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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陷入和美国的“芯片拉锯战”，华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人的目光。在不断升级的限制下，华为遭受了一轮又一轮的侵袭，但公司没有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离不开其创始人任正非的战略和远见。
近日，华为公开了任正非在公司中央研究院创新先锋座谈会上与部分科学家、专家、实习生的讲话，题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在讲话中，任正非对公司发展战略、人才引进、业务布局等方面作出回应。以下内容摘编自任正非讲话原文。
颜（诺亚方舟实验室）：公司一方面要求专家“上战场参加会战”，一方面要“捅破天，扎到根”。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两个目标有时并不统一。“参加会战”就没有时间去“捅破天”;做了“捅破天，扎到根”的技术，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应用到产品“参加会战”。任总能否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一些指导？
任正非：公司不是由一个人组成，一部分人做这个，一部分做那个，所以不会形成个人的“人格分裂”。公司文件是对群体来说的，并非针对每个人。
作为研究前沿科技的科学家来说，将来有两条道路供你们选择：一条是走科学家的道路，做科学无尽前沿的理论研究，在公司的愿景和假设方向上创造新的知识;一条是走专家的道路，拿著“手术刀”参加我们“杀猪”“挖煤”的商业化战斗。
第一条是科学家的道路，从事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就是科学家。相对于专家路线，科学家所探索的未来奥秘我们没有办法量化地评价。十几年来，如果公司没有对基础科学和研究的重视，没有与世界前沿科学家的深入合作，没有对基础研究人员的重视，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雄厚的理论技术与工程积淀，那么，面对美国的打压和封锁，难题可能就无法化解。
第二条是走专家的道路，用基础理论来解决实际商业问题。拿着你的“手术刀”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根据“猪”的肥大、关键节点突破的价值、“战役”的大小来量化评价，“猪”杀得多、杀得肥，根据战功有机会升为“中将”。
由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和商业价值驱动的应用研究也可能结合起来，既创造科学知识，又能创造商业价值。我们要敞开胸怀，解放思想，敢于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公司处在战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冲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不要过分强调专业，只要他足够优秀，愿拿着“手术刀”来参加我们“杀猪”的战斗。
我们一定要开阔思想，多元化地构筑基础，避免单基因思维，也要允许“偏执狂”存在。要转变过去以统一的薪酬体系去招聘全球人才的思路，要对标当地的人才市场薪酬，对高级人才给出有足够吸引力的薪酬包。吸引美国的顶尖人才，就要遵循美国人才市场的薪酬标准。我们未来要胜利，必须招到比自己更优秀的人，要和国际接轨，并且在当地国家要偏高，这样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
大家回想一下，我们被美国打压的这两年，人力资源政策从未变过，工资、奖金发放一切正常，职级的晋升、股票的配给等一切正常。公司不仅不混乱，内部反而更加团结，吸引了更多人才加入我们的队列，抛开了束缚，更加胆大、勇敢地实现了更多突破，有了领先的信心和勇气。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一个一个地解决难题，一批又一批有扎实理论基础的人“投笔从戎”，拿着“手术刀”，加入“杀猪”的战斗。
当然，走科学家的道路还是走专家的道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我们还要去寻找“又瘦又胖”的人，就像冯·诺依曼那样，既能解决理论问题，又能解决实际问题。
殷（未来终端实验室）：以前公司鼓励大家去做长期研究的工作，但现在因为受美国打压，我们需要有质量地活下去。有些工作可能要几年或是数十年的积累才能“沿途下蛋”，现在公司怎么评价长期研究工作的价值创造？对于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员工，对他的价值牵引是什么？
任正非：对于长期研究的人，我认为不需要担负“产粮食”的直接责任。你既然爱科学，对未来充满好奇心，就沿着科学探索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一边研究一边担忧，患得患失是不行的。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评价机制，你们可以自己选择，不会要求你们“投笔从戎”。我们允许海思继续“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地送给爬山的人，因为“珠穆朗玛峰上种不了水稻”，这就是公司的机制。所以才有必胜的信心。
郭（中央研究院规划部）：最近公司关于战略目标的文件，提到通过给客户及伙伴创造价值，要活下来以及有质量地活下来。能帮我们解读什么是“有质量地活下来”吗？
任正非：我们公司现在有两个漏斗，第一个漏斗是2012实验室基础理论研究，这个漏斗是公司给你们投入资金，你们产生知识;第二个漏斗是开发队伍，公司给他们资金，2012实验室给他们知识，当然还有社会的知识，他们的责任是把产品做出来，创造更多商业价值。连接两个漏斗的中间结合部就是“拉瓦尔喷管”，通过加速方式使研发超前变现。
立足于这个研发体系上，我们不仅仅要在5G引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在一个“扇形面”上引领世界。
韩（先进无线技术实验室）：我在做通信感知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和标准化工作。6G潜在研究和标准化有分裂的风险，任总对这方面是否有指导意见和建议？
任正非：从现实的商业角度来看，我们要聚焦在5G AI的行业应用上，要组成港口、机场、逆变器、数据中心能源、煤矿等军团，准备冲锋。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拼命研究6G？科学，无尽的前沿。每一代无线通信都发展出了新能力，4G是数据能力，5G是面向万物互联的能力，6G会不会发挥出新的能力、会不会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无线电波有两个作用：一是通信，二是探测。我们过去只用了通信能力，没有用探测感知能力，这也许是未来一个新的方向。6G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不只是大带宽的通信，可能也有探测感知能力。通信感知一体化，这是一个比通信更大的场景，是一种新的网络能力，能更好地支持扩展业务运营，这会不会开创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我们研究6G是未雨绸缪，抢占专利阵地，不要等到有一天6G真正有用的时候，我们因没有专利而受制于人。 我们过去强调标准，是我们走在时代后面，人家已经在网上有大量存量，我们不融入标准，就不能与别人连通。但当我们“捅破天”的时候，领跑世界的时候，就不要受此约束，敢于走自己的路，敢于创建事实标准，让别人来与我们连接。就如当年钱伯斯的IP一样，独排众议。
陈（未来终端实验室）：在美国极端打压下，终端业务尤其是手机业务处在相当艰难的处境。从公司层面看，哪些领域未来会有大机会？公司是否考虑加入新领域？有没有新的方向指引？
任正非：终端是一个复杂的载体，有复杂的功能和應用，不仅仅是一个通道，也不仅仅是手机。终端也不仅仅是芯片问题，涉及很复杂的问题。这一点乔布斯很伟大，创造了手指画触屏输入法。
未来的信息社会是什么样？信息的体验全靠终端，最重要的载体也是终端，因为传输设备、软件等看不见、摸不着。终端将来是什么形态我也不知道，但肯定不只是手机，还包括汽车、家电、可穿戴设备、工业设备……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继续努力，还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攻关。
邹（侯德榜实验室）：我们在做化学材料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研究，相信我们也能做得很好，而且现在国内一些高校研究所也做得很好。但实际上我们所面临的很多“卡脖子”问题，是整个产业链的问题，包括一些工程化或者商业化的问题。我们想做好一个“鲶鱼”来激活和拉动产业链，又快又好地解决“卡脖子”问题。关于这一点，任总是否有指导性意见？
任正非：公司不能目光短浅，只追求实用主义，那有可能会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突破，尤其是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科学领域，这基本是日本、美国领先。我们要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来造就自己的成功。
我国也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刺激，年轻精英们都去“短平快”了，我国的工作母机、装备和工艺、仪器和仪表、材料和催化剂研究……相对产品还比较落后，用什么方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试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邹（数据中心技术实验室）：韩国半导体产业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历经60年，现在世界领先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请问任总，韩国的半导体崛起之路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任正非：20世纪80年代日本抓住了大型机、计算器的DRAM高质量高可靠需求（25年保质期），基于戴明质量管理法，做到DRAM质量远超美国，取得50%的份额。90年代PC取代大型机成为DRAM的主要市场，韩国抓住PC对DRAM低可靠性的要求（5年保质期），用低成本创新实现了弯道超车，聚焦性价比创新，超越日本。
商业的本质是满足客户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任何不符合时代需求的过高精度，实质上也是内卷化。所以，我们要在系统工程上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这两年我们受美国的制裁，不再追求用最好的零部件造最好的产品，在科学合理的系统流量平衡的方法下，用合理的部件也造出了高质量的产品，大大地改善了盈利能力。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18期）