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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互动为视角，比较分析两大三角洲——长三角与珠三角，归纳出浙江以家庭经济加商人与市场网络的不断互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江苏以集体经济和政府的积极互动，依托城市经济辐射，实现城乡联动的区域经济发展，广东以外资投资办厂，带动当地以土地为基本要素介入区域经济发展。沿海开放带动区域发展的路径，为分析沿边开放带动边疆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关键词：对外开放；区域发展路径；两大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48-04
引言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当今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对于一个人口占世界1/5强，疆域位居世界第三的大国，对外开放势必对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一直以来，对外开放就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所研究的领域，然而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国际经济问题已经进一步衍生为区域经济问题，国际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日益加强。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研究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往的研究重视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一面，而忽视国际化引发的区域互动的另一面，本文在将分析对外开放对带动区域内部发展的路径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品的扩散，而这一集聚和扩散过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与国际市场的依存关系各有不同，本文主要从区域劳动力转移和企业发展资本积累路径两个方面探讨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与区际联系
即便在长三角内部，浙江与江苏的劳动力流动也不同。浙江企业劳动力使用主要以自我雇佣或企业家形式为主，以企业家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要比江苏多，江苏劳动力更多是以雇员的形式，在专业技能人力资本方面占优势。
从人口迁入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化吸引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以本地为主，还是以外地为主。下页表1显示，珠三角的迁移人口约60%是外省迁入的；相较而言，长三角就少得多，江苏不足30%，浙江居中，也远不过50%。
从迁入规模来看，依次是广东（2 530.4万）、江苏（910万）、浙江（859.9万）、上海（538.5万），广东是千万级的，是名副其实的人口迁入大省。
从外出就业的地区结构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可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就业的拉动方式。下页表2显示，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劳动力外出就业本地化程度较高，流动范围集中在市内，浙江与江苏比较，浙江的本地化程度更高，浙江大半外出就业人口集中在本县和本市内就业，江苏在市外省内的不少。而珠三角的广东则以跨市的就业居多，表明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拉动就业以外地为主。
二、资本积累方式与市场扩展
对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分析，可以从资本来源和市场扩展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资本来源看，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结构观察发展不同区域模式的资本来源及其构成。本文表3给出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类型结构，数据显示，江苏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的比重较其他地区大，上海则在外商投资公司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果以资金来源和市场目标划分，广东属于外资主导的外向扩展模式，而江苏则属于内外互动扩展模式，浙江属于内向扩展模式。
其次，从市场扩展的路径来看，采用市场数量及其成交额观察不同区域模式的市场扩展对公开市场的依赖程度。浙江和江苏对于公开市场依赖程度较大，而广东明显较低。浙江与江苏对比，浙江在数量上占优，可见商业活动在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三、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路径
（一）浙江：商人及其编织的市场网络
商人和市场网络是温州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温州模式第一阶段（1980—1990年代初），费孝通（1988）总结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和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化市场、农民供销大军、民间信贷相结合。”这一模式背后的机制是，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扩大，当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个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不断分解、拉长，市场越做越大。理论认为，市场与企业是两种可替代的交易方式，市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在某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的情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就是这一模式最好的注解。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对生产领域效率的影响，则诠释了斯密的经典论述——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命题。市场网络的扩大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汇集的市场信息使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专业市场与专业化生产的协同发展，实现了专业化经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使浙江模式发展和壮大。发达的市场网络和细密的分工体系是浙江区域经济核心竞争优势之所在。这种模式的扩张立足的根本在于伴随着专业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市场网络的外延扩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进而又为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市场空间，如此循环、互动，市场扩展与经济增长相伴随。这就是外部化交易方式与企业集群分布相结合的方式。
随着商品生产与远距离消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商人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温州商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表现。改革开放后，温州商会出现恢复的迹象，至1992—2000年期间温州商会得到了蓬勃发展，1995年第一家外地温州商会在昆明成立标志着一种新的商会形态——异地商会开始出现，在此期间温州160多万人口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浙江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并不是升级版，只是上述模式的国际版。其实质是浙江的小规模小作坊的商品生产与专业市场相结合，以商业市场网络扩展为推动力的国际化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浙江经济走向国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浙商在国外建立商品城的消息也频见报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贸易争端将温州商会推到前台，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进出口业务，由于各种原因，贸易纠纷、争端时有发生，甚至屡屡出现“温州鞋被扣事件”。温州商会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迅速与国际商会接轨，2005年12月温州市国际商会正式成立。 （二）江苏：政府和企业结合的园区经济
集体、政府和企业是苏南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以社队企业为发展基础，以具有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为发展主体，以依托上海为代表的城市经济辐射为发展路径，大城市既是苏南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来源。政府是苏南模式发展的重要能动因素。经过一轮改制热潮后，苏南模式，还是珠三角模式，其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无实质的差别。但在政府干预和发展路径上，新的差别依然存在。苏南模式在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上与过去的公社和集体有很强的承袭关系。即便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进驻，经济由相对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跨越，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政府干预依然是苏南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主要的变化是：（1）干预主体由乡镇政府，演变为更大级别的市政府；（2）干预手段由管理、销售、信贷等直接手段，演变为市政建设、产业政策、人才供应服务等等，甚至土地、税收优惠、经营城市等间接手段；（3）干预领域由企业管理的微观领域，演变为打造园区和城市环境等宏观领域。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上述所有演变最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依托，那就是园区经济。因此，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南模式自然演替的结果，并没有与之割离。这种演替中的继承恰恰是苏州工业园区表现优于其他工业园区的根本原因。
园区经济是地方政府找到干预经济的一种新方式：一方面，政府的各种意图可以通过园区经济规划和管理来体现；另一方面，政府干预经济也受到园区经济规划的制约，从而保留在适度范围内。园区不仅具有产业集聚功能，而且也是为企业提供物业管理、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等的服务功能。建设这样的工业园仅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来牵头。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激励这种模式不断复制和扩展。江苏部署了南北挂钩、结对帮扶，开始了南北共建园区的实践探索。苏北成为了承接苏南、上海等地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
从市场拓展方面来看，最初，作为内源发展模式，体现在发展初期市场扩展依托城市经济辐射，为城市经济做配套，与城市形成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与科研机构形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在国际化时期，外资作为新资本改变苏南原有的发展路径模式，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
（三）广东：外资与地租经济结合的外向型经济
珠三角发展有着毗邻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凭借侨眷关系的港澳台资本和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资主导是这一模式最初形成的显著特征，因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成为我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外资与本地资源的不同结合方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
以东莞为例，东莞主要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四川、湖南等省中西部省份，随着企业的不断入驻，村镇大规模兴建厂房，由此形成本地靠出售或出租土地为主，本地居民则进入相应的物业领域，衍生出庞大的“地租经济”。围绕着土地衍生的经济，各市将土地处置权下放至镇一级政府，甚至最终落到拥有土地的镇、村、村民小组手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投资者首先要与相应的农村基层组织谈判，明确使用土地的条件，然后村、镇向市级国土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并确保取得各种用地的批准文件。一般而言，只要村、镇同意出让土地，市级土地管理部门通常会同意。这种与外资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由村镇层面来操作，上一级政府对土地开发的宏观引导相对缺乏，这与全国瞩目的苏州园区经济，政府在产业规划、园区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综合功能的积极形象形成对照。
以南海为例，以土地为资本，通过招商引资、资本带动实现地方区域的发展。土地是“南海模式”招商引资的核心资源，县乡两级政府，利用本地和外地资金在当地投资设厂的机会，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将土地厂房出租给企业使用。原来的单层厂房正慢慢向楼宇经济转变，土地招商正向产业载体招商。南海政府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无为而治”到后来“有为、有限、有信、有效”，始终在寻找与市场、企业的结合点。开始改变原来纯粹发展民营经济的做法，进入招商引资时代，全力推进吸引外来投资的战略。
四、沿海开放路径的启示
虽然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市场等要素，但各地获取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渠道和方式不同，从而要素的相关主体——企业、政府和农民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浙江模式中，家庭、商人和市场网络是温州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江苏模式中，集体、政府和企业是发展路径的核心因素，依靠本地的大城市经济辐射，为城市经济做配套，大城市是苏南乡镇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来源。与城市形成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与科研机构形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广东模式，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吸引侨眷资金、外资，乡镇以土地为核心要素介入，这种方式也锁定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径。对这三种模式的分析，为我们细致考察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经济社会效应奠定了基础，今后可进一步研究不同模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等等。
参考文献：
[1] 翁申霞.珠三角厂房经济模式的前世今生[N].赢周刊，2009-01-08.
[2] 费孝通.温州行[J].望，1986，（22）.
[3] 董辅，等.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J].经济研究，1986，（6）.
[4] 潘维.农民与市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 陈丽敏]
关键词：对外开放；区域发展路径；两大三角洲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48-04
引言
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当今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对于一个人口占世界1/5强，疆域位居世界第三的大国，对外开放势必对国内区域经济格局产生影响。一直以来，对外开放就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所研究的领域，然而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国际经济问题已经进一步衍生为区域经济问题，国际经济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日益加强。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研究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以往的研究重视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影响的一面，而忽视国际化引发的区域互动的另一面，本文在将分析对外开放对带动区域内部发展的路径进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集聚和产品的扩散，而这一集聚和扩散过程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长三角、珠三角与国际市场的依存关系各有不同，本文主要从区域劳动力转移和企业发展资本积累路径两个方面探讨国际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劳动力供给与区际联系
即便在长三角内部，浙江与江苏的劳动力流动也不同。浙江企业劳动力使用主要以自我雇佣或企业家形式为主，以企业家形式存在的人力资本要比江苏多，江苏劳动力更多是以雇员的形式，在专业技能人力资本方面占优势。
从人口迁入的地区分布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工业化吸引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是以本地为主，还是以外地为主。下页表1显示，珠三角的迁移人口约60%是外省迁入的；相较而言，长三角就少得多，江苏不足30%，浙江居中，也远不过50%。
从迁入规模来看，依次是广东（2 530.4万）、江苏（910万）、浙江（859.9万）、上海（538.5万），广东是千万级的，是名副其实的人口迁入大省。
从外出就业的地区结构可以看出一个地区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可以考察区域经济发展对本地就业的拉动方式。下页表2显示，长三角的江苏和浙江劳动力外出就业本地化程度较高，流动范围集中在市内，浙江与江苏比较，浙江的本地化程度更高，浙江大半外出就业人口集中在本县和本市内就业，江苏在市外省内的不少。而珠三角的广东则以跨市的就业居多，表明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拉动就业以外地为主。
二、资本积累方式与市场扩展
对区域经济发展路径的分析，可以从资本来源和市场扩展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资本来源看，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经济类型结构观察发展不同区域模式的资本来源及其构成。本文表3给出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类型结构，数据显示，江苏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的比重较其他地区大，上海则在外商投资公司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如果以资金来源和市场目标划分，广东属于外资主导的外向扩展模式，而江苏则属于内外互动扩展模式，浙江属于内向扩展模式。
其次，从市场扩展的路径来看，采用市场数量及其成交额观察不同区域模式的市场扩展对公开市场的依赖程度。浙江和江苏对于公开市场依赖程度较大，而广东明显较低。浙江与江苏对比，浙江在数量上占优，可见商业活动在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
三、对外开放与区域发展路径
（一）浙江：商人及其编织的市场网络
商人和市场网络是温州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温州模式第一阶段（1980—1990年代初），费孝通（1988）总结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和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同专业化市场、农民供销大军、民间信贷相结合。”这一模式背后的机制是，市场容量可以在企业家才能的作用下扩大，当市场容量达到一定规模后，加工各个环节与前期供料、后期销售自然形成专业化分工的协作体系，产业链也不断分解、拉长，市场越做越大。理论认为，市场与企业是两种可替代的交易方式，市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在某种情况下，必然存在交易费用低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成本的情形，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就是这一模式最好的注解。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对生产领域效率的影响，则诠释了斯密的经典论述——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命题。市场网络的扩大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汇集的市场信息使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专业市场与专业化生产的协同发展，实现了专业化经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使浙江模式发展和壮大。发达的市场网络和细密的分工体系是浙江区域经济核心竞争优势之所在。这种模式的扩张立足的根本在于伴随着专业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市场网络的外延扩张，市场容量不断扩大，进而又为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市场空间，如此循环、互动，市场扩展与经济增长相伴随。这就是外部化交易方式与企业集群分布相结合的方式。
随着商品生产与远距离消费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商人的需要也就应运而生。温州商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表现。改革开放后，温州商会出现恢复的迹象，至1992—2000年期间温州商会得到了蓬勃发展，1995年第一家外地温州商会在昆明成立标志着一种新的商会形态——异地商会开始出现，在此期间温州160多万人口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浙江经济发展的国际化并不是升级版，只是上述模式的国际版。其实质是浙江的小规模小作坊的商品生产与专业市场相结合，以商业市场网络扩展为推动力的国际化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浙江经济走向国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浙商在国外建立商品城的消息也频见报端。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贸易争端将温州商会推到前台，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涉足进出口业务，由于各种原因，贸易纠纷、争端时有发生，甚至屡屡出现“温州鞋被扣事件”。温州商会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迅速与国际商会接轨，2005年12月温州市国际商会正式成立。 （二）江苏：政府和企业结合的园区经济
集体、政府和企业是苏南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以社队企业为发展基础，以具有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为发展主体，以依托上海为代表的城市经济辐射为发展路径，大城市既是苏南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来源。政府是苏南模式发展的重要能动因素。经过一轮改制热潮后，苏南模式，还是珠三角模式，其企业在所有制性质上无实质的差别。但在政府干预和发展路径上，新的差别依然存在。苏南模式在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上与过去的公社和集体有很强的承袭关系。即便进入20世纪90年代，外资企业进驻，经济由相对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跨越，外向型经济突飞猛进，政府干预依然是苏南模式最主要的特征。主要的变化是：（1）干预主体由乡镇政府，演变为更大级别的市政府；（2）干预手段由管理、销售、信贷等直接手段，演变为市政建设、产业政策、人才供应服务等等，甚至土地、税收优惠、经营城市等间接手段；（3）干预领域由企业管理的微观领域，演变为打造园区和城市环境等宏观领域。随着外部形势的变化，上述所有演变最终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依托，那就是园区经济。因此，苏州工业园区是苏南模式自然演替的结果，并没有与之割离。这种演替中的继承恰恰是苏州工业园区表现优于其他工业园区的根本原因。
园区经济是地方政府找到干预经济的一种新方式：一方面，政府的各种意图可以通过园区经济规划和管理来体现；另一方面，政府干预经济也受到园区经济规划的制约，从而保留在适度范围内。园区不仅具有产业集聚功能，而且也是为企业提供物业管理、人才引进、优惠政策等等的服务功能。建设这样的工业园仅靠市场力量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来牵头。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激励这种模式不断复制和扩展。江苏部署了南北挂钩、结对帮扶，开始了南北共建园区的实践探索。苏北成为了承接苏南、上海等地产业转移的重要选择。
从市场拓展方面来看，最初，作为内源发展模式，体现在发展初期市场扩展依托城市经济辐射，为城市经济做配套，与城市形成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与科研机构形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在国际化时期，外资作为新资本改变苏南原有的发展路径模式，通过建立工业园区，以强势政府和有效政府为基础，以招商引资为手段，以土地换资金，以空间求发展。
（三）广东：外资与地租经济结合的外向型经济
珠三角发展有着毗邻香港的优越地理位置，凭借侨眷关系的港澳台资本和国际市场，发展外向型经济。外资主导是这一模式最初形成的显著特征，因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成为我国开放度最高的地区，外资与本地资源的不同结合方式，形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
以东莞为例，东莞主要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四川、湖南等省中西部省份，随着企业的不断入驻，村镇大规模兴建厂房，由此形成本地靠出售或出租土地为主，本地居民则进入相应的物业领域，衍生出庞大的“地租经济”。围绕着土地衍生的经济，各市将土地处置权下放至镇一级政府，甚至最终落到拥有土地的镇、村、村民小组手里。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投资者首先要与相应的农村基层组织谈判，明确使用土地的条件，然后村、镇向市级国土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并确保取得各种用地的批准文件。一般而言，只要村、镇同意出让土地，市级土地管理部门通常会同意。这种与外资结合的土地利用方式主要由村镇层面来操作，上一级政府对土地开发的宏观引导相对缺乏，这与全国瞩目的苏州园区经济，政府在产业规划、园区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综合功能的积极形象形成对照。
以南海为例，以土地为资本，通过招商引资、资本带动实现地方区域的发展。土地是“南海模式”招商引资的核心资源，县乡两级政府，利用本地和外地资金在当地投资设厂的机会，在不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将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将土地厂房出租给企业使用。原来的单层厂房正慢慢向楼宇经济转变，土地招商正向产业载体招商。南海政府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无为而治”到后来“有为、有限、有信、有效”，始终在寻找与市场、企业的结合点。开始改变原来纯粹发展民营经济的做法，进入招商引资时代，全力推进吸引外来投资的战略。
四、沿海开放路径的启示
虽然经济发展离不开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市场等要素，但各地获取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的渠道和方式不同，从而要素的相关主体——企业、政府和农民结成了不同的关系。在浙江模式中，家庭、商人和市场网络是温州模式中极为活跃的因素；在江苏模式中，集体、政府和企业是发展路径的核心因素，依靠本地的大城市经济辐射，为城市经济做配套，大城市是苏南乡镇产品的销售市场，也是信息、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来源。与城市形成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与科研机构形成科研—生产联合体。广东模式，充分利用了地缘优势，吸引侨眷资金、外资，乡镇以土地为核心要素介入，这种方式也锁定了当地经济发展的路径。对这三种模式的分析，为我们细致考察开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经济社会效应奠定了基础，今后可进一步研究不同模式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对包容性发展的影响等等。
参考文献：
[1] 翁申霞.珠三角厂房经济模式的前世今生[N].赢周刊，2009-01-08.
[2] 费孝通.温州行[J].望，1986，（22）.
[3] 董辅，等.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J].经济研究，1986，（6）.
[4] 潘维.农民与市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