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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东的公司“东乐影音”搬到了北京798艺术区深处，距离他家不远。初秋的下午，身材清瘦的亚东坐在办公室，捧着一杯咖啡，眼神有几分游离。“我早上9点多就起了，”他说，“后来一直做东西，所以手机关机。”
早上9点起床对于一位制作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常态。他们生活在没有生物钟的世界，一切由灵感和工作时间带着走。亚东常常在深夜发一条自己拍的图片到微博上，说拍照是他现在的爱好。前阵子他刚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叫作《初见即别离》，主要是记录他的旅途。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人知道“张亚东”这个名字，但最常见的还是“王菲御用制作人”这个标签。其实你所叫得出名字的大部分内地主流摇滚音乐人的出版物总有一部分是经由他制作的，其中包括郑钧、窦唯、许巍等。2004年在太合麦田公司任职期间，还制作了李宇春的首张专辑。同时，他也于2009年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潜流》。最近的独立制作，应该是GALA乐队2011年发行的那张《追梦痴子心》。
“做专辑，一两个月之内做完比较好，或者更短。因为一般专辑进入制作过程，就说明词曲已经都完成了。国外很多音乐人做专辑的时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离开自己的家，如果市场好的话费用也不高，集中起来效果会更好，”亚东说，“做唱片有一万种可能，真的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更快，更省力。流行歌曲比较职业，只要把reference找好，要什么类型的，可以很快。乐队可能会泡很多天才能找到一种感觉，没有定论。录制乐队类的不需要制作人创作，只是需要一些意见，关于编曲、混音、演唱。做流行歌手需要收歌。制作人在国外分为很多类，有的只是混音师，有的对于制造一些奇怪的、特别的声音很有经验，能给予乐队很多帮助。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创作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亚东来到北京，展开了自己对于音乐梦想的追求。1996年，王菲的专辑《浮躁》出版，是张亚东第一次监制王菲全辑作品，资料形容：“窦唯+张亚东+王菲+Cocteau Twins的创作模式成功缔结了一个王菲时代的颠峰”。很多人都知道，Cocteau Twins是亚东最喜爱的乐队之一，他也许也是最早对于欧美shoegazing/电子类音乐制作有独到认识的国内制作人。
“技术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难度，重要的是想法。”他说。如果你听到他新千年初制作的一些东西，就会惊讶于一些类似于Air那样的电子音乐元素的融入。王菲的很多作品听起来之所以“高级”，均得益于亚东的想法前卫。“但制作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一首烂歌，再好的制作人也没用，也是烂。一个原本非常好的东西，你怎么做也不会太烂。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我出力最少的专辑其实是最好的。好的东西是不费劲的，是容易做而且好玩儿的。无论是资质好还是差的艺人，重要的是抓住那种好状态的瞬间，别让它丢了。我只是艺人的一面镜子。”
1998年6月，“麦田守望者”乐队推出首张专辑《麦田守望者》，制作人为张亚东，由红星生产社出品，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发行。对于很多老乐迷来讲，这张带着浓重乌托邦情结的朋克专辑，写满了关于“北京新声”的回忆。它仍是麦守乐队至今赞誉极高的一张专辑。“在录麦田守望者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事儿，都挺开心的。再看看现在，在中国，做音乐不能养活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忙他的，你忙你的，凑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凑在一起又不一定状态合适。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能有更安静、能凑在一起足一些的时间，给足我经费，那我也可以别的事情都不干了，就录专辑。但是现在连这种基本条件都很难达到。”
1982年，Michael Jackson的专辑《Thriller》全球销量突破1亿张；1997年，Shania Twain的《Come On Over》可以卖到4000万张；同样，王菲的《只爱陌生人》销量是200万张，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2002年，Norah Jones的《Come Away with Me》销量是2600万张。到了2012年，数码音乐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个数字已经趋近天文。截至2012年6月，Adele专辑《21》全球销量突破2200万张，但是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于数字音乐销售。
“我可以接受完成品是数码音轨，现在很多人都没有CD机了。虽然说我听音乐还是从CD转换成数码格式，我不听MP3。但其实载体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音乐本身。音乐必须从互联网上收费，否则所有为了音乐工作的人，都像傻逼一样在做着这个工作。这样就不会有真好的作品出现。如果现在人们都抱着一种‘你们做的音乐值得我们花钱吗’这样的心态，那么只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亚东说。
比起很多愿意和乐队打成一片的制作人，性格内敛、不爱说话的亚东，对于环境的要求是极高的。他认为中国内地音乐水准普遍下滑，和不够火候就忙着录专辑，跟大环境的衰退关系很大：“做GALA和果味VC的专辑，我觉得他们音乐上都不成熟。有想法，但是歌词、创作，都不到位。我不认为他们当时可以录专辑了，但是时间就这么些，再等可能还是这样。GALA比较特别，有一点小幽默，但是里面又有一种挣扎。可是他们都没有表达到最好。内地的音乐环境整体都不太完善，也没看到哪个乐队赚到钱。做乐队的门槛太低，大家免费听，不消费音乐。反正制作怎么都能做，我也缺失听新音乐的动力。”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再回答有关制作人问题的亚东，对于音乐制作在现阶段稍显疲态，也有些消极。“我觉得我非常幸运，”他喝了一口咖啡，“我在之前的努力和时代的帮助下，活得还过得去。但是我确实为现在很多优秀、有资质的音乐人感到委屈。我们每天都在放音乐，但是很多免费使用这些音乐的机构，比如中国移动，至少应该给个几个亿到这些音乐创作者身上，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就算给了也不知道是给到什么人手里，中间商什么的。在环境特别差的情况下，做音乐的热情都没有了。由于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导致你没法全情投入去做成音乐。这一点不解决，任何关于音乐本身的事情都是空谈。”
早上9点起床对于一位制作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常态。他们生活在没有生物钟的世界，一切由灵感和工作时间带着走。亚东常常在深夜发一条自己拍的图片到微博上，说拍照是他现在的爱好。前阵子他刚出版了一本摄影集，叫作《初见即别离》，主要是记录他的旅途。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得到的和失去的一样多”。
有很多方式可以让人知道“张亚东”这个名字，但最常见的还是“王菲御用制作人”这个标签。其实你所叫得出名字的大部分内地主流摇滚音乐人的出版物总有一部分是经由他制作的，其中包括郑钧、窦唯、许巍等。2004年在太合麦田公司任职期间，还制作了李宇春的首张专辑。同时，他也于2009年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潜流》。最近的独立制作，应该是GALA乐队2011年发行的那张《追梦痴子心》。
“做专辑，一两个月之内做完比较好，或者更短。因为一般专辑进入制作过程，就说明词曲已经都完成了。国外很多音乐人做专辑的时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离开自己的家，如果市场好的话费用也不高，集中起来效果会更好，”亚东说，“做唱片有一万种可能，真的不能简单地说哪种更快，更省力。流行歌曲比较职业，只要把reference找好，要什么类型的，可以很快。乐队可能会泡很多天才能找到一种感觉，没有定论。录制乐队类的不需要制作人创作，只是需要一些意见，关于编曲、混音、演唱。做流行歌手需要收歌。制作人在国外分为很多类，有的只是混音师，有的对于制造一些奇怪的、特别的声音很有经验，能给予乐队很多帮助。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创作者。”
上世纪90年代初，张亚东来到北京，展开了自己对于音乐梦想的追求。1996年，王菲的专辑《浮躁》出版，是张亚东第一次监制王菲全辑作品，资料形容：“窦唯+张亚东+王菲+Cocteau Twins的创作模式成功缔结了一个王菲时代的颠峰”。很多人都知道，Cocteau Twins是亚东最喜爱的乐队之一，他也许也是最早对于欧美shoegazing/电子类音乐制作有独到认识的国内制作人。
“技术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难度，重要的是想法。”他说。如果你听到他新千年初制作的一些东西，就会惊讶于一些类似于Air那样的电子音乐元素的融入。王菲的很多作品听起来之所以“高级”，均得益于亚东的想法前卫。“但制作是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一首烂歌，再好的制作人也没用，也是烂。一个原本非常好的东西，你怎么做也不会太烂。我们找到一个共同点，我出力最少的专辑其实是最好的。好的东西是不费劲的，是容易做而且好玩儿的。无论是资质好还是差的艺人，重要的是抓住那种好状态的瞬间，别让它丢了。我只是艺人的一面镜子。”
1998年6月，“麦田守望者”乐队推出首张专辑《麦田守望者》，制作人为张亚东，由红星生产社出品，北京京文音像公司发行。对于很多老乐迷来讲，这张带着浓重乌托邦情结的朋克专辑，写满了关于“北京新声”的回忆。它仍是麦守乐队至今赞誉极高的一张专辑。“在录麦田守望者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没什么事儿，都挺开心的。再看看现在，在中国，做音乐不能养活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忙他的，你忙你的，凑在一起的时间有限，凑在一起又不一定状态合适。每个人当然都希望能有更安静、能凑在一起足一些的时间，给足我经费，那我也可以别的事情都不干了，就录专辑。但是现在连这种基本条件都很难达到。”
1982年，Michael Jackson的专辑《Thriller》全球销量突破1亿张；1997年，Shania Twain的《Come On Over》可以卖到4000万张；同样，王菲的《只爱陌生人》销量是200万张，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2002年，Norah Jones的《Come Away with Me》销量是2600万张。到了2012年，数码音乐一统天下的时代，这个数字已经趋近天文。截至2012年6月，Adele专辑《21》全球销量突破2200万张，但是其中超过半数来自于数字音乐销售。
“我可以接受完成品是数码音轨，现在很多人都没有CD机了。虽然说我听音乐还是从CD转换成数码格式，我不听MP3。但其实载体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音乐本身。音乐必须从互联网上收费，否则所有为了音乐工作的人，都像傻逼一样在做着这个工作。这样就不会有真好的作品出现。如果现在人们都抱着一种‘你们做的音乐值得我们花钱吗’这样的心态，那么只会恶性循环，越来越差。”亚东说。
比起很多愿意和乐队打成一片的制作人，性格内敛、不爱说话的亚东，对于环境的要求是极高的。他认为中国内地音乐水准普遍下滑，和不够火候就忙着录专辑，跟大环境的衰退关系很大：“做GALA和果味VC的专辑，我觉得他们音乐上都不成熟。有想法，但是歌词、创作，都不到位。我不认为他们当时可以录专辑了，但是时间就这么些，再等可能还是这样。GALA比较特别，有一点小幽默，但是里面又有一种挣扎。可是他们都没有表达到最好。内地的音乐环境整体都不太完善，也没看到哪个乐队赚到钱。做乐队的门槛太低，大家免费听，不消费音乐。反正制作怎么都能做，我也缺失听新音乐的动力。”
已经一段时间没有再回答有关制作人问题的亚东，对于音乐制作在现阶段稍显疲态，也有些消极。“我觉得我非常幸运，”他喝了一口咖啡，“我在之前的努力和时代的帮助下，活得还过得去。但是我确实为现在很多优秀、有资质的音乐人感到委屈。我们每天都在放音乐，但是很多免费使用这些音乐的机构，比如中国移动，至少应该给个几个亿到这些音乐创作者身上，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就算给了也不知道是给到什么人手里，中间商什么的。在环境特别差的情况下，做音乐的热情都没有了。由于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导致你没法全情投入去做成音乐。这一点不解决，任何关于音乐本身的事情都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