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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我感恩诗歌，它照亮我灵魂的方向，让我历经岁月的风刀霜剑后，依旧葆有一份最初的纯真，我依旧是我，依旧是一粒沙子，微小、平贱、粗砺、坚实，自生光芒。而在《诗歌报》的工作经历，则是我与诗歌结缘的最美的记忆。
35年前的1984年9月25日，《诗歌报》第一期试刊号面世。《诗歌报》的诞生，改变了中国诗歌的版图，推进了八十年代诗歌的辉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形成了一支以公刘、严阵、刘祖慈、梁小斌、陈所巨等為代表的实力强劲的诗歌创作队伍，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诗歌作品：以安徽师范大学和安徽大学为代表的校园诗歌、大学生诗歌创作，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所在的安师大大学生诗歌群体，被诗评家列入全国七个最重要的诗歌群体，超越北大、武大、北师大，位列第四名。当时虽然有《安徽文学》杂志社，以及刘祖慈、贺羡泉、邹正贤等诗人编辑们的努力，对推动安徽的诗歌创作，扶持青年诗歌作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毕竟版面有限，无法满足安徽诗歌创作的旺盛需求。于是在安徽创办一份专门的诗歌报刊，就成了从安徽省文联领导到广大诗歌作者的共同心愿。这一点从时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老诗人那沙先生在1983年给我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来。姜诗元同志并转各诗友：
来函阅悉，因忙于会议，未及即复，深感歉意。
青年诗歌作者的作品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也是深表同情的，不然我不会在讲话中呼吁人们“爱我们的诗歌吧！”
我作为诗歌老战士，文联负责人之一，曾经一再请求上级准予创办安徽诗歌刊物，但得到的答复是：暂缓。
现在省委新班子已组成，待宣传部新班子组成后，我将以文联的名义，再次提出请求，创办一个安徽诗歌刊物。我深信，最终是会有结果的。朋友们，为了安徽的诗歌事业，我一定尽力而为。
顺颂文安
那沙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五日
那时候我是巢县一中的语文教师，在巢湖地区召开的诗歌创作会议上，认识了那沙先生，他在会上说文学青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会后，我就给他写信，反映了青年诗歌作者的作品难以发表的情况，随后收到了他的这封回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安徽省文联早就有了创办一份诗歌报刊的意向。
我是在1984年暑假期间，得知安徽省要创办《诗歌报》的消息的，我就把1982年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诗与通感》寄给发起人之一刘祖慈先生。这篇文章是当时我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之一，就是想通过对通感.意象、象征、暗喻、意识流、蒙太奇等现代诗创作方法的解析，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朦胧诗”看不懂的问题。由于文章列举的例句都是引自朦胧诗主将们的作品，刘祖慈先生担心引起保守派的非议，要我做了修改。后来在《诗歌报》上从第一期开始，分三期连载完毕。
我早在大学期间就与刘祖慈先生有了联系，他那时是《安徽文学》的诗歌组长，对我每次给《安徽文学》的投稿，他都亲笔写了回信，对我在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我的第一个组诗5首就是他给我发表的，可以说他是我诗歌创作道路上名副其实的引路人。
刘祖慈先生看到《现代诗与通感》一文以后，很快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已经就这篇文章与主编严阵交换了意见，《诗歌报》正在筹办，需要懂得现代诗歌理论的人当编辑，如果我愿意去《诗歌报》当编辑，就尽快去一趟合肥，他带我去面见严阵，敲定此事。
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现代诗歌的“发烧友”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我随即赶到合肥，见到刘祖慈先生，他一再叮嘱我，见到严阵先生的时候不要提及我和他（刘祖慈）早就有联系;他是因为看了《现代诗与通感》以后，发现我是一个人才，才和我联系的。这让我既感动又觉得诧异。感动的是他为了帮助我调动工作，用了不少心思;诧异的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颇为微妙，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认知能力。
见了严阵先生以后，就敲定了让安徽省文联给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安徽巢县一中发借调函，让我立即到《诗歌报》工作。
当时的政策不让教师转口，给我的工作调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直到两年以后，才在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鲁彦周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工作关系的转移。
由此我把刘祖慈、鲁彦周两先生都看成我人生路上关键时刻的引路人。在安徽省文联还有一位就是温跃渊先生，正是因为他的引荐，我于1990年调动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这是题外话。
当时的《诗歌报》编辑部，位于合肥市宿州路9号安徽省文联的办公楼，起初只有一间办公室，一年多以后才增加了一间办公室。最初的人员有顾问公刘（不参与具体事务），主编严阵，执行编委兼编辑部主任刘祖慈，编辑部副主任温跃渊和严成志，我是唯一的编辑，还有安徽省文联的会计李隽兼管《诗歌报》的财务工作。在此期间，由于我最年轻，又是单身一人，所以得兼管编务。最初的《诗歌报》是自办发行，打包邮寄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夜里也要加班打包，手上多次被打包的尼龙绳磨出水泡来。1984年底从淮北矿务局调来诗人周志友担任编辑。1985年初，从《安徽文学》调来诗人蒋维扬，接替刘祖慈担任《诗歌报》编辑部主任。在此以后，《诗歌报》就没有再设立执行编委。再后来又有李雯来接替李隽为专职会计，高隽来负责编务。就这样一个人员构成，一直维持到1987年夏天，我和温跃渊.周志友三人离开《诗歌报》。
《诗歌报》这个名字印象中是刘祖慈先生提出来的。最初，当安徽省文联有了办诗歌报刊的动议的时候，严阵先生提出办一本诗歌杂志。而刘祖慈先生认为，全国诗歌杂志已经有了好几本，应该办一份诗歌报纸，时效性强，信息量大，能够更好地兼顾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两个人的意见都报告给了上面，最后由上面拍板办一份诗歌报纸。
《诗歌报》创办伊始，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完全要靠自收自支，为了解决财务创收问题，就把温跃渊请来，担任编辑部副主任。温跃渊，是安徽省著名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家，朋友多，社会关系广，当时流行一种夸张的说法：不大的合肥市，温跃渊认识的人占一半。正是由于他善于拉广告、拉赞助，为《诗歌报》最初的生存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正是因为生存压力巨大，扩大发行量是解决《诗歌报》生存问题最终的唯一的选择。诗歌属于青年，所以《诗歌报》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面向当代、面向青年的办刊宗旨。由于朦胧诗引发的现代主义诗歌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无论是诗歌作者还是诗歌爱好者，绝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追随者。正因为如此，《诗歌报》的当代性和青年性就自然而然的演化为现代性、探索性和先锋性。从后来的结果看，《诗歌报》在中国诗坛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诗歌做出的贡献，主要还在于它的现代性、探索性和先锋性，这是《诗歌报》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观。对编辑部其他人员我不敢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我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刊物的生存手段，更是我的文学追求的目的，是我生活以及生命的一部分。我是《诗歌报》编辑部里纯粹的现代派。
表现在我身上的现代性，以及我的现代主义意识的形成，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我认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本质都是人道主义的），来源于中外现代派作家、诗人、艺术家及其作品对我的影响，来源于一个出身农村，无管束、少知识的“野孩子”自由的天性，来源于一个置身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文学青年在进入城市、走向社会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困惑、屈辱的生命体验。
总结我在《诗歌报》的工作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业绩对中国当代诗歌所做出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理论和批评方面，我创作了一系列文章，如在《诗歌报》连载《现代诗与通感》，从解析创作方法人手，为解决现代派诗歌看不懂的问题，探索一条可行有效的路径;在《诗歌报》组织开展诗歌界第一次反“左”大论战，有刘湛秋、谢泳、赵庆、吴宗铭、王健、吴昂等多位诗人和批评家参与论战，我本人也发表了署名文章《推倒这堵陈腐的墙》;发表文章《各位，少说几句假话吧》，在33年前第一个对全国性文学评奖的不正之风提出批评：为全国诗歌研讨会撰写论文，提出“建立以人为核心的诗歌美学思想”;提出“诗歌社会学”的研究概念，探讨职业、级别、年龄、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发表文章《第三批评观》，针对“知人论事”的第一批评观和“文本至上”的第二批评观，第一个提出以批评家为主体的“第三批评观”等等。
在编辑成就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代表《诗歌报》与徐敬亚及《深圳青年报》合作，用七个版面推出“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轰动中国诗坛，推动了“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群体的形成。当时为配合“大展”造势，署名阿元发表了《生命体验，语言意识》一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多年以后，还有诗友通过微信告诉我，他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进行诗歌创作的。“大展”后，发表《生活方式，作为对抗的文学》，针对“大展”涌现出的诗歌思潮，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索。此外，我通过《诗歌报》向中国诗坛推荐了一批才华卓著的诗人，编辑发表了一系列当代诗歌经典作品，主要有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杨黎的《冷风景》、李亚伟的《中文系》等。还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赵琼、岛子翻译的金斯堡的《嚎叫》完整版。在美编方面我也有所贡献，我通过增粗的黑线条，使用具有现代感的插图，并且自己动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诗配画”，增强了《诗歌报》的现代性、装饰性和视觉冲击力。
在《诗歌报》工作期间，我还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开始写作组诗《本年度潮湿》（曾于《诗歌报》1987年4月6号发表7首），后来结集出版了《面对虚空面对你》和《本年度潮湿》两本诗集。
对于《诗歌报》乃至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我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1987年春，主编严阵先生在《诗歌报》办公室说：《诗歌报》订阅加邮购，十几万的订户，70%是小姜挣来的。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词，但我感激他对我工作成绩的肯定。
姜詩元，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中后期，先后参与创办《诗歌报》《百家》杂志并任编辑，参与组织“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后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著有诗集《面对虚空对面对你》《本年度潮湿》，并撰有大量文艺批评文章.
35年前的1984年9月25日，《诗歌报》第一期试刊号面世。《诗歌报》的诞生，改变了中国诗歌的版图，推进了八十年代诗歌的辉煌。
70年代末80年代初，安徽形成了一支以公刘、严阵、刘祖慈、梁小斌、陈所巨等為代表的实力强劲的诗歌创作队伍，创作出了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诗歌作品：以安徽师范大学和安徽大学为代表的校园诗歌、大学生诗歌创作，也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我所在的安师大大学生诗歌群体，被诗评家列入全国七个最重要的诗歌群体，超越北大、武大、北师大，位列第四名。当时虽然有《安徽文学》杂志社，以及刘祖慈、贺羡泉、邹正贤等诗人编辑们的努力，对推动安徽的诗歌创作，扶持青年诗歌作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是毕竟版面有限，无法满足安徽诗歌创作的旺盛需求。于是在安徽创办一份专门的诗歌报刊，就成了从安徽省文联领导到广大诗歌作者的共同心愿。这一点从时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老诗人那沙先生在1983年给我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来。姜诗元同志并转各诗友：
来函阅悉，因忙于会议，未及即复，深感歉意。
青年诗歌作者的作品难以找到发表的园地，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也是深表同情的，不然我不会在讲话中呼吁人们“爱我们的诗歌吧！”
我作为诗歌老战士，文联负责人之一，曾经一再请求上级准予创办安徽诗歌刊物，但得到的答复是：暂缓。
现在省委新班子已组成，待宣传部新班子组成后，我将以文联的名义，再次提出请求，创办一个安徽诗歌刊物。我深信，最终是会有结果的。朋友们，为了安徽的诗歌事业，我一定尽力而为。
顺颂文安
那沙
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五日
那时候我是巢县一中的语文教师，在巢湖地区召开的诗歌创作会议上，认识了那沙先生，他在会上说文学青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可以向他反映。会后，我就给他写信，反映了青年诗歌作者的作品难以发表的情况，随后收到了他的这封回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安徽省文联早就有了创办一份诗歌报刊的意向。
我是在1984年暑假期间，得知安徽省要创办《诗歌报》的消息的，我就把1982年写的大学毕业论文《现代诗与通感》寄给发起人之一刘祖慈先生。这篇文章是当时我的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之一，就是想通过对通感.意象、象征、暗喻、意识流、蒙太奇等现代诗创作方法的解析，解决当时普遍存在的“朦胧诗”看不懂的问题。由于文章列举的例句都是引自朦胧诗主将们的作品，刘祖慈先生担心引起保守派的非议，要我做了修改。后来在《诗歌报》上从第一期开始，分三期连载完毕。
我早在大学期间就与刘祖慈先生有了联系，他那时是《安徽文学》的诗歌组长，对我每次给《安徽文学》的投稿，他都亲笔写了回信，对我在诗歌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我的第一个组诗5首就是他给我发表的，可以说他是我诗歌创作道路上名副其实的引路人。
刘祖慈先生看到《现代诗与通感》一文以后，很快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已经就这篇文章与主编严阵交换了意见，《诗歌报》正在筹办，需要懂得现代诗歌理论的人当编辑，如果我愿意去《诗歌报》当编辑，就尽快去一趟合肥，他带我去面见严阵，敲定此事。
这在当时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现代诗歌的“发烧友”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我随即赶到合肥，见到刘祖慈先生，他一再叮嘱我，见到严阵先生的时候不要提及我和他（刘祖慈）早就有联系;他是因为看了《现代诗与通感》以后，发现我是一个人才，才和我联系的。这让我既感动又觉得诧异。感动的是他为了帮助我调动工作，用了不少心思;诧异的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关系颇为微妙，已经超出了我当时的认知能力。
见了严阵先生以后，就敲定了让安徽省文联给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安徽巢县一中发借调函，让我立即到《诗歌报》工作。
当时的政策不让教师转口，给我的工作调动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直到两年以后，才在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鲁彦周先生的帮助下，完成了工作关系的转移。
由此我把刘祖慈、鲁彦周两先生都看成我人生路上关键时刻的引路人。在安徽省文联还有一位就是温跃渊先生，正是因为他的引荐，我于1990年调动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这是题外话。
当时的《诗歌报》编辑部，位于合肥市宿州路9号安徽省文联的办公楼，起初只有一间办公室，一年多以后才增加了一间办公室。最初的人员有顾问公刘（不参与具体事务），主编严阵，执行编委兼编辑部主任刘祖慈，编辑部副主任温跃渊和严成志，我是唯一的编辑，还有安徽省文联的会计李隽兼管《诗歌报》的财务工作。在此期间，由于我最年轻，又是单身一人，所以得兼管编务。最初的《诗歌报》是自办发行，打包邮寄的工作量很大，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夜里也要加班打包，手上多次被打包的尼龙绳磨出水泡来。1984年底从淮北矿务局调来诗人周志友担任编辑。1985年初，从《安徽文学》调来诗人蒋维扬，接替刘祖慈担任《诗歌报》编辑部主任。在此以后，《诗歌报》就没有再设立执行编委。再后来又有李雯来接替李隽为专职会计，高隽来负责编务。就这样一个人员构成，一直维持到1987年夏天，我和温跃渊.周志友三人离开《诗歌报》。
《诗歌报》这个名字印象中是刘祖慈先生提出来的。最初，当安徽省文联有了办诗歌报刊的动议的时候，严阵先生提出办一本诗歌杂志。而刘祖慈先生认为，全国诗歌杂志已经有了好几本，应该办一份诗歌报纸，时效性强，信息量大，能够更好地兼顾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两个人的意见都报告给了上面，最后由上面拍板办一份诗歌报纸。
《诗歌报》创办伊始，没有一分钱财政拨款，完全要靠自收自支，为了解决财务创收问题，就把温跃渊请来，担任编辑部副主任。温跃渊，是安徽省著名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家，朋友多，社会关系广，当时流行一种夸张的说法：不大的合肥市，温跃渊认识的人占一半。正是由于他善于拉广告、拉赞助，为《诗歌报》最初的生存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也正是因为生存压力巨大，扩大发行量是解决《诗歌报》生存问题最终的唯一的选择。诗歌属于青年，所以《诗歌报》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面向当代、面向青年的办刊宗旨。由于朦胧诗引发的现代主义诗歌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无论是诗歌作者还是诗歌爱好者，绝大多数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追随者。正因为如此，《诗歌报》的当代性和青年性就自然而然的演化为现代性、探索性和先锋性。从后来的结果看，《诗歌报》在中国诗坛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诗歌做出的贡献，主要还在于它的现代性、探索性和先锋性，这是《诗歌报》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观。对编辑部其他人员我不敢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我来说，现代性不仅仅是刊物的生存手段，更是我的文学追求的目的，是我生活以及生命的一部分。我是《诗歌报》编辑部里纯粹的现代派。
表现在我身上的现代性，以及我的现代主义意识的形成，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我认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本质都是人道主义的），来源于中外现代派作家、诗人、艺术家及其作品对我的影响，来源于一个出身农村，无管束、少知识的“野孩子”自由的天性，来源于一个置身社会最底层、一无所有的文学青年在进入城市、走向社会求生存、谋发展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困惑、屈辱的生命体验。
总结我在《诗歌报》的工作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业绩对中国当代诗歌所做出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在理论和批评方面，我创作了一系列文章，如在《诗歌报》连载《现代诗与通感》，从解析创作方法人手，为解决现代派诗歌看不懂的问题，探索一条可行有效的路径;在《诗歌报》组织开展诗歌界第一次反“左”大论战，有刘湛秋、谢泳、赵庆、吴宗铭、王健、吴昂等多位诗人和批评家参与论战，我本人也发表了署名文章《推倒这堵陈腐的墙》;发表文章《各位，少说几句假话吧》，在33年前第一个对全国性文学评奖的不正之风提出批评：为全国诗歌研讨会撰写论文，提出“建立以人为核心的诗歌美学思想”;提出“诗歌社会学”的研究概念，探讨职业、级别、年龄、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发表文章《第三批评观》，针对“知人论事”的第一批评观和“文本至上”的第二批评观，第一个提出以批评家为主体的“第三批评观”等等。
在编辑成就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代表《诗歌报》与徐敬亚及《深圳青年报》合作，用七个版面推出“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轰动中国诗坛，推动了“第三代”或“新生代”诗人群体的形成。当时为配合“大展”造势，署名阿元发表了《生命体验，语言意识》一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多年以后，还有诗友通过微信告诉我，他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进行诗歌创作的。“大展”后，发表《生活方式，作为对抗的文学》，针对“大展”涌现出的诗歌思潮，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和探索。此外，我通过《诗歌报》向中国诗坛推荐了一批才华卓著的诗人，编辑发表了一系列当代诗歌经典作品，主要有翟永明的组诗《女人》、唐亚平的组诗《黑色沙漠》、杨黎的《冷风景》、李亚伟的《中文系》等。还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赵琼、岛子翻译的金斯堡的《嚎叫》完整版。在美编方面我也有所贡献，我通过增粗的黑线条，使用具有现代感的插图，并且自己动手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意识的“诗配画”，增强了《诗歌报》的现代性、装饰性和视觉冲击力。
在《诗歌报》工作期间，我还创作了大量诗歌作品，开始写作组诗《本年度潮湿》（曾于《诗歌报》1987年4月6号发表7首），后来结集出版了《面对虚空面对你》和《本年度潮湿》两本诗集。
对于《诗歌报》乃至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的辉煌，我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1987年春，主编严阵先生在《诗歌报》办公室说：《诗歌报》订阅加邮购，十几万的订户，70%是小姜挣来的。我知道这是溢美之词，但我感激他对我工作成绩的肯定。
姜詩元，1956年生，1982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80年代中后期，先后参与创办《诗歌报》《百家》杂志并任编辑，参与组织“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后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著有诗集《面对虚空对面对你》《本年度潮湿》，并撰有大量文艺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