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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胡同里，是容易让南方人走糊涂的。去赵惟家做采访，让我着实找了一会儿。这是一条不宽敞的小胡同，坐落在东四的闹市中，胡同两侧的房门看着都很相似。按着门牌号，找到了地点。斑驳的小木门，推开时嘎嘎作响，过走廊，里面别有洞天。暖色的屋子，里面有序摆放着各种书籍，高古陶瓷错落有致，胖乎乎的虎斑猫慵懒地蜷在椅子上。
赵惟今年60开外，自小生活在北京，1988年时移居香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家里这些藏品开始。对于自己的收藏，赵惟说：“爱好这东西，是受家里影响，我外公主要喜欢古代书画一块，宋元明清的作品，早年收藏了很多，我从小跟着外公手眼目睹。外公早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太姥爷经商，家里条件不错，有基础去收藏，加上当时东北那边有不少好书画。”赵惟的外公赵鹤亭在国民政府时期是甘肃省主席，后来起义，投奔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赵惟1969年去插队，1976年回到北京，在小黄庄的无线电三厂上班。80年代，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收藏。他说，那会儿东西很便宜，平日里我老爱去琉璃厂逛。到了周末常会起个大早，去后海、地安门几处逛地摊。那时去的都是老北京，没有年轻人。赵惟的书画是跟着外公学，跟着外公看，后来自己又爱上了陶瓷。“我当时也是觉得古陶瓷的造型、韵味很美，就开始找书自学，看博物馆。那时在国内想看个展览也不容易，太少了。后来去了香港，能看到的机会也就多了。”
“鬼市”里多是瓷杂，能看到的书画很少，赵惟收藏的渠道还是多依靠外公的旧友。赵鹤亭早年在天津待过，因此与天津的“八大家”，以及国民党一些要员都有交往。赵惟说他好上收藏后，常会去天津这些世家的家里。他说：“尤其天津的翁开庆，他是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翁同龢的后人，从1985到1988这三年，我在他那儿买了不少东西。到香港后，我每次回来都会去天津，去他们家看看。”
对于赵惟来说，真正的转机是在1986年之后。当时正盖北京王府饭店，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赵惟认识了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日本人竹野内真。“我觉得他是我一生中的贵人。”赵惟说，“1989年我定居香港，竹野内真邀请我去日本。当时我还没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还是‘黄皮书’，只批了我在日本72个小时，三天。到那以后，竹野内真介绍了很多喜欢艺术品的朋友，我也看了很多东西。”
这个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企业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购买艺术品。1987年日本一家保险公司以3992万美元拍下了凡高的《向日葵》，随后同样是日本人以539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鸢尾花》，到1990年日本第二造纸商大昭和制纸总裁74岁的斋藤花825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随后又花了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整个艺术界为之震惊。
在后来的聊天中，这些日本朋友发现赵惟对中国古代书画非常了解，于是他们就提出请赵惟帮他们去找一些好的艺术品。“日本老一代对中国的艺术品还是很有感情的，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让日本人相信你不容易，但是他相信你了，就特别信任。当时我去日本，有一位企業家带着我去银行，直接开出100万美元让我用，80年代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我当时被吓到了。”赵惟说，“后期竹野内真又为我介绍了斋藤家族、佐藤家族，从他们那里，我也买到了不少精品。”
2006年嘉德拍卖了一张石涛的《莲社图》卷，以1177万元高价成交，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当时被公认为石涛青年时期的工笔人物画作有两幅，一是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十六应真图》卷，其二就为这张《莲社图》卷。此时，赵惟正在日本佐藤家做客。佐藤家族以生产五金为主，在日本和中国都拥有不少企业。30年代佐藤的父亲曾为驻上海领事，对于中国的古代书画和瓷器非常热衷。这天，佐藤拿出一个盒子，请赵惟看画。“我打开其中一张一看，赶紧卷起来了，我当时就激动得不行了。”赵惟看到的是石涛所画的《五百罗汉图》四屏。“客观说，石涛这个四条屏是今天能见到唯一存世的。在日本那边收藏石涛虽然很多，但真正精品的东西还是有限。这幅画太重要了，是石涛早期的工笔人物作品。”赵惟说。
石涛是明末清初画坛著名的“四僧”之一。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本姓朱名若极，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等。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刘金库向我介绍说：“今天所见石涛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是中晚期创作的，风格淋漓洒脱，不拘小节，以奔放之势见胜。而这幅《五百罗汉图》四屏，却是石涛少见的工笔水墨纸本画中的释教人物山水画，通过工笔白描的手法追摹北宋人物画大师李公麟之古意，画中人物栩栩如生，极尽工笔写实之能事。画家的笔法运用得清圆细劲章法紧凑，这和我们常见的恣肆豪放挥毫写意的石涛画作截然不同。据考证，这幅四条屏创作于石涛24岁时。”
在石涛的作品中，人物画常以佛教罗汉的形象出现，这也与他早年剃度为僧的经历密切相关，此四屏画均是佛教故事。即为“竹林致琛”、“观舍利光”、“松下课经”、“修成正果”。其中前两幅是石涛对前人画作的模仿，后两幅则融入了石涛为僧时云游四方的所见所闻。在描绘佛教题材的同时又有大量写实成分。“竹林致琛”描绘罗汉五人，甲士一人跪拜海神；“观舍利光”绘罗汉五人或盘坐或站立眼望天空，三缕舍利光从天而降未变成罗汉，三只蝙蝠精乘舍利光徐徐而致。
刘金库说：“值得一提的是，‘观舍利光’这一屏经过乾隆时期江苏太仓地区的毕沅、毕泷兄弟收藏，到清末转为南方最大的收藏家吴荣光收藏并题跋。”吴荣光是收藏道士像、罗汉像最主要的收藏家之一，包括丁云鹏的五百罗汉就是经他手到了日本。他对石涛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题跋中明确说明石涛把历代的道士画集大成。
四条屏之三为“松下课经”绘罗汉七人，或站立或盘坐课经，两罗汉捧经走来，非常细微地描绘罗汉们虔诚课经的场面。第四屏被称为“论经悟道”，绘罗汉六人，四罗汉盘坐论经，两罗汉站立，其中一罗汉向罗汉尊者介绍一出家人，此出家人身着百衲衣双手合十，谦卑地聆听。刘金库指出，这也是早期的存世仅三幅的石涛自画像之一。
赵惟说，当时在佐藤家看到这四条屏，他即请中间人表明自己想购买的意愿，但没能随了心意。为了建立这份关系，他将佐藤家一只元青花大罐买走，自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涛的四条屏最终成为他的收藏。今年他将这件作品交给保利拍卖，赵惟说：“这些画作的艺术价值是人赋予它们的，有艺术价值在的时候就一定有经济价值，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一生过手的书画、瓷器精品无以计量，但自古以来，真正的好东西，最后还是会掌握在有经济能力、有文化的人手里。这始终是我的遗憾！”
赵惟今年60开外，自小生活在北京，1988年时移居香港。我们的话题自然从家里这些藏品开始。对于自己的收藏，赵惟说：“爱好这东西，是受家里影响，我外公主要喜欢古代书画一块，宋元明清的作品，早年收藏了很多，我从小跟着外公手眼目睹。外公早年从东北大学毕业，太姥爷经商，家里条件不错，有基础去收藏，加上当时东北那边有不少好书画。”赵惟的外公赵鹤亭在国民政府时期是甘肃省主席，后来起义，投奔了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
赵惟1969年去插队，1976年回到北京，在小黄庄的无线电三厂上班。80年代，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收藏。他说，那会儿东西很便宜，平日里我老爱去琉璃厂逛。到了周末常会起个大早，去后海、地安门几处逛地摊。那时去的都是老北京，没有年轻人。赵惟的书画是跟着外公学，跟着外公看，后来自己又爱上了陶瓷。“我当时也是觉得古陶瓷的造型、韵味很美，就开始找书自学，看博物馆。那时在国内想看个展览也不容易，太少了。后来去了香港，能看到的机会也就多了。”
“鬼市”里多是瓷杂，能看到的书画很少，赵惟收藏的渠道还是多依靠外公的旧友。赵鹤亭早年在天津待过，因此与天津的“八大家”，以及国民党一些要员都有交往。赵惟说他好上收藏后，常会去天津这些世家的家里。他说：“尤其天津的翁开庆，他是建筑设计院的总工程师，翁同龢的后人，从1985到1988这三年，我在他那儿买了不少东西。到香港后，我每次回来都会去天津，去他们家看看。”
对于赵惟来说，真正的转机是在1986年之后。当时正盖北京王府饭店，通过一个朋友的介绍，赵惟认识了建筑设计公司的总经理，日本人竹野内真。“我觉得他是我一生中的贵人。”赵惟说，“1989年我定居香港，竹野内真邀请我去日本。当时我还没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证，还是‘黄皮书’，只批了我在日本72个小时，三天。到那以后，竹野内真介绍了很多喜欢艺术品的朋友，我也看了很多东西。”
这个时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企业家、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疯狂地购买艺术品。1987年日本一家保险公司以3992万美元拍下了凡高的《向日葵》，随后同样是日本人以539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鸢尾花》，到1990年日本第二造纸商大昭和制纸总裁74岁的斋藤花8250万美元买下凡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随后又花了7810万美元买下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整个艺术界为之震惊。
在后来的聊天中，这些日本朋友发现赵惟对中国古代书画非常了解，于是他们就提出请赵惟帮他们去找一些好的艺术品。“日本老一代对中国的艺术品还是很有感情的，那时候没有钱的概念。让日本人相信你不容易，但是他相信你了，就特别信任。当时我去日本，有一位企業家带着我去银行，直接开出100万美元让我用，80年代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我当时被吓到了。”赵惟说，“后期竹野内真又为我介绍了斋藤家族、佐藤家族，从他们那里，我也买到了不少精品。”
2006年嘉德拍卖了一张石涛的《莲社图》卷，以1177万元高价成交，画的是晋代高僧惠远等在庐山白莲池畔结社参禅的故事。当时被公认为石涛青年时期的工笔人物画作有两幅，一是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十六应真图》卷，其二就为这张《莲社图》卷。此时，赵惟正在日本佐藤家做客。佐藤家族以生产五金为主，在日本和中国都拥有不少企业。30年代佐藤的父亲曾为驻上海领事，对于中国的古代书画和瓷器非常热衷。这天，佐藤拿出一个盒子，请赵惟看画。“我打开其中一张一看，赶紧卷起来了，我当时就激动得不行了。”赵惟看到的是石涛所画的《五百罗汉图》四屏。“客观说，石涛这个四条屏是今天能见到唯一存世的。在日本那边收藏石涛虽然很多，但真正精品的东西还是有限。这幅画太重要了，是石涛早期的工笔人物作品。”赵惟说。
石涛是明末清初画坛著名的“四僧”之一。他是明宗室靖江王赞仪之十世孙，原籍广西桂林，本姓朱名若极，发为僧后，更名元济、超济，自称“苦瓜和尚”。游南京时，得长竿一枝，因号枝下叟，别署阿长、钝根等。天津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教授刘金库向我介绍说：“今天所见石涛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是中晚期创作的，风格淋漓洒脱，不拘小节，以奔放之势见胜。而这幅《五百罗汉图》四屏，却是石涛少见的工笔水墨纸本画中的释教人物山水画，通过工笔白描的手法追摹北宋人物画大师李公麟之古意，画中人物栩栩如生，极尽工笔写实之能事。画家的笔法运用得清圆细劲章法紧凑，这和我们常见的恣肆豪放挥毫写意的石涛画作截然不同。据考证，这幅四条屏创作于石涛24岁时。”
在石涛的作品中，人物画常以佛教罗汉的形象出现，这也与他早年剃度为僧的经历密切相关，此四屏画均是佛教故事。即为“竹林致琛”、“观舍利光”、“松下课经”、“修成正果”。其中前两幅是石涛对前人画作的模仿，后两幅则融入了石涛为僧时云游四方的所见所闻。在描绘佛教题材的同时又有大量写实成分。“竹林致琛”描绘罗汉五人，甲士一人跪拜海神；“观舍利光”绘罗汉五人或盘坐或站立眼望天空，三缕舍利光从天而降未变成罗汉，三只蝙蝠精乘舍利光徐徐而致。
刘金库说：“值得一提的是，‘观舍利光’这一屏经过乾隆时期江苏太仓地区的毕沅、毕泷兄弟收藏，到清末转为南方最大的收藏家吴荣光收藏并题跋。”吴荣光是收藏道士像、罗汉像最主要的收藏家之一，包括丁云鹏的五百罗汉就是经他手到了日本。他对石涛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在题跋中明确说明石涛把历代的道士画集大成。
四条屏之三为“松下课经”绘罗汉七人，或站立或盘坐课经，两罗汉捧经走来，非常细微地描绘罗汉们虔诚课经的场面。第四屏被称为“论经悟道”，绘罗汉六人，四罗汉盘坐论经，两罗汉站立，其中一罗汉向罗汉尊者介绍一出家人，此出家人身着百衲衣双手合十，谦卑地聆听。刘金库指出，这也是早期的存世仅三幅的石涛自画像之一。
赵惟说，当时在佐藤家看到这四条屏，他即请中间人表明自己想购买的意愿，但没能随了心意。为了建立这份关系，他将佐藤家一只元青花大罐买走，自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涛的四条屏最终成为他的收藏。今年他将这件作品交给保利拍卖，赵惟说：“这些画作的艺术价值是人赋予它们的，有艺术价值在的时候就一定有经济价值，这是不能回避的。我一生过手的书画、瓷器精品无以计量，但自古以来，真正的好东西，最后还是会掌握在有经济能力、有文化的人手里。这始终是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