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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端稿,现任青海省工商联常委、世界杰出华人协会副理事长,青海省招商引资促进会会长、党委书记,兼任青海省温州商会会长、青海东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青海江南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温州人和温州商会创造了第二个温州”,温端稿在接受《中国商人》专访时以温州为例说明民间商会的历史作用。温端稿认为,在当前各地民间商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党在商会中的领导作用,同时应尽快启动《商会法》的立法程序,为规范商会行为,促进各地商帮走向融合提供来自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制度保障。
温州人走在时代变革前面,因为他有信息和商会平台优势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民间商会的会长,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有可能发挥的作用?
温端稿: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民间商会成立很早,影响很大,商会的组建也是自发自愿的。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国内的当代民间商会发展很活跃。以温州商会为例,目前已在全国发展了一百八十多家,国外有近三百家。民间商会的大量出现客观上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有利于企业的横向联合,有利于个人创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始终走在前面。它的优势来源于信息,信息来源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温州商会和温州商人。温州市政府把民间商会作为发展民间经济、团结异地温州商人的重要抓手来扶持,利用了商会平台也就是利用了全国信息沟通平台。现在温州商会已成为“温州模式”的组成部分,在推动温州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各省温州企业和经济产值统计起来就会出现第二个温州。
温州商会作为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对企业和个人的帮助也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哪一次经济发展和转折期,温州人都能走在时代变革前面,这是因为他有信息网络的优势,而这个网络的组织者就是温州商会。
民间商会的沟通作用还表现在商会聚集的人脉资源上。一个省一个市,很多温州人原本互不相识,即便很有威望的也不可能认识四分之一以上的温州人,而有了商会这个平台,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温州人由吃苦耐劳、个体创业到现在的抱团经营、集群发展,商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大的民营经济体毕竟是少数,中小民营企业如果不通过商会平台就很难做大的合作,你跟国有企业、跟其它的竞争对手就无法抗衡。温州为什么在融资方面很容易?就因为它有信息和商会平台优势。
中国商人:你认为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应该有哪些措施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温端稿:商会就是民间组织,辩证地说商会发展应该是自生自灭的。早期政府只起一些引导和扶持作用,所以会长也没有行政级别。会长如果组织协调能力强,有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在会员中就有感召力,他在商会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当前民间商会的发展和国家对民间商会的管理还都处在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民间商会必将肩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建议国家通过商会立法,按法律程序把政府的某些行政职能让渡给行业协会和商会。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利用民兵和基层组织来管理社会治安,那时在经济欠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治安还是很好。政府某些行政职能够放权行业商会、行业协会可以做得更好就可以逐步开放。因为民间商会的组建是自觉自愿的,自己负担运行成本,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行政包袱,又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何乐而不为呢?我想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商会应该建立党组织,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中国商人: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商会和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你对商会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过这方面的工作?
温端稿:商会目前没有任何行政职能,属于自生自灭的民间社团组织,现在统称为“新社会组织”。新社会组织看谁来引导,如果不法分子利用和掌握了商会,就会把商会引向邪道,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一个黑帮组织活动的场所,它对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产生对抗。所以在民间商会建立党组织,加强党对商会以及其它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教育我认为很有必要,也是当前商会发展中的一个课题。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我们率先在商会中建立党组织。我们组织的几个商会当中,首先把一些流动党员,包括几年来由于企业倒闭等原因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的党员集中起来,进行继续教育。同时在建立党支部以后,对改革开放当中在各条战线中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先进人物,我们发展他入党,给他争取上进的空间。对于一部分流动党员,从生活上我们支持他,从组织上我们关心他,把这些人重新利用起来,引导他们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成立了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财团,你认为这是否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
温端稿:商会本身不是经营主体,但商会可以选择一些好项目,把民营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多个企业的力量把项目做好。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有一句话叫作“以会养会”,商会和企业是两个主体,商会不能办企业,但它可以组织企业家走到一起,把企业做强做大,这就是“以会养会”。商会只有对企业有付出了,就不存在会费啊这些问题,受益的企业可以赞助一些。
现阶段商会不是一个经营的主体,如果立法改变了商会的章程,商会办企业也是可以的。在章程没有改变前,商会就只能是非营利性的,它不是经营主体,只是联系企业、联合企业,找了项目,大家消化,起一个牵线搭桥作用。
中国商人:你认为商会应如何发挥其对会员所属行业的规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够的权限?
温端稿:对于行业协会性质的民间商会,只要政府主管部门赋予它部分行政职能,比如说产品检验或者行业规范,它就有这种职权。我们国家没有立法,各个部门还没有放权,假如有放权的话商会就可以行使这些职能。通过商会的行业规范更有透明度,可以更好地进行行业管理,也可以减轻国家行政负担,促进党企、政企分开。我想我们国家在未来发展中,商会可能会有更多规范的权限。
中国商人:你是否推动所在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温端稿:因为我们处于西部跟国外接触比较少,这方面我们只有间接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企业跟国外发生贸易纠纷时,都是通过国内外的商会联合起来协助企业打国际贸易官司。温州在国外的商会势力都很大,跟当地大使馆平时也有很多业务方面的联系。包括国家领导人出去,当地大使都会召集我们的商会参加领导接见。
中国商人:商会应如何获得自己的日常运行资金?在你的商会,这些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温端稿:会员对商会领导班子没有信任度之前,他们不会主动交会费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有一个认识和观望的过程,看你这个会长有没有凝聚力,肯不肯为会员单位付出。所以事在人为,你没有付出人家不会相信,你没有协调能力人家也不会相信的。
一旦会长和商会领导班子能付出,有能力跟政府协调处理问题,人家认可了就会主动缴会费。温州的企业、会员单位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关系网和业务网,温州人也有一个缺点,都觉得自己是一条龙,都觉得自己不错。如果商会会长有号召力,商会能够给会员维权、协调、服务,人家不但交会费,赞助也有。
我们商会早期也是这样,会长一年要多出一些钱。现在赞助啊、会费啊都是会员主动交纳、自愿赞助的。我们商会成立几年来,在当地受到政府的好评,也得到了社会和会员的好评。这是因为我们商会有所付出,才得到人家这样的认可。
中国商人:青海温州商会有多少会员,一年要花掉多少资金?
温端稿:我们有四百多个单位,七千名个人会员。一年开支大概在100万左右,主要用于办公、会议接待,因为我们在边远地区,浙江省来人也找我们温州商会。我们相当于浙江省在青海的办事处,另外我们也会协助两地政府的经济交流、招商引资等工作,所以在接待方面我们任务也很重。
强调商帮概念,有可能导致地方派系出现
中国商人:就目前国内的兄弟商会来看,你认为哪些商会运作比较成功?他们的经验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没有直接关系?
温端稿:无论哪里的商会都肩负着招商引资的任务,给政府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比如在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当地政府部门无论到哪里招商都会要求我们商会参与。商会之间真正的沟通只是在信息方面的来往,所以我们对其它商会的考察也只能是短暂的,对兄弟商会也只能看它的会员多少,有没有号召力。
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对当地招商引资,企业与政府的协调,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和谐,我们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本身不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但这几年通过我所在的商会系统完成招商引资最起码有两百多亿,仅青海温州商会联系的项目也在百亿之上,但我们只是完成前期的牵线搭桥和服务工作。
中国商人:民间商会是否应强调商帮的概念?为什么?
温端稿:商帮的概念我认为有利有弊,如果形成了地方派系对社会是不利的,即便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也不是完全可以承担这个后果。就商会自身来讲,一个商会里边也会形成几个派系,如果会长没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商会就没办法维持下去。总体来说商会是一个松散性的民间社团,只有党组织来规范这些商会,引导这些商会,才能把企业家的思想、经济用到实处,用到政府的项目当中,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中心,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民间商会在没有规范之前,加强党的领导工作非常重要,要正确引导商会为政府服务,为民众服务,为高科技的项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商人:在你的任期内,哪些工作是你认为所创新而且取得实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却受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温端稿:第一点我们是招商引资,肩负着民间出钱为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的任务。另外我们成立了人民协调委员会,当会员之间出现纠纷,当一些弱势群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我们商会都会积极出面。有些政府部门都没有那么及时,法律部门打一个官司都要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而我们民间社团之间有这种高效率的服务协调能力,我们为地方社会安定,为会员的维权做了不少工作。
说到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开放不够,对商会重视不够,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像我们商会成立早期连提交文件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接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它要求你按照主管部门去逐级替交文件,这样何年何月才能把事办成啊。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相应的参照办法,没有给商会一个可以参照的类别和环境,所以文件都提交不上去。后来我们有了一些关系,把私人的资源都用上了,这样才慢慢地才走通了。
所以就民间商会办会中的这些实际困难,我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启动《商会法》的立法程序,给商会某个行政程序当中的一个职能,它就可以变成自然的行为过程,就不再受级别的限制,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带来更大的便利。
“温州人和温州商会创造了第二个温州”,温端稿在接受《中国商人》专访时以温州为例说明民间商会的历史作用。温端稿认为,在当前各地民间商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强党在商会中的领导作用,同时应尽快启动《商会法》的立法程序,为规范商会行为,促进各地商帮走向融合提供来自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制度保障。
温州人走在时代变革前面,因为他有信息和商会平台优势
中国商人:作为一个民间商会的会长,你如何看待其在我国民营经济乃至宏观经济中的地位和有可能发挥的作用?
温端稿:从历史上看我国的民间商会成立很早,影响很大,商会的组建也是自发自愿的。改革开放十多年后,国内的当代民间商会发展很活跃。以温州商会为例,目前已在全国发展了一百八十多家,国外有近三百家。民间商会的大量出现客观上有利于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有利于企业的横向联合,有利于个人创业,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始终走在前面。它的优势来源于信息,信息来源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温州商会和温州商人。温州市政府把民间商会作为发展民间经济、团结异地温州商人的重要抓手来扶持,利用了商会平台也就是利用了全国信息沟通平台。现在温州商会已成为“温州模式”的组成部分,在推动温州与国内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各省温州企业和经济产值统计起来就会出现第二个温州。
温州商会作为重要的信息沟通平台,对企业和个人的帮助也非常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哪一次经济发展和转折期,温州人都能走在时代变革前面,这是因为他有信息网络的优势,而这个网络的组织者就是温州商会。
民间商会的沟通作用还表现在商会聚集的人脉资源上。一个省一个市,很多温州人原本互不相识,即便很有威望的也不可能认识四分之一以上的温州人,而有了商会这个平台,企业之间、个人之间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温州人由吃苦耐劳、个体创业到现在的抱团经营、集群发展,商会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大的民营经济体毕竟是少数,中小民营企业如果不通过商会平台就很难做大的合作,你跟国有企业、跟其它的竞争对手就无法抗衡。温州为什么在融资方面很容易?就因为它有信息和商会平台优势。
中国商人:你认为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还应该有哪些措施保证商会的健康和科学发展?
温端稿:商会就是民间组织,辩证地说商会发展应该是自生自灭的。早期政府只起一些引导和扶持作用,所以会长也没有行政级别。会长如果组织协调能力强,有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在会员中就有感召力,他在商会中的作用是相当大的。当前民间商会的发展和国家对民间商会的管理还都处在初级阶段,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民间商会必将肩负起更大的历史使命。
我们建议国家通过商会立法,按法律程序把政府的某些行政职能让渡给行业协会和商会。像毛泽东时代一样,利用民兵和基层组织来管理社会治安,那时在经济欠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治安还是很好。政府某些行政职能够放权行业商会、行业协会可以做得更好就可以逐步开放。因为民间商会的组建是自觉自愿的,自己负担运行成本,这样既可以减少政府的行政包袱,又可以节约行政成本,何乐而不为呢?我想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方向和规律。
商会应该建立党组织,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中国商人:你认为是否应该在商会和企业中建立党组织?在你对商会的日常管理中是否推行过这方面的工作?
温端稿:商会目前没有任何行政职能,属于自生自灭的民间社团组织,现在统称为“新社会组织”。新社会组织看谁来引导,如果不法分子利用和掌握了商会,就会把商会引向邪道,完全有可能演变为一个黑帮组织活动的场所,它对政府的政策就有可能产生对抗。所以在民间商会建立党组织,加强党对商会以及其它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教育我认为很有必要,也是当前商会发展中的一个课题。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我们率先在商会中建立党组织。我们组织的几个商会当中,首先把一些流动党员,包括几年来由于企业倒闭等原因没有办法过组织生活的党员集中起来,进行继续教育。同时在建立党支部以后,对改革开放当中在各条战线中有突出贡献的优秀分子、先进分子、积极向组织靠拢的先进人物,我们发展他入党,给他争取上进的空间。对于一部分流动党员,从生活上我们支持他,从组织上我们关心他,把这些人重新利用起来,引导他们更好地接受党的教育,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商人:目前有不少商会成立了带有投资和合作经营性质的财团,你认为这是否有悖于商会的宗旨和定位?
温端稿:商会本身不是经营主体,但商会可以选择一些好项目,把民营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多个企业的力量把项目做好。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发展方向,有一句话叫作“以会养会”,商会和企业是两个主体,商会不能办企业,但它可以组织企业家走到一起,把企业做强做大,这就是“以会养会”。商会只有对企业有付出了,就不存在会费啊这些问题,受益的企业可以赞助一些。
现阶段商会不是一个经营的主体,如果立法改变了商会的章程,商会办企业也是可以的。在章程没有改变前,商会就只能是非营利性的,它不是经营主体,只是联系企业、联合企业,找了项目,大家消化,起一个牵线搭桥作用。
中国商人:你认为商会应如何发挥其对会员所属行业的规范作用?目前它是否有足够的权限?
温端稿:对于行业协会性质的民间商会,只要政府主管部门赋予它部分行政职能,比如说产品检验或者行业规范,它就有这种职权。我们国家没有立法,各个部门还没有放权,假如有放权的话商会就可以行使这些职能。通过商会的行业规范更有透明度,可以更好地进行行业管理,也可以减轻国家行政负担,促进党企、政企分开。我想我们国家在未来发展中,商会可能会有更多规范的权限。
中国商人:你是否推动所在商会在国际贸易纠纷中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有,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是什么?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温端稿:因为我们处于西部跟国外接触比较少,这方面我们只有间接经验,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企业跟国外发生贸易纠纷时,都是通过国内外的商会联合起来协助企业打国际贸易官司。温州在国外的商会势力都很大,跟当地大使馆平时也有很多业务方面的联系。包括国家领导人出去,当地大使都会召集我们的商会参加领导接见。
中国商人:商会应如何获得自己的日常运行资金?在你的商会,这些资金是如何解决的?
温端稿:会员对商会领导班子没有信任度之前,他们不会主动交会费的。相当一部分人会有一个认识和观望的过程,看你这个会长有没有凝聚力,肯不肯为会员单位付出。所以事在人为,你没有付出人家不会相信,你没有协调能力人家也不会相信的。
一旦会长和商会领导班子能付出,有能力跟政府协调处理问题,人家认可了就会主动缴会费。温州的企业、会员单位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关系网和业务网,温州人也有一个缺点,都觉得自己是一条龙,都觉得自己不错。如果商会会长有号召力,商会能够给会员维权、协调、服务,人家不但交会费,赞助也有。
我们商会早期也是这样,会长一年要多出一些钱。现在赞助啊、会费啊都是会员主动交纳、自愿赞助的。我们商会成立几年来,在当地受到政府的好评,也得到了社会和会员的好评。这是因为我们商会有所付出,才得到人家这样的认可。
中国商人:青海温州商会有多少会员,一年要花掉多少资金?
温端稿:我们有四百多个单位,七千名个人会员。一年开支大概在100万左右,主要用于办公、会议接待,因为我们在边远地区,浙江省来人也找我们温州商会。我们相当于浙江省在青海的办事处,另外我们也会协助两地政府的经济交流、招商引资等工作,所以在接待方面我们任务也很重。
强调商帮概念,有可能导致地方派系出现
中国商人:就目前国内的兄弟商会来看,你认为哪些商会运作比较成功?他们的经验跟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有没有直接关系?
温端稿:无论哪里的商会都肩负着招商引资的任务,给政府与企业之间牵线搭桥。比如在西部一些欠发达地区,当地政府部门无论到哪里招商都会要求我们商会参与。商会之间真正的沟通只是在信息方面的来往,所以我们对其它商会的考察也只能是短暂的,对兄弟商会也只能看它的会员多少,有没有号召力。
就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对当地招商引资,企业与政府的协调,为地方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和谐,我们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本身不是招商引资的主体,但这几年通过我所在的商会系统完成招商引资最起码有两百多亿,仅青海温州商会联系的项目也在百亿之上,但我们只是完成前期的牵线搭桥和服务工作。
中国商人:民间商会是否应强调商帮的概念?为什么?
温端稿:商帮的概念我认为有利有弊,如果形成了地方派系对社会是不利的,即便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也不是完全可以承担这个后果。就商会自身来讲,一个商会里边也会形成几个派系,如果会长没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商会就没办法维持下去。总体来说商会是一个松散性的民间社团,只有党组织来规范这些商会,引导这些商会,才能把企业家的思想、经济用到实处,用到政府的项目当中,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中心,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民间商会在没有规范之前,加强党的领导工作非常重要,要正确引导商会为政府服务,为民众服务,为高科技的项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商人:在你的任期内,哪些工作是你认为所创新而且取得实效的,哪些工作你想推行,却受到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温端稿:第一点我们是招商引资,肩负着民间出钱为政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的任务。另外我们成立了人民协调委员会,当会员之间出现纠纷,当一些弱势群体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我们商会都会积极出面。有些政府部门都没有那么及时,法律部门打一个官司都要几个月或者一年两年,而我们民间社团之间有这种高效率的服务协调能力,我们为地方社会安定,为会员的维权做了不少工作。
说到不足之处,一些地方开放不够,对商会重视不够,也是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像我们商会成立早期连提交文件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接收。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它要求你按照主管部门去逐级替交文件,这样何年何月才能把事办成啊。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相应的参照办法,没有给商会一个可以参照的类别和环境,所以文件都提交不上去。后来我们有了一些关系,把私人的资源都用上了,这样才慢慢地才走通了。
所以就民间商会办会中的这些实际困难,我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启动《商会法》的立法程序,给商会某个行政程序当中的一个职能,它就可以变成自然的行为过程,就不再受级别的限制,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沟通带来更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