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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香港一家存放电影胶片的仓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计划关门歇业。王家卫从那里取回了自己的代表作《东邪西毒》的胶片，却发现胶片受潮，损坏严重。王家卫找来国外的电影修复公司，花了4年时间进行修复。修复后的《东邪西毒终极版》于2009年上映，但由于修复不够及时，极少数片段仍然出现花片的情况。
早期的电影胶片不断遗失或损毁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使在注重电影保护工作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前的电影胶片也有近一半消失无踪。而在中国，老电影胶片遗失或损坏的问题则更突出。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
让这些艰难留存下来的老电影胶片重焕生机和光彩，正是电影修复师们的职责和使命。在光影变化间，他们用魔术师般的双手，打捞着时光的记忆，与岁月赛跑。
从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
50岁的胡玉娥在工作台前忙碌着，台上左右两边各放置着一个醒目的大圆盘，上面放着电影胶片。胡玉娥踩一下脚下的踏板，右手边的圆盘转出一段胶片，用剪刀、胶带等工具仔细修补好其中残缺断裂的部分后，用左边的圆盘再收紧。
胡玉娥是上海电影技术厂（下简称“上技厂”）的电影修复组组长，她和几位同事在厂里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第一步——物理修复工作。
上海电影集团生产技术部主任朱觉介绍，物理修复主要采用物理的和少量化学的手段，对胶片本身的潮湿霉变、脆裂缺损等问题进行处理，使胶片还原到较好的状态。
胡玉娥的工作间里堆放着一摞摞用铁盒装着的电影胶片，不少盒子已锈迹斑斑。房间里弥漫着胶片独有的酸味，稍一走动，灰尘就像烟雾一样蔓延开来。胡玉娥和她的同事们都戴着口罩，工作台上方，一台侧吸式抽油烟机正轰轰作响。
摸过几盘胶片后，胡玉娥手上的白手套已变成了黑色，而这副白手套也见证了她从一名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的转型。
当胶片电影逐渐被数字电影取代，送到上技厂的新电影胶片越来越少，胡玉娥等上技厂的老员工向电影修复方向的转型也就此开始。
因为有着底片剪接的基础，胡玉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已经摸索出了修补和清洗胶片的一套成熟经验。
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
在上技厂工作了43年的吴云岳今年即将退休，他也没有想到，在自己退休前的几年，还要经历个人和单位的重大转型。
随着电影数字化进程的推进，2013年上技厂正式启动了“上海电影影片资料抢救项目”，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部分经典的电影老胶片进行修复。
吴云岳过去一直从事胶片的洗印工作，如今，他的洗印经验又在物理修复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上技厂有专业的洗片机，可以对胶片上的油渍、霉斑等进行物理或化学清洗，而机器清洗不了或无法处理的胶片问题，就得依赖经验丰富的“老法师”了。
一批音像资料馆从民间搜集来的珍贵的抗战资料片，因年代久远，全部收缩变形，部分胶片还出现了扭曲，因为怕氧化，还不能碰水。吴云岳大胆地将胶片分成小段切下后，用架子悬挂起来，利用空气湿度让其膨胀放开，再进行修复，这个过程耗费了近两个月。
另一部197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被送到上技厂的时候，正片因为受潮，画面花斑严重，用机器清洗后效果不佳。胡玉娥想起母亲说过，以前的老工人会利用自己鼻头上的油擦去胶片上的脏点，受此启发，胡玉娥尝试用棉签蘸上凡士林对一格格胶片进行手工擦洗，足足擦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达到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让胡玉娥和吴云岳遗憾的是，他们的手艺可能会后继无人。随着胶片时代的结束，胡玉娥的同事也大量流失，如今，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1岁。
这项工作要慢慢做
在上技厂的电影修复团队中也有一批新鲜的“血液”，这批年轻人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另一步工作——数字修复。
1987年出生的胡勍勍是他们中的“老人”了，是这个数字修复团队的领头人。
胡勍勍说：“数字修复就是在完成对胶片的物理修复后，通过专业扫描仪将胶片内容转化为数字资料，并通过电脑进行进一步的修复，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保存。”
“这项工作如同修图，一帧画面就是一幅图，电影每秒拍摄24帧，就是24幅图，一部片子平均有15万帧，相当于要修15万张图。”朱觉说。
胡勍勍的團队目前有15个人，分早晚两班工作，每班8小时。坐在电脑前的他们，手中的鼠标点得飞快，那些电影画面上的黑点、白色划痕等微小的瑕疵，伴随着每一次点击一点点消失。有时，他们还需要快速对比前后两帧的画面，对可能出现的亮度不同等问题进行仔细调整。为了能看清电脑屏幕上影片的每一个脏点、扭曲和抖动，他们的工作室里常年拉着厚厚的遮光窗帘，营造出如同电影院一般的黑暗环境。
“盯着电脑屏幕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些画面甚至需要重复看上好多遍。”胡勍勍坦言，做这项工作需要极强的耐性。正如电影人吴思远所说：“如果你问修复一部老电影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我认为是时间，因为这项工作是要慢慢做的。”
2007年，胡勍勍刚到上技厂时还是做后期胶片放映工作的，但没过几年，到他手里放映的电影胶片就越来越少。感受到危机后，他参与了厂里电影数字修复的技术培训。
2012年，柯达公司破产，宣告了胶片电影时代的终结，正是在那一年，上技厂数字制作中心正式成立，胡勍勍成为其中的骨干。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8年摄制的电影《一夜歌星》是胡勍勍负责修复的第一部电影。脏点、划痕、擦毛、阻光、抖动、扭曲、闪烁……他们能想到的所有问题，在这部片子的修复中几乎都遇到了。
根据这部片子的修复要求，画面上不能有一个脏点，画面内容的缺失要尽可能尝试去补全，每个镜头的接头处还要保证流畅。“当时，我们5个人没日没夜地加班，一遍一遍地尝试，花了半年时间才最终修复完成。”胡勍勍回忆。
这部影片后来被送到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审核，获得一致好评，最终帮助胡勍勍所在的上技厂取得了电影修复的资格证书。
在朱觉看来，对电影的数字修复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将每一帧画面都当作文物一般对待。“比如，影片中的雪花、星星要和雪花点相区分，下雨声也要和噪声区别开来，这不能单纯依靠自动化的修复软件，还需要修复人员亲自把关。”朱觉说。
年逾85岁的导演李行是台湾电影的开拓者，他曾将自己所有电影的修复版拷贝都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并一再呼吁，电影修复应该“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这在很多电影修复工作者眼中，正是老电影修复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最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技术修复，更需要艺术修复。
早期的电影胶片不断遗失或损毁是全球面临的普遍问题。即使在注重电影保护工作的美国，20世纪50年代前的电影胶片也有近一半消失无踪。而在中国，老电影胶片遗失或损坏的问题则更突出。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孙向辉曾在上海电影节上透露，我国国产影片保存下来的不到两万部，其中至少半数影片需要修复。
让这些艰难留存下来的老电影胶片重焕生机和光彩，正是电影修复师们的职责和使命。在光影变化间，他们用魔术师般的双手，打捞着时光的记忆，与岁月赛跑。
从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
50岁的胡玉娥在工作台前忙碌着，台上左右两边各放置着一个醒目的大圆盘，上面放着电影胶片。胡玉娥踩一下脚下的踏板，右手边的圆盘转出一段胶片，用剪刀、胶带等工具仔细修补好其中残缺断裂的部分后，用左边的圆盘再收紧。
胡玉娥是上海电影技术厂（下简称“上技厂”）的电影修复组组长，她和几位同事在厂里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第一步——物理修复工作。
上海电影集团生产技术部主任朱觉介绍，物理修复主要采用物理的和少量化学的手段，对胶片本身的潮湿霉变、脆裂缺损等问题进行处理，使胶片还原到较好的状态。
胡玉娥的工作间里堆放着一摞摞用铁盒装着的电影胶片，不少盒子已锈迹斑斑。房间里弥漫着胶片独有的酸味，稍一走动，灰尘就像烟雾一样蔓延开来。胡玉娥和她的同事们都戴着口罩，工作台上方，一台侧吸式抽油烟机正轰轰作响。
摸过几盘胶片后，胡玉娥手上的白手套已变成了黑色，而这副白手套也见证了她从一名底片剪接师到电影修复师的转型。
当胶片电影逐渐被数字电影取代，送到上技厂的新电影胶片越来越少，胡玉娥等上技厂的老员工向电影修复方向的转型也就此开始。
因为有着底片剪接的基础，胡玉娥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已经摸索出了修补和清洗胶片的一套成熟经验。
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
在上技厂工作了43年的吴云岳今年即将退休，他也没有想到，在自己退休前的几年，还要经历个人和单位的重大转型。
随着电影数字化进程的推进，2013年上技厂正式启动了“上海电影影片资料抢救项目”，其中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部分经典的电影老胶片进行修复。
吴云岳过去一直从事胶片的洗印工作，如今，他的洗印经验又在物理修复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上技厂有专业的洗片机，可以对胶片上的油渍、霉斑等进行物理或化学清洗，而机器清洗不了或无法处理的胶片问题，就得依赖经验丰富的“老法师”了。
一批音像资料馆从民间搜集来的珍贵的抗战资料片，因年代久远，全部收缩变形，部分胶片还出现了扭曲，因为怕氧化，还不能碰水。吴云岳大胆地将胶片分成小段切下后，用架子悬挂起来，利用空气湿度让其膨胀放开，再进行修复，这个过程耗费了近两个月。
另一部1978年拍摄的越剧电影《祥林嫂》，被送到上技厂的时候，正片因为受潮，画面花斑严重，用机器清洗后效果不佳。胡玉娥想起母亲说过，以前的老工人会利用自己鼻头上的油擦去胶片上的脏点，受此启发，胡玉娥尝试用棉签蘸上凡士林对一格格胶片进行手工擦洗，足足擦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达到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让胡玉娥和吴云岳遗憾的是，他们的手艺可能会后继无人。随着胶片时代的结束，胡玉娥的同事也大量流失，如今，她所在的修复小组只剩下3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1岁。
这项工作要慢慢做
在上技厂的电影修复团队中也有一批新鲜的“血液”，这批年轻人从事的是电影修复的另一步工作——数字修复。
1987年出生的胡勍勍是他们中的“老人”了，是这个数字修复团队的领头人。
胡勍勍说：“数字修复就是在完成对胶片的物理修复后，通过专业扫描仪将胶片内容转化为数字资料，并通过电脑进行进一步的修复，从而更好地对其进行保存。”
“这项工作如同修图，一帧画面就是一幅图，电影每秒拍摄24帧，就是24幅图，一部片子平均有15万帧，相当于要修15万张图。”朱觉说。
胡勍勍的團队目前有15个人，分早晚两班工作，每班8小时。坐在电脑前的他们，手中的鼠标点得飞快，那些电影画面上的黑点、白色划痕等微小的瑕疵，伴随着每一次点击一点点消失。有时，他们还需要快速对比前后两帧的画面，对可能出现的亮度不同等问题进行仔细调整。为了能看清电脑屏幕上影片的每一个脏点、扭曲和抖动，他们的工作室里常年拉着厚厚的遮光窗帘，营造出如同电影院一般的黑暗环境。
“盯着电脑屏幕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些画面甚至需要重复看上好多遍。”胡勍勍坦言，做这项工作需要极强的耐性。正如电影人吴思远所说：“如果你问修复一部老电影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我认为是时间，因为这项工作是要慢慢做的。”
2007年，胡勍勍刚到上技厂时还是做后期胶片放映工作的，但没过几年，到他手里放映的电影胶片就越来越少。感受到危机后，他参与了厂里电影数字修复的技术培训。
2012年，柯达公司破产，宣告了胶片电影时代的终结，正是在那一年，上技厂数字制作中心正式成立，胡勍勍成为其中的骨干。
上海电影制片厂1988年摄制的电影《一夜歌星》是胡勍勍负责修复的第一部电影。脏点、划痕、擦毛、阻光、抖动、扭曲、闪烁……他们能想到的所有问题，在这部片子的修复中几乎都遇到了。
根据这部片子的修复要求，画面上不能有一个脏点，画面内容的缺失要尽可能尝试去补全，每个镜头的接头处还要保证流畅。“当时，我们5个人没日没夜地加班，一遍一遍地尝试，花了半年时间才最终修复完成。”胡勍勍回忆。
这部影片后来被送到北京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审核，获得一致好评，最终帮助胡勍勍所在的上技厂取得了电影修复的资格证书。
在朱觉看来，对电影的数字修复一定要慎之又慎，要将每一帧画面都当作文物一般对待。“比如，影片中的雪花、星星要和雪花点相区分，下雨声也要和噪声区别开来，这不能单纯依靠自动化的修复软件，还需要修复人员亲自把关。”朱觉说。
年逾85岁的导演李行是台湾电影的开拓者，他曾将自己所有电影的修复版拷贝都无偿捐赠给了中国电影资料馆，并一再呼吁，电影修复应该“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这在很多电影修复工作者眼中，正是老电影修复最理想的状态，也是最大的挑战，这不仅需要技术修复，更需要艺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