主义世界当中，人类所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被无限放大，私有财产不仅被要求由姓“私”改为了姓“公”，还扩大到想把私有财产无法触及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占有，在他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出于这样的目的，人的特性（个性），诸如才能、天赋、感性乃至个体的生命本质，都被无情地抛弃，人作为共同体而生存。共同体的利益成为最高的准则，也是仅存的合乎道义的准则。排他的私有关系转变为普遍的共有关系，如同工人的规定被广泛推至一切人身上一样，到处充满着对个性的否定，强调“公有的和共有的财产”，其粗陋之处集中表现在对“公妻制”的颂扬，看似对私有财产的奋力反击，实质竟实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达成了对个性否定的成就。
第二，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之所以称其为鄙夷，是因为粗陋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贪财欲驱使下的忌妒心，是一种低阶层次的恨富心理，是一种非理性非自然的动物式欲望。它是对最低限度平均主义的非理性追求，“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1]79。它是自我设定的想象中的共同性劳动和工资平等的共同性的简单结合体，不仅在自然的类关系中，更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表现了人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1]80。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狭隘的竞争本质，没有超越私有制孕育的主奴二元结构，更确切地说正是它构成了私有财产竞争的本质。基于鄙夷的平均主义欲求，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大胆而果断地评价：它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1]79-80。
马克思对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批判源于它未能挣脱私有财产的羁绊，“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1]81，但这些缺陷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本真属性，而是产生于对私有财产驳斥的逻辑起点——“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正因其过分专注私有财产本身所设定的矛盾对立，而偏离了扬弃的正确轨迹反而要求普遍化的完成，进而导致了非自然的粗陋。但我们也应同时看到，它认识到了人是自身异化的扬弃，鲜明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存在与非自由的生存。在对现实的批判中，揭露了资本家的丑陋嘴脸，从理想的角度中解释了卑鄙性个人的私有财产制度灭亡的必然性。这无疑闪烁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光辉，这种非自然的粗陋恰恰反映了人们对共有和脱贫的探求，对后来科学社会主义中“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理念的提出做了前瞻性的探索。
二、应然复归：自身还原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在共产主义早期的探索中，存在着“政治性的”和“废除国家的”两种公认的形式。从其政治性出发，共产主义是民主的或专制的。说它民主，是因为它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奴性专制，从自然的本性中追寻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互等同中呼唤民主价值的永恒，这种民主是向人自身本质的归附；说它专制，因为它看透了资本主义贪婪剥削的本性，它极度渴望对异己的对立的存在物——资产者的抗争，这是一种对违背人性的本真溯源。从其废除国家的性质来看，共产主义很早地就彰显了革命的属性——打破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甚至可以说它超越了秩序的层面，它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万物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即不仅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矛盾的真正融解。反映到人自身上，它是人向人自身的理性回归。因此，在早期的共产主义的公认形式中，都承认人是对天性本我的归属与还原，完成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自我异化的认知与扬弃。 这种还原是不彻底的，正如当时的共产主义是粗陋的一样，它“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质，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1]81。在实践中的体现为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按照其设想的制度进行实践的失败。究其根本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片面性扬弃，驳斥起点的错误产生了认知上的鄙夷。如今，我们以纠正的眼光来看，科学的共产主义必定是对人性复归的肯定，以及对人异化方面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天然地从两个方面来实现人的应然复归。
第一，人的本质的复归。其复归的起点在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引发的异化现象。马克思在《手稿》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个方面：一是人与其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对立异化；二是劳动为他人（资本家）生存服务，劳动行为的对象性丧失导致人与自身劳动行为的异化；三是劳动不再是存在价值的体现，自我贬低为肉体生存的类意识脱离了人天然的本质，人的类本质与人自身成了异化的第三条规定；四是外化的劳动活动成就了异化的人，人被生产对象所奴役支配，人与他人的关系、人与人自己的关系变成非现实化，人处于自我矛盾的状态之中，人与人也就异化了。通过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精辟阐释，不难看出异化现象祸起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正因为私有财产的自私性破坏了人本性的自由，马克思在思考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极力呼唤人的本质复归。所以，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始终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其所谓的人道主义本质上是代表少数人的。另一方面，不仅在人类社会当中，而且在现实的自然界中，人也成了非人的对立的存在，可感知的一切被神化了，一切对象性的存在成了人所不能掌握的非对象性的事物，人与自然相隔离，也就是说社会与自然被分离。这些都是非正常的非人性的反常规的现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正是对这种不合乎道义的存在进行披露的，从而揭示了共产主义是崇尚人性回归、人性本质的真理追求。
第二，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81。私有财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现实生产运动的结果，它的产生与出现对于实在的生成运动而言，是思维意识理解的对象和被认识的确证统一。因此，我们需要从扬弃的角度去感知、看待甚至理解私有财产的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从私有财产的积极方面看到革命运动爆发的必然性的一面。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性的矛盾，资产阶级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对立阶级——无产階级，必然要引发革命，无产阶级必然要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从而使无产阶级掌握政权，进一步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此外，还应看到：私有制的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较为辉煌的财富，展现着在全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璀璨劳动，体现了人的能动的自我实现过程。可见，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的本质的体现，更是从宗教神学、异化产品等对立事物本身向人自身存在的还原。
因此，在共产主义的逻辑中，它的天然固有本质属性是本我复归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它验证并推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本真起点与发展方向。更确切地说，共产主义的应然复归是在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扬弃批判基础上实现的。从非人的对象反思人的对象性，在异化的现实中发现私有财产催生的自我生命的非现实的外化，从而揭示人通过对人本质、生命、对象化的人的意识理解上升到感性的占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1]85。人成为主动与被动的统一体，人不再是被动的，人摆脱了被私有财产所奴役的牢笼，按照人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的存在、现实的存在，人活在自我享受和与他人彼此享受的乐趣之中。
三、过程重构：人性解放与现实的感性提升
共产主义带来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为中介而推演得出的结果，而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和真正占有并非人的发展目标，也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表现为一场运动，而且这场运动是革命的，是不断否定和消灭现存社会秩序之恶的，同时又是能够改造、提升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固定点，更不是一种外在于人性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共产主义，不需要通过否定神或扬弃私有财产而设定“人的存在”，像无神论或共产主义那样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它是从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本质这种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感性意识开始的”[1]92。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意识从自身开始的肯定，是消弭了存在与本质的张力之后的整合。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人作为生命存在之链条的一环，人除了是要靠他人维持自己生活的，还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为生，完全把自己当成了一种从属的存在物。但马克思却认为，“真正的人”“人的整全”要想成就其独立自由的本质，必须反叛上帝，必须排斥“被创生”的观念。人类如何才能摆脱“被创生”的观念，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应将“存在与历史”的形成过程进行重构，并且要彻底地切断抽象思辨带来的自然存在与超验存在的关系，让人作为现实的人进入共产主义这一新的社会状态。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产生的违背人本质的存在，即人自己创造出来的非人的自己，是异化的存在，是与人自身相对立的。马克思通过感觉直观来阐述真实与虚幻之间的镜像错觉，从根本上转变了自私有财产产生以来的抽象观念逻辑，将人拉回了现实的感性世界，重塑了人与自然界可感知、互察、互觉的原始联系。人不再是“抽象”的人，不再是“物的附庸”，而是人自身的存在物和创造者，人的存在只能与其自身有因果，是自我存在的存在，人无论在自然界中还是社会实践中都是与自身相呼应的存在。
因此，在宗教神学领域中超越众生的神物被理性的科学所拆穿，人被证实是自我的现实的存在，“被创造”的神被人与自然的真实联系所击破。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在其本质上是社会中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表明，人并不是在意识领域的观念存在，它是自然的人、现实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人是一个可以被实际直观观察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不是抽离于历史的独立个体，是镶嵌在历史链条中永恒的环节。在现实感性的提升过程中，马克思对早期粗陋的共产主义进行了建构重塑，厘清了共产主义的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逻辑性，彻底摆脱了私有财产束缚下的异化状态中违反人性本质的罪恶循环，实现了人的解放。人不再被异化的对象所裹足，人实现了在对象性的世界中全面的占有，通过感性的知觉去感悟对象性本质的力量，认识到世间的一切——包括自然和社会——对于人来说，他们都是可以被感知的存在，是人的对象，更是社会的对象，人本身也成为社会化的存在物。在对象性的世界中使人找到了自身自由独立的真谛，人成了现实的人、自然的人。而无产阶级要摆脱资产阶级的剥削，就须从破除私有制下生产资料的占有模式入手，消灭剥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四、结语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非粗俗鄙夷的空想学说，他把人的本性复归视为共产主义的应然诉求，为我们呈现了未来王国的自由和谐，即人性的全面解放与发展。重要的是，共产主义是最高层次的阶段，它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递升过程。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设想，现实生产力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置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者说是最低阶段——社会主义阶段。这就预示着一定时期内发展将大于一切，正如实行改革开放以期摆脱贫困、求物质繁荣强国的事实一样，这是社会主义早期发展的必经之路。但也不可避免地会让人对共产主义产生疑虑——担忧人本理想的失落。其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终将要使得资本主义私有制坠落神坛。在阐述共产主义理想过程中，马克思首先强调的不是物质丰富而是人的本性解放。在《手稿》中，他抨击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状态，对物化的人性进行谴责，明确共产主义是对私有制下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共产主义的起始阶段——社会主义，必然也必须要承接“复归自然人性”的使命。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百年发展史，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直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信仰始终包含着对人本主义的关怀，始终坚持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尊重着人民的主体地位。这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实际的面前，中国共产党坚守着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真挚理念——人性自由，注重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再是玄想，将是事实，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本质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得以复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成为人本性自由逐步实现的印证过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崔家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