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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松,高级经济师,中国古哲学研究所成员,消费资本应用课题组组长,中国新经济“序号销售模式”创始人。1999年被马来西亚道团组织、香港道学研究组织、日本道学学术组织、美国华人道学研究组织特别聘请为学术讲师。2004年先后在日本经济研究刊物发表从哲学角度看社会的《道德解析》等哲学著作。
日前,王长松先生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作为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福州一度享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中国工业、科技策源地”等诸多美誉。今天的榕商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历史特色,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王长松:普天之下,决定商人群体特性的是地域文化的主流背景,榕商群体从最大程度上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闽越之地多修文风,自古学业荣高者尊,虽然当今的榕商企业在商业经济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骨子里还是雅高求上之心不泯。一个地域的主流文化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价值观念,重视教育修为价值,培养大人才,这也是榕商与其他商人的最大区别。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煌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传达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的群体价值观和人生的追求。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王长松:土楼文化应该说是中原文化,也可以说成是中华汉民族文化的客观思想继承,一个建筑结构的特点也只是代表了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客家人从本根就是汉迁脉系,主要的思想还是继承河洛思想的框架,易经学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很自然的。“长安不弃忧患,长逆不丧其志”的优良品质,正是福州商人个性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体现。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王长松:这就是地域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区别体现,选择行业也需要这个主流思想为根本基础的。轻业为食、重业为事,一个是为了最短时间挣到食物,一个是为了做一件事情,地域主流文化决定选择行业的心态,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地域文化特点,虽然都是挣钱发展,但从心志上还是有区别的。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王长松:民间融资行为应该是普遍的,没有地域标志,无论哪个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企业初期发展阶段,管理不上规模,利用比较窄的发展关系也是必然,不是主观选择的。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自然就会有更广域的发展,越是强大越有主导生存优势,是很自然的。为了在某一领域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做一些小小联合,也是很有必要的。群居的生物本性是单位自身的弱小所致,越是弱小,结合群体越多,这就像蚂蚁和老虎的区别。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予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王长松:这也是对当今教育的极大讽刺,创业的企业家们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高的学历,这也不奇怪,因为商业成功的字典里,学历高低,并不是决定成功失败的主要因素。企业家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知识也是从专业实践中来的,也是一个学习修正的过程。所谓的“经济专才”的迷茫那就更自然了,真正的知识收获,不是从书本上或者拿个什么MBA就可以得到真正知识的,他们得到的只是“认识”。知识从实践中来,这是个不变的真理,拥有“认识”的这群人、不等于拥有知识的人群,这就是当今社会学术价值的谬识结果。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成功企业家,他的专业知识,要比在这个专业领域做研究的教授、博士,更有知识积淀基础,虽然不会说一些学术术语,但实效性决定一切。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的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王长松:当今社会的形式形态,还是过去历史上的社会形式形态,有两个根本,是不可能改变的,除非你能改变得了现存的社会形式形态。商业这个群体的服务性质本质是什么?作为一个商人必须要清楚。天下商人清楚这一点的并不是很多,所以都不要从表层理解上试图划定原则。官商相济是不可割分的一个社会元素,灭本即亡是不变的真理,小商营家、中商营帮、大商营国,在商人的发展过程中,逆转了商群的本质作用,失去了本质作用,也只有被淘汰或灭亡。小商营帮,会得到发展、中商营国会得到发展,大商营家就是逆转,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必定灭亡或被铲除。这只是个成长发展的过程,顺自然规律和原则规律发展就是健康的,逆转就要走向灭亡。
日前,王长松先生就榕商群体行为特征、历史贡献、未来的地位和影响等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以下是此次访谈实录:
中国商人:作为东南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门户,福州一度享有“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近代海军摇篮”、“中国工业、科技策源地”等诸多美誉。今天的榕商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历史特色,我们看到全国有不少福州商人,其企业实力相当雄厚,企业家人则很“低调”。从企业家行为和心智模式的角度来看,您认为形成这种群体特征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地域、传统还是其它现实层面的因素?
王长松:普天之下,决定商人群体特性的是地域文化的主流背景,榕商群体从最大程度上受到了地域文化的影响。闽越之地多修文风,自古学业荣高者尊,虽然当今的榕商企业在商业经济领域做出了巨大的成绩,但骨子里还是雅高求上之心不泯。一个地域的主流文化决定了一个地区的价值观念,重视教育修为价值,培养大人才,这也是榕商与其他商人的最大区别。
中国商人:历史上的各大商帮如陕商、晋商、徽商等都留下来气势恢煌的会馆等标志性建筑,这些建筑一方面显示出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传达出他们在特定历史时的群体价值观和人生的追求。以福州商人为核心的闽商(历史上以中原移民过去的客家人为主),则把周易文化的精髓发挥得出神入化,比如造型奇特的圆形、方形乃至于八角形的土楼。您是否了解这些建筑,你认为这些建筑传达的文化精神跟今天福州商人的群体气质和行为方式有没有一些联系?
王长松:土楼文化应该说是中原文化,也可以说成是中华汉民族文化的客观思想继承,一个建筑结构的特点也只是代表了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客家人从本根就是汉迁脉系,主要的思想还是继承河洛思想的框架,易经学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很自然的。“长安不弃忧患,长逆不丧其志”的优良品质,正是福州商人个性行为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体现。
中国商人:1980年代前后,有很多温州商人到福州来寻找机会,在我对他们的采访中一些成功的浙江企业家也经常提到这一点。今天的温州商人依然是从事轻工业制造和贸易为主,而福州商人则多以重工业产业的投资、制造和贸易为主。您如何评价“温商”和“榕商”在产业选择上的这些特点?
王长松:这就是地域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区别体现,选择行业也需要这个主流思想为根本基础的。轻业为食、重业为事,一个是为了最短时间挣到食物,一个是为了做一件事情,地域主流文化决定选择行业的心态,每个行业都有它的地域文化特点,虽然都是挣钱发展,但从心志上还是有区别的。
中国商人:以前人们对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以乡缘、地缘、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商帮组织多有批评。但在实际的企业经营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中,乡缘、地缘、血缘关系在项目融资,商帮群体在跨区域产业扩张中具有很大的灵活性、高效率,以及对复杂营商环境的应变能力。比如福州商人,无论国家是否放开民间信贷,他们的民间融资行为始终都很活跃,你认为这些特点属于地域性群体性的个案,还是有它普遍意义上的道理?
王长松:民间融资行为应该是普遍的,没有地域标志,无论哪个地区都存在这个问题,企业初期发展阶段,管理不上规模,利用比较窄的发展关系也是必然,不是主观选择的。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壮大,自然就会有更广域的发展,越是强大越有主导生存优势,是很自然的。为了在某一领域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做一些小小联合,也是很有必要的。群居的生物本性是单位自身的弱小所致,越是弱小,结合群体越多,这就像蚂蚁和老虎的区别。
中国商人:虽然历史上的福州商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如其留下的建筑)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但今天的福州商人,大多小学初中毕业就出来闯世界。我们发现,不仅福州商人,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福建、广东、浙江的商人,很多小学没毕业,有的甚至都没上过什么学。而我们很多经济学、管理学毕业的专才却往往失去人生的目标。对于这种个人创业、择业中的予盾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
王长松:这也是对当今教育的极大讽刺,创业的企业家们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很高的学历,这也不奇怪,因为商业成功的字典里,学历高低,并不是决定成功失败的主要因素。企业家们在创业的漫长过程中,知识也是从专业实践中来的,也是一个学习修正的过程。所谓的“经济专才”的迷茫那就更自然了,真正的知识收获,不是从书本上或者拿个什么MBA就可以得到真正知识的,他们得到的只是“认识”。知识从实践中来,这是个不变的真理,拥有“认识”的这群人、不等于拥有知识的人群,这就是当今社会学术价值的谬识结果。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成功企业家,他的专业知识,要比在这个专业领域做研究的教授、博士,更有知识积淀基础,虽然不会说一些学术术语,但实效性决定一切。
中国商人:欧美国家的强势群体通过他们对政府的游说控制商业资源,中国的各地商帮和商业群体近年来与政府的联系也进入了一个历史性的层面。你认为“官商”合作在怎样的条件下才是合理的?
王长松:当今社会的形式形态,还是过去历史上的社会形式形态,有两个根本,是不可能改变的,除非你能改变得了现存的社会形式形态。商业这个群体的服务性质本质是什么?作为一个商人必须要清楚。天下商人清楚这一点的并不是很多,所以都不要从表层理解上试图划定原则。官商相济是不可割分的一个社会元素,灭本即亡是不变的真理,小商营家、中商营帮、大商营国,在商人的发展过程中,逆转了商群的本质作用,失去了本质作用,也只有被淘汰或灭亡。小商营帮,会得到发展、中商营国会得到发展,大商营家就是逆转,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威胁,失去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必定灭亡或被铲除。这只是个成长发展的过程,顺自然规律和原则规律发展就是健康的,逆转就要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