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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家弊案本身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但是，从现在开始，司法和政治的较量，政党之间的较量，才真正开始。对台湾民主的真正考验，也才真正开始。
已经过去的2008年的台湾政坛简直成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活报剧的舞台，其中的男一号自然是大家熟悉的陈水扁。即使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阿扁依然牢牢占據着舞台中央。聚焦于镁光灯下，不信的话，只要打开任何一家关注台湾时政的媒体，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陈水扁弊案的最新进展……”
台湾从威权体制在没有经过大的震荡的情况下就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制的民主体制，从一党制转变为两党制，并成功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堪称是一个奇迹，但是，伴随着这一奇迹的却是罕见的天价腐败案。数目的巨大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掌权者的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扁家弊案”的调查从陈水扁担任领导人开始，直到其下台之后，贯穿其“当政”始终，直到选出新领导人之后，案件调查才迅速深入，峰回路转。日前，特侦组在向台北地院送达起诉书后，又两度声请羁押陈水扁两度受挫。应该说，扁家弊案本身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但是，从现在开始，司法和政治的较量，政党之间的较量，才真正开始。对台湾民主的真正考验，也才真正开始。
扁家弊案产生的原因
人们除了特别关注陈水扁家族弊案的花边新闻和背后故事之外，更多的在追问：为什么在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下竟然会选出陈水扁这样的人物、出现这样的惊天大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一个附带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过民主方式第一次进人权力中心的政党和其领导人，特别是原来的在野党和其竞选人，也并不一定具备或能坚持真正的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制度初期通过民主方式取得领袖地位的可能是投机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楷模)，相反，由于其政治“暴发户”的特点，必然会更快速地被权力所腐蚀。
而从具体的制度上看，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即一组候选人得票只需最多就可以当选，不用必须过半数。这样只需稳定基本盘就有胜出的可能。陈水扁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紧靠深绿选民，选取深绿路线，入狱前后也才大肆进行政治操弄，声称是政治迫害，是“政治追杀”，将巨款汇入海外是为了“反清复明”和“台独建国”。
而台湾所有“公职”人员选举中，只要得票超过总票数的5％的政党或候选人，都可以获得每票30元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根据民进党的规定，选举补助款要上缴1/3给党中央，剩下的钱归自己所有。陈水扁2000年和2004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分别得票400多万票和600多万票，合计1100多万票，共得到选举补助款3.4亿左右。选举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还有，台湾政党的募款制度使得陈水扁和民进党容易产生共犯结构。按照民进党“公职”分摊办法，陈水扁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每年要肩负为民进党募集1000万元新台币款项的任务，其在任8年，仅募款任务就有8000万新台币之多。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曾说：“民进党没有党营事业、没有党产，就是用这些选举募来的钱。”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民进党游锡堃、张俊雄分别出面坦承受过陈水扁新台币2000万元和200万元，高雄市长陈菊也公开承认陈水扁在选举中给过她钱。这种选制下，几乎民进党内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和陈水扁有着利益上的纠葛，根本撕扯不清，辩解不明。
台湾地区选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财团和企业主可以私下大量投资给心仪的候选人而没有有效的法律监督，甚至引起黑金政治的质疑。民进党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捐献的都是现金，与其说是一笔烂账，不如说根本就是密账。
所以，陈水扁弊案暴露了台湾民主制度的诸多不完善。陈水扁执政期间，尽管其家庭所爆出的丑闻不断，倒扁运动亦前赴后继，直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可是，陈水扁依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为所动，原因就在于台湾始终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监督机制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虽然台湾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都由“总统”一手任命，正因为如此，李登辉时期遗留的一些贪腐疑云至今也无法澄清。民主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和法治监督机制缺一不可，台湾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已经建立起了政党轮换的竞争机制和参与机制，但是在制衡和法治监督方面却十分薄弱。
由于政治权力向着行政一方高度集中，权力结构颇不均衡，当选后的陈水扁便挟持民意一意孤行，而反对党及其蓝营虽然人数众多，但对陈水扁的倒行逆施却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得靠四年一度的选举。而本应该对行政权施加控制的“议会”，却由于民进党和深绿政党不问是非，只问颜色，阻挡了蓝营一次一次的罢免议案。凡是与陈水扁弊案有关的证据，同样也在民进党治下一再遭遇“证据失踪”的尴尬，连情报局长叶盛茂也违法向陈水扁泄露资讯，只有在政权换手后，才被曝光、彻查。
“民主陷阱”
以“清廉”为旗帜赢得人心、取得政权的民进党，如此迅速地腐败变质，再次证明了事物发展往往出现的那种理想、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一种令人警悚的逻辑——天使变成了撒旦。这是这个党和台湾人民的悲哀，但它也表明了一种在两种制度转换期间必然传承的历史胎记，一种可以降低却难以避免的历史代价。
所以人们对陈水扁的被审判不宜过分的一厢情愿，更应该把其看成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最大考验。根据目前的趋势，陈水扁的被无保开释反而是让台湾蓝绿对立更加深化的转折点。过去历史的残余记忆已框住了台湾民主之路，使台湾一直陷溺在民主的陷阱中，等着被引爆。
台湾今天所遭遇的民主困境并非民主实践中的特例，从各国的民主实践中可以看出类似的所谓“民主陷阱”。
首先是社会既有矛盾的无限上纲。任何初阶民主社会，第一波上台的政治人物，都容易是利用这种矛盾而蹿起的煽动家，因为“矛盾乃是最廉价的政治资产”。耶鲁大学逝世未久的当代主要历史学家盖伊(PeterGay)就指出过，19世纪欧美的普遍民主初期，就充斥着这种煽动政客及政党。利用矛盾而切割人群，使得价值标准错乱，甚至出现双重或多重标准，因而成了常态。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护短文化”。
今天台湾即整个陷落在这样的陷阱中：蓝绿对峙，政治语言里充斥着仇恨元素，人民被撕裂成两半，知识分子则各拗各的道理，媒体也同样颜色分明，立场决定是非，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暴力都成了有理。一到选举，就形同一切规范都放了假，进了原始丛 林。用理论的说法，乃是台湾在政治等公共事务上，并无“普遍的客观理性”，只有帮派的“特殊偏好理性”。
其次是不同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由于政治权力乃是一切权力的源头，在初阶民主社会，除了可怕的政党敌对外，暴力之蔓延由今日标准看，可谓骇人至极。当代美国主要学者蒂尼、布郎等人研究指出，昔日欧美政治暴力的泛滥，甚至宗族地域的“血仇暴力”也借政治而复炽。民进党为了呛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号召围城游行，台北街头上演严重的流血冲突，蓝营立委痛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变成“暴力小英”。
最后是民主与秩序的失衡。民主目标之一乃是形成新的秩序，但秩序不可能只靠道德或契约，它必然要利用各种“实力”，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比文等人研究指出，19世纪美国为了控制秩序即不择手段，包括驱逐危险人士，搞选举阴谋让下层社会的选民不能投票，以及公然买票等等。19世纪美国为了阻挡激进政党，确实做尽不堪之事。今天许多所谓“新兴民主”，仍在这种“民主—秩序”的泥淖中翻滚。
深谙台湾政情的人，都早已警觉到，陈水扁被收押和被无保释放，绝对不是结束，而是台湾终究必须面对的最大矛盾的正式引爆——蓝绿对决、省籍对决，也是南北对决和“统独”对决。这些矛盾过去几十年始终像个巨大幽灵般浮在台湾的上空，它是对台湾的诅咒。今天陈水扁面对司法追究，再度企图利用这些矛盾，将它转化成护身符，从亮手铐，高呼“政治迫害”，到宣布禁食以及透过律师发布十点声明，要求群众“起来吧，撩落去”(闽南语，意思是“奋不顾身搞到底”)，他企图煽起新一波群众运动之意已明。
民主是抑制腐败的有效方法
许多人为台湾在民主制度下出现如此程度的腐败及政府效率低下而错愕，从而对民主制度在保证政府廉洁和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方面的作用产生怀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才使得台湾的腐败被揭露，被遏制，并且促進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从最初名噪一时的“台湾之子”，到今天为人诟病的“台湾之耻”，陈水扁无疑使台湾的民主蒙羞，然而，这种“最高领导人”的贪腐黑幕，却能够在社会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以不受任何一方政治力量操纵的方式揭开，还是凸显了民主制度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进步。
对台湾民主制度有所了解的人，印象最深的当是时下台湾民众的主人翁心态，尤其是在电视上质询官员时的理直气壮，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例如“爆料天王”邱毅，自民进党上台以来，几乎是“每日一爆”、“每周一人物”，揪出许多不法权贵，矛头直指陈水扁家族及其核心幕僚。对此，陈水扁既无法将其投入大狱，更不可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从而永远使其缄口，只能借其它理由将他拘禁数月。等邱毅出狱后，反而可以当上民意代表，利用民意代表的言论免责权继续爆料，这在两蒋时代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有台湾人感叹：当台湾老百姓容易，当台湾官难!这是民主制度对台湾社会生态基本改造的体现，对这样一个中华文明5000年以来未有之奇观，没有理由不给予应有的肯定。
台湾很多头面政治人物，看上去弊案缠身，有打不完的官司，似乎让人难以忍受。不过，每一件贪腐弊案或者疑似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官商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会通过一轮轮反腐败得以健全，人民会对此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比如“机要费”和“特支费”的使用必然更加规范，官商勾结必然有所收敛，党产来源和使用必然更加严格，台湾的司法独立会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腐败，从而使这种伴随新生制度而来的丑恶和其危害性降到最低。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利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必然会上升到新的水平。
至于陈水扁，从某种角度说，其人并非一无是处，不管他本人是否主观上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他都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迹——因坐牢踏上政治舞台，又因坐牢退出政治舞台——他在无形中推动了台湾的政治进步，也催熟了台湾民主政治体制，让人见识了民主的力量。虽然这对于他本人是个绝妙的讽刺，但对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却具有积极意义和极大的警示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已经过去的2008年的台湾政坛简直成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活报剧的舞台，其中的男一号自然是大家熟悉的陈水扁。即使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阿扁依然牢牢占據着舞台中央。聚焦于镁光灯下，不信的话，只要打开任何一家关注台湾时政的媒体，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们首先关注一下陈水扁弊案的最新进展……”
台湾从威权体制在没有经过大的震荡的情况下就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制的民主体制，从一党制转变为两党制，并成功实现了两次政党轮替，堪称是一个奇迹，但是，伴随着这一奇迹的却是罕见的天价腐败案。数目的巨大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掌权者的随心所欲，无法无天。
“扁家弊案”的调查从陈水扁担任领导人开始，直到其下台之后，贯穿其“当政”始终，直到选出新领导人之后，案件调查才迅速深入，峰回路转。日前，特侦组在向台北地院送达起诉书后，又两度声请羁押陈水扁两度受挫。应该说，扁家弊案本身已经没有多大悬念。但是，从现在开始，司法和政治的较量，政党之间的较量，才真正开始。对台湾民主的真正考验，也才真正开始。
扁家弊案产生的原因
人们除了特别关注陈水扁家族弊案的花边新闻和背后故事之外，更多的在追问：为什么在台湾人民引以为傲的所谓民主选举制度下竟然会选出陈水扁这样的人物、出现这样的惊天大案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传统专制体制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一个附带品。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看，即便是通过民主方式第一次进人权力中心的政党和其领导人，特别是原来的在野党和其竞选人，也并不一定具备或能坚持真正的责任意识和契约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制度初期通过民主方式取得领袖地位的可能是投机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民主楷模)，相反，由于其政治“暴发户”的特点，必然会更快速地被权力所腐蚀。
而从具体的制度上看，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采取简单多数制，即一组候选人得票只需最多就可以当选，不用必须过半数。这样只需稳定基本盘就有胜出的可能。陈水扁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才紧靠深绿选民，选取深绿路线，入狱前后也才大肆进行政治操弄，声称是政治迫害，是“政治追杀”，将巨款汇入海外是为了“反清复明”和“台独建国”。
而台湾所有“公职”人员选举中，只要得票超过总票数的5％的政党或候选人，都可以获得每票30元新台币的选举补助。根据民进党的规定，选举补助款要上缴1/3给党中央，剩下的钱归自己所有。陈水扁2000年和2004年参加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分别得票400多万票和600多万票，合计1100多万票，共得到选举补助款3.4亿左右。选举本身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还有，台湾政党的募款制度使得陈水扁和民进党容易产生共犯结构。按照民进党“公职”分摊办法，陈水扁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每年要肩负为民进党募集1000万元新台币款项的任务，其在任8年，仅募款任务就有8000万新台币之多。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铭曾说：“民进党没有党营事业、没有党产，就是用这些选举募来的钱。”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民进党游锡堃、张俊雄分别出面坦承受过陈水扁新台币2000万元和200万元，高雄市长陈菊也公开承认陈水扁在选举中给过她钱。这种选制下，几乎民进党内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和陈水扁有着利益上的纠葛，根本撕扯不清，辩解不明。
台湾地区选举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政治献金没有上限，财团和企业主可以私下大量投资给心仪的候选人而没有有效的法律监督，甚至引起黑金政治的质疑。民进党人士表示，很多企业捐献的都是现金，与其说是一笔烂账，不如说根本就是密账。
所以，陈水扁弊案暴露了台湾民主制度的诸多不完善。陈水扁执政期间，尽管其家庭所爆出的丑闻不断，倒扁运动亦前赴后继，直至演变为声势浩大的百万“红衫军”倒扁运动，可是，陈水扁依然能够稳坐钓鱼台，不为所动，原因就在于台湾始终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制监督机制和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虽然台湾目前的政治体制是当年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五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法院和检察院的官员都由“总统”一手任命，正因为如此，李登辉时期遗留的一些贪腐疑云至今也无法澄清。民主的参与机制、竞争机制、制衡机制和法治监督机制缺一不可，台湾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后，已经建立起了政党轮换的竞争机制和参与机制，但是在制衡和法治监督方面却十分薄弱。
由于政治权力向着行政一方高度集中，权力结构颇不均衡，当选后的陈水扁便挟持民意一意孤行，而反对党及其蓝营虽然人数众多，但对陈水扁的倒行逆施却无可奈何，最终还是得靠四年一度的选举。而本应该对行政权施加控制的“议会”，却由于民进党和深绿政党不问是非，只问颜色，阻挡了蓝营一次一次的罢免议案。凡是与陈水扁弊案有关的证据，同样也在民进党治下一再遭遇“证据失踪”的尴尬，连情报局长叶盛茂也违法向陈水扁泄露资讯，只有在政权换手后，才被曝光、彻查。
“民主陷阱”
以“清廉”为旗帜赢得人心、取得政权的民进党，如此迅速地腐败变质，再次证明了事物发展往往出现的那种理想、愿望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一种令人警悚的逻辑——天使变成了撒旦。这是这个党和台湾人民的悲哀，但它也表明了一种在两种制度转换期间必然传承的历史胎记，一种可以降低却难以避免的历史代价。
所以人们对陈水扁的被审判不宜过分的一厢情愿，更应该把其看成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最大考验。根据目前的趋势，陈水扁的被无保开释反而是让台湾蓝绿对立更加深化的转折点。过去历史的残余记忆已框住了台湾民主之路，使台湾一直陷溺在民主的陷阱中，等着被引爆。
台湾今天所遭遇的民主困境并非民主实践中的特例，从各国的民主实践中可以看出类似的所谓“民主陷阱”。
首先是社会既有矛盾的无限上纲。任何初阶民主社会，第一波上台的政治人物，都容易是利用这种矛盾而蹿起的煽动家，因为“矛盾乃是最廉价的政治资产”。耶鲁大学逝世未久的当代主要历史学家盖伊(PeterGay)就指出过，19世纪欧美的普遍民主初期，就充斥着这种煽动政客及政党。利用矛盾而切割人群，使得价值标准错乱，甚至出现双重或多重标准，因而成了常态。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的“护短文化”。
今天台湾即整个陷落在这样的陷阱中：蓝绿对峙，政治语言里充斥着仇恨元素，人民被撕裂成两半，知识分子则各拗各的道理，媒体也同样颜色分明，立场决定是非，在许多时候甚至连暴力都成了有理。一到选举，就形同一切规范都放了假，进了原始丛 林。用理论的说法，乃是台湾在政治等公共事务上，并无“普遍的客观理性”，只有帮派的“特殊偏好理性”。
其次是不同利益集团不择手段地争权夺利。由于政治权力乃是一切权力的源头，在初阶民主社会，除了可怕的政党敌对外，暴力之蔓延由今日标准看，可谓骇人至极。当代美国主要学者蒂尼、布郎等人研究指出，昔日欧美政治暴力的泛滥，甚至宗族地域的“血仇暴力”也借政治而复炽。民进党为了呛大陆海协会长陈云林，号召围城游行，台北街头上演严重的流血冲突，蓝营立委痛批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变成“暴力小英”。
最后是民主与秩序的失衡。民主目标之一乃是形成新的秩序，但秩序不可能只靠道德或契约，它必然要利用各种“实力”，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比文等人研究指出，19世纪美国为了控制秩序即不择手段，包括驱逐危险人士，搞选举阴谋让下层社会的选民不能投票，以及公然买票等等。19世纪美国为了阻挡激进政党，确实做尽不堪之事。今天许多所谓“新兴民主”，仍在这种“民主—秩序”的泥淖中翻滚。
深谙台湾政情的人，都早已警觉到，陈水扁被收押和被无保释放，绝对不是结束，而是台湾终究必须面对的最大矛盾的正式引爆——蓝绿对决、省籍对决，也是南北对决和“统独”对决。这些矛盾过去几十年始终像个巨大幽灵般浮在台湾的上空，它是对台湾的诅咒。今天陈水扁面对司法追究，再度企图利用这些矛盾，将它转化成护身符，从亮手铐，高呼“政治迫害”，到宣布禁食以及透过律师发布十点声明，要求群众“起来吧，撩落去”(闽南语，意思是“奋不顾身搞到底”)，他企图煽起新一波群众运动之意已明。
民主是抑制腐败的有效方法
许多人为台湾在民主制度下出现如此程度的腐败及政府效率低下而错愕，从而对民主制度在保证政府廉洁和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方面的作用产生怀疑。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正是由于民主制度，才使得台湾的腐败被揭露，被遏制，并且促進民主制度更加完善。
从最初名噪一时的“台湾之子”，到今天为人诟病的“台湾之耻”，陈水扁无疑使台湾的民主蒙羞，然而，这种“最高领导人”的贪腐黑幕，却能够在社会没有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以不受任何一方政治力量操纵的方式揭开，还是凸显了民主制度给台湾社会带来的进步。
对台湾民主制度有所了解的人，印象最深的当是时下台湾民众的主人翁心态，尤其是在电视上质询官员时的理直气壮，有时甚至是肆无忌惮。例如“爆料天王”邱毅，自民进党上台以来，几乎是“每日一爆”、“每周一人物”，揪出许多不法权贵，矛头直指陈水扁家族及其核心幕僚。对此，陈水扁既无法将其投入大狱，更不可能从肉体上将其消灭，从而永远使其缄口，只能借其它理由将他拘禁数月。等邱毅出狱后，反而可以当上民意代表，利用民意代表的言论免责权继续爆料，这在两蒋时代的台湾是不可想象的，以至于有台湾人感叹：当台湾老百姓容易，当台湾官难!这是民主制度对台湾社会生态基本改造的体现，对这样一个中华文明5000年以来未有之奇观，没有理由不给予应有的肯定。
台湾很多头面政治人物，看上去弊案缠身，有打不完的官司，似乎让人难以忍受。不过，每一件贪腐弊案或者疑似贪腐弊案的揭露，都使政府的权力运作增加一分透明。每一篇对官商勾结的报道，都使人民对公共政策多一份警惕。台湾的民主政治制度会通过一轮轮反腐败得以健全，人民会对此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比如“机要费”和“特支费”的使用必然更加规范，官商勾结必然有所收敛，党产来源和使用必然更加严格，台湾的司法独立会更加突出。
正是由于民主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才能更快、更准确、更充分地揭露腐败，从而使这种伴随新生制度而来的丑恶和其危害性降到最低。从根本上说，如果不是人民当家作主意识的提高和这种权利的行使，台湾的腐败就不会被这样迅速和全面地揭露，其民主制度也不会这样得到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民主制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必然会上升到新的水平。
至于陈水扁，从某种角度说，其人并非一无是处，不管他本人是否主观上承认台湾属于中国，他都在中国历史上已经留下了磨不去的印迹——因坐牢踏上政治舞台，又因坐牢退出政治舞台——他在无形中推动了台湾的政治进步，也催熟了台湾民主政治体制，让人见识了民主的力量。虽然这对于他本人是个绝妙的讽刺，但对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却具有积极意义和极大的警示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