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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1984》正式出版60周年，也是它的中文翻译者董乐山去世10周年。董乐山和奥威尔的晚年一样，都以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以此作为工作的思想基础。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语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日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电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着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g4，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乐
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
“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被剥夺翻译权利的董乐山当了一名基础英文教员，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在地下仓库里，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被当作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两个星期内，他读完了这本130万字的著作，马上通过朋友向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他领衔翻译的这套书在1963年出版。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仍产生极大轰动，一时奇货可居，连董乐山自己家里留的一套都被借丢了下册。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董乐山本人不甘荒废，在政治风暴中苦中作乐而已。据他的儿子董亦波讲，“文革”期间，董乐山有—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关入牛棚，被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去看他，关他的‘造反派’告诉我们，他还有‘罪行’没有交代，叫我们要他赶紧交代。他见到我们时，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电子邮件中对记者回忆。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时，董乐山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掉下来断了一只胳膊，这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兰说，她并不责怪哥哥。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这时，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华社工作时，董乐山曾经看到过奥威尔的名字，当时仅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对“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句子，并未用心去揣摩。
这一次不同。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十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_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5000份的印数，又是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林贤治向记者回忆：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蔡女良决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定价1.75元的《1984》获得了广东地区优秀翻译奖，董乐山本人获得了一座缪斯女神像，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效应。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关心：中国裁减西万军队，苏共党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铁幕”的松动。
董乐山将这本新书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没几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这是《1984》的第一句话。
写下这句话时，英国人乔治·奥威尔—定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将被翻译成60多种文字出版。将这句语翻译成汉语时，中国人董乐山却很清楚地知道：这部小说将在世界上人日最多的国家掀起巨大的反响。
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反乌托邦的隐喻小说，《1984》于1949年在伦敦出版，1979年在中国以内部资料形式首次刊印。它的翻译者董乐山认为：翻译这本书是他作为社会主义者，对信念的一次坚持，正如他年轻时参加中共地下党运动一般。
理想引导全家
单纯从家世来看，董乐山无疑具备了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充分条件。
1924年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中产商人家庭，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排行老三，自比《家》中的觉慧；才华横溢，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
如果有人硬要从履历寻找什么先兆的话，那就只有他的学历了。圣约翰大学的英国文学系，对多年后他翻译来自英国的《1984》而言也许只是个神秘的巧合。
1940年，在上海读中学的董乐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对沦陷区学校去汪伪政权登记注册并悬挂汪伪国旗发起激烈抗议，因此被开除。他并未气馁，更把弟弟发展为交通员，到民间传播抗日思想：不到20岁的他，便以“麦耶”为笔名，蜚声上海戏剧评论界。
抗战结束后，在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的董乐山等人又不断去剧院散发左翼传单，发动工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直到他单线联系的直接领导被捕，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止。
1949来了。许多朋友劝董乐山去香港，他拒绝了，留在了大陆。他并非职业革命者，但从当时他手不释卷的两本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来看，至少心向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是毫无疑问的。
这一年的6月8日，《1984》在伦敦出版，大获成功。但董乐山并不知道它，就算知道了电不会有心思翻译。他正忙着引导全家，投入对这个新政权的服务中。
1950年他考上新华社外文部，马上封信把五妹董木兰从上海叫到北京：“只有参加革命才是出路’。董木兰向来都为这个额头宽宽戴着眼镜、一身书生气的三哥对她的关爱，而感觉自豪和温暖。
过了两年，四弟董名山从解放前三哥推荐他报考的“共产党活动中心”——浙江大学毕业，也分到北京。80岁的时候他还对哥哥当年的话刻骨铭心：“一旦你入了党g4，就要一辈子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
几年后，董木兰以“革命干部”身份，给在美国的二哥董鼎山写了一封信；“你现在还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那儿工作。不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我要坚决和你划清界线，从今以后我和你断绝关系，你再也不是我的亲阿哥。”
从这封信后，兄妹二人一直未通信。直到60年代节粮度荒岁月时。二哥托人从香港给董木兰一家几次寄来奶粉、猪油、白糖等食品，保证了她一家人的生存。
苦中作乐
1957年，刚在“八大”上与钱钟书等人一起担任过英文翻译的董乐山被划为右派。直接原因是：他主张职业自由，开放职业市场，并认为苏联的产品质量不好。
“董乐山那人性格特别耿直，孤傲。这样的人不当右派，谁当?”他的妹夫，同时被划为右派的伍文煦说。
被剥夺翻译权利的董乐山当了一名基础英文教员，后又在新华社打下手管理资料。在地下仓库里，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书被当作垫脚的砖头泡在水里——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两个星期内，他读完了这本130万字的著作，马上通过朋友向当时的世界知识出版社推荐。由他领衔翻译的这套书在1963年出版。虽然是内部发行，但仍产生极大轰动，一时奇货可居，连董乐山自己家里留的一套都被借丢了下册。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只是董乐山本人不甘荒废，在政治风暴中苦中作乐而已。据他的儿子董亦波讲，“文革”期间，董乐山有—友人因受不了逼供，胡编乱造，编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特务组织，董乐山的名字也列在其中。他因此被关入牛棚，被长期关押、审讯和逼供。因为不肯诬告他人，董乐山—直被关到只剩自己一个人。
“有一次，我和我母亲去看他，关他的‘造反派’告诉我们，他还有‘罪行’没有交代，叫我们要他赶紧交代。他见到我们时，当着监视我们的人说，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了。”董亦波在电子邮件中对记者回忆。
直到下放河南的“五七干校”劳动时，董乐山因疲累过度，从拖拉机上掉下来断了一只胳膊，这才被允许回到北京。受他影响来到北京工作的四弟五妹，也“追随”了他的处境——董名山质疑苏联出兵匈牙利，董木兰对当时的支部书记提意见，后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相见，董乐山抱歉地对妹妹说：“我对不起你，把你叫到北京来……结果你们都成右派了”
今天的董木兰说，她并不责怪哥哥。因为在那个年代，“参加革命是非常光荣的一件事”。
千字4元
70年代后期，董乐山才恢复工作的权利。这时，他注意到了《1984》。
在新华社工作时，董乐山曾经看到过奥威尔的名字，当时仅知道他是“反极权主义的”。对“老大哥在看着你”“战争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无知就是力量”等句子，并未用心去揣摩。
这一次不同。
“我这一生读到的书可谓不少了，但是感到极度震撼的，这是唯一的—部。因此立志要把它译出来，供国人共赏，十几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说。“《1984》在今天仍有价值……只有彻底否定了……极权主义，才能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8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陈适五在外文出版局主持—本《国外作品选译》，专门刊登“某些有参考价值而篇幅过长或性质不合的材料，供领导及其他同志参考”，向董乐山约稿，他选择了《1984》。
1979年4-7月，《1984》在《国外作品选译》分三期刊登。_这是《1984》同中国读者的第一次见面。5000份的印数，又是内部发行。董乐山得到的稿费是千字4元。
《1984》正式以书籍形式出版，是在1985年。时任花城出版社编辑、著名学者林贤治向记者回忆：那一年，花城出版社的译文编辑室主任蔡女良决定，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一套《反乌托邦三部曲》。这三部曲便是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前苏联作家扎米亚京的《我们》，奥威尔的《1984》。
定价1.75元的《1984》获得了广东地区优秀翻译奖，董乐山本人获得了一座缪斯女神像，但《反乌托邦三部曲》的出版并未引起什么轰动效应。这一年全世界有更重要的事要关心：中国裁减西万军队，苏共党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铁幕”的松动。
董乐山将这本新书送给了自己的弟弟董名山——他平反没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