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当今青少年教育亟需回归心性——从《训蒙大意》与《教约》视角出发

• 作 者: 曹纪奎?袁萌
• 出 处: 安家（校外教育）
• 发表日期: 2021年49期

摘要：在当今分数挂帅的功利性教育大背景下，虽然素质教育已然开展多年，但仍不能有效深入心性塑造的教育仍然导致许多同质问题反复出现。从《训蒙大意》与《教约》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推导出在当时明朝科举背景下王阳明关于心性的教育理念以及实施方法，同时应用到当今教育环境下，充分诠释当今青少年教育亟需回归心性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王阳明;应试教育;心性;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今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几乎一切学生都以最后那一锤定音的分数为目标。于是乎，一切素质教育的展开也不可避免地以这一目标为导向。这大概也是经历这么多年教改口号下的学生愈加疲乏的原因之一——最后的录取标准本质上没什么变化。由此，好像一切学生都应以一个功利的目标做青春的标杆;参与者与旁观者在此基础上对非功利事物的探究则就颇显得不合时宜。而且愈是在应试的大压力下给学生灌输“素质教育”的观念，则愈会使得年轻人觉得成年世界的冲突与伪善。此种种行为近似于“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亦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位思考，自然就能理解学生之苦闷与烦躁。但是身心的苦闷与烦躁又岂是功利的攫取所能彻底解决的？退一步讲，如果说考上名牌大学可以作为解毒良药，那每年上百万没能踏入985、211或是“双一流”的学生，岂不是只能等着失败后的情绪零碎？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心理的问题，必须依靠心性的良药来解，方是对症下药。同时，正如上千年来人类对非功利的科学、哲学、艺术的探求终究推动了时代发展之启示，难道对于非功利的學习与修行对一个以应试为目标学生就不值一提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且看当时王守仁，即便落第两次依然坚定道“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足以在年轻、紧张、竞争、功利的应试环境下，除去技术与扎实的基本功外证明心性之修炼才是一个学生最关键的非智力核心竞争力。而对心性的磨练，也使得每一位学生拥有一个自由发展、道德精神完善之人格的基石，这也正是教育的初心！

心性的发展在人年轻时每一个阶段是各有侧重的，而且与身体的发展密不可分。比如，人在青春期时心理交际上开始寻求异性。面对这一客观规律，我们应该做的是及时进行心智上的引导，而不是因为高考不考这些就一味地围追堵截;再比如长身体时候性腺发育、精力旺盛，自然多动，喜欢向外探求，好奇心“爆棚”。这一时期就可以通过加强体育锻炼，使激素的分泌、大小脑的发育得到平衡，才更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以及在课堂上保持专注度（这些也可见于《训蒙大意》与《教约》如：譬之时雨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同时，青少年时期正是不断接受新知识最佳时期，更应该全面的了解物质以及精神世界，绝不能因为物质世界之功利而忽视精神世界之道德文明。反过来想，那些因为心理或者性格原因在现实中各种事物上耽误学习的人，难道不正是因为心性之修养或者说精神世界之学习有所缺乏吗？难道一个在社交、运动、精神探索上有缺陷而不敢正视自己心性问题的学生，不会因此直接影响到功课的学习或是考试的发挥？肯定会！

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看的是透彻，而且其所处时代背景与我们也多有吻合。比如，应试教育是普通人改变命运的几乎是唯一的途径，因此有能力读书的孩子从小就开始了备考之旅，这和当今中学生的遭遇简直如出一辙。与此同时诸大人对青少年心性培养的教育形式也逐渐嗤之以鼻。[]如：“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王阳明也针锋相对道“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这不正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吗？教育上道理一样。且看明末一群读者经史子集上来的当朝大学士，在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前依旧损公肥私、寡廉鲜耻。崇祯找自己亲自提拔起来的魏藻德商量对策。他草草捐了500两银子就选择撂挑子不干。李自成问他为什么投降，魏藻德竟厚颜无耻道：“方求效用，哪敢死？”同时把亡国责任推给崇祯。这一切被不得不说跟官方对阳明心学的打压以及功利性过重的选拔标准密不可分。扪心自问，难道我们希望自己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也以功利为荣？显然不是！

那就返璞归真，从《训蒙大意》与《教约》（下简称《训》与《教》）视角出发来好好审视我们的心性教育。如果说要对王阳明的教学理念做一句话的总体概况，即可为：“在环境敦促与老师的良好引导下，通过端正身心，顺应天性的学习模式，达到修炼（格正）心性的效果。”很多人疑问于《训》开篇“古之教者，教人以人伦。”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里的人伦在阳明心学的范畴里可以化为心性的外延，不同于程朱理学之纲常。所以在《训》与《教》中大量的篇幅实在讲引导心性，以及正思正念，最终帮助学生构建属于自己的道德主体，这样才能理解这里的“人伦”之核。再者，笔者认为一些学者直接把“致良知”与《训》之阐释相联系的做法有失妥当。原因在于王阳明在完成《训》后至少三年才提出此说法。在这两篇文章中更重视在于知行合一中真正回归心性、直视心性。

从引导方面看，《训》与《教》可以说在视听说与身体锻炼相配合：大人们所教与所行合一，学生们所学与学行合一，最终落脚于端正心性。比如王阳明让老师安排学生集体学习吟诵诗歌、礼仪规范，这样就使眼耳鼻舌身意都得到归正。更深层次的讲即：“凡习礼需要澄心肃虑，审其仪节，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径而野，从容而不失之迂缓，修谨而不失之拘局。久则礼貌习熟，德性坚定矣。”[]同时，王阳明规定，学生们集体排练要全校的人“就席敛容肃观”。[3]这样做不仅加深了全体学生对礼仪之道的心理认同，还给予了所有人一个正式严肃的心理氛围。最终，在“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中潜移默化至“中和”的境界。[2]这种情况下的学习效率，又岂是当今许多伴随着学生昏昏欲睡之疲乏的高中课堂可比的呢？宏观来看，王阳明是利用师生之间在“知行合一”里相交互，达到对心性的归正;它的内核是学生自己的道德主体，外延则是礼仪、体育、背诵与词章（应试技巧）等。从微观来讲，王阳明是从改良日常的教学细节与阐释逐步教育原理入手，讲学生日常的学习内容（礼仪、体育、背诵与词章等）与心性相联系，使得同学们在举手投足之间同时得到肉体与精神上的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