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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可以被归纳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变革才逐渐成为体系的，若采取一些政治思想者的态度，“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那么我猜测大部分国际政治研究者会把国际关系的起源回溯到若干世纪前的战争时代，那将是修昔抵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或者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克努成在《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中开篇便把专著目的和写作意图展示给读者，他希望专业研究者或者该专业的学生对理论发展的线索有所了解，并通过理论发展的历史沿革来对现今体系理论存有些批判的态度。
关键词：理性；变革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62-01
更加实质的伦理观念——理性与国家间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当代，外交的指导方针收到内政的影响，这是民主思潮和代议制制度的体现，但是在秘密外交和皇权盛行的古代中世纪，往往国家或城邦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君主或者主教一人之手。
對人文伦理的关注是具有延续性的，虽然早期希腊城邦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民主和代议制的雏形，但被后来蛮族的入侵而逐渐弱化。外来的罗马人哥特人等蛮族对教会的皈依使教权大大加强，纷争的平息和新教的吵嚷在西方这块分裂的土地上种下了人文关怀的果实。
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与当时伦理观念背道而驰的思想，也因此为其背上骂名，但是在我看来，他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是在许多世纪之后，而直接影响到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上文提到马基雅维利已经对均势概念有所论述，但是并没有以均势来为其观点命名。其主要著作《君主论》成为同时代及后世学者政治家们纷纷效仿和研究的范本。其在人文伦理方面讨论了君主所该具有的品质：“善”。此处的善并非普世认为的积极向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带有适时而定的特色，比如“狮子的力量”与“狐狸的狡猾”，前者是君主权利的化身，是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做出果断判断并快速处理的君主品质，后者则认为君主应该放弃神学中倡导的普世道德观，仅仅在表面上做到真诚城市和善良，而实质上则持有狡猾、出尔反尔、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质。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利是同时代的政治家，但是对其观点却持保留态度。他对教会神学（仅仅是正确政治观念而非全部继承）或者当时的普世价值更加笃定，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关于君主的道德伦理方面，认为君主具备人的理性，只是应该潜移默化的移除掉教权的影子，而不该过于明显的表现自我的意图，圭恰迪尼认为“君主必须时刻以自我利益为指南，必须假装和隐藏自己的意图，夸大自己的实力，掩盖自己的弱点。”的观点却与马基雅维利契合。第二点是对马基雅维利认为的“命运”有所怀疑，即认为君主，或者民众意图与计划更具有灵活多变性，万万不可将一个既定的、好不做改变的理论导向从头到尾的执行下去，这是由于人类理性之中还存在一个国家及其庞大的历史因素，这同样会左右理性。
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影响，我想从一个方面入手，那就是“社会契约”。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国家间交往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出发，教权的没落和专制的兴起使得贸易的地位更加突出，重商主义和殖民地的争夺一时间左右了欧洲政治。“人类调整自由的愿望与是否存在政治权威”是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意义，它被提出是基于人类理性思维的解放和对自身权利的诉求。这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者非霍布斯、洛克、与卢梭莫属。
霍布斯的思想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然法则”，他认为人类生存在一个不安全且无秩序的世界，为了消除这种恐惧或者不安全感，霍布斯的逻辑是：人类应该主动放弃自然权利，并将最高权力交于一人之手，人类将无暇思考恐惧，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零件。作为这种效忠制度的回报，统治着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契约，及保护臣民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洛克相对于霍布斯的思考方式则显得多较乐观一些，他并不认为人类的困惑来自于完全享有自然法则的恩赐，人享受自然法则是一件应然的事情，只是由于自然法则本身具有一些不足以与人类理性思维互补的地方，因此洛克认为，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则社会的确需要建立一套管理机制，但是这一统治机制并不像霍布斯那样极端，而是倡导需要建立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而相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观点则受到了古典哲学影响，我个人从中的理解是卢梭倡导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在霍布斯和洛克之间游走，当然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卢梭有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那就是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利和专制统治的思想禁锢。
将时间再向后推移，对国际政治思想界影响颇大的便是十九世纪的三种思想：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我个人看来，这三种思想分别代表了君权，公民权利和自由贸易思想。在伯克的理论中，保守主义的第二块基石是尊重传统和权威，无论是世俗观念还是专制集权，这一学派的维护者克劳维茨都认为传统的政治观念不容改变，无论是“竞争”还是“发展”，主权还是人权，战争的本质与意图将不会改变，也因此，在国际关系学中我们将古典战争成为克劳维茨式战争。保守主义者对理性的关注始终是通过悲观的视角，他们认为虽然人类理性存在，但是理性也具有双向性，而维持传统将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方式。激进主义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以人性为基本论点，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并得出一个观点及无论何种社会模式最终都已到达共产主义为目标，他们将阶级斗争作为激进主义的根本，认为人类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套路推导出人在精神与物质中的进步，并极力推崇“革命”这一命题。自由主义主要来自于沿海国家的贸易，它的出现与发展造成了重商主义的没落，政府积极干涉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倡导的目标，当然这一思想同样离不开人类理性的解放，显然，当贸易加深后，政治交往随之变得更加明了，不仅影响到政治家及统治集团，还散布到各个阶级与阶层，商人是自由主义最直接的受益者。
随着学界与政界越来越深入的融合，更加复杂的体系理论、范式和依附性理论本提及，但是有两点不容忽视，首先，所有理论的发展都是因为国际关系更加关注人类本身，第二，所有理论革新不能脱离现实。
作者简介：梁俊飞（1989-），男，汉族，山东省肥城市人，硕士（在读），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关键词：理性；变革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4-0162-01
更加实质的伦理观念——理性与国家间关系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在当代，外交的指导方针收到内政的影响，这是民主思潮和代议制制度的体现，但是在秘密外交和皇权盛行的古代中世纪，往往国家或城邦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君主或者主教一人之手。
對人文伦理的关注是具有延续性的，虽然早期希腊城邦出现了一些所谓的民主和代议制的雏形，但被后来蛮族的入侵而逐渐弱化。外来的罗马人哥特人等蛮族对教会的皈依使教权大大加强，纷争的平息和新教的吵嚷在西方这块分裂的土地上种下了人文关怀的果实。
马基雅维利提出了与当时伦理观念背道而驰的思想，也因此为其背上骂名，但是在我看来，他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贡献是在许多世纪之后，而直接影响到政治现实主义的发展。上文提到马基雅维利已经对均势概念有所论述，但是并没有以均势来为其观点命名。其主要著作《君主论》成为同时代及后世学者政治家们纷纷效仿和研究的范本。其在人文伦理方面讨论了君主所该具有的品质：“善”。此处的善并非普世认为的积极向上的意义，而是一种带有适时而定的特色，比如“狮子的力量”与“狐狸的狡猾”，前者是君主权利的化身，是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做出果断判断并快速处理的君主品质，后者则认为君主应该放弃神学中倡导的普世道德观，仅仅在表面上做到真诚城市和善良，而实质上则持有狡猾、出尔反尔、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特质。
圭恰迪尼与马基雅维利是同时代的政治家，但是对其观点却持保留态度。他对教会神学（仅仅是正确政治观念而非全部继承）或者当时的普世价值更加笃定，对马基雅维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首先关于君主的道德伦理方面，认为君主具备人的理性，只是应该潜移默化的移除掉教权的影子，而不该过于明显的表现自我的意图，圭恰迪尼认为“君主必须时刻以自我利益为指南，必须假装和隐藏自己的意图，夸大自己的实力，掩盖自己的弱点。”的观点却与马基雅维利契合。第二点是对马基雅维利认为的“命运”有所怀疑，即认为君主，或者民众意图与计划更具有灵活多变性，万万不可将一个既定的、好不做改变的理论导向从头到尾的执行下去，这是由于人类理性之中还存在一个国家及其庞大的历史因素，这同样会左右理性。
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影响，我想从一个方面入手，那就是“社会契约”。随着领土国家的出现，国家间交往便从更加现实的角度出发，教权的没落和专制的兴起使得贸易的地位更加突出，重商主义和殖民地的争夺一时间左右了欧洲政治。“人类调整自由的愿望与是否存在政治权威”是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意义，它被提出是基于人类理性思维的解放和对自身权利的诉求。这其中最重要的思想者非霍布斯、洛克、与卢梭莫属。
霍布斯的思想基于人类理性的“自然法则”，他认为人类生存在一个不安全且无秩序的世界，为了消除这种恐惧或者不安全感，霍布斯的逻辑是：人类应该主动放弃自然权利，并将最高权力交于一人之手，人类将无暇思考恐惧，并逐渐成为国家机器的零件。作为这种效忠制度的回报，统治着必须履行与其相应的契约，及保护臣民不受外来势力的侵害。洛克相对于霍布斯的思考方式则显得多较乐观一些，他并不认为人类的困惑来自于完全享有自然法则的恩赐，人享受自然法则是一件应然的事情，只是由于自然法则本身具有一些不足以与人类理性思维互补的地方，因此洛克认为，建立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则社会的确需要建立一套管理机制，但是这一统治机制并不像霍布斯那样极端，而是倡导需要建立一个权力受到限制的政府。而相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观点则受到了古典哲学影响，我个人从中的理解是卢梭倡导一种积极的政治参与观念，这一观念可以说在霍布斯和洛克之间游走，当然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卢梭有表现出一种消极的态度，那就是少数人掌握政治权利和专制统治的思想禁锢。
将时间再向后推移，对国际政治思想界影响颇大的便是十九世纪的三种思想：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我个人看来，这三种思想分别代表了君权，公民权利和自由贸易思想。在伯克的理论中，保守主义的第二块基石是尊重传统和权威，无论是世俗观念还是专制集权，这一学派的维护者克劳维茨都认为传统的政治观念不容改变，无论是“竞争”还是“发展”，主权还是人权，战争的本质与意图将不会改变，也因此，在国际关系学中我们将古典战争成为克劳维茨式战争。保守主义者对理性的关注始终是通过悲观的视角，他们认为虽然人类理性存在，但是理性也具有双向性，而维持传统将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方式。激进主义的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样以人性为基本论点，讨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并得出一个观点及无论何种社会模式最终都已到达共产主义为目标，他们将阶级斗争作为激进主义的根本，认为人类并不是停滞不前的，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套路推导出人在精神与物质中的进步，并极力推崇“革命”这一命题。自由主义主要来自于沿海国家的贸易，它的出现与发展造成了重商主义的没落，政府积极干涉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倡导的目标，当然这一思想同样离不开人类理性的解放，显然，当贸易加深后，政治交往随之变得更加明了，不仅影响到政治家及统治集团，还散布到各个阶级与阶层，商人是自由主义最直接的受益者。
随着学界与政界越来越深入的融合，更加复杂的体系理论、范式和依附性理论本提及，但是有两点不容忽视，首先，所有理论的发展都是因为国际关系更加关注人类本身，第二，所有理论革新不能脱离现实。
作者简介：梁俊飞（1989-），男，汉族，山东省肥城市人，硕士（在读），单位：天津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