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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译者行为批评的问题意识、译学传承及翻译界近些年所说的“转向”，既包括翻译研究方面的转变，也包括翻译实践、翻译教学和翻译批评方面的变化进行探讨。“译者行为批评”根植于中国译学的传统。翻译研究“转向”虽然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特性，但也容易引发误解、不反映翻译研究现实等问题，反映出部分学者不专业、不关注翻译行业的变动。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的问题 中国译论 翻译研究 转向
引言
“转向”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热词，有许多搞翻译创作的大家们都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在学术会议上也经常有学者以“转向”为主题进行研讨，可以夸张的说“转向”是国内在考察翻译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关键词。虽然有少数学者对“转向”说提出异议但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其个人理解“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另一种高度我想这应该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文化研究不断深入语言层面不断深化涉及的方面也就更广泛。
一、译者行为批评的问题意识
译者研究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走向译者”的一部分，但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探讨译者的角色和作用。“译者行为”视角的研究从来不是空白，但均非被批评性的，如威尔斯和胡庚申的论述多集中于“怎么译”的层面，讨论的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而非纯粹的评价观，梅森主要是从用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译者行为规范的影响，巴拉德主要关注的是“研究对象和观察工具”以及“考察译者应该具备的三个能力”两大方面的内容，侧重于考察译者行为的轨迹。
翻译批评研究走过了纯语言学导向的第一阶段和纯社会学导向的第二阶段后，虽然已经有了足够量的积累，但质的突破上不充分。第一阶段的翻译批评发生在翻译内，出发点是文本批评视域，主要特点是以原文为中心，以“忠实”为标准；强调译文和原文的近似程度和客观对等；第二阶段的翻译批评发生在翻译外，出发点是文化批评视视域，主要特点是考虑译本产生的外在因素；将译本置于历史语境中，重点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文对社会的务实度。
二、译者行为批评的译学传承
译者行为批评发生于传统，是对传统译学的传承，可以从译者行为批评的核心概念“译者行为”和核心框架“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看到传统译学的影响。
译者行为批评中“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的“求真”和“务实”并不是非此即彼、两两对立的状态，译文“求真”的同时也常可以实现“务实”。这说明，有限度的直譯与意译是相通的，并非截然对立，胡译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所以译者永远站在十字路口上。
三、“转向”说及其实质
国内翻译学者有关“转向”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在题为“当代翻译学派”的论文中，赵家进提到了勒费维尔和巴斯内特提出的“cultural turn”，但将其译作“译学转向文化研究的转折点”。孙会军（2000）发表了“议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一文可以看作是“转向”一词正式为国内翻译学界接受的标志。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转向反映了翻译研究跨科学性。由国内学者提出，这些转向不仅是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和理论影响日益扩大的证明，更是同其他科学逐渐接近的最好表征，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杜阿特把转向等同于“转折”，将其视作对那些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学科的借鉴，反映了这些学科“理论模式、概念和研究方法”与翻译研究的相关性。总体来看，有学者们注意到的，还是转向所体现的跨学科意义，支持“转向”的学者们还是居多。
四、总结
中国译学需要走出去，并希望在国际译学特别是翻译批评领域，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承接传统而瞄准国际，走向国际，融入国际，是中国译学对国际译学的战略贡献。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译者行为批评”等中国土生土长的译学理论的完善中。
“转向”说叠出，最多只是翻译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特殊现象，如何尽快跳过这个阶段，掀开翻译研究新的一页，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来看，最迫切的是要树立问题意识，明确翻译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掌握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包括熟练使用研究技术，就一定能摆脱“转向”说折射出来的弊端，迎来翻译研究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胡庚申.译论研究的一种：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实证调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
[3]霍跃红.译者研究：典籍英译译者文体分析与文本的译者 识别[M].上海：中西书局，2004.
[4]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a.
[5]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b.
[6]周领顺.翻译批评第三季——兼及我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1）.
[7]孙会军.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11-14.
[8]喻锋平.国内外翻译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9.
[9]喻锋平.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哲学关照[J].湖南师范大学，2012b.
[10]赵家进.当代翻译学派简介[J].中国翻译，1996（4）：46-47.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的问题 中国译论 翻译研究 转向
引言
“转向”是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热词，有许多搞翻译创作的大家们都以此为题进行创作，在学术会议上也经常有学者以“转向”为主题进行研讨，可以夸张的说“转向”是国内在考察翻译时必须关注的一个关键词。虽然有少数学者对“转向”说提出异议但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就其个人理解“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另一种高度我想这应该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文化研究不断深入语言层面不断深化涉及的方面也就更广泛。
一、译者行为批评的问题意识
译者研究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走向译者”的一部分，但已有的研究大多是从比较宽泛的角度探讨译者的角色和作用。“译者行为”视角的研究从来不是空白，但均非被批评性的，如威尔斯和胡庚申的论述多集中于“怎么译”的层面，讨论的是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而非纯粹的评价观，梅森主要是从用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译者行为规范的影响，巴拉德主要关注的是“研究对象和观察工具”以及“考察译者应该具备的三个能力”两大方面的内容，侧重于考察译者行为的轨迹。
翻译批评研究走过了纯语言学导向的第一阶段和纯社会学导向的第二阶段后，虽然已经有了足够量的积累，但质的突破上不充分。第一阶段的翻译批评发生在翻译内，出发点是文本批评视域，主要特点是以原文为中心，以“忠实”为标准；强调译文和原文的近似程度和客观对等；第二阶段的翻译批评发生在翻译外，出发点是文化批评视视域，主要特点是考虑译本产生的外在因素；将译本置于历史语境中，重点关注译者的主体性；强调译文对社会的务实度。
二、译者行为批评的译学传承
译者行为批评发生于传统，是对传统译学的传承，可以从译者行为批评的核心概念“译者行为”和核心框架“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看到传统译学的影响。
译者行为批评中“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中的“求真”和“务实”并不是非此即彼、两两对立的状态，译文“求真”的同时也常可以实现“务实”。这说明，有限度的直譯与意译是相通的，并非截然对立，胡译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所以译者永远站在十字路口上。
三、“转向”说及其实质
国内翻译学者有关“转向”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1996年。在题为“当代翻译学派”的论文中，赵家进提到了勒费维尔和巴斯内特提出的“cultural turn”，但将其译作“译学转向文化研究的转折点”。孙会军（2000）发表了“议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一文可以看作是“转向”一词正式为国内翻译学界接受的标志。
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转向反映了翻译研究跨科学性。由国内学者提出，这些转向不仅是翻译研究学科发展和理论影响日益扩大的证明，更是同其他科学逐渐接近的最好表征，一些西方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杜阿特把转向等同于“转折”，将其视作对那些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其他学科的借鉴，反映了这些学科“理论模式、概念和研究方法”与翻译研究的相关性。总体来看，有学者们注意到的，还是转向所体现的跨学科意义，支持“转向”的学者们还是居多。
四、总结
中国译学需要走出去，并希望在国际译学特别是翻译批评领域，发挥一定的引领作用。承接传统而瞄准国际，走向国际，融入国际，是中国译学对国际译学的战略贡献。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译者行为批评”等中国土生土长的译学理论的完善中。
“转向”说叠出，最多只是翻译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特殊现象，如何尽快跳过这个阶段，掀开翻译研究新的一页，是需要思考的问题。目前来看，最迫切的是要树立问题意识，明确翻译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掌握了合适的研究方法，包括熟练使用研究技术，就一定能摆脱“转向”说折射出来的弊端，迎来翻译研究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段峰.文化视野下文学翻译主体性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胡庚申.译论研究的一种：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实证调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4）.
[3]霍跃红.译者研究：典籍英译译者文体分析与文本的译者 识别[M].上海：中西书局，2004.
[4]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a.
[5]周领顺.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b.
[6]周领顺.翻译批评第三季——兼及我的译者行为批评思想[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5（1）.
[7]孙会军.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0（5）：11-14.
[8]喻锋平.国内外翻译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国语教育出版社，2009.
[9]喻锋平.翻译研究“转向”现象的哲学关照[J].湖南师范大学，2012b.
[10]赵家进.当代翻译学派简介[J].中国翻译，1996（4）：4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