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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妇科大夫,我姑姑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这让她成为了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记者回忆说。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基本国策。“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近几年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被当作“圣母”的姑姑
《新民周刊》:小说取名“蛙”有什么含义?怎么想到以姑姑为原型写小说?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后再来。看完了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特别健谈,我们就瞪着眼听。而且她医药箱里有那种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那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玩具,她一来我们就特别兴奋。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
要以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5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
《新民周刊》: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这个姑姑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准确地讲是我堂姑。大爷爷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老中医,姑姑从小跟大爷爷学医。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因而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旧法接生,姑姑成为东北乡唯一的接生员。我姑姑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因为她父亲(我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在当时很受歧视。如果不是因为人才缺乏,一个地主的女儿,是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天天在农村跑来跑去,但這是个铁饭碗,国家的正式医生,每个月拿固定的工资,退休了还有退休金,一辈子有生活保障。所以,姑姑工作那样积极,执行国家政策那样坚决,是有这个背景条件的。
在《蛙》这部小说里,我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姑姑写成烈士的女儿,父亲曾经是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因为革命牺牲,她是在党的关怀下长大的,出于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是不折不扣,贯彻到底的。因为在以往的小说里,我们写家庭出身不好的这种人物写得太多了。
《新民周刊》:那时候姑姑在乡里应该挺受尊敬的?
莫言:在姑姑刚刚工作的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奖励油票、布票。那时候是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声誉最高的时候,因为她带来了生命带来了喜悦。每到一个村庄,所有的人见了她都要笑脸相迎,对她非常尊重。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一进村庄按铃声,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
我姑姑接生了差不多1万个孩子,在当地妇女心中威望很高。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我母亲说我姑姑艺高胆大,说我侄女出生时,姑姑拽着个婴儿的脑袋,“啪”地就拔出来了,出来之后提起来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哭出来了,姑姑就说“行了”……手艺熟练到似乎随意的程度。还有一次,一个嫂子生孩子难产,村子里的接生员已经束手无策,只好跑到公社医院把我姑姑找过来,她来了就骂产妇:“你想死还是想活?想活就听我的,想死我就不管我走了。”产妇一看她来了,立刻信心大增,十来分钟就生出来了。
但是后来,改行做计划生育控制,姑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到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慢慢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我姑姑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这一角色转变,让她成为了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
不受欢迎的人
《新民周刊》:农村实行计划生育,阻力比较大吧?
莫言:我老家高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我当时就听村里人骂,村里人将“男扎”当成“阉人”。
最早的时候是政府号召工作干部带头做结扎手术,要求他们起带头作用。我们老家是公社书记带头先扎,那下面的干部也要结扎,普通农民当然只好跟着进医院了。第一批人手术做完,有部分人结扎以后腰疼,身体乏力,不能从事原来的体力劳动。后来根据这个情况有所调整,开始主要以妇女为结扎对象。
农村的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是80年代初期。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出门要公社“革委会”的介绍信,吃饭需要粮票,晚上住旅店需要村子里的证明,否则就会把你当“盲流”收拾。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那儿,除了对你进行经济处罚外,生产队还取消你的劳动资格,就没有粮食吃。
农民不接受计划生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你没有儿子,属于“无后”孤老,断子绝孙,被人看不起,女儿是嫁给别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资,农村老人没有人养你,必须养子防老。从生产角度来看,农村的体力劳动繁重,基本上靠男性。
中国的农村大多是宗族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家族,斗争很厉害,如果家里没有男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被人欺负。一个家族男人多,有这个作后盾,才有可能当上大队书记、村委主任。如果没有家族做后盾,根本不行。所以计划生育的实施实际触犯到农村这些传统习俗,在农村推行就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遭受了冷遇,她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莫言:计划生育刚开始能够在农村落实下来,离不开人民公社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另外是靠《蛙》小说里描写的“姑姑”这样一批铁杆的计划生育的贯彻者,她们真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果没有她们,根本落实不下去。姑姑实际上也非常委屈,本来她接生过这么多孩子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因为角色变了,后来谁见了她都骂,夜里不敢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她。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1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走到哪里像瘟神一样谁见了都骂,夜里不敢一个人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莫言对记者回忆说。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基本国策。“当时计划生育政策说是要管30年嘛,这个政策的时间期限过后,近几年学术界有不少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被当作“圣母”的姑姑
《新民周刊》:小说取名“蛙”有什么含义?怎么想到以姑姑为原型写小说?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我小时候,家里人生了病,就会把我姑姑搬来,她一般是在很多家看完病以后再来。看完了病就开始讲她当天遇到的事,特别健谈,我们就瞪着眼听。而且她医药箱里有那种给人打针的那种小纸盒,那就是给我们最好的玩具,她一来我们就特别兴奋。我写小说以后,一直想以姑姑为原型写一部小说。
要以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50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
《新民周刊》: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这个姑姑是我爷爷的哥哥的女儿,准确地讲是我堂姑。大爷爷是我们高密东北乡有名的老中医,姑姑从小跟大爷爷学医。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非常关心人民的健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生育法的培训。当时有文化的人不多,姑姑从小开药方,认识字,因而被当时的县卫生局选中,成为新法接生培训班的首批学员。
新法接生很快就代替了旧法接生,姑姑成为东北乡唯一的接生员。我姑姑工作表现非常出色,因为她父亲(我大爷爷)是地主成分,在当时很受歧视。如果不是因为人才缺乏,一个地主的女儿,是不可能从事这样的工作的。这个工作虽然辛苦,天天在农村跑来跑去,但這是个铁饭碗,国家的正式医生,每个月拿固定的工资,退休了还有退休金,一辈子有生活保障。所以,姑姑工作那样积极,执行国家政策那样坚决,是有这个背景条件的。
在《蛙》这部小说里,我做了一些技术处理,把姑姑写成烈士的女儿,父亲曾经是八路军医院的院长,因为革命牺牲,她是在党的关怀下长大的,出于自己的政治觉悟,在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时是不折不扣,贯彻到底的。因为在以往的小说里,我们写家庭出身不好的这种人物写得太多了。
《新民周刊》:那时候姑姑在乡里应该挺受尊敬的?
莫言:在姑姑刚刚工作的上世纪50年代,政府用物质奖励生育,每生一个孩子都可以奖励油票、布票。那时候是姑姑在高密东北乡声誉最高的时候,因为她带来了生命带来了喜悦。每到一个村庄,所有的人见了她都要笑脸相迎,对她非常尊重。当时乡下很少有自行车,她骑着一辆德国产的自行车,一进村庄按铃声,所有孩子都跟着她跑。
我姑姑接生了差不多1万个孩子,在当地妇女心中威望很高。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我母亲说我姑姑艺高胆大,说我侄女出生时,姑姑拽着个婴儿的脑袋,“啪”地就拔出来了,出来之后提起来就拍屁股,小孩哇地就哭出来了,姑姑就说“行了”……手艺熟练到似乎随意的程度。还有一次,一个嫂子生孩子难产,村子里的接生员已经束手无策,只好跑到公社医院把我姑姑找过来,她来了就骂产妇:“你想死还是想活?想活就听我的,想死我就不管我走了。”产妇一看她来了,立刻信心大增,十来分钟就生出来了。
但是后来,改行做计划生育控制,姑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到7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慢慢越来越严格,尤其是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作为妇科大夫,我姑姑由原来的单纯接生到开始承担计划生育工作,这一角色转变,让她成为了一个不被乡亲们欢迎的人。
不受欢迎的人
《新民周刊》:农村实行计划生育,阻力比较大吧?
莫言:我老家高密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我当时就听村里人骂,村里人将“男扎”当成“阉人”。
最早的时候是政府号召工作干部带头做结扎手术,要求他们起带头作用。我们老家是公社书记带头先扎,那下面的干部也要结扎,普通农民当然只好跟着进医院了。第一批人手术做完,有部分人结扎以后腰疼,身体乏力,不能从事原来的体力劳动。后来根据这个情况有所调整,开始主要以妇女为结扎对象。
农村的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候,是80年代初期。当时还是人民公社,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农民出门要公社“革委会”的介绍信,吃饭需要粮票,晚上住旅店需要村子里的证明,否则就会把你当“盲流”收拾。如果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在我们那儿,除了对你进行经济处罚外,生产队还取消你的劳动资格,就没有粮食吃。
农民不接受计划生育,有各种各样的原因。首先是传宗接代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你没有儿子,属于“无后”孤老,断子绝孙,被人看不起,女儿是嫁给别家的人。不像城市工人有退休工资,农村老人没有人养你,必须养子防老。从生产角度来看,农村的体力劳动繁重,基本上靠男性。
中国的农村大多是宗族社会,每个村子都有几个家族,斗争很厉害,如果家里没有男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会被人欺负。一个家族男人多,有这个作后盾,才有可能当上大队书记、村委主任。如果没有家族做后盾,根本不行。所以计划生育的实施实际触犯到农村这些传统习俗,在农村推行就特别困难。
《新民周刊》: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遭受了冷遇,她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莫言:计划生育刚开始能够在农村落实下来,离不开人民公社这个计划经济体制,另外是靠《蛙》小说里描写的“姑姑”这样一批铁杆的计划生育的贯彻者,她们真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如果没有她们,根本落实不下去。姑姑实际上也非常委屈,本来她接生过这么多孩子的人,到哪里都受人欢迎,因为角色变了,后来谁见了她都骂,夜里不敢出门走路——有人从背后用砖头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