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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9-0010-10
中国共产主义的萌芽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她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不但受到国内政治需求、思想传播、阶级基础、文化土壤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建党的理论基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派人来华，具体指导和帮助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在政治上、组织上对中共的正式诞生发挥了有力的助推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同时印刻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印记，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在百年的艰苦奋斗中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国际背景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正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它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国内主要报刊对十月革命消息都进行了报导。1919年和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政府两次公开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弃沙俄时代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要“废除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致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是正义人道之舉。他们对俄国政府的通电，表示“无限量的欢迎”。全国各界联合会表示，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正准备同封建军阀斗争，无论多么艰难和任何牺牲，“均所不辞”。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思想界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使中国人民受到鼓舞，中国人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国家的命运，逐渐从过去的以英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二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付诸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实践。俄国革命前沙皇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背景和革命目标与半封建半殖民之旧中国的状况有不少相似之处，遂使得列宁的革命主张易于为觉醒了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华大地上很快掀起引入、宣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高潮。1918年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和数篇文章的发表是这一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与十月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他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现来分析自己国家的命运，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并充满信心地预言：警钟已敲响，曙光已出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的数篇宏文尽管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奥理论尚未阐述透彻，却开启了中国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剖析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积存的各种激烈复杂的社会矛盾之序幕。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带动下，1918年后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报刊和文章日益增多。除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外，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及《京报》《中华新报》、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都登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由瞿秋白、郑振铎等编辑的《新社会》亦发表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瞿世英译的《社会主义与教育》、瞿秋白的《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等。郑振铎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运动不应只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而要学习俄罗斯，要与农民为伍，并改造其生活。1920年的国际劳动节，中华工业协会等七个团体还联合发出通告，呼吁俄国劳工声援中国工人，“更希望你们的指导”。
由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和宣传，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发展到组织社团专门研究苏俄新社会、新思想，甚至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亲赴俄国去实地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0年8月在长沙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并拟定了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调查等会务。当时全国不少媒体报道了这条消息。北京《晨报》还报道了上海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张家鼐在沪与俄人接洽的情况，介绍了赴俄路线、费用、学习各专业所需时间等等。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地区也有专门研究俄罗斯的团体出现，如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曾创办了“俄语学校”，旨在“研究俄罗斯”“研究现代思潮”“研究世界平民文学”。中国最早实地考察和大量报道俄国革命后社会情况的第一人是瞿秋白。他早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十月革命后亲赴俄国考察，给《晨报》写了数万字的长篇通讯报道，后编成两本通讯集——《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旅俄期间其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进步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新希望。他们已意识到，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重新考虑自己国家问题，在做出了走俄国人之路的正确抉择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大量介绍和研究列宁的思想。据1921年9月1日人民出版社通告，已出版和将出版的“列宁全书”有17种之多，再加上一些进步刊物所载的列宁著作译文，这种宣传规模不亚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中国初具共产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工农民主专政、对改良主义批判的思想。这些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列宁的建党原则、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这些都深深鼓舞和影响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共的诞生起到了理论孵化和思想孕育作用。按照列宁的政党思想去筹备、创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华，了解中国五四后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同行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还有一名旅俄华人，俄国共产党党员杨明斋做翻译。他们4月到达北京，经北京大学俄国籍教授鲍立维介绍，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们，并邀请北京一些进步人士与苏俄友人举行了座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和维经斯基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主義组织问题，并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中国建党大计。
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经陈独秀介绍很快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见到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社的一些人，举行了几次座谈会，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讨论了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流后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组建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
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批准了世界共产党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确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会议文件提出：“在每一个国家里，现在我们应当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和派别，而是共产党。”这次会议为中共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组织依据。列宁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思想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他强调“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会议期间，列宁还接见了旅俄华工代表。
1920年8月，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萌芽在上海破土而出了。据李达回忆，成立会议是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出现了。”陈望道回忆说：“那时，我们向往苏联，学苏共，学一点做一点，开始时做得不够严格。”维经斯基不但助推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筹建，还指导上海党组织成立了俄华通讯社，以加强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该通讯社由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具体负责。他们通过苏俄驻华使馆得到《国际新闻通讯》等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现状，同时向共产国际发出报导中国消息的通讯稿。上海小组成立后不久出版了《共产党》月刊，大量刊载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介绍列宁的建党思想和俄共（布）建党经验，为全国性政党的诞生进一步铸牢了思想基础。
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北大俄籍教授鲍立维曾参加了该组织的早期活动。同年秋，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时，维经斯基派马马耶夫（马迈耶夫）和鲍立维到武汉了解建党情况，董必武、包惠僧接待了他们。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任广东教职，维经斯基亦离沪赴粤，参加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工作。翌年一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一些成员进行了座谈，讨论了国内外形势，他希望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尽快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性政党。当年春，维经斯基在帮助完成了一些地区建党工作后回国，不久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职。
与此同时，中共早期党员张太雷到达了伊尔库斯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远东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提交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支部的任务和组织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共也应遵循同样的组织原则。张太雷还与杨明斋出席了1921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讨论和筹划了中国各地建党问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20年8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Maring）为驻华代表。他于1921年4月取道欧洲赴华，于6月3日到达上海。数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遣的接替维经斯基的尼克尔斯基（同时肩负赤色职工国际使命）亦抵沪。有学者考证，他此行是受命开启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工作，这已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他们来华后，很快与上海共产党小组主要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他们了解到维经斯基来华一年后，中国已成立8个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据李达回忆：“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就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信，让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7月23日，各地代表（除旅欧代表外）陆续齐聚上海，中共“一大”正式开幕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在会上发表致词，由李汉俊和刘仁静做翻译。他阐述了中共创建的意义，“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论述。”他希望中共加入第三国际，并接受国际资助。尼克尔斯基亦在会上致词，对中共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远东局工作和赤色职工国际情况。这次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共这个党纲的规章部分，“仿效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最集中地反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的进程、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多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影响。”
马林的秘密工作经验还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大会的胜利结束发挥了特殊作用。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闯入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中共“一大”会场，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与会代表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暂停会议，立即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人来搜查。李达曾感叹道：“这真好险，假使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 中共“一大”召开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继续协助中共工作。他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职，回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的工作。1921年九十月间，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后陈独秀在他的住所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逮捕，与之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明斋、包惠僧等人。马林积极参与了营救活动，据包惠僧回忆，“在马林出钱、张太雷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经此风险后，马林与陈独秀“彼此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1921年12月初，尼克尔斯基回国。同月共产国际制定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为争取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
中共正式成立后，马林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21年12月，马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给他提出了如何争取革命成功的建议。通过与孙交谈，马林认为在反帝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但不放弃自己的獨立。共产国际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他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这项工作。8月，马林再次赴沪与孙中山会谈，向他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孙中山经过陈炯明叛变后的反思，终于决定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同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接受了马林的提议。这次会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923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提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共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决定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肯定了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成绩，决定任命他为驻海参崴负责人之一。1923年6月马林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同年9月其完成来华使命奉调回国。苏俄政府又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负责处理国共合作相关事宜。马林来华两年多，帮助筹备、召开了中共“一大”，对中国统一性先进政党的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明确规定：“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没有互相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1921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所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筹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它由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共产国际远东部与之保持着经常性联系。这所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因此，苏俄东方各少数民族学员和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留俄生多被安排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免费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从事革命斗争的政治培训。出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培育发展中国共产主义火种的需要，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始终对中国革命特别关注和支持。因此，在东方大学里专门设立中国班，为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共组织培养骨干力量。
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亦急需培养壮大自身的力量。而国内正处于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之下，短时间内培训一批具有理论修养的高素质党员队伍的任务只能求助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种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革命“必与俄国达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刘少奇曾回忆说：我们这些青年人“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国家，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就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诚。”他本人就是经长沙船山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由于最早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任，其培养党的后备力量的繁重工作也落到了该小组肩上。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对这项重要工作又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早年自山东至东北人俄国境内谋生，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由俄共（布）党组织保送莫斯科的一所大学学习，成为中国最早的留俄生之一。1920年春，他随维经斯基等人回国，积极协助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联络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年9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委托杨明斋在上海渔阳里6号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为向苏俄输送中共留学人员做准备。该校学生大部分由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引荐而来。肖劲光和任弼时等六人，就是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而来的。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教学工作主要由杨明斋等人承担，他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负责教俄语（后又聘请王元龄任教），李汉俊、李达、李震瀛分别教法文、日文、英文。该校实际上以讲授俄文和社会主义基本常识为主，它成为中共最早一代留俄生的摇篮。
从1921年3月至5月，上海外国语学社先后选派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三批学生赴俄学习。他们到莫斯科后被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俄共（布）对中共选派的这批后备力量进行了专门培养，重点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培训。在理论方面，集中为他们开设的马列主义课程很多，如《共产党宣言》与《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共产主义ABC》（布哈林）、《政治经济学》（波格丹诺夫）、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共（布）党史等。中共留俄生自己也认为，我们是来“学习马克思的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因此训练当更加严格。在实践方面，经常组织中国学员到当地农村和工厂参观，就国内外政治形势展开讨论。几乎每到重要节日，如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都要组织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集会游行等纪念活动。
中国学员刚到莫斯科时，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他们就轮流旁听了会议。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还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有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肖劲光、柯庆施、张国焘等代表参会，正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员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还任大会的工作人员。列宁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国共两党代表和工人代表邓培。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后，联共（布）领导下的东方大学为中共培养出一批党的后备力量，他们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革命者。刘少奇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调查了解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当时在东方大学中国班还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刘少奇就是1921年冬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的。据肖劲光回忆，中共“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我们是联共（布）党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
自1922年起，东方大学培养的中共第一代留俄生陆续回国。他们不仅成为中共早期骨干力量之一，而且在领导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共组织的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宣传、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如1922年刘少奇回国后，与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和汉治萍总工会负责人，后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中共杰出的工运领袖之一。罗亦农回国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与周恩来等人一同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肖劲光、王一飞等回国后，很快成为中共军事斗争的骨干。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动荡的年代，植根于中华大地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指导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国际因素的特殊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独具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时代特色和优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并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不良影响。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时就讨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等问题。《共产党》月刊是中共历史上上海党组织办的最早一个党刊，在中共“一大”前发表了几十篇有关建党问题的文章和短讯。从1920年到中共“一大”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都以不同方式讨论过建党原则问题。新民学会编印过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有毛泽东与蔡和森讨论中国政治和政党问题的往返信件几十封，他们的建党思想有许多共识，对即将建立的中国新型政党的性质见解深刻。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革命政党“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他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革命行动，并认为世界革命自十月革命后已经转向，今后革命的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他提出建党的步骤先要有研究团体、严格物色党员、发行有影响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表示，对蔡的主张“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认为，在“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在“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为“旗帜鲜明”。这表明蔡和森、毛泽东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对中国即将成立的先进政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已有了明确认识。
当时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受第二国际影响，主张不要党的统一和纪律，否定党内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的必要;主张党组织的自由主义、无原则的和平，容许党内不同思想和派别的存在;甚至否定党对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领导作用。列宁坚决反对这些观点，他的建党原则和建党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要点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战斗机体，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伟大历史使命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必须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团结和统一的战斗集团;必须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必要的党内斗争;必须有伟大而杰出的领袖人物;必须有严格的铁的纪律，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
中共在创建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破产之后，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和思想原则，在列宁和共产国际指导下创建的。中共“一大”上经过讨论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同时还决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使中共从建立之初就在思想上坚持了列宁的建党原理，在政治上保持了与俄共（布）的一致性，保持了本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其次，中国共产党身上体现出中国革命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从创立之日起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革命性和斗争性强。
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创立后，立即带领劳苦大众投入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其特有的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身上明顯体现出中国革命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她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大公无私，意志坚决，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强等特点。
早在中共正式诞生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错误主张，转而坚信科学社会主义。中共成立后从中央至基层，自上而下逐渐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共第一个党纲明确规定了入党要求和手续、党组织的构成方式和规模，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监督等问题。中共“二大”对党的组织和纪律作了更详尽、更严格的规定。在“二大”上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都列出专门条款，尤其是党的纪律要求十分严厉，第四章第十九条严格规定“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上级命令，就要取消或改组下级机关。对党员个人纪律要求也非常严格，有违背党的宣言、章程、决议者，或者是有不参加党的工作、欠缴党费、泄露党的秘密者，则“必须开除之”。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来看，坚持党的组织和纪律的严格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党正因为组织严密、思想统一、纪律严格才充满朝气和战斗力，才得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发展壮大。而近代以来许多政党因为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无共同奋斗目标而缺乏凝聚力、战斗力，很快烟消云散了。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强调集中性、组织性、纪律性，保证了这一先进政党思想的纯洁和组织的有力量，这也是受到了列宁政党思想和俄共（布）党规的影响。这一特点使其明显区别于国民党等组织涣散的政党。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自建立起来就非常出色，不论是发动工农运动，还是组建苏维埃政府，或是组织革命武装，进行各种方式的革命斗争，只要党内一号召，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就能组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到革命的战场上去。”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在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
再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注重实际斗争，在百年奋斗中党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大优点和特色。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方面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筑牢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更注重实际斗争，立即发动劳苦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当时中国正值军阀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复杂。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中共自诞生之始就决定党的中心工作为深入劳苦大众之中，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中共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共“一大”后很快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推动了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此后不久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蓬勃开展起来，党的组织队伍和政治影响力也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土地革命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最终，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
中国革命和建设由于有了理论联系实际、心系劳苦大众、注重现实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在一个世纪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过百年艰苦奋斗，至今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思想最先进的政党。这一伟大的政党在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又以独特的实践成效和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继形成，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前进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的，她一成立就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具有视野开阔、胸襟宽广、包容性强、充满活力的特点。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从萌芽状态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到全国性政党的诞生皆受到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得到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出代表的组织指导和帮助。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第一个决议的第六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问题，该条规定中共中央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该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斯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该条款中还提出要派代表到远东其他国家去的问题。虽然这些条款没有完全实施，但是反映出中共自建立起，就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思考，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中共“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同时，我党领导的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组织，已分别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赤色工会国际、少年国际和妇女国际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紧密联系，其所领导的各种群众组织、各项革命活动就融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主要领导人多是留学归来，充分吸收了先进思想文化，具备对外开放的意识和潜质。在中共早期领导成员中，有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望道、澎湃为代表的一批卓越的留日生;有以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陈毅、朱德、陈延年、陈乔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还有以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叶挺、王一飞为代表的一批俄国培养的革命骨干。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高层架构中受过留学教育者占了多数，使中共成为一个高文化素质，具有新思想、新活力的政党。没有这批当时中国一流人才的积极传播，没有这些具有开拓精神和先进思想的赤色学子的辛勤耕耘，就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更谈不上日后的开花结果。
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中留学生出身者较多，遂使这个刚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既有包容性，又具先进性。刘少奇从俄国东方大学学习回来后，与旅欧勤工俭学归来的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任弼时从俄国回国后很快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领导。向警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第一人。邓小平更是中共早期留学生的最杰出代表，他早年在法国和苏联留学长达七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心胸宽广、锐意改革、积极扩大对外交往、不断吸收新知的开放意识。他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灵活地将它与中国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业的总工程师。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骨干的培养和当时的留学高潮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一批中国进步青年接触到了现代文明，开阔了视野，具备了良好的理论修养，遂使他们成为同时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回国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积极承担和开拓了党的各项事业，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筹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归国留学生不但占了其成员的大多数，而且相当一段时间肩负着中央领导重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使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眼光、大局意识、开放包容的心胸等特殊优点，使中共能够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不断与时俱进，紧紧掌握世界發展的新潮流和新科技，永葆保持党的先进性。在西方各种思想流派逐渐日薄西山时，“惟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她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生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涉及国内、国际等各方面复杂的主客观因素。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综合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需求、思想基础、阶级基础、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内在因素，成立新型先进政党的主要条件，虽说还不很成熟，但已经基本具备了。即使没有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亦将应运而生。因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长期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当时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化，中国革命急需先进的政党来领导、急需新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代表了亿万劳苦大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需求。正如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但是，我们在探究中共诞生的各种必要因素时，国际因素这一重要外因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正是“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支持下，共产主义的种子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也正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共自诞生伊始，就反映出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创立，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革命性强，注重实际斗争，融入世界革命，视野开阔，与时俱进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列宁的政治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干部与资金方面的支援发挥了重要的外力助推作用，这些关键性的国际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
当然，对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作用也应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评价，他们帮助中国建党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催生了中共的早期建成。但其工作中亦存在不足。有學者认为：维经斯基在华协助建党中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但其“强调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共（布）党的经验，忽略了中国革命特点”。还有学者指出，马林和其他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给中国人带来了真理，而实际情况证明，他们带来的东西并非完全适合于中国。”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他们为中共孕育诞生所立下的功绩是主要的，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不足也是存在的，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助力中国建党方面的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她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破土而出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她的创建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领路人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虽然中共诞生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但我党牢记初心使命，艰苦创业，筚路蓝缕，经过百年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斗，不但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且自身队伍不断壮大，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在百年探索前行中，中国共产党已完全克服了创建之初的不足，至今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后必将继续彰显时代特色，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开创新的未来。
责任编辑：黄晓军
中国共产主义的萌芽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她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不但受到国内政治需求、思想传播、阶级基础、文化土壤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国际因素的重要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建党的理论基础;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不断派人来华，具体指导和帮助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在政治上、组织上对中共的正式诞生发挥了有力的助推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同时印刻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印记，体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在百年的艰苦奋斗中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一、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国际背景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对正在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中国人影响很大。它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极大关注，当时国内主要报刊对十月革命消息都进行了报导。1919年和1920年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政府两次公开发表对华宣言，声明废弃沙俄时代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要“废除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一致赞扬这是人类的“空前创举”，是正义人道之舉。他们对俄国政府的通电，表示“无限量的欢迎”。全国各界联合会表示，已经觉悟之中国人正准备同封建军阀斗争，无论多么艰难和任何牺牲，“均所不辞”。十月革命胜利对中国思想界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使中国人民受到鼓舞，中国人民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国家的命运，逐渐从过去的以英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二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的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付诸拯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实践。俄国革命前沙皇专制、经济落后的社会背景和革命目标与半封建半殖民之旧中国的状况有不少相似之处，遂使得列宁的革命主张易于为觉醒了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中华大地上很快掀起引入、宣传和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高潮。1918年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和数篇文章的发表是这一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战败与十月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考察，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他开始用无产阶级世界现来分析自己国家的命运，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及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并充满信心地预言：警钟已敲响，曙光已出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十月革命后李大钊连续发表的数篇宏文尽管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深奥理论尚未阐述透彻，却开启了中国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剖析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积存的各种激烈复杂的社会矛盾之序幕。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进步知识分子带动下，1918年后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报刊和文章日益增多。除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外，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以及《京报》《中华新报》、天津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等都登载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译文。由瞿秋白、郑振铎等编辑的《新社会》亦发表了一些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如瞿世英译的《社会主义与教育》、瞿秋白的《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等。郑振铎在《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一文中，提出社会改造运动不应只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而要学习俄罗斯，要与农民为伍，并改造其生活。1920年的国际劳动节，中华工业协会等七个团体还联合发出通告，呼吁俄国劳工声援中国工人，“更希望你们的指导”。
由对十月革命的报道和宣传，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发展到组织社团专门研究苏俄新社会、新思想，甚至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亲赴俄国去实地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0年8月在长沙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并拟定了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调查等会务。当时全国不少媒体报道了这条消息。北京《晨报》还报道了上海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张家鼐在沪与俄人接洽的情况，介绍了赴俄路线、费用、学习各专业所需时间等等。在此前后，国内其他地区也有专门研究俄罗斯的团体出现，如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曾创办了“俄语学校”，旨在“研究俄罗斯”“研究现代思潮”“研究世界平民文学”。中国最早实地考察和大量报道俄国革命后社会情况的第一人是瞿秋白。他早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十月革命后亲赴俄国考察，给《晨报》写了数万字的长篇通讯报道，后编成两本通讯集——《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旅俄期间其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进步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且还看到了中华民族谋求解放的新希望。他们已意识到，十月革命“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宇宙观重新考虑自己国家问题，在做出了走俄国人之路的正确抉择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大量介绍和研究列宁的思想。据1921年9月1日人民出版社通告，已出版和将出版的“列宁全书”有17种之多，再加上一些进步刊物所载的列宁著作译文，这种宣传规模不亚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中国初具共产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列宁关于暴力革命、工农民主专政、对改良主义批判的思想。这些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列宁的建党原则、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这些都深深鼓舞和影响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共的诞生起到了理论孵化和思想孕育作用。按照列宁的政党思想去筹备、创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成为时代的必然选择。
二、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帮助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把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看作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直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斗争。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成立，积极支持东方各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之革命斗争尤为关心，在政治指导、思想和组织建设等方面都给予了很大帮助。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自1920年后不断派人来华指导和帮助中国的建党工作，孕育了共产主义萌芽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诞生。1920年4月，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在华期间化名吴廷康）等人来华，了解中国五四后革命运动发展情况。同行的有其夫人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及其夫人萨赫雅诺娃，还有一名旅俄华人，俄国共产党党员杨明斋做翻译。他们4月到达北京，经北京大学俄国籍教授鲍立维介绍，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热情接待了他们，并邀请北京一些进步人士与苏俄友人举行了座谈。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和维经斯基多次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主義组织问题，并介绍他们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商中国建党大计。
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经陈独秀介绍很快与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他见到了《新青年》《星期评论》等杂志社的一些人，举行了几次座谈会，介绍了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情况，讨论了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考察，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流后认为中国已具备了组建共产主义组织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
1920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批准了世界共产党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确定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形式”。会议文件提出：“在每一个国家里，现在我们应当建立的已经不是小组和派别，而是共产党。”这次会议为中共的创立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组织依据。列宁阐明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思想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他强调“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会议期间，列宁还接见了旅俄华工代表。
1920年8月，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第一个共产主义萌芽在上海破土而出了。据李达回忆，成立会议是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社内召开的，“第三国际的宣言和决议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出现了。”陈望道回忆说：“那时，我们向往苏联，学苏共，学一点做一点，开始时做得不够严格。”维经斯基不但助推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的筹建，还指导上海党组织成立了俄华通讯社，以加强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该通讯社由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具体负责。他们通过苏俄驻华使馆得到《国际新闻通讯》等书刊，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现状，同时向共产国际发出报导中国消息的通讯稿。上海小组成立后不久出版了《共产党》月刊，大量刊载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介绍列宁的建党思想和俄共（布）建党经验，为全国性政党的诞生进一步铸牢了思想基础。
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北大俄籍教授鲍立维曾参加了该组织的早期活动。同年秋，武汉早期党组织成立时，维经斯基派马马耶夫（马迈耶夫）和鲍立维到武汉了解建党情况，董必武、包惠僧接待了他们。1920年底陈独秀应邀任广东教职，维经斯基亦离沪赴粤，参加了广州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工作。翌年一月，维经斯基再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一些成员进行了座谈，讨论了国内外形势，他希望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尽快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性政党。当年春，维经斯基在帮助完成了一些地区建党工作后回国，不久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职。
与此同时，中共早期党员张太雷到达了伊尔库斯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远东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提交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张太雷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中国支部的任务和组织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共也应遵循同样的组织原则。张太雷还与杨明斋出席了1921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积极讨论和筹划了中国各地建党问题，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工作，“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共产国际代表协助促成中共“一大”召开和国共合作
1920年8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Maring）为驻华代表。他于1921年4月取道欧洲赴华，于6月3日到达上海。数日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派遣的接替维经斯基的尼克尔斯基（同时肩负赤色职工国际使命）亦抵沪。有学者考证，他此行是受命开启中共“一大”的筹备和召开工作，这已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列入重要工作日程。他们来华后，很快与上海共产党小组主要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他们了解到维经斯基来华一年后，中国已成立8个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全国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据李达回忆：“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李达就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信，让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7月23日，各地代表（除旅欧代表外）陆续齐聚上海，中共“一大”正式开幕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马林在会上发表致词，由李汉俊和刘仁静做翻译。他阐述了中共创建的意义，“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论述。”他希望中共加入第三国际，并接受国际资助。尼克尔斯基亦在会上致词，对中共的成立表示祝贺，并介绍了远东局工作和赤色职工国际情况。这次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有外国学者认为：中共这个党纲的规章部分，“仿效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最集中地反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革命的进程、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多方面的援助对中国的影响。”
马林的秘密工作经验还对这次具有历史意义大会的胜利结束发挥了特殊作用。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男子闯入了位于上海法租界望志路的中共“一大”会场，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与会代表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暂停会议，立即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房即派人来搜查。李达曾感叹道：“这真好险，假使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 中共“一大”召开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继续协助中共工作。他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职，回上海担任中央局书记的工作。1921年九十月间，从广州回上海不久后陈独秀在他的住所渔阳里二号被法国巡捕逮捕，与之同时被捕的还有杨明斋、包惠僧等人。马林积极参与了营救活动，据包惠僧回忆，“在马林出钱、张太雷出力的情况下，才把我们保了出来。”经此风险后，马林与陈独秀“彼此的成见也逐渐消除了”，马林的意见才为陈独秀所接受。1921年12月初，尼克尔斯基回国。同月共产国际制定文件，号召各国共产党立即为争取建立统一战线而斗争。
中共正式成立后，马林还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努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1921年12月，马林赴桂林会见孙中山，给他提出了如何争取革命成功的建议。通过与孙交谈，马林认为在反帝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1922年7月马林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共产党员到国民党中进行政治活动，但不放弃自己的獨立。共产国际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他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这项工作。8月，马林再次赴沪与孙中山会谈，向他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和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孙中山经过陈炯明叛变后的反思，终于决定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同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接受了马林的提议。这次会议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1923年1月，共产国际根据马林的提议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共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决定统一战线策略。共产国际肯定了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成绩，决定任命他为驻海参崴负责人之一。1923年6月马林在广州参加了中共“三大”，同年9月其完成来华使命奉调回国。苏俄政府又派鲍罗廷为驻广州常设代表，负责处理国共合作相关事宜。马林来华两年多，帮助筹备、召开了中共“一大”，对中国统一性先进政党的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四、俄共（布）为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
共产国际成立伊始，就在其纲领中明确规定：“它要体现各国无产阶级的互相支援”，没有互相支援，“就不能组织新的社会”。1921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所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筹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它由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共产国际远东部与之保持着经常性联系。这所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因此，苏俄东方各少数民族学员和中国及亚洲一些国家的留俄生多被安排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免费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从事革命斗争的政治培训。出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培育发展中国共产主义火种的需要，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始终对中国革命特别关注和支持。因此，在东方大学里专门设立中国班，为中国革命斗争和中共组织培养骨干力量。
当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亦急需培养壮大自身的力量。而国内正处于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之下，短时间内培训一批具有理论修养的高素质党员队伍的任务只能求助于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种特殊时代背景下，中国革命“必与俄国达成一片，一切均借俄助。”刘少奇曾回忆说：我们这些青年人“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国家，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就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诚。”他本人就是经长沙船山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
由于最早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任，其培养党的后备力量的繁重工作也落到了该小组肩上。从俄国回来的杨明斋对这项重要工作又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早年自山东至东北人俄国境内谋生，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由俄共（布）党组织保送莫斯科的一所大学学习，成为中国最早的留俄生之一。1920年春，他随维经斯基等人回国，积极协助维经斯基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联络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年9月，上海共产党组织委托杨明斋在上海渔阳里6号开办了外国语学社，为向苏俄输送中共留学人员做准备。该校学生大部分由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引荐而来。肖劲光和任弼时等六人，就是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而来的。在这里学习的学生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教学工作主要由杨明斋等人承担，他和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负责教俄语（后又聘请王元龄任教），李汉俊、李达、李震瀛分别教法文、日文、英文。该校实际上以讲授俄文和社会主义基本常识为主，它成为中共最早一代留俄生的摇篮。
从1921年3月至5月，上海外国语学社先后选派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等三批学生赴俄学习。他们到莫斯科后被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俄共（布）对中共选派的这批后备力量进行了专门培养，重点进行了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培训。在理论方面，集中为他们开设的马列主义课程很多，如《共产党宣言》与《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共产主义ABC》（布哈林）、《政治经济学》（波格丹诺夫）、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共（布）党史等。中共留俄生自己也认为，我们是来“学习马克思的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因此训练当更加严格。在实践方面，经常组织中国学员到当地农村和工厂参观，就国内外政治形势展开讨论。几乎每到重要节日，如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都要组织他们与当地群众一起参加集会游行等纪念活动。
中国学员刚到莫斯科时，正赶上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他们就轮流旁听了会议。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还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共有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肖劲光、柯庆施、张国焘等代表参会，正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员也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还任大会的工作人员。列宁在会议期间接见了国共两党代表和工人代表邓培。这次会议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纲领和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经过几年的学习和训练后，联共（布）领导下的东方大学为中共培养出一批党的后备力量，他们中产生了许多杰出的革命者。刘少奇曾深有感触地说，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调查了解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情况。“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当时在东方大学中国班还成立了中共旅莫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刘少奇就是1921年冬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青年团团员转为共产党党员的。据肖劲光回忆，中共“旅俄支部是东方大学总支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我们是联共（布）党员，同时也是中共党员。”
自1922年起，东方大学培养的中共第一代留俄生陆续回国。他们不仅成为中共早期骨干力量之一，而且在领导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中共组织的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宣传、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如1922年刘少奇回国后，与李立三等人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和汉治萍总工会负责人，后又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领导了一系列工人运动，成为中共杰出的工运领袖之一。罗亦农回国后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他与周恩来等人一同领导了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肖劲光、王一飞等回国后，很快成为中共军事斗争的骨干。
五、中共创建之始受国际因素影响反映出的鲜明时代特点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大转折、大动荡的年代，植根于中华大地这块特殊的土壤里，受到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指导和俄共（布）及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在这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国际因素的特殊影响使得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独具不同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时代特色和优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并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不良影响。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时就讨论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和原则等问题。《共产党》月刊是中共历史上上海党组织办的最早一个党刊，在中共“一大”前发表了几十篇有关建党问题的文章和短讯。从1920年到中共“一大”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蔡和森、毛泽东等人都以不同方式讨论过建党原则问题。新民学会编印过三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有毛泽东与蔡和森讨论中国政治和政党问题的往返信件几十封，他们的建党思想有许多共识，对即将建立的中国新型政党的性质见解深刻。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革命政党“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他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和革命行动，并认为世界革命自十月革命后已经转向，今后革命的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他提出建党的步骤先要有研究团体、严格物色党员、发行有影响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表示，对蔡的主张“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认为，在“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在“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为“旗帜鲜明”。这表明蔡和森、毛泽东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对中国即将成立的先进政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等问题已有了明确认识。
当时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受第二国际影响，主张不要党的统一和纪律，否定党内自我批评与党内斗争的必要;主张党组织的自由主义、无原则的和平，容许党内不同思想和派别的存在;甚至否定党对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领导作用。列宁坚决反对这些观点，他的建党原则和建党学说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要点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无产阶级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战斗机体，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必须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伟大历史使命的核心力量和领导力量;必须是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团结和统一的战斗集团;必须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必要的党内斗争;必须有伟大而杰出的领袖人物;必须有严格的铁的纪律，科学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等。
中共在创建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和修正主义破产之后，是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和思想原则，在列宁和共产国际指导下创建的。中共“一大”上经过讨论通过的第一个党纲中明确规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同时还决定“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这使中共从建立之初就在思想上坚持了列宁的建党原理，在政治上保持了与俄共（布）的一致性，保持了本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其次，中国共产党身上体现出中国革命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从创立之日起就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革命性和斗争性强。
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创立后，立即带领劳苦大众投入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以其特有的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她身上明顯体现出中国革命传统和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她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大公无私，意志坚决，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性强等特点。
早在中共正式诞生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错误主张，转而坚信科学社会主义。中共成立后从中央至基层，自上而下逐渐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体系。中共第一个党纲明确规定了入党要求和手续、党组织的构成方式和规模，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监督等问题。中共“二大”对党的组织和纪律作了更详尽、更严格的规定。在“二大”上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党员、组织、会议、纪律都列出专门条款，尤其是党的纪律要求十分严厉，第四章第十九条严格规定“下级机关必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上级命令，就要取消或改组下级机关。对党员个人纪律要求也非常严格，有违背党的宣言、章程、决议者，或者是有不参加党的工作、欠缴党费、泄露党的秘密者，则“必须开除之”。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来看，坚持党的组织和纪律的严格要求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党正因为组织严密、思想统一、纪律严格才充满朝气和战斗力，才得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不断发展壮大。而近代以来许多政党因为组织涣散、纪律松懈、无共同奋斗目标而缺乏凝聚力、战斗力，很快烟消云散了。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时起，就强调集中性、组织性、纪律性，保证了这一先进政党思想的纯洁和组织的有力量，这也是受到了列宁政党思想和俄共（布）党规的影响。这一特点使其明显区别于国民党等组织涣散的政党。刘少奇曾高度评价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自建立起来就非常出色，不论是发动工农运动，还是组建苏维埃政府，或是组织革命武装，进行各种方式的革命斗争，只要党内一号召，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就能组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到革命的战场上去。”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在白色恐怖下，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
再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注重实际斗争，在百年奋斗中党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这是中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大优点和特色。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一方面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传播，筑牢党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更注重实际斗争，立即发动劳苦大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当时中国正值军阀黑暗统治，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复杂。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促使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中共自诞生之始就决定党的中心工作为深入劳苦大众之中，组织、领导工农运动。中共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工会。”“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中共“一大”后很快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推动了中国第一次、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此后不久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也蓬勃开展起来，党的组织队伍和政治影响力也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中、土地革命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迅速发展壮大。最终，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阔步前进。
中国革命和建设由于有了理论联系实际、心系劳苦大众、注重现实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在一个世纪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经过百年艰苦奋斗，至今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思想最先进的政党。这一伟大的政党在领导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过程中又以独特的实践成效和宝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相继形成，指引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前进方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筹建的，她一成立就融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具有视野开阔、胸襟宽广、包容性强、充满活力的特点。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从萌芽状态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出现到全国性政党的诞生皆受到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得到了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派出代表的组织指导和帮助。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要“联合第三国际”。第一个决议的第六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的问题，该条规定中共中央每月应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该派遣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斯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该条款中还提出要派代表到远东其他国家去的问题。虽然这些条款没有完全实施，但是反映出中共自建立起，就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在一起思考，具有国际主义的视野。中共“二大”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同时，我党领导的工会、共青团和妇女组织，已分别加入共产国际领导的赤色工会国际、少年国际和妇女国际组织。这样，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伊始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紧密联系，其所领导的各种群众组织、各项革命活动就融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中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时的主要领导人多是留学归来，充分吸收了先进思想文化，具备对外开放的意识和潜质。在中共早期领导成员中，有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望道、澎湃为代表的一批卓越的留日生;有以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李维汉、王若飞、陈毅、朱德、陈延年、陈乔年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还有以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叶挺、王一飞为代表的一批俄国培养的革命骨干。正因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的高层架构中受过留学教育者占了多数，使中共成为一个高文化素质，具有新思想、新活力的政党。没有这批当时中国一流人才的积极传播，没有这些具有开拓精神和先进思想的赤色学子的辛勤耕耘，就不会有共产主义的种子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更谈不上日后的开花结果。
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建者中留学生出身者较多，遂使这个刚诞生的无产阶级政党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既有包容性，又具先进性。刘少奇从俄国东方大学学习回来后，与旅欧勤工俭学归来的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很快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任弼时从俄国回国后很快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主要领导。向警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第一人。邓小平更是中共早期留学生的最杰出代表，他早年在法国和苏联留学长达七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心胸宽广、锐意改革、积极扩大对外交往、不断吸收新知的开放意识。他系统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灵活地将它与中国革命斗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国情相结合，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伟业的总工程师。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骨干的培养和当时的留学高潮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一批中国进步青年接触到了现代文明，开阔了视野，具备了良好的理论修养，遂使他们成为同时代人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回国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积极承担和开拓了党的各项事业，他们中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筹备、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归国留学生不但占了其成员的大多数，而且相当一段时间肩负着中央领导重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使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世界眼光、大局意识、开放包容的心胸等特殊优点，使中共能够牢牢把握时代脉搏、不断与时俱进，紧紧掌握世界發展的新潮流和新科技，永葆保持党的先进性。在西方各种思想流派逐渐日薄西山时，“惟独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六、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她在中华大地上破土而生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涉及国内、国际等各方面复杂的主客观因素。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综合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需求、思想基础、阶级基础、文化背景等各方面内在因素，成立新型先进政党的主要条件，虽说还不很成熟，但已经基本具备了。即使没有外界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亦将应运而生。因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长期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当时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异常尖锐激化，中国革命急需先进的政党来领导、急需新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代表了亿万劳苦大众的共同愿望和迫切需求。正如毛泽东所阐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但是，我们在探究中共诞生的各种必要因素时，国际因素这一重要外因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正是“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支持下，共产主义的种子才得以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也正是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影响下，中共自诞生伊始，就反映出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创立，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革命性强，注重实际斗争，融入世界革命，视野开阔，与时俱进等鲜明的时代特色。总之，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列宁的政治指导、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帮助、干部与资金方面的支援发挥了重要的外力助推作用，这些关键性的国际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
当然，对俄共（布）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具体作用也应实事求是地客观地评价，他们帮助中国建党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催生了中共的早期建成。但其工作中亦存在不足。有學者认为：维经斯基在华协助建党中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但其“强调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共（布）党的经验，忽略了中国革命特点”。还有学者指出，马林和其他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给中国人带来了真理，而实际情况证明，他们带来的东西并非完全适合于中国。”然而，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他们为中共孕育诞生所立下的功绩是主要的，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不足也是存在的，应当充分肯定他们在助力中国建党方面的突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百年光辉历程，她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破土而出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她的创建有着特殊的国际国内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色。从此，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领路人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虽然中共诞生之初只有50多名党员，但我党牢记初心使命，艰苦创业，筚路蓝缕，经过百年不屈不挠的努力奋斗，不但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而且自身队伍不断壮大，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在百年探索前行中，中国共产党已完全克服了创建之初的不足，至今已成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今后必将继续彰显时代特色，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开创新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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