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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爆发后，近70万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内，建立临时难民营，导致租界内人口骤增，医疗资源紧缺。美国难民医院在多方支持下孕育而生，这所向穷人免费敞开大门的综合性慈善医院，其财政来源直接决定着其的生存与否。纵观其建立到维持运营的历程，可以窥见在无序的社会中，仍然有着一群人在有序地为受难的群众服务，而该院只是众多难民慈善医院的缩影。
关键词：淞沪会战；美国难民医院；上海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312-02
1937年为期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造成上海地区数百万生灵涂炭，而中立区的租界则成为难民们的“天堂”，3个月中约70万难民涌入原有100万人口的租界，使得公共资源瞬间紧张起来，而医疗卫生资源则更为稀缺。公共租界内对华人开放的医院多为教会医院，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意味着更多的贫穷患者，这些医院在坚持行善的同时如何维系自身的生存？本文将以由美国教会与红十字会于1937年共同资助的美国难民医院为切入点，窥探“淞沪会战”后教会医院在困境中的生存状况。
一、美国难民医院的创立
1937年12月1日，美国难民医院（又称同仁第二医院）正式在旧中央研究院旧址上成立。该分院的成立最初仅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医疗机构而设置的，这与当时整个上海地区混乱的社会环境，以及其“母院”——同仁医院的发展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仁医院1868年成立之初院址为今塘沽路大名路，1880年迁到熙华德路口，直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未再迁址。“淞沪会战”爆发后，同仁医院亦难逃厄运，“母院”不得不搬迁，由于时间仓促，新院址尚未选定便开始搬迁，1937年8月21日同仁医院完成首次搬迁，但两周后，再次将医院迁到海格路英女童学校。不过，由于英童女校空间较小，只能提供100张左右床位，既不能满足战争时期特殊需求，也不能充分发挥出医院固有医治病人的能力。11月20日，医院租到九江路219号的英男童学校以及圣三一教堂，可以提供约130个床位。11月26日，又租到位于白利南路的原中央研究院大楼，至少可以提供约为250张床位。这对于受场地限制的同仁医院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
同仁医院为教会医院，带有慈善性质，其经费来源于四个方面，美国圣公会的捐赠，工部局的免税以及补助，上海当地人士的捐赠，以及医院的日常营业收入（其中每年一半预算来自付费病人）。除了工部局从每年给予医院28 000美元的补助以外，美国红十字会在1937年10月份捐赠医院5 000美元专门用于难民救助，因此此时医院的费用已相对较充裕。
当时社会上难民大多居住在难民临时居住点，那里卫生状况很差且易滋生病菌，难民的生病概率增加，亦有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的趋势，而这些难民基本上都是穷人，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设一家能免费为难民看病的全科医院则显得迫在眉睫。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以及在美国圣公会总部、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纽约国家儿童福利机构的资助下，由同仁医院分出一些设备和医护人员在白利南路成立同仁第二医院，莫约西医生任院长，1937年12月1日美国难民医院暨同仁第二医院正式对外营业。
二、美国难民医院的运营及财政状况
（一）难民医院的设置
医院共有3栋建筑物，其中主建筑物左后方的大楼主要用作肺结核门诊部，另外两栋分别是门诊部和住院部。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多数来自于同仁第一医院，在营业初期便能提供115张的床位。医疗服务方面，涵盖全科诊疗，医治对象不限男、女，优先收留来自难民营的难民。在费用方面，门诊挂号费为1分钱，其他方面对穷人都是免费的，包括诊疗、输血、药品以及住院等项目。
（二）难民医院的高效运转
从建院开始到1939年，病人住院天数以及门诊接待人数都在不断上升。1937年病床床位为115张，而最多时达到300多张病床。医院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病床，但是仍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病床供不应求，尤其在1939年9—12月，每月病床使用率都过102%。月医治人数也在呈快速上升趋势，开业首月医治156人次，1938年4月即升至249人次，1939年7月突破至772人次，1940年7月达到最高纪录835人次。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患者，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其坐落在公共租界设立的难民营地带，医院周边有很多难民临时居住点，因此医院为难民们提供了最便利的医疗条件。其次，该院开设了大部分的诊疗业务，同时也有向其他专科医院以及仁济医院等设备更先进的医院转移患者的权限。第三，该院就诊对象不分男、女，而同仁第一医院只接受男患者，另一所圣公会创办的广仁医院只接受女患者，公共租界内很多外侨医院，只接受外国患者，以及专科医院只接受患有特定病情的患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该院对穷人是完全免费，即使拿不出门诊的1分钱手续费“也不打紧”。到1941年7月，累计18 157例住院病例中16 990例享受免费治疗，免费覆盖率达93.57%，336 347例门诊中284 412例完全免费，免费覆盖率为84.56%。
以上这些数据，一方面直观地展示了医院在尽最大努力吸收尽可能多的病人，但也折射出难民对医院的需求性之高。因此，这一临时性的医院为了服务更多的穷人，救护更多没钱看病的人，在社会的广泛支持下继续营业。
（三）美国难民医院的财政状况
1.慈善捐款
纵观其1937年11月27日至1940年11月30日之间的收入明细，其捐款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国外捐款，国内捐款以及国内的杂费，其中国外捐款始终占据较大比重。1937年11月27日至1938年11月30日，开业的一年时间里，共收到捐款158 878.98元，其中国外捐款133 488.35元，国内捐款7 404.38元，国内杂项收入17 986.25元。国外捐款里有6家慈善机构，3项个人捐款。国内捐款以捐赠目的来划分，其中捐赠用于日常开支以及门诊的费用均超过2 500元。而国内杂项一项收入也是十分庞大的，来自医院的各个方面，最多的是厨房收到的捐赠5 601.97元，其后依次为捐赠药房、基础设施捐赠（暖气、灯、水）等，该年来自门诊病人中的全年收费仅为795.67元。1938年12月1日至1939年11月30日，共接受3 098.86美元以及230 327.87元中国货币的捐赠；1939年12月1日至1940年11月30日，累计收到26 681.68美元以及354 828.68元中国货币的捐赠。 历年众多的捐款机构中，美国咨询委员会历年都大力支持医院的建设，1938年捐赠77 895.42元，1939年两次共援赠22 031.65美元，1940年两次累计35 531.42美元。另一机构，中国儿童福利公司1938年捐赠18 000元，1939年捐赠41 000元，1940年捐赠美元2 500元，本国货币25 000元。除了这两个机构的支持外，国际红十字会在前两年中共捐赠37 534.69元，难民救济委员会在1939年、1940年累计捐赠14 500元。正是在这些国际捐款以及本土商人捐款的帮助下，给难民医院提供了维系生存的资金，更为部分难民继续享用免费医疗提供了保障。
2.争取工部局的支持
1937—1943年租借撤销之前，美国难民医院一直由工部局卫生处统一管理。工部局卫生处每年都会给租界内向其申请补助的医院进行一定的资金补助，并免除房捐。在1938年、1939年的房捐申请上，“医院名称”一栏上统一写着“同仁医院”，而在“地址”栏上则标明“No.1 -219 Kiukiang Road；No.2 -37B Brenan Road”（第一医院，九江路219号，第二医院，白利南路37号），这意味着由“母院”统一向工部局申请补助费以及免除房捐税。但由于工部局资金的有限，以及1937年同仁第一医院迁址后，其规模以及接诊人数都远不如以前，1938年以及1939年工部局卫生处都曾讨论过是否要降低对同仁医院的补助，即从28 000美元减至17 000美元，但两次都遭到卫生处处长的反对，其认为不应该在“困难时期”减少对同仁医院的补助，因此1938年和1939年，工部局仍给予同仁医院28 000美元补助。1941年时工部局总办处将补助提升到了7 000美元，进一步缓解难民医院的财政压力。难民医院和工部局之间，有关经费问题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止，在日常运营上难民医院与工部局一些下属单位亦有一些往来，难民医院与工部局的关系非同寻常。
三、结语
“淞沪会战”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暂告一段落，大上海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歌舞升平，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给社会造成的混乱以及大量难民颠沛流离的情形仍未扭转。美国难民医院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创立之时还是战争结束后，始终致力于优先为难民、为贫困人群服务。该院只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众多慈善医院的缩影，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目的，救助更多的患者，但也有着共同的危机，收到的捐赠与开支难以平衡。慈善救济医院是特殊年代，众多因素结合的产物。战争年代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社会动乱不安导致失业率上升，贫民人口增加，而随着社会对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度增高，各方舆论、经济力量开始支持这一群体，而支持、提供慈善医疗保障则成为支撑这类弱势群体生存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当社会渐趋稳定，难民、贫民问题得以缓解，慈善医疗机构数量、服务方式也渐渐恢复正常化。随着日军对租借区的完全占领，工部局的撤销，在沪外籍人员的撤离，迫使该院告别了工部局的管辖与支持，以及失去了美国圣公会等慈善机构的资助，最终演变成一所普通的医疗机构。
参考文献：
[1] 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J].史林，2002，（4）.
[2]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虹口区志（第三编《租界·外侨》）[Z].
[3] 上海市档案馆微缩档案.
[4]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Gazette.
[5] 申报.[责任编辑 魏 杰]
关键词：淞沪会战；美国难民医院；上海公共租界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3-0312-02
1937年为期近三个月的“淞沪会战”造成上海地区数百万生灵涂炭，而中立区的租界则成为难民们的“天堂”，3个月中约70万难民涌入原有100万人口的租界，使得公共资源瞬间紧张起来，而医疗卫生资源则更为稀缺。公共租界内对华人开放的医院多为教会医院，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难民，意味着更多的贫穷患者，这些医院在坚持行善的同时如何维系自身的生存？本文将以由美国教会与红十字会于1937年共同资助的美国难民医院为切入点，窥探“淞沪会战”后教会医院在困境中的生存状况。
一、美国难民医院的创立
1937年12月1日，美国难民医院（又称同仁第二医院）正式在旧中央研究院旧址上成立。该分院的成立最初仅是在特殊情况下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医疗机构而设置的，这与当时整个上海地区混乱的社会环境，以及其“母院”——同仁医院的发展状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同仁医院1868年成立之初院址为今塘沽路大名路，1880年迁到熙华德路口，直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未再迁址。“淞沪会战”爆发后，同仁医院亦难逃厄运，“母院”不得不搬迁，由于时间仓促，新院址尚未选定便开始搬迁，1937年8月21日同仁医院完成首次搬迁，但两周后，再次将医院迁到海格路英女童学校。不过，由于英童女校空间较小，只能提供100张左右床位，既不能满足战争时期特殊需求，也不能充分发挥出医院固有医治病人的能力。11月20日，医院租到九江路219号的英男童学校以及圣三一教堂，可以提供约130个床位。11月26日，又租到位于白利南路的原中央研究院大楼，至少可以提供约为250张床位。这对于受场地限制的同仁医院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
同仁医院为教会医院，带有慈善性质，其经费来源于四个方面，美国圣公会的捐赠，工部局的免税以及补助，上海当地人士的捐赠，以及医院的日常营业收入（其中每年一半预算来自付费病人）。除了工部局从每年给予医院28 000美元的补助以外，美国红十字会在1937年10月份捐赠医院5 000美元专门用于难民救助，因此此时医院的费用已相对较充裕。
当时社会上难民大多居住在难民临时居住点，那里卫生状况很差且易滋生病菌，难民的生病概率增加，亦有爆发大规模传染病的趋势，而这些难民基本上都是穷人，所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开设一家能免费为难民看病的全科医院则显得迫在眉睫。
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以及在美国圣公会总部、美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纽约国家儿童福利机构的资助下，由同仁医院分出一些设备和医护人员在白利南路成立同仁第二医院，莫约西医生任院长，1937年12月1日美国难民医院暨同仁第二医院正式对外营业。
二、美国难民医院的运营及财政状况
（一）难民医院的设置
医院共有3栋建筑物，其中主建筑物左后方的大楼主要用作肺结核门诊部，另外两栋分别是门诊部和住院部。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和医疗设备多数来自于同仁第一医院，在营业初期便能提供115张的床位。医疗服务方面，涵盖全科诊疗，医治对象不限男、女，优先收留来自难民营的难民。在费用方面，门诊挂号费为1分钱，其他方面对穷人都是免费的，包括诊疗、输血、药品以及住院等项目。
（二）难民医院的高效运转
从建院开始到1939年，病人住院天数以及门诊接待人数都在不断上升。1937年病床床位为115张，而最多时达到300多张病床。医院尽最大努力提供尽可能多的病床，但是仍满足不了患者的需求，病床供不应求，尤其在1939年9—12月，每月病床使用率都过102%。月医治人数也在呈快速上升趋势，开业首月医治156人次，1938年4月即升至249人次，1939年7月突破至772人次，1940年7月达到最高纪录835人次。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患者，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其坐落在公共租界设立的难民营地带，医院周边有很多难民临时居住点，因此医院为难民们提供了最便利的医疗条件。其次，该院开设了大部分的诊疗业务，同时也有向其他专科医院以及仁济医院等设备更先进的医院转移患者的权限。第三，该院就诊对象不分男、女，而同仁第一医院只接受男患者，另一所圣公会创办的广仁医院只接受女患者，公共租界内很多外侨医院，只接受外国患者，以及专科医院只接受患有特定病情的患者。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该院对穷人是完全免费，即使拿不出门诊的1分钱手续费“也不打紧”。到1941年7月，累计18 157例住院病例中16 990例享受免费治疗，免费覆盖率达93.57%，336 347例门诊中284 412例完全免费，免费覆盖率为84.56%。
以上这些数据，一方面直观地展示了医院在尽最大努力吸收尽可能多的病人，但也折射出难民对医院的需求性之高。因此，这一临时性的医院为了服务更多的穷人，救护更多没钱看病的人，在社会的广泛支持下继续营业。
（三）美国难民医院的财政状况
1.慈善捐款
纵观其1937年11月27日至1940年11月30日之间的收入明细，其捐款主要分为三个方面，国外捐款，国内捐款以及国内的杂费，其中国外捐款始终占据较大比重。1937年11月27日至1938年11月30日，开业的一年时间里，共收到捐款158 878.98元，其中国外捐款133 488.35元，国内捐款7 404.38元，国内杂项收入17 986.25元。国外捐款里有6家慈善机构，3项个人捐款。国内捐款以捐赠目的来划分，其中捐赠用于日常开支以及门诊的费用均超过2 500元。而国内杂项一项收入也是十分庞大的，来自医院的各个方面，最多的是厨房收到的捐赠5 601.97元，其后依次为捐赠药房、基础设施捐赠（暖气、灯、水）等，该年来自门诊病人中的全年收费仅为795.67元。1938年12月1日至1939年11月30日，共接受3 098.86美元以及230 327.87元中国货币的捐赠；1939年12月1日至1940年11月30日，累计收到26 681.68美元以及354 828.68元中国货币的捐赠。 历年众多的捐款机构中，美国咨询委员会历年都大力支持医院的建设，1938年捐赠77 895.42元，1939年两次共援赠22 031.65美元，1940年两次累计35 531.42美元。另一机构，中国儿童福利公司1938年捐赠18 000元，1939年捐赠41 000元，1940年捐赠美元2 500元，本国货币25 000元。除了这两个机构的支持外，国际红十字会在前两年中共捐赠37 534.69元，难民救济委员会在1939年、1940年累计捐赠14 500元。正是在这些国际捐款以及本土商人捐款的帮助下，给难民医院提供了维系生存的资金，更为部分难民继续享用免费医疗提供了保障。
2.争取工部局的支持
1937—1943年租借撤销之前，美国难民医院一直由工部局卫生处统一管理。工部局卫生处每年都会给租界内向其申请补助的医院进行一定的资金补助，并免除房捐。在1938年、1939年的房捐申请上，“医院名称”一栏上统一写着“同仁医院”，而在“地址”栏上则标明“No.1 -219 Kiukiang Road；No.2 -37B Brenan Road”（第一医院，九江路219号，第二医院，白利南路37号），这意味着由“母院”统一向工部局申请补助费以及免除房捐税。但由于工部局资金的有限，以及1937年同仁第一医院迁址后，其规模以及接诊人数都远不如以前，1938年以及1939年工部局卫生处都曾讨论过是否要降低对同仁医院的补助，即从28 000美元减至17 000美元，但两次都遭到卫生处处长的反对，其认为不应该在“困难时期”减少对同仁医院的补助，因此1938年和1939年，工部局仍给予同仁医院28 000美元补助。1941年时工部局总办处将补助提升到了7 000美元，进一步缓解难民医院的财政压力。难民医院和工部局之间，有关经费问题的争论并未因此而停止，在日常运营上难民医院与工部局一些下属单位亦有一些往来，难民医院与工部局的关系非同寻常。
三、结语
“淞沪会战”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暂告一段落，大上海很快又恢复了往日的歌舞升平，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创伤，给社会造成的混乱以及大量难民颠沛流离的情形仍未扭转。美国难民医院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创立之时还是战争结束后，始终致力于优先为难民、为贫困人群服务。该院只是在特殊社会背景下众多慈善医院的缩影，它们都有着共同的目的，救助更多的患者，但也有着共同的危机，收到的捐赠与开支难以平衡。慈善救济医院是特殊年代，众多因素结合的产物。战争年代产生了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社会动乱不安导致失业率上升，贫民人口增加，而随着社会对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度增高，各方舆论、经济力量开始支持这一群体，而支持、提供慈善医疗保障则成为支撑这类弱势群体生存的最基本方式之一。当社会渐趋稳定，难民、贫民问题得以缓解，慈善医疗机构数量、服务方式也渐渐恢复正常化。随着日军对租借区的完全占领，工部局的撤销，在沪外籍人员的撤离，迫使该院告别了工部局的管辖与支持，以及失去了美国圣公会等慈善机构的资助，最终演变成一所普通的医疗机构。
参考文献：
[1] 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J].史林，2002，（4）.
[2]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虹口区志（第三编《租界·外侨》）[Z].
[3] 上海市档案馆微缩档案.
[4]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Gazette.
[5] 申报.[责任编辑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